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班是中共黑恶势力盘踞的黑监狱（中）

（三）灭绝人性的药物摧残

二战时期德国纳粹集中营的焚尸炉、日本法西斯从事生物战、人体试验的731部队，几十年来在人们的记忆中无法抹去，那是“恐怖”与“邪恶”的代名词。

然而，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度里，再次发生了人们不愿看到的罪行：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其手段不仅残酷，而且邪恶，善良的人们甚至无法想象。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周永康对全国各级“六一零”、国保、公安、狱卒、洗脑班坏人下达指示：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必要时可用药物介入，采用医药方式和临床实验方针达到科学转化之目的”（《转化法轮功的实施方法》六或七期），于是大面积使用破坏神经中枢药物，或给人增加痛苦的药物，以达到酷刑达不到的痛苦，以强制“转化”或“肉体上消灭”是中共在各洗脑班、劳教所、监狱、精神病院、看守所等场所，对法轮功学员普遍采取的灭绝人性的迫害手段之一。

成堪院退休职工谢德清在新津洗脑班被非法拘禁二十多天就被迫害致死，死前骨瘦如柴、小便失禁、昏迷中手捂着胸腹部痛苦辗转，死后遗体发黑（中毒所致）。遗体被六一零、派出所伙同防暴警察一百多人闯入灵堂，半夜抢走，强行火化。

被绑架前身体健康、红光满面的谢德清

谢德清被洗脑班迫害得心中绞痛难忍，满脸痛苦

成都新都区的刘生绿，女，五十多岁，被迫害致死的症状与谢德清类似：全身疼痛、头部发肿、胸部青紫、腹部肿大，嘴里吐着白沫，整天用手按腹部痛苦万分。被药物直接毒杀致死的还有李晓文、李显文、邓淑芬等人，共同的特点是中毒后内脏受到药物严重损伤致死。尹华凤、高慧芳、蒋云宏是后来毒发而死。

成都前锋公司工程师郭利蓉自述：在新津洗脑班时，一次包夹戚景华拿半瓶饮料（桔黄色鲜橙多）不停的摇晃后，并强制的给我灌下，之后我感觉心里发慌，身体就像渐渐的在缩小，非常恐惧，很难受。很显然是被灌食了破坏身体的不明药物。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王竹红在“诉江”状中说：在新津洗脑班期间，我曾经两次被他们饭里投毒。第一次是在（零八年）十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感到呼吸很困难，不能睡下，背靠后面坐着呼吸也很费劲，每呼吸一口气就象要出一口大气似的感觉，整夜很难受，无法入睡，几天后才逐步缓解。第二次是在十二月从洗脑班刚回家后不久，出现胸闷、头晕、心里会突然难受，更严重的是吃不下东西，喝一点像米汤一样的稀饭还得慢慢的喝，稍不小心就会噎着。很短时间内瘦了三十多斤。当时没有想到这是洗脑班投毒所致。后来看到二零一一年三月四日明慧网的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所刊载的关于四川眉山市法轮功学员陈仕明从洗脑班回家后，出现与我相似症状的报导。我才突然明白这是洗脑班在食物里投毒所致。接连两次食物里给我投毒，把我往死里整，歹毒之极。（陈仕明因被投毒，已被迫害离世。）

还有很多公民被强制输液（本人身体本来健康），还有很多在新津洗脑班呆一段时间后出现昏沉嗜睡、心烦意乱、眼球外突、呕吐腹泻、肌肉抽搐、莫名恐惧、严重幻听幻觉等症状，种种迹象表明，新津洗脑班涉嫌对受害人下毒——在饭、菜、水中投毒，或直接强按捆绑输入不明药物（多为破坏中枢神经的各种药物）。用药物直接摧残人的身体和精神，这多邪恶啊！

