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慈悲使我走过艰难的岁月（下）

二、讲真相

（一）做资料

从二零零零年开始，我们只是往各级部门寄真相信，可仿佛石沉大海。二零零零年下半年，大家认识到应该向广大的老百姓讲真相，嘴说不过来，就发传单。大家没经验，不会做。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同修介绍了一个做办公用品的朋友，我去她办公室谈好了一台小型复印机的价钱。

去取机器那天，我带着孩子一路坐车，总觉的一个年轻男子多次出现在我的视线中，好象若即若离。我当时没经验，也没多想。那天是中秋节，路上给小孩买月饼。一摸，发现包里买机子的几千块钱不翼而飞了。我当时脑子“轰”的一响，左思右想，回忆来时一路上人不多，没人碰过我，钱怎么会没了呢？于是打电话换了取机器的时间。

过了好几天，一天晚上梦中师父点化我，今天没危险了，可以去取机子。我打了一辆“野的”，带上大家从新凑的钱去了。老板笑着对我说：“上次你把一本相册忘在这儿了。”我接过来顺手一翻，突然惊见内里夹了一沓钱。急忙查看，就是中秋节那天不翼而飞的那笔钱啊！什么时候跑这儿来了？我激动的告诉了大家。同修叮嘱我，以后要小心国安特务的跟踪。是师父把这些危难都给我们化解开了。

（二）发光碟

二零零二年我从劳教所回来时，大家又用光盘VCD制作真相资料了。当时VCD机子普及，单张碟子的价钱也要好几元，人们都很乐于接受，很好发送。每次我利用购买原料和送资料的机会，在车上先发正念。下车前，将碟子分发到乘客和售票员手中。每次带五十张碟子，几辆车下来就没了。

车上什么人都有，黑道的、白道的。碰到那种江湖大哥、彪形大汉、佩刀的少数民族、纹身自说从山上下来的人，大家都不敢靠近坐，他们周围的座位都空着。我不怕，我是大法弟子。再说，监狱里什么三教九流的人我都打过交道了。其实吓人的是表面，其中有缘人实质的佛性还是有的。我也和他们交谈，讲真相。分手时，他们一般都很尊敬、很热情的说：“谢了，后会有期。”车上的其他人都呆呆的奇怪的看着我。

有时车上的人都很有缘，我本来只递给了司机，全车人突然都站起来喊：“我也要！我也要！”包里所有的碟子掏出来都不够分。看到人们拿到后那种兴高采烈，那种发自内心的幸福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他们明白的一面苏醒了。有人问：“这是什么内容啊？”马上有人回答：“问那么多，你看这姑娘人这么好，肯定是好的呗。”

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一次，我带了很多刻好的碟子乘中巴车送往外地。途中，上来两位农村妇女。其中一位被另一位搀扶着，脸色象死人般，瘦弱的身躯好象随时被风吹倒，说话的声音有气无力。三伏天车内温度高，晒太阳的座位没人愿意坐，我招呼让她坐我这儿。她摆摆手：“谢谢，算了。”我说：“看你不舒服的样子，那儿太晒了，来吧，这不晒。”旁边扶她的女人说：“对，对，妹妹说的好，谢谢了。”瘦女人虚弱的靠在椅子上。

坐下后，扶她的女人就对我讲述起来。原来她俩是一个大院的邻居，这个瘦女人身体不好，常年有病。这次她已经很多天没吃饭了，连床也下不了，可她家人还经常骂她，打她，说她装病。因为她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院里邻居很同情她，又不敢多说，只能趁她家人不在的时候偷偷帮她。这次邻居们凑了四百元钱，让她陪着去医院看病。做了CT，医生说胰腺上长了三个瘤子。做CT就用了三百多元，哪有钱住院啊，只好回去，听天由命吧。

当时我的资料还没送出去，所以没有直接跟她多说。我把手机号留给她，说是帮她咨询一个熟人医生。她也留给我一个座机号和姓氏。待她下车时，我送她俩一人一张碟子，让她好好看看，对身体有好处。

一个月后，当我给她打电话回话时，我有些疑惑，这么洪亮清脆的声音，搞错了吗？她兴高采烈的说：“没错，好人哪！你没听错，就是我。我现在不用看医生了，我的病好了。”“怎么这么快就好啦？”“你记的那天给我的碟子吗？回家我太难受了，动也动不了，就把碟子放起看，哪晓的越看越舒服。突然，我发现我可以下床了，吃饭了，现在可以做活路了。真是谢谢你了。”

我也很吃惊，很受鼓励：“我只知道他们看了，身体舒服了，所以那天才给了你。但没想到你的病这么重，竟然效果这么好。你一定是个善良之人，佛度有缘人哪！你受益了，那些邻居对你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你能给他们讲讲，让他们也受益吗？”“你放心，我早就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让全院的人都看了。他们觉的太奇怪了，又凑钱让我去医院检查，拍CT。医生说瘤子没有了，一个也没有了。大家都在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共产党尽在造谣，太坏了，骗老百姓。”

