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得法到正法的经历
《转法轮》一下子打开了我思想升华的大门，解开了我几十年对人生、宇宙等不解的奥秘。那时候我的心情很激动，认为我前三十多年白活了，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于是我逢人就说大法好，恨不得人人都来分享我的喜悦，恨不得人人都来得法。
修炼前，我患有严重的慢性萎缩性鼻炎（从小到大鼻子长年处于堵塞状态）、胃炎、失眠症、多发性纤维腺瘤、痔疮、气管炎、耳鸣、腰子病；炼功数月后，全都不治而愈，特别是腰病──因在月子里受了风寒和劳累，产后不能弯腰，整天腰酸背痛，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我曾采用过服药、磁疗、进补等各种方式治疗，却都无济于事。就在我修炼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打坐时，刚一入静，便明显感到后背有一只有力的手掌将一股巨大的热流从我的左边推向右边，这种感觉持续了三、四天，再后来我只知道，不知从何时起，无论弯腰与否，我的腰已无任何感觉了。
慈悲的师父不仅在我炼功初期给我净化了身体，更重要的是在我心性提高的方方面面，无不关照着我。由于自己学法不精进，思想业力的干扰，我提高得很慢，还走了一些弯路。这时，为我们操尽了心的师父利用工作上的原因，将我调到了一位精进的老学员身边，为了我的提高不断点悟着我。由于她经常批评指正，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很多执著和不足。我越修越感到法轮大法字字是真理，是宇宙大法，为自己能领略到宇宙的些微真义而感到欣慰，而更使我常常激动不已的是：能与伟大的主佛出生在同一时代，得到这样一部洪大精深的大法，我深感万分荣幸！万分福气！
由于按照大法要求不断地修炼自己，逐步克服了自己身上存在的不好的行为、不好的思想，做事尽量先考虑别人，遇到矛盾找自己，在工作中早来晚走，兢兢业业，不计个人得失，和同事关系融洽了，家庭和睦了，小孩的父亲（以下简称叶）也对别人说：“自炼功后，她不和我吵闹了。”一年后，厂里将我提拔到领导岗位，任机动处副处长，并准备发展我入党，党组织多次找我谈话，看我仍坚持不肯放弃对大法的信仰，对神佛的信仰，也只好作罢。98年经航空航天部批准，我又被厂里评聘为动力机械专业高级工程师。
98年时，我们合肥地区一百七十多名各行各业知名人士、高级专业人士（包括作家、国家级演员等）联名给社会各界写了一封公开信“我们为什么炼法轮功？”信中谈了我们自己的修炼体会，对佛法的认识，我们要让所有的人知道，对神、佛的信仰并不属于落后和无知，法轮大法不是迷信，他是一门玄奥、超常的科学，是比现有实证科学更高的科学，我们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们都像我们一样，因修炼大法而受益无穷。其实当时还有很多人因种种原因未能参加签名。
正当我沐浴在大法的春风里、不断升华之时，99年7月江泽民出于个人私欲，出于他原本就背离“真、善、忍”的本性，利用手中权力开始打压法轮功，以栽赃、陷害、捏造、歪曲事实等各种手段蒙骗和愚弄广大的人民群众，一时间天昏地暗，亿万名无辜的群众在不明真相中被推向了罪恶之船。面对这一切，我们这些大法修炼的亲身实践者怎能置黑白颠倒、正邪不分而不顾呢？我们修“真、善、忍”，相信善恶有报，希望所有的人都好、都有好报，愿用我们的善心唤醒他们本性的一面。我们希望国家不要失去她的尊严，在地球上有一个正确的位置。正是出于对国家对人民的负责，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北京上访，用我们一颗颗真诚的心去面对凌辱，面对折磨。我们期望政府领导人哪怕能听进去我们一句话，期望他们能深明大义，主持公道，站在真理的一边！
我第一次上访是99年9月5日。到北京后，找了个简陋的民房刚住下，第二天，突然两名联保人员闯了进来，我们正在房间说话，一看桌上有一本经文，不由分说便把我们三人（当时室内有三人）带到了丰台县公安局，对我们一次次地审问，整整审了一夜。当听到我们说打算去信访局反映真实情况时，干警中有的讥讽，有的辱骂，甚至殴打（我曾看到一名公安来回地拧一位同修的脖子）。第二天，合肥办事处来人将我们送回了合肥。可就在我上班第五天时，西市公安分局刘科长等三人来到我厂，将去过北京的四人带至公安局（据透露，是公安部来电命他们抓人），反复审问达17个多小时。直至凌晨3时，以强加给我们的罪名“扰乱社会治安”将我们押往拘留所关了十五天。在这十五天中，每天天一亮就开始串筷子，一直串到晚上睡觉。因不给带手表，又没钟，也不知时间，据估计每天至少劳动十四小时，还得熟练工。菜从没换过一次，顿顿都是没油没盐的水煮白菜。临出去还强迫家属交275元钱。
