黑龙江佳木斯农艺师鲁秀琴遭受迫害的经历
下面是鲁秀琴诉述她被迫害的经历：
一、得大法身心受益
我出生于1963年3月18日，我家兄妹五人。我的父亲正直、善良，性格倔强，对儿女们严厉中透着慈爱，经常告诫我们：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记得有一次，哥哥拔了大队地里的一个萝卜，爸爸知道后把他绑在柱子上打了一顿。我的母亲是位勤俭能干、性情刚毅的人，一生吃了不少苦。听母亲说过，在那个所谓“斗地主分田地”的年代，家里仅有的一个包袱也被抢走了，那些抢东西的人还把子弹夹在我母亲手指间用绳子勒手，我母亲都疼晕过去了。每每提起这些事，我的母亲越是憎恨共产党。
我家是一个和睦的家庭，兄弟姐妹间也都很和气，而且懂事。我在家里是最小的一个，备受父母哥姐的关爱。那个时候，我家经济条件不好，我大姐念到初中就不念了，下来挣钱，填补家里经济的不足。剩下我们四个都在上学，成绩都很好，在班级表现也好。当时我们家是令众人羡慕的好家庭。我从上小学起曾担任过班长、文艺委员，学习成绩都在班级前几名，几乎每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初中的时候在尖子班，初中毕业考取佳木斯重点中学十一中；高中毕业考取佳木斯农校，学习农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汤原县水稻研究所工作；一年后又调到佳木斯市郊区（原名为：汤原县）望江镇农技推广站工作；后又参加全国成人高考，考取了东北农学院园艺专业。
修炼前的我，随着社会的潮流而动，追求所谓的时尚，社会上宣传什么好或别人说什么好，我就跟着学，随波逐流，追名逐利，没有了自己的思维和辨别能力，如上小学的时候，学校跟随全国开展所谓的“批林批孔”等等运动，我也跟着起哄，没有材料，就从报纸上剪辑一块当发言稿；看人家打麻将，我也去打麻将；看人家跳舞我也去跳舞。遇上不符合自己心意的事，不是争斗，就是在心里生气，心胸狭小，好发脾气，弄得身体状况挺糟的，患有了胃病、风湿病等病症。一遇上什么流行感冒、发烧我就能摊上。
1996年春天，我修炼法轮大法以后，风湿病好了，胃病也好了，以前后背、腰、腿酸痛，天天晚上要在热炕上烙一宿才能好些，修炼几个月后，症状渐渐消失了。连感冒发烧也找不上我了，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整天处于轻松愉快当中，走路都想跳几下。
我二姐从小一身病，还招有附体，马上要“出马”给别人看病了，我修炼后，马上告诉我二姐说：“你也快学吧，这功法太好了”。她也在96年开始修炼了，全身的病都好了。我妈看到我们姐俩的神奇变化，对大法好深信不疑。
记得法轮功被打压后，我失去工作在门业打工时，冬天四面透风的车间只有一个铁炉子，很多男工都多次感冒，而我却从来不感冒。老板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的，他感慨的说：明天咱们“全民健身”吧！
最关键的是大法教会了我做人之理，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尽管我有时做的不好，但我还是要求自己这次没做好，下次一定要做好，要为别人着想，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人。我的世界观改变了，不象以前那样看人了、看世界了。“真、善、忍”博大精深的法理唤醒了我沉睡的心灵，驱散了我心中的迷雾，荡涤着我心灵的污浊，使我豁然开朗，让我重新看待这个世界，知道了人为什么来在世上，应该怎样活着，怎样去做一个好人，从此不再庸庸碌碌了，不再迷茫了。以前的我争强好胜，在家里、外边都是得理不饶人，谁要惹着我了，不是跟他明争，就是暗斗，修炼后能宽容别人，为别人着想，不和别人计较，而是检查自己有什么毛病。记得在商店卖农药时，进货时付货员多付我十箱“稻瘟净”，回来发现后，就退给了老板。
我感恩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给了我纯净的心灵。使我处于喜悦当中，我就想把大法告诉更多的人。
二、遭迫害身心受伤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团伙疯狂迫害法轮功，当时的望江镇党委书记邹学勇、副书记杨贵武、派出所所长柳绍臣把全镇法轮功学员召集起来开会，传达所谓的上级指示，不许我们炼功了，并且每天还要到派出所报到。乡下的农活很忙，往返要很远的路，我觉得真是劳民伤财，我们按“真善忍”修炼，祛病健身，做个好人何罪之有啊！
这些年来我三次被非法拘留，两次被非法劳教，停止工作，停发工资，承受着经济上的迫害，肉体上的折磨。我的家人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经济压力和心灵的煎熬，我们家人怕我年迈的母亲知道我被非法关押，就瞒着我母亲说我去外地打工去了，我丈夫承受不了各方面的压力，也与我离婚了。我年幼的女儿独自一人坐在我家院墙上，呆呆地望着大地。
在2000年7月的一天早晨，我去户外炼功，上班的时候政府秘书通知我去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之后，所长柳绍臣说你被拘留了，然后被送去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当时没有任何手续，按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构成非法拘禁罪。
