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枣庄市法轮功学员魏敏被迫害经历（图）
 图：2018年7月15日魏敏在泰国“7.20法轮功反迫害”集会现场，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同修。 |
下面是魏敏自述他的经历：
喜得大法 浪子回头
我叫魏敏，今年43岁，曾经在山东枣庄市面粉厂工作。1998年6月，我23岁那年，父母亲的朋友带来了一本《转法轮》，《转法轮》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的震撼了我，从此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走上了正法修炼的光明大道。
那时我虽然年纪轻轻，却已经在社会上沾染了许多恶习，还做了很多的傻事蠢事，经常地酗酒导致患上很严重的胃病，才23岁已经有了8年的烟龄；上班之余，经常通宵的打牌打麻将赌博。
我修炼大法后的转变让所有熟悉我的朋友和同事都很吃惊。我很快的就戒掉了烟酒和赌博，炼功以后经常困扰我的胃痛不翼而飞了。我在正法中修炼，沐浴在佛光中，我心里满满的是光明和喜悦，更懂得平和宽容的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在逆境中、不如意的时候或是在很难作出选择的时候，我会想到让大法来指导我。
有一天早上，我把自行车停放在路边吃早点，有一个人不小心碰倒了我的自行车打翻了摊贩的油条筐子，摊主与那人激烈的争执。我把自行车扶起来后过去劝架，那人问我这油条咋办哪，我笑着对他说是我的自行车碰倒的，我来赔。就这样，在无形中化解了一场纠纷。
还有一件事印象比较深。有一段时间我家经营了一个小卖部兼卖馒头，去馒头房一元五个买来零卖一元四个。有一天还没到中午吃饭的时间，来了一个人买走了我所有的馒头。我赶紧再去馒头房买馒头。可是馒头房的馒头已经卖完了。怎么办呢？还有很多固定的客户会在中午去我那儿买馒头呢。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卖馒头的，他的馒头比较大，零卖一元三个。我就去他那里按一元三个的价格买了好多馒头，然后回去一元四个都卖了。
历经魔难 坚修大法
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出于妒嫉之心和对法轮功修炼人数众多的恐惧，滥用手中的权力，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发动了对广大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疯狂迫害。因为我坚持修炼和向世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受到中共严重的迫害。
1999年12月，我和同修赵峰、李庆亮、牛安营等人进京上访。12月17日至21日，被市中区公安分局政保科警察绑架到拘留所，非法拘禁五天。
2000年，因为我不配合枣庄市面粉厂厂长写放弃修炼、脱离法轮功的保证书，被停职停发工资，并停止给我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至今。
在2000年10月和2001年5月，我两次独自进京，到天安门广场炼功、打横幅证实大法。后一次警察抢走我的横幅后，把我劫持到天安门派出所。过了一个安检门，在走廊里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一个半人高的口袋，盛满了各种各样的从法轮功学员那里抢来的横幅。我不配合审讯、不报姓名，过来一个壮硕的自称是刑警队重案组的恶警，开始对我毒打，长达数小时。他恐吓我说在他的手下重刑犯都没有不招供的。
 酷刑演示：毒打 |
2001年8月7日，我撕毁了当地污蔑抹黑法轮功的宣传画。抓捕我的保安从身后把我击倒，用脚猛踢我的面门，把我的鼻梁骨踢折了。之后警察去抄家，抢走师父法像、大法书、《明慧周刊》和喷涂“法轮大法好”的模板等物品。把我关押到枣庄市第二看守所（岳楼看守所）一个月后，2001年9月6日未经法院审理，市中区公安分局把我送到山东省第二劳教所（王村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
这是一个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黑窝，那时刚刚搬迁到章丘市官庄乡，共分为九、十、十一、十二，四个大队，最多的时候每个队里关押近二百名法轮功学员。
入所前我被抽血检查，之后在劳教所里又集体被抽血检查一次。
我被分到新收队九大队，大队长靖绪盛和分管“思想转化”的恶警王新江、王力集中全队邪悟的犹大约十几个人，分成几个班采取车轮战术逼我转化。在走廊罚坐小板凳，完全不让我睡觉，稍一合眼他们就会把我弄醒。每时每刻都有两名包夹看着我，日夜不停的给我灌输他们邪悟的理。去厕所他们就一人一只胳膊架着我，不让我和其他任何人说话、接触。早上王新江来上班，就过来用拳头打我的头，肿起来很大一个包。整整九天九夜持续不断的精神和身体的折磨，因为我修炼的不扎实，被迫写了“三书”转化了。我对不起师父。这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耻辱和痛苦，也是我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的。
