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肺炎“抢钱”说起
四月八日，湖南怀化要求干部职工从工资中扣取这部分消费券额，并规定在五月五日前消费完毕，引起民众强烈反响。
当然，被强制消费的对象中，并不包括“维稳”队伍。在武汉疫情之初，贵州捐赠湖北鄂州的千吨蔬菜也被曝一部分烂在仓库，一部分作为丰厚福利给了官员和派出所，只有少量流入市场、高价出售给湖北老百姓。
二月十八日，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公安分局凤凰派出所员工家属炫耀自家分发水果、蔬菜的视频，多得吃不完，拿了三箱子水果给娘家，并说：“冇得发（没办法），别人送的。”最后更是语出惊人：“哪个叫你老公不做官的？”
有网友评论道：“官员家里是烂掉的粮食，百姓家里是烂掉的尸体。”
四月清明前后，武汉市有不少市民终于被允许排长队领取亲属骨灰。随后有不少市民表示，领回家的骨灰不象自家亲人的骨灰，不敢下葬。其中江岸区的刘女士反映，母亲的骨灰袋内竟有残留的半截男士皮带的金属头。洪山区殷先生说，父亲生前并未做过假牙，但骨灰袋内发现了一个残留的陶瓷假牙。汉阳区的陈女士同时领回了叔叔和母亲的骨灰，叔叔生前患有肥胖症，体重是母亲的两倍以上，而领回的“母亲的骨灰”竟然比“叔叔的”足足重了两斤。
中共大佬、中共党员们愿意把陌生人的骨灰、百家灰埋进自家墓地、作为自家的先人祭拜吗？
在这次武汉疫情中，一个事实被证明，那就是中共从来只在乎政权的稳定，对于民生只有漠视与冷酷。
这样的基因从何而来？
布尔什维克“法庭”现场行刑
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苏联的“集体农庄”运动导致大饥荒，苏共对待普通的百姓，开始露出狰狞的面孔。
“有一天我家进来了三名城里来的共产党。其中一个女的，上身穿着皮夹克，腰间挎着一把手枪。他们扫视了一下我们一贫如洗的家庭，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动手翻动寻找粮食。家里这几天就要断炊了，他们搜查出还可以供我们全家人吃两天的大麦，全部装入口袋。又在一个破木箱里找到了一公斤多散杂粮食，也全部装入口袋。
母亲看着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只有这一点维持生命的口粮，就伸手争夺。他们不退还，并踢打推倒了妹妹和我，进行硬性抢劫。母亲手里抓住米袋子不放，用牙齿咬他们的手背。那个女的掏出手枪，雨点般地砸向母亲的头和脸，多处打开花，鲜血喷流。这时候他们三个人坐下来写判决书，并当场宣读：‘布尔什维克法庭决定：抗拒交纳粮食，一家人全部枪毙！’”
这是大饥荒幸存者巴夫洛维奇的自述。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苏共为了粮食可以随意处决不肯交出自家救命粮的老百姓。
“除了城里派来的共产党员工作队外，当地农庄的少数布尔什维克党员，也加入他们的行列，配合行凶抢劫，他们可以保住自己的粮食财产。村庄里多半人被打死或者饿死……”
被苏共利用维护政权的党徒、枪杆子、刀把子，可以肆意抢夺民众的保命粮，不惜造成村庄饿殍遍地。
大饥荒为什么没有出现动乱？
无独有偶，苏共的大饥荒只不过发生了一年，而中共有样学样，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期间，让中国百姓承受了三年大饥荒的无妄之灾。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二零一一年于中共党媒人民网刊文《“大跃进”后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文章承认，“大跃进”以后，全国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饿死这么多人，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这是因为，国家采取了严密而严厉的社会控制措施。
“大跃进”时期安徽饿死了那么多人，同不断以“镇压反革命”为名而野蛮进行社会控制，密切相关。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安徽省肥西、舒城两县接壤地发生农民要粮事件，参与者400多人，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土地”，“现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两县公安干警和省公安厅派去的武装民警，将其包围，发生枪战，当场打死49人，抓获34人，投案自首者10人。
文章还记载，安徽省当时有近几十万农民在饥饿死亡面前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却被公安机关等暴力武装机关抓回，打成“反、坏分子”。
学者宋永毅编撰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根据中共公安部的一个绝密报告披露，仅一九五七年就有过数百起中国农民因饥饿要饭吃而发生的所谓“叛乱”，遭到中共正规军队使用机关枪进行武装镇压。
对于维持中共政权稳定的军警，以及装点门面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直都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从未发生过粮荒。一九六零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明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配发，库存几乎挖空。在四川的许多地方已经断粮，饿死了很多人的情况下，中共还要求四川往外调粮，继续调粮将意味着四川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因此而被饿死，但他们坚定的这么干，连偏僻山区的最后“死角粮”都搜刮起来上交了。结果四川在大饥荒期间饿死了超过1250万人，成为全国各省饿死人之冠。
残酷的历史往往总是沉默，血写的教训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冲淡、稀释。而在武汉肺炎疫情之中，中共表面上“伟光正”，实质上极端自私、凶残的本性，已展现无疑。
在疫情爆发后，大陆各地封城、封区、封村，民众在为自身安危担忧的时候，中共“610”指挥其下辖的各类机构和公检法司部门，继续迫害法轮功。疫情高峰期的二、三月间，中共法院、检察院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下，采取不开庭、不通知家人和律师的情况下，对法轮功学员秘密判决。
据明慧网信息统计，二零二零年一至三月份，至少有7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一月份判刑38人，二月份判刑17人，三月份判刑15人。二至三月份，中共法庭不开庭，对32名法轮功学员密判。这些法轮功学员仅仅为了“真、善、忍”，做好人，却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
揭开“画皮”
在九评编辑部出版的《九评共产党》中，揭示出了中共难为世人察觉的深层基因：“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
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
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
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象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
从历史到现实，从现象到本质，中共的真面目已无法隐藏。看清中共真面目、退出中共、共青团、少先队的人，就是脱离了中共魔掌的人；至今还在盲信中共宣传、甚至还在中共贼船上为祸民众的人，就时刻处在危难中，中共迟早会对你下黑手。
对于危难中的每一个人，摆脱中共邪灵才是度过劫灾的明智选择。退出中共党、团、队，您就是在善恶之间做出了正义的选择，就是为自己的生命埋下了光明和希望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