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县看守所和劳教所被折磨了两个年头
就在儿子结婚的前一个月我得到了法轮大法，我看第一遍书时，就看见了师父这句话“自杀是有罪的”。当我看到师父这句话时不由地打了个冷战，脱口而出：“呀！幸亏我没自杀，原来自杀还有罪呢！”当时我高兴的立刻给丈夫说了我看老师的书明白的这个理。忠厚老实的丈夫更是激动万分：“谁也解不开你这个想死的心结，终于让李老师的法轮大法给解开了，这一下有救了。”
是大法救了我的命。在此我要说明的是：我这个在学法之前本想自杀的人，学法后都明白了自杀是有罪的，还不敢自杀了呢，那几个在天安门自焚的人本来没有自杀的想法，学了大法敢去自杀？！大家想一想他们是学大法的吗？他们的行为不是和“真善忍”背道而驰吗？其实江氏处心积虑导演的这场“天安门自焚”闹剧就是要栽赃陷害法轮功，以掩盖它血腥镇压法轮功的罪责，为继续镇压找借口。
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以“真善忍”为根本，对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我在学法过程中不但明白了做人的真正道理，而且我的一身疾病也全好了，身心都有了很大改变，思想境界也提高了，跟我婆婆和儿媳的关系越来越好，我们就像亲生母女一样，全家人和和睦睦，也看不见我发脾气了，也听不见我冲丈夫喊了，也不见我整天打骂孩子了。家里人一看我从里到外都变了，非常高兴，都说大法好，真是一人炼功全家受益。
正当全家人沐浴在大法赐予的幸福之中，并打算跟我一起学炼法轮功之时，江氏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开始了。顿时乌云翻滚好象天要塌了一样，它们到处抓人、打人、关人。不让我们集体炼功，高音喇叭到处广播，从99年7月20日起谁再炼法轮功就把谁抓起来。从此中国大地笼罩在恐怖之中。
2000年11月3日县公安局非法搜查我家，搜出了大法真象资料，他们就说我是反党、反政府、破坏社会秩序，扣了一大堆罪名。当天傍晚6点多钟公安局来了30多人，三四辆警车把我抓到了公安局。其中一个对我假惺惺的说：“嫂子，我们是把你请来的，你要配合。”我说，如果你认为这种方式是‘请’的话，把你家属也请来吧，我亲自去‘请’行吗？”他不吭声了。他们问我把大法资料都给谁了。我不告诉他们，他们又把我送到城关派出所，到派出所他们还是充好人说：“嫂子，这里你也不生，说吧（我丈夫也是公安民警，这儿是我丈夫的工作单位），说清了今晚就让你回家了。”当时我虽学法时间不长，学法不深，但我心里只有一念，不能连累其他同修，因这些资料涉及到很多同修，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不管他们怎么逼问，我就是不说。到夜里12点，把我又送进了盘查所，在盘查所里关了我三天，我还是不说，就把我送进了县看守所。
在看守所他们非法关押我十个月。在这十个月中，我受到了非人虐待。刚去时八天没喝到一口开水，我一下子起了满嘴泡，脱了一层皮。一个月后我问看守所长，关我一个月了为什么不放我？他说：“对你们法轮功没期限。”三个月后他们才让家人见我，叫家人劝我写保证书。他们诱骗恐吓我家人说：“如果她不写保证书就判她三至七年刑。”家人和孩子们吓坏了。它们丝毫不讲人权，实施“株连九族”式的镇压，儿子和丈夫都受到牵连：儿子被取消入党资格，在中国，××党大于国、大于法，不加入××党就不能提干部，取消入党资格在他们看来就是一种很严厉的惩罚；公安局给我丈夫施加压力，让我丈夫去参加三个月的学习班回来后下岗。丈夫走后家里只剩下大大小小四个孩子，好端端的一个家就这样被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爪牙们迫害的四分五裂。丈夫被逼到外地学习期间，孩子们想见我，儿媳哭着求公安局长，它们吓唬孩子说：“如果再劝不了你妈，以后就不要再见了。”孩子们吓坏了，见了我就哭着说：“妈妈咱写个保证回家吧，我们离不了您。”我的妹妹、弟弟一起来了，妹妹和儿媳哭着给我跪下求我写保证书。亲人们哭成了一团。我的心也被她们撕心裂肺地哭声撕扯地要流血。我善良的一家人无辜受到如此摧残。我80多岁的两位老人被吓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惊吓得全都病倒了。
