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武汉解封”的一点思考

然而欢呼武汉“回来了”的声音，已经四处回响，让人们感受到疫情终于告一段落。专家警示不要放松，但是毕竟官方公布的各省确诊数字很低，所谓“境外输入”占了多数。中共党媒宣称“疫情阶段性胜利”，并追认武汉14位医生为中共“烈士”。

的确，人们需要正常的生活、工作、劳动，否则社会无法运转。然而，到底社会应当怎么运转？还有多少人会关注真相？是否还有人持续追责隐瞒疫情？

毕竟，曾经的2003年非典、汶川小学的豆腐渣工程、毒奶粉、毒疫苗，曾经一度成为焦点，然而又一次又一次被安放在被遗忘的角落。

《新编武大之死》

有一则借用“武松为兄洗冤”的新编故事，正在网络流传：

武大郎死了，潘金莲哭天抢地，邻居们赞叹这样的孝行！武松回来之后，听说是病死，质问哥哥的具体死因，潘氏答不上来。武松一再追问，潘氏抛出一句，隔壁的媳妇都死了两个老公了，武大为什么就不能死？邻居们一听，觉得说的有道理，看到潘氏可怜，于是都帮腔：是啊，她才死一个老公，比邻居媳妇好多了。

王婆也站了出来，丈夫去世让潘氏变得成熟了，不算是坏事；以后的日子，一定会更好，不如凑点礼数，今晚办酒席庆贺……

邻居们纷纷掏钱，而西门庆也趁势拎一支毛笔写下一句话：普天同庆，一醉方休。武松无可奈何，独自离开。

在原来的《水浒传》中，武松从仵作手中，获得兄长被服毒的遗骨，查明真相，为兄洗冤。

然而，在这则引人深思的《新编武大之死》中，多了一个角色——“邻居们”。正是在邻居们的一片附和声中，所谓“众口铄金”，真相被围观者淹没，丧事办成了喜事。

武汉肺炎又何尝不是，当有人追问疫情隐瞒一个多月的责任时，中共避而不谈，铺天盖地的消息都是其他国家死了多少人，武汉才死了几千人，追责成了“别有用心”、“被境外势力利用”、没有“顾全大局”……“邻居们”的声音，此起彼伏，几乎占据了舆论的主场。谁要是这个时候喊一声，追查隐瞒疫情责任云云，异样的眼光就会投过来。

曾经，有一份报纸叫《中国少年报》，每期有一个漫画栏目“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这个栏目令当时的孩子们印象深刻，看到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美国、台湾人民是那样的悲惨，不禁为现在的生活暗自高兴。

武汉解封，名解实封，到底武汉疫情真相是怎样的？为什么骨灰盒发放数量远远超出公开的死亡数字？随着复工潮的来临，这样的声音是否会在“邻居们”的赞扬声中，渐渐消褪，如果从已往的历史看，让人担心这样的结果大概率会出现。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古人讲，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在劫难中，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盲从盲信，才是自救救人的根本之道。

明慧网刊登了一个发生在武汉的小故事：

在二零二零年一月底，武汉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封城戒严，一位武汉的法轮功学员，和亲友之间，只能打电话问个平安、拜个年。

我的姑妈应该有八十多岁了。一天，姑妈来电话说她小儿子也得了武汉肺炎，心里着急的不得了。她叫她儿子念“九字真言”，他不听，要我给他打电话。我叫姑妈不要着急，要她帮儿子念九字真言。他们家的人也是多次听过我讲真相，都三退了。

第一次给她小儿子打电话他不接，就给她大儿子打电话，告诉他要他告诉他弟弟念九字真言能保平安，他在电话那头大声的叫起来，就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吗？我说：是，要诚心诚意的念。他说好。

第二天给姑妈的小儿子打电话他接了，我说哥哥给你打电话了吧？他说打了，我念了，好多了。我说大姐都是惟愿你们好，如果你曾有过对师父不好的言行，在心里向师父认个错道个歉，师父慈悲一定会救你的，他说好。几天病情就好转，烧也退了，又过几天后就彻底好了。

可是姑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过年前他把中共所谓“十大元帅图”带回家里贴上。姑母把它给处理了，他还不愿意，还说贴在家很好看。姑母说就是它惹的祸，你刚贴上第二天，小儿子就得武汉肺炎了，还不醒悟、招惹些不好的东西。可是姑父不太相信，还说些不好的话，此后他很快得了武汉肺炎，咳的不得了，住進了医院，几天就去世了。家人还一直瞒着姑母，因为她在乡下的房子很大，家里人都不在身边，所以一直不让她知道。

乡下大队让姑母出去隔离，姑母说我吃不了你们那的东西，我要吃稀饭，我一个人在家隔离就行了。大队消毒人员都不敢靠近她家，让她自己把家里消毒完，把东西丢出来。

姑母天天在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后来大队把她弄到医院检查，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他们还觉的很奇怪：看来病毒真的是长眼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