（四）虐杀

王明蓉

成都市安康医院护士长王明蓉，女，五十三岁，（属警察编制）。因为王明蓉继续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二零一一年九月七日左右，成都市金牛区金泉街道办、金泉派出所及“六一零”恶人将王明蓉绑架到新津洗脑班，不到十天，王明蓉就被迫害致死。 据知情人透露，王明蓉生前绝食抗议迫害，遭到洗脑班恶徒惨无人道的野蛮灌食、殴打，遗体遍身鳞伤。死状极惨。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在王明蓉之前，透过重重封锁传出的被新津洗脑班迫害致痛苦死亡的至少包括：邓淑芬、李晓文、谢德清、刘生绿等，还有一名不知名的法轮功学员被毒死。黄敏、周慧敏、赵忠玲等由新津洗脑班送青羊医院连续中毒身亡。

青羊区所谓的“医院”是成都看守所的指定医院，许多法轮功修炼人在该医院受到强行灌食、输入不明药物，邓建萍、段世琼（遗体被调包，疑被摘取器官）、陈桂君、胡红跃、黄丽莎、沈立之，还有几位没报姓名被迫害致死的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遭所谓“医院”、新津洗脑班、成都看守所惨无人道的联合虐杀。

（五）精神迫害

1、电视噪音污染、精神毒素的渗透

按照新津洗脑班的“规定”，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只要不是睡觉时间，房间里的电视必须一直播放。有的播放的就是攻击、污蔑大法的录像；有的就是我们平时看电视那些频道和内容，什么广告啊，什么故事片啊，什么连续剧啊……。但恶党的电视，只不过是把“假恶斗”、“名利色气”、对中共邪党庸俗的献媚、歌颂、“涂脂抹粉”，对历史的歪曲等等，通过画面和视觉打入你的大脑。通过不停歇的电视播放，密不透风地强行灌输，让邪恶的精神毒素慢慢渗透。只要你看了和接受了，他就有机会污染你和腐蚀你的正念，不知不觉中远离大法。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让你质变。最终是要使你正念下滑，从而把你拖下来成为常人，达到转化的目的。

对于识破看电视的实质而不看的、不妥协的法轮功信仰者，洗脑班人员常常会指使“包夹”故意将音量调大，在那狭窄、压抑的空间环境里，长时间、高音量的电视播放，形成了严重的噪音污染，扰乱人的心智，使被害人无法清净、不能正常思考。而且现代研究发现，噪声不仅会影响听力，而且还对人的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产生不利影响，并会引起烦躁，情绪不安，在新津洗脑班被非法拘禁时间长了的公民，很多都会出现思维反应迟钝、头昏脑胀、甚至胡思乱想等状态。

电子科技大学校医院副主任医师叶琼华在被非法关押到新津洗脑班的第一天起，家属就要求送洗漱用品进去，被拒绝。直到被非法关押二十天后，才允许她的家人第一次探视。她丈夫一眼就发现她目光呆滞，就问陪同来的洗脑班工作人员黄忠志：怎么她的眼睛好像是“定”住了，眼珠都转不动了似的？黄忠志大言不惭的说：“这里的人都是这样！”家人问她本人身体状况？回答是：整天头脑昏沉沉的、嗜睡、眼睛干涩发胀，有时心烦意乱……为什么“这里的人都是这样！”很可能是严重的噪音污染所致或是涉嫌对被非法关押的人普遍都在饭菜里下了毒？

2、辱骂攻击、威胁恐吓、“亲情”利诱和心理暗示

在洗脑班里基本上是所谓“工作人员”和“陪教”都一齐上阵，直接的辱骂攻击、威胁，间接的表演、心理暗示，所有的伎俩和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羞辱、讥讽、谩骂和人身攻击也是新津洗脑班里面打击和摧毁人的意志的常用手段。而洗脑班里面对被害人以“学员”名义的歧视性对待就是该手法的第一步。最简单最普通的威胁就是：“不转化别想出去（洗脑班）！”不转化就交公安，判你多少多少年”，“你这辈子毁了……”

因为洗脑班的非法拘禁，对受害人的家庭肯定会造成直接的严重伤害，包括家人的担心、经济的损失等，新津洗脑班却反咬一口，说受害人不顾家人，从而谩骂羞辱。

包夹在二十四小时的监控中随时又“劝”又骂。有时劝你说：不转化是出不去的！然后说谁谁多少年了，都没出去；有时会告诉你，快来看呀，谁比你后进来，写了东西今天就出去了；有时还会悄悄告诉“今天公安带走了一个”，怎么样被戴上手铐……虽然被非法拘禁迫害的公民都是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