在我被关押的第二天，厂里开办公会议，免去了我的领导职务。回厂上班后，厂里对我组成了一个“帮教”小组，由厂长、机动处长和叶（我孩子的父亲）三人组成，规定我有任何活动必须向他们汇报，实质就是被“监管”了。半个多月后，由于我的态度达不到“上面”的要求，由街道出面给我厂六人办的洗脑班，其内容除了对大法断章取义、污蔑造谣之外，再就是无休止地施压：“你要再炼，就开除你，家里亲人和你断绝关系，你就害了自己，害了别人”。明明是他们把我们往火坑里推，却反咬一口。每天办班时还命机动处长停下工作陪我一起办，只要我不“转化”，他就不能正常工作。这次洗脑班持续了半个月。在洗脑班结束的当天，市委副书记徐道明来到厂里洗脑班，听说有一人因为去北京探亲，刚下火车只因承认了一句“是炼法轮功的”，亲人尚未见到，便被送回本地关押的事情后，对那人说：“你说自己不是炼法轮功的不就行了吗？”呜呼！堂堂一个市委领导竟公开叫人说假话！难怪当今执法部门流传一句民谣：“说真话，上面骂；说假话，下面骂。”
因第一次上访想说的话未说成，我于99年12月15日再次进京。到京后，听人说信访局已变成了公安局，只要是炼法轮功的，进去便被带走了。当时我想，与其不给我们说话，干脆上天安门炼功去，这么伟大而神圣的大法在天安门炼，是天安门的荣幸，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于是我在天安门广场炼站桩。
二十秒钟后，一夥干警疯狂地把我们推上了警车，开往天安门派出所。审讯完毕，将我们推到关押室，门口有两个打手强行搜身，稍有抵制则拳脚相加。我身后一男青年因怀揣一本大法书被打手打得倒在地上，手还紧捂着胸前，最后被两打手顺着地拖了出去，十分钟后又进来时已是满脸是血，衣衫不整，青年痛苦地说：“书没能保住。”
当晚将我们带进了安徽驻京办事处──安徽大厦，约三十平方的一间房子里有男女学员七、八十人，里面两个打手，一个是李锋（音），一个姓康，只要稍有不从便拳打脚踢。一位大娘说了一句：炼功人怎能不炼功？他们便恶毒下流地朝她屁股上使劲踢，致使王大娘很长时间不能坐、不能睡，一个月后仍有碗大的一块青紫斑不褪。
西市分局黄峰等将我们带回后，五里墩派出所再次将我们关至拘留所，待遇同前一次。十五天后转到看守所刑事拘留一个月，后由家属找了多人，才将我担保出来。此时工厂已从十一月份起停发我的工资，我每月只拿到生活费180元，据厂里说是市政法委统一规定：只要不转化，工资一律停发！
回来二十多天因正好赶上2000年春节放假，每天都有亲属、同学等来做工作，叫我写保证。后来厂里叫我参加西市区公检法举办的洗脑班，时间是3月1日到31日。这个班是由29人二十四小时看住我们9人，写了保证才给自由，才允许睡在床上，否则睡地下。我们7名女学员睡觉时，两名男民兵就在地铺边“值班”。有天晚上我们炼功，一个名叫杨仁福的男民兵流氓地一把将我们的被子掀开，并用冷水泼我们。他曾残忍地将六十多岁的老人一下推搡倒地。洗脑班上对于不屈服的，他们拿手的一招就是以“情”制人，把家属喊来，告诉他们我们表现得如何如何不好。如一位学员的夫人听他们告完状后，一连打了他几个耳光。他们把叶喊来，对他说我在这里带头搞非法活动。叶一听，不顾周围有人，拍着桌子大骂起我来。我问看管：“我到底做什么非法的事了？”他低着头嘟哝了一句：“不就是炼功吗？”一个看管阴险地笑道：“我们不好打，有人好打！”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工作人员大多数对我们态度有所转变。一个民兵后来替我们放哨，还有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我每星期回单位时，领导都问我：‘可（注：合肥方言，有没有的意思）被他们同化了？’”看来人们都在逐渐地了解真相。
一个月的洗脑班结束后，由单位、家属担保让我回去上班，可是我未接受洗脑，仍不发工资，依旧是监控、帮教，且较以前更升级。而叶也将这当成了领导交给他的一项政治任务，认真负责地去完成。一天上班时，我在一办公室里打了一个电话（当时周围没人）。晚上在家中，叶逼问我给谁打电话，见我不说一脚踢过来，紧接着拿起板凳欲砸我，孩子一见，吓得大哭，他方罢手。后来他有了经验，每次打我前，先将孩子锁在另一房间内，如小孩不在家，他更肆无忌惮。有一次他用一个带有金属腿的板凳在离我不到一米处朝我头砸过来，板凳顺头皮擦过。他常说：“他们逼我，我就逼你，谁叫你不想好好过日子。你不怕别人说你，我还在乎别人说我呢！你不转化，你不要钱，我还要呢！”真可怜他好坏不分，是非不辨，而单位里无论对我有什么事，总是先找他，由他对我传达和“帮教”。有一天为了不让一本经文落到他手，他狠毒地双手按住我的头使劲往墙上撞，发卡被撞碎，妄图以暴力来逼我屈服。