之后，我被转到十二大队做奴工活。我昏昏沉沉地混日子，心里充满了痛苦。有学员看到我并没有真的想离开大法，把手抄的新经文传给我。我赶紧用心背下来。
2003年，以大队长赵永明为首的恶警开始搞“攻坚行动”，集中针对最坚定的学员暴力转化。电击济宁学员满军的面部、嘴唇，把卜庆金打的整个人脱了相，王新文被折磨得精神失常。看到同修一个个的遭受如此严重的迫害，我的心如刀绞一般。应该怎么办呢？我想现在邪恶的力量集中针对这小部份坚定的学员，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能克服自己的怕心站出来，一定可以分担这些同修的压力。我决定不能再沉默了。
 中共酷刑演示：多把电棍电击 |
我写了一份“严正声明”交给赵永明，声明在高压迫害中所写所说的一切对法轮功的认识全部作废，法轮大法好！我坚修大法到底。还写了一封劝善信，告诫他们不要这么狠毒的对待法轮功学员。他们马上把我与其他学员隔离，让我单独坐严管凳在走廊面壁，每天坐二十三个小时，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让我回去睡一个小时。我面对着墙壁看不到别人，可是我知道恶警在看着我，其他学员在看着我，严管班的同修在看着我，师父也在看着我，看我的选择。渐渐的我的脚肿了，全身酸痛，困倦，恶心晕眩，我的头靠到墙上，恶警王大勇就在后面大喊：坐好了，不要动。赵永明来揪我的耳朵。
过了大约一个多月以后，他们没有对我进一步的身体伤害，把我调到“严管班”，继续干奴工活，一直到2004年4月我走出劳教所。进到“严管班”后，警察悄悄的把我之前几个月干奴工活挣到的减刑天数都取消了。当时对于进“严管班”，我心里是蛮高兴的，虽然身体会多吃一些苦，可是我终于又和真修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在一起。
劳教所对关押的人员，从宽管到严管分为不同的等级。我从宽管二级一下回到了最严的严管三级。当时在“严管班”里还有卜庆金、王英武、初新功、青岛的姜明斋、德州的车奇聪几位同修。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在里面吃了很多苦。
在2002和2003年间，我知道的有两件蹊跷的事。有一天一位学员突然被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警察胡说什么又发现了这位学员其他的犯罪线索，去追究刑事责任了。还有一次，有一位学员被警察带走，说是家属来了，带他去前院会见、住宿。这位学员也再没有回来，警察说他在前院住宿的地方上吊自杀了。现在可以合理的怀疑，他们很可能与中共活摘器官有关。
 中共酷刑演示：抱镣 |
2006年10月底，我和张晓红一起张贴揭露当地“610”办公室主任狄浩恶性的传单，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我俩人被胜利路派出所的警察抓捕到岳楼看守所。狄浩等人在我家里没有人的时候，利用从我身上抢到的钥匙打开门非法抄家，劫走若干私人财物。
在看守所里警察对我实施“抱镣”酷刑，把一只手穿过脚镣再戴手铐，无法直立身体。我绝食反迫害，警察和牢头多次把我踩在地上，从鼻孔插管野蛮灌食。我绝食二十五天以后，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办案警察在勒索我的家人两千元钱的所谓保证金后，给我办取保候审释放回家。但是他们已经给我作出了劳教一年半的决定，并没有告诉我。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
2007年10月14日上午，我的母亲独自在家，“610”办公室的杨萌和胜利路派出所警察，冒充燃气公司工作人员，以查看煤气表为名骗开房门，闯入我家非法搜查，并抢走师父法像。下午我到派出所与其理论，非法将我扣押。杨萌等人再次追问我2006年张贴的宣传单的来源。我还是不配合审问，当天他们再次把我劫持到山东省第二劳教所，执行2006年作出的劳教决定。
在劳教所里我不写任何东西，不干奴工活，在“严管班”被罚坐小板凳，直到2008年4月30日走出劳教所。教导员李公明借故给我加期两天。我知道的那时被迫害比较严重的学员有曹玉国、孙绛东、聊城的张峰、高青县的王兵等人。
状告元凶面临被抓捕 被迫流亡海外
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在“诉江”大潮中，2015年6月26日，我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邮寄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并在隔天收到“已妥投”的短信回复。
从11月份开始我受到警察的电话骚扰，2015年11月23日警察登门试图抓捕我，没有得逞。我被迫离家，辗转流亡到海外。在国外也遇到了一些未曾预料的困难。中共黑手仍然阴魂不散，试图利用其影响力和经济手段胁迫，将迫害延伸到海外。
 图：魏敏（打真相展板者）在泰国景点讲真相 |
我坚持做了一点讲真相的事。邪恶试图对我干扰，这也促使我更加严肃的对待自己的修炼，更加严肃的认识自己修炼中的不足。我不能预见以后的事，但是我知道扎实的修炼，这是最重要的事。
写出我的这些经历，也克服了一些困难和干扰，有很多的东西是非常不愿意去回忆的。非常感谢同修在很忙的情况下拿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与我交流，支持鼓励我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