在那迫害还很严重的年代，她敢于这样报恩，真是一个善良的人。

（三）面对面讲真相

二零一零年，当我再次从监狱中出来时，真相资料的内容更多了，除了各种盘面内容配套的打印光盘和精美的真相期刊外，还有精美的大法真相护身符、真相对联、真相台历等。大家除了发放真相资料，已经开始大面积的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了。师父安排了一位讲真相做的很好的老年同修带我讲真相。

过了一段时间，我已经掌握了这种救人的方式，有了一些技能和经验。不论在街上、车上、超市、菜市、公园、旅游点等任何公共场所，只要我主动向人点头微笑，打招呼，很容易就能接上话头。很多人选择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很少有不拿真相资料的。即使不退的人，一般也会收下资料拿回去看。《九评》碟配上一张《我们告诉未来》或《风雨天地行》等其它碟片，再插本四合一期刊，人们都乐于接受；实在没放碟机的，两本期刊人们也会高兴的收下。

同修提醒我：“你刚从里面出来，注意他们一般会跟踪的。”一开始，我有点把握不好，如果怕有人跟踪，那还做什么呀？如果不管，是不是又没注意安全，有人心？一天，师父用一篇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点化我：他们能跟的了神吗？我恍然大悟，对呀，他能跟的了神吗？我是把自己当成神，还是当成人？从此，我再没想过这个问题了。

两年后，一个国安特务告诉我：“你刚回来那会儿，我们跟在你后头，发现你也没干啥呀，就是每天背一大包资料上街去发，喊人家退党。我们几个说这人要不炼功，早死硬了，炼就炼吧，我们支持你炼。退党，要是把我整成这样，我可不会光喊人退党就算了，哪儿有这么便宜的事。共产党自己惹的祸，自己去收拾，我们可扛不起。现在国际上人家都在曝光呢。后来我们就没跟你了，都了解了，就是这么回事。”

（四）“我终于可以做个清白的人了”

在明慧网上看到很多同修讲真相做的很好，我却大量的时间在黑窝中，错过了很多机缘和有缘人。讲真相中，有几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在外面劝三退的第一个人，这位阿姨已经八十一岁了。那天汽车等了很久很久，后来的车都先开了，可这辆车还不走。奇怪的是，车上的人也不抱怨。阿姨穿着一件藕荷色风衣，看着有七十来岁，气质高雅，匆匆而来。她一上车，车就开了，这是一个有缘人啊。她径直走到我面前，我起身让座。我们低声交谈了二十分钟，很投机。可当我让她三退时，她不说话了，流露出一种迟疑。我没经验，只好说：“我不勉强您，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祝您身体健康。”她的眼睛一下亮了，马上同意退党，说：“我刚才担心你是特务，现在共产党到处安特务，你是法轮功，我相信你。我们省委的那些老干部都知道你们是好人，说真话。”

我送给她《九评共产党》，她拒绝了：“共产党打進这儿的前两年，我就是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了，我的女儿也是省上的机要秘书，它们的事儿，我太清楚了。那不叫坏，那是太坏了，没底线。《九评》写的都是真的，很多老干部都看过。中共干的坏事太多了，写不完。”她高兴的收下了大法真相护身符：“姑娘，谢谢你了。本来我已经绝望了，以为这辈子我会带着这个邪党的烙印埋到地下，没想到今天遇到了你，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做个清白的人了。你给我取的名字‘净莲’是什么意思呢？”我刚给阿姨解释完，就到站了。

在一环路的十字路口，有两个男子在交谈。我得知那位穿着比较好的人是刚从北京新闻制作中心退休的，回老家会老同学的。当我讲完真相后，他立即退了党；可另外那个衣着寒酸的下岗工人，却吓的说什么也不退，也不理我。

新闻中心的男子对他说：“你听她的，她说的都是真的。我搞了几十年新闻工作，共产党说的比唱的好听，都是编的，假的，你信了，害死你。但你不看，就什么都不知道，它把什么信息都封锁了。新闻你可以听个大概，知道出事了就行了，但具体内容你别信，都是假的，编的。千万别站在它那个角度跟它一块想，那就上当了。最好是反过来看，它说好的都是坏的；它骂的、批的、是坏的，都是好的。”他的同学一听，马上退了少先队。

还有几位部队干休所的老军人。有的告诉我：“江泽民太坏了，军队烂透了。”有的说：“我为无产阶级打了几十年仗。结果现在发现，我们全部都是无产阶级了，连住的房子，七十年以后都是共产党的。它们是全世界最大的资产阶级了。什么‘人间天堂’，简直骗人，骗人的。”