作为公民我有权利和义务向我们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澄清事实。在2001年1月进京，从北京回来之后，书记王海叫派出所所长柳绍臣到我妈家把我拉到派出所，一个穿便服的女人让我脱衣服搜了我的身。派出所罚款3千多元后，把我送到看守所，关了两个月，又被非法劳教一年。
从劳教所回家不到三个月，派出所郭所长领两名警察到我家搜查，翻到一本法轮功书籍，郭所长叫我到派出所登记一下，就回来。到派出所之后就没有放我回家。他们还找来了郊区公安局局长等一伙人，几个人强行把我抬到车上，我挣扎着喊我没有犯法。当时我丈夫正在患病，头痛耳鸣。
那天是星期五，在佳市上学的女儿该回家的日子，女儿回家又不见了妈妈，那真是一个黑色星期五。在看守所关押半个月后，我又被非法劳教两年。这些过程都没有出示任何手续，有的是后补的手续。
在劳教所里为了让我们放弃信仰，运用了各种手段，转化率和警察的奖金挂钩，首先让劳教所里被关押转化了的学员来劝说，播放诽谤大法的录像，然后再找外面所谓“转化高手”来胡言乱语。不转化的学员不许上外面活动，不许上洗手间洗漱，还给关“禁闭”，一天只给一瓢水，不许亲人接见等。
2002年11月1日，劳教所开始对我们进行强制转化。从早晨五点半开始被逼坐小板凳，看诽谤大法的录像，不准低头、不得闭眼、两手放在膝盖上，谁要闭眼就加长时间，一直坐到半夜十一点，被强迫读诽谤大法的书。再一个个的被弄到寝室，被上大背铐酷刑，强制转化这些善良人。犯人王杰把我用大背铐铐在床边，坐在釉面砖地上。这种姿势坐不直，躺不下，痛苦的心都提到嗓子眼，浑身疼痛难忍，犯人还不时的给活动手铐，加剧疼痛，有的被铐残废了，挺不过去，被迫写了保证。
2003年，我丈夫因承受不了我被迫害这种压力，找来了郊区法院的褚德凯还有国保大队的人到劳教所跟我离婚，连蒙带骗的让我在财产是否属实的表上签字，达到他们的目的。
有一天，八中队长洪伟把我叫了出去，说为了我们家好，把我吊铐在暖气管子上，吊了两个多小时，疼痛自不必说，我开始迷糊了，脑袋耷拉下来了。警察李秀锦，把棉大衣一脱，手里掂着手铐，拉着架势威胁我说，你不是想反弹吗？把我从暖气管上放下来，副大队长张晓丹领一个男警察，说把我拖到男队去，然后张晓丹拽着铐在我手脖上的铐子往外拖出几米远，这时我已浑身哆嗦，说不出话来，已抽搐。
有一次，洪伟把我弄到一楼，又给我上大背铐了，让我写五书，几次的大背铐，折磨得我生不如死，心理、肉体都承受到极点。
2004年2月中旬的一天，因我们的做法没达到所谓的“要求”，大队长陈淑梅就不让我们吃饭。我们善意的跟干警讲我们是被冤枉的，要求无罪释放。结果招致二、三十个男女警察，连拖带打把二十二个学员都吊铐在床上。警察孙丽敏用电棍电我的脖子，把电棍塞进衣服里电我的腰。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的脸上被电起了好几个葡萄大的水泡，有的学员被电得拉在裤子里，而警察们却毫无人性的哈哈大笑。
在劳教所里，我多次被铐上手铐，最长时间达半个月。原因是我没按照他们强制性的无理要求去做，好长时间手都是麻木的，浑身无力。定点上厕所更是害苦了我们，有时竟达7个多小时才允许去厕所一次，实在憋不住了要求上厕所，她们居然说让自行消化。
还有强制做奴工，挑红小豆，缝车座垫子等等手段，就是不让我们有好日子过。
记得2003年小年那天，我往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孩子自己在家，说他爸爸给她送来一代饺子，孩子还问我吃没吃饺子，我说没吃，我们娘俩哽咽着说不下去！孩子心灵承受着巨大的伤害。更有一件令我心碎的事，我的大哥得了癌症，当他觉得不久于人世时想去劳教所看我一眼。劳教所的警察必须叫我的家人骂我们的师父才能接见，我大姐当时说：“让我们骂人干啥呀”？
我们兄妹俩隔着玻璃窗相见了，相对无语呀！有多少话想说又说不出来！看见大哥离去的背影，我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我回家以后，听家人说，我大哥去世时一直喊着我的名字。是谁给我们家庭制造的人间悲剧？！
从劳教所回家是四月份，吃的、烧的都没有，我身无分文，都是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给我送来钱，买些米面才得以生存。我找书记王海要求上班，他说得写保证书才能上班。多次去都不给解决，我就天天去单位擦玻璃、薅草。后来孩子到汤原上学，我到单位每月坐车费用就得200多元钱，我还得租房住，单位只给我300元生活费，我只得出去打工了。后来已经离婚的丈夫又回到我身边，我们复婚了。
2015年11月份，单位负责人事的人通知我去上班，我发自内心高兴，可是，过年之后，把我的签到的名字拿下来了，我问领导是怎么回事，领导说郊区政法委不同意。
2018年3月份，我到退休的年龄了，我找领导说该退休了，领导说我得写保证，不要以前的工资了才能办理，后来说只要写个承诺不上访要以前的工资保证就行。
任何有头脑、善良、正义的人都会看出，这场无理性、残酷的迫害根本就不应该发生。打击善良的一定是邪恶的。善恶必报，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