他们经常揣摩受害人的心理，针对每个人最关心的、最担心的，比如，有孩子的，洗脑班人员会告诉你孩子现在什么情况（当然，不会是真实的），多么多么想你，如果不妥协，孩子会怎样……有年迈父母的，有家人身体不好的，甚至卧病的，针对每个人最脆弱的那点，威逼利诱。

他们还通过“亲情”利诱，以包夹与你“闲聊”的方式表演表达出来。一次包夹问一老年被害人：你有几个娃儿（孩子）？回答说：有两个。问：有孙子没有？回答说：有啊！又问：是孙儿还是孙女？回答说：孙儿、孙女都有。包夹说：你看你多幸福，你应配合政府写个东西回去享受天伦之乐嘛！被害人说：我本来就在家享受天伦之乐，是他们不出具任何手续把我从家中弄到这里来享受不到天伦之乐的。要说写东西，他们应该给我写个东西，凭啥子（法律）把我弄到这里来？包夹无言以对。

包小牧对很多被非法拘禁的公民都说过“现在是严打期间”，或马上要严打了，或 “公安要收网了，你要抓紧……” 还常常在受害人面前和所谓的公安、“中央”等“通”电话，电话内容当然都是关于受害人的情况。如电子科大校医院副主任医师叶琼华在“诉江”状中说：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非法关押的第五十天），包小牧来到关押我的房间。她叫“包夹”把电视关了，对我说：法轮功是×教，政府不让炼了，就不能炼了，你对这个要有个认识。我说：法轮功不是×教；宪法上说有信仰自由，我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争取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没有错。公安部颁布的（公通字[2000]39号）文件，其中认定了十四种邪教组织，也没有法轮功。她又开始攻击法轮功创始人。她威胁道：不要跟政府对着干，你一定要转变你的认识……。后来她又说：你看你这个年龄多尴尬，快到七十了又还没有到七十，现在都年底了，过了年就要严打了。到那时原来劳教一年的，就要劳教两年；原来劳改三年的，就要劳改五年。到那时你的退休工资也没有了，还要影响你儿子、孙子他们的上学、参加工作等等。你好好想一下，还是写个保证出去过年吧！她又自语道：啊！今年的，他们马上就要上报了，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叫他们等一下，于是她装模作样的打起电话来。打完电话，就拿出纸笔对我说：你写个保证还来得及。我对她说：我绝对不会写的。稍后她语气缓和了一点说：国家的法纪、法规这是每个人都要遵守的，是吧！写这个应该不成问题……，我没等她把话说完就说：既然是每个人都要遵守的，我本来就是遵守了的，还用写吗？写了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想这样把我诓进去呀？我不写！

除了被害人本人被威胁外，还以对亲人朋友的伤害相胁迫。

成都前锋集团工程师郭利蓉被新津洗脑班非法拘禁时，包小牧恐吓她说：你不转化，我们出个证明到你儿子的学校，我叫你儿子上不了大学（当时郭的儿子刚高考完，在家等通知）；并吓唬郭利蓉说，她被迫害的费用全部由其丈夫支付，当着郭利蓉的面给两个包夹（戚景华与成华区的一个待业人员）一人一百元钱，说是其丈夫出的钱。

家住成都十八中的杨倩，被威胁（若不“转化”），其母亲也会被绑架。除了洗脑班人员直接说出之外，“包夹”会在旁边聊天中“悄悄”谈论此事——“在说要把她妈妈也弄进来啊？”——“嗯，可能马上哦，就看她嘛……”

在那压抑封闭的环境中，除了直接威胁恐吓外，还采用“心理暗示”制造心理恐怖，感觉生命随时受到威胁、家人可能也会随时受到伤害……以此威逼利诱达到转化的目的，这也是新津洗脑班常用的邪恶手段之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