在我上班的二十天里，厂里的宣传也在加大打压力度，大喇叭公开广播，对我进京提出警告，我至今都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进京？难道我进京杀人放火了吗？为什么大法在其它国家都被认可，唯独在中国遭到镇压？为什么国内宣传工具攻击我们大法的内容时，却不敢让人看大法书；不让老百姓身体健康，不让老百姓按“真善忍”做，欲将人民引向何方？为什么自称为“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却不准“主人”说一句意见不同的话？当然，“为人民服务”及“全心全意”就更不知从何而谈了！有很多人劝我：他们有权，你去硬碰不是吃亏吗？也有人为自己开脱：这是上面的指令，我也没办法，我得拿工资吃饭。我为世人这种为保全自己而甘愿沉沦的麻木不仁而感到痛心。然而真理终究是真理，正义永远是压不倒的，这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已有二百多人为维护真理而被迫害致死的今天，依然有成千上万的大法弟子前仆后继、舍生忘死地护法正法！
2000年3月18日我第三次进京上访。当晚，街道、单位共派八人去车站堵截，未成，又派叶和另一人连夜坐快车赶往北京，第二天在西站口将我堵住带回厂里。叶对我说：“厂里叫我不要上班了，专门看你，我不干，我把你交给保卫处。”后将我送至保卫处。（后来听人说：“齐处长一听说你上北京了，气大了，说这次一定要让你劳教！”）厂里将我送到了公安局，又将我转到看守所再次刑拘。我和其他功友在所内集体炼功、学法、洪法、绝食等，共同抵制邪恶，对看守所内形成正的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很多犯人思想都有所改变。所内许XX和姚X对我们说：“只要一出去，我就炼。”刘XX在狱中坚持炼功，在管教的殴打、手铐下坚贞不屈，坚持修炼，出狱后，已走在正法的行列当中！
在看守所里过了一个月后，2000年5月17日我接到一张劳教通知书，在我不签名的情况下，被强行送进劳教所。我实在不能接受这种非法行为，分别给省劳教委和市劳教委写了一封申诉书，但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在劳教所里，每个大法学员都被三至四名犯人看管，从吃饭、睡觉到上厕所等，甚至说话，一举一动无不被严密监视。我们为了能炼功，为了坚持我们的合法权益，常被打、捆、铐、吊，可这些根本动不了我们的心。
在我此次被关押期间，2000年4月下旬，厂里下了文件：凡因法轮功劳教人员，自动解除劳动合同。进劳教所半月后，叶一直不知我下落，到处打听，最后于6月初在劳教所找到我，向我摊牌：“你思想不转，到期也不会让你出来的；如你能转，我可以等你到期，否则我不可能常年一人带着孩子。”看我思想依旧，他提出离婚。叶和厂里有关人员、离婚办有关人员又来了数次，在他的一再催促下，我们于8月初办了离婚手续。
由于学法不扎实，在难中还有放不下的执著，加上思想中尚存一些变异了的人的观念，我被邪恶钻了空子，写了一些不该写的文字。单位一看我态度有所转变，和派出所以“所外执行”为名让我回厂一边上班，一边转化别人。
正当我步入黑暗的深渊之时，师父的《窒息邪恶》一下让我惊醒，师父在美国西部的三十分钟讲话使我明白：我走错路了，悟邪了，自己被坏人利用了，赶紧改邪归正，回到正法当中来。这次血的教训再次告诉我，修炼是严肃的。伟大的师父再次将我从地狱中捞起，让我深深体会到的何止是无言的苦度！何止是无尽的慈悲！
我上班后，劳教所管理科的干警经常来看我，终于在12月初的一天对我“考察”后，管理科姓刘的科长说：“我看你就差一张声明了！”叫厂保卫处齐处长将我送回劳教所。然而刘的话反倒提醒了我：对，赶快公开声明。于是当晚写了一封声明信，第二天寄往女教所。内容如下：
所领导同志，我在省女教所内因头脑不清醒，写了不该写的文字。现宣布自2000年8月19日至11月1日内所写的所有文字全部作废，特此声明。法轮大法永世长存！
大法弟子：梅婷
我于第二天一早离开了合肥，投入到正法的洪流中。
第二天厂里见我没上班，派了六人去北京天安门抓我，一周后回来了，又在厂内一些大法学员家中搜查，到处打听我的下落。
大陆弟子：梅婷
原单位：江淮航空仪表厂
2001年7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