能遇到这些明白人，善良的人，再苦再累也值了。

三、发正念的威力

刚开始发正念时，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不知道。后来传進来了发正念的口诀。我不配合恶警的命令，她用电棍电我。同修告诉我，她们当时心中都在念发正念口诀。我悟性差，没想到念口诀，只是没动心。结果电棍电到身上没感觉，但是脚上的袜子都被电烂了。

后来我通过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在一次次的实际运用中，越来越体会到发正念的威力。特别是在黑窝中，我经常一个人被单独关押。当用人力无法解决问题时，我就及时调整心态，尽量保持正念，多发正念。虽然我的天目没开，但师父也让我在不同状态下感受到了正念的威力，大法法力无边。

我的思想业力很重，以前炼静功很少能静下来，更别说入定了。但发正念时，我却经常能定下来，感觉很美妙。第一次入定是在看守所。狭窄的监室挤满了五十多个人，无站立之处。水声、喧哗声、做活的噪声响成一片，闹的人头昏脑胀。我在铺板角落挤了个位置坐下，盘腿发正念。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我感到嘈杂的混响渐渐离我远去，消失了，周围一片寂静；我的身体也消失了，只有一点意念：我在发正念，手不能倒掌。静静的、缓缓的，四周的一切都象凝固了，真舒服。

突然，一阵刺耳尖锐的电铃声传来，我的身体好象被刺了一下，一抖，大脑里一下浮现出一幅景象：我一脚跨進一个黑乎乎的躯壳里，和它一样坐下，盘上腿、立掌。刚和这个躯壳合二为一时，一下子好象闸门打开了，水声、闹声又响起。睁眼一看，我还是在监室里，还是坐在铺板上。

我越来越喜欢发正念了，增加了发正念的次数，延长了时间，能静下来的时候也越来越多了。

我经常一个人长时间坐在角落里发正念，打卡的警察和犯人也很少打扰我，好象监室里没我这个人一样。不知不觉，看守所的环境明显的改善了，不论修炼环境还是生活环境，不论监室人与人之间，警察与犯人之间，与法轮功学员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友善。

后来我被非法关押在一个被明慧网曝光了多次、虐杀多人的洗脑班。我只要一醒过来，立刻坐起，闭目继续发正念，直到感觉除尽为止。有好几次，我都还没有入睡，这些看不见，但感觉的到的东西就来到我的床前，往下拽我，往外拖我，还打出意念：“你去厕所里吊死吧。”同时打过来一股股能量，让我感觉自己好象马上要疯了似的大吼——“啊！”快控制不住了。这时想发正念，手被它们按住，抬不起来，思想也好象聚拢不了了。当我觉的自己的力量不够时，我马上求师父加持，一句正法口诀还没念完，“唰”一下，它们就被消灭光了。

从黑窝出来后，我每天都专门用一到两次的时间专门清理省内重点迫害同修的黑窝。

我到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上访，递交运用法律反迫害的申诉书。师父点化我，不要轻敌，要做好除恶的准备。我用了三天的时间在家里专门针对这事发正念，哪都不去，除了炼功、学法，就是长时间的发正念。

那时正好是端午节。第一天发正念，一股股寒气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冻的我直哆嗦。我就把被子蒙在头上，坐在床上发；第二天，听到院里的人在外头嚷嚷：“奇怪了，这儿一大片都是大太阳的，怎么我们小区头顶上全是乌云滚滚的，还下起雨来了？”第三天，天气平静多了，到下午太阳终于露出了一点笑脸。

第四天，我准备好出门，阳光明媚，蓝天白云，一路上面对面发真相资料很顺利。省委信访大院终日紧闭的大门，今天大大的开着，在外面堵着的多日進不去的访民，今天终于在院里排队等候接待了。守门的人听了我的情况很佩服，悄悄指给我，叫我找那个男的办事员。那个工作人员看了说：“你敢写，我可不敢接啊！”他让我自己把信投到了信筒里。

我又来到省政府，门口静悄悄的，進去一看，里面大厅里乱哄哄的上百号的人，一问，全是截访的。当弄明白我的来意后，一个工作人员大叫起来：“法轮功！天哪，你是怎么進来的？”我莫名其妙，也大声说：“怎么進来的，不是飞進来的，也不是翻墙進来的，从大门走進来的。法轮功怎么啦？不是要你现在给法轮功平反，也不是你镇压的，你也没这本事。法轮功也是人啊，也有人的基本生存权啊，也得要吃饭啊。”他们议论后，让我把信投進信筒里了。

走出来，我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么惊异，原来门口有警察守卫，来上访的都要出示身份证。身份证一拿过来，马上没收，打电话叫来户口地截访的车，立即把人抓走，根本進不去。信访办就象我们当年去北京上访时一样，是个摆设、诱饵、陷阱。

我会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我愿做一个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整体中的一粒子，这是我生命的归宿。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