县看守所长非常邪恶，讲真象它不听不信，还经常骂师父。我告诉它善恶有报，它说：“我等着报应呢。”就在它给犯人们开会诽谤大法的第二天就出了车祸，把脚骨摔坏，腰摔伤了。
看守所对关押人员很刻薄，可以说它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吃的是猪狗不吃的饭菜。每天只给犯人吃六两粮食，叫犯人对外说是吃1斤2两。我经常见到年纪小的犯人被饿晕倒，嘴被磕破。中午饭就是白水煮几根菜叶，没有油，菜汤清得可以照镜子。几个月后丈夫来看我时，我瘦得差点认不出来了。丈夫见我被虐待成这个样子，顾不得自己公安民警的身份，50多岁的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哭得痛不欲生，嘴唇哆嗦得说不成话，精神都崩溃了。这是三十多年来我第一次见他哭，一个做了几十年公安的男人在怎样一种深深地无奈与伤心中才会这样哭啊！
在里面它们不许我们炼功，炼功就把我们铐起来，我们都绝食抗议。它们只好把我们手铐打开，分成两个屋关押。我和另两个同修被关到西边最冷的号房，厕所在屋里但没有门，因为白天晚上查号房的都是男管教，随时可以从那个小孔往里查看，我们就要求它们给安个门，它们不给安。我们又要求它们找块布挂在厕所门口，所长不耐烦地说：“没事，没人看你们。”真是毫无人性。谁家没有女人，他们家的女人上厕所随便叫男人看吗？冬天屋里结着冰，我的脚和脸全冻伤了，流了两个多月的脓水。另外两个同修的手脚也全冻了，晚上冻得打哆嗦，大半夜睡不着觉，白天冻得坐不住，我们三个人只好在屋里转圈走步，整走了一冬天。整个冬天都只能穿着衣服睡觉，晚上冻得鼻子疼得不能出气，我们只好用被子盖住，看守所长不让盖。直到第二年春，我们才敢脱衣服睡觉。最冷的时候不但屋里结冰，屋里厕所也结了很厚的冰，厕所也不能用了，院里水管也冻了，别说热水，连凉水也没有了。就这样持续了七天，它们才烧了些开水把厕所烫开了。
在看守所既有严冬又有酷暑。夏天它们不让挂蚊帐，蚊蝇可以任意叮咬。无论天多么热也不让我们出屋，只有每天早上放风半小时，其它时间连吃饭都让我们呆在屋里，气温本来就高，屋里通风又差，空气几乎不流通了。我们的衣服整天被汗水泡着，只有早晨出去的半小时换了干衣服能干一会儿，整个夏天衣服从来就没干过，那几乎就是水牢，好多人都病倒了。这样的恶劣环境，看守所长却欺骗我的家人说：“我们对她们很好，冬天冻不着，夏天热不着，每天都有开水喝，吃得也不错，比家里还好呢！她都不想回家了。”我不忍心再给家人增添心理压力，就没把这里的恶劣情况告诉他们。
这十个月中，我亲眼看到，看守所的恶警们做了坏事就说谎掩盖，把做的坏事说成好事往自己脸上贴金。我亲眼见到他们打了人转眼就不认帐。2001年6月份左右，我和一个同修在里面正在讲真象，一个女管教嫌声音高了，去拿来一根胶皮棒，并叫来副政委。这个暴徒从女管教手中要过胶皮棒对同修就是四棒子，又打了两个耳光，还不罢休，又把同修关进了铁笼子里。胶皮棒打过的部位肿起来和手掌一样厚。当天我们开始绝食抗议。直到第五天他们才把同修从铁笼子里放出来。在这之前，还有三个大法学员被他们单个提到前边办公室关上门毒打。三个男恶警围着一个柔弱的女大法学员拳打脚踢，把她们蹬倒，有的揪头发，有的用手打脸，有的用皮带打脸，有的用电棍电。有一个瘦小的女学员，被他们打的全身哆嗦呕吐带着血丝，每个人都被毒打了两个多小时。有一个学员精神受到了惊吓，常从梦中惊醒。这就是江泽民式的“说服教育”。
因我不写保证书，它们恨我，让我给死刑犯陪绑，以此来发泄私愤。在枪毙人的万人大会上，他们提了十六个犯人，唯有我一个是女的而且是大法弟子。当时我给公安局写信告诉他们：我炼法轮功没有错没有罪，我不是犯人，叫我给死刑犯陪绑这样做是不对的，我要求无罪释放。我给他们讲法轮功对每一个人有百利而无一害，讲法轮功的真象，它们叫看守所没收了我的纸和笔。后来我又找了一支笔，往卫生纸上写，它们就不卖给我们卫生纸用，我们那几个月只好把被头布撕下来当卫生纸用。就这样它们还不解恨，打算把我判刑。在法庭上我讲真象，讲着讲着我晕了过去。它们只好休庭把我送医院急诊室，一量血压240，只好把我送回看守所，说等我病好了再开庭。可是我的血压一直下不来，最高时高压达到255，法院只好作罢，把案子退回公安局。公安局长和当时的政保科长认为我给它们找的麻烦最大，说判不了我刑也得劳教我，就这样在看守所关了我十个月后，不顾我血压高的情况下非法定下将我劳教三年，在送我去劳教所上车前才通知我被劳教三年。就这样他们不管我的死活，硬是把我拖到车上送到石家庄劳教所，非法关押我十个多月，最后由于我一直血压高只好让我回家了。
我在县看守所和劳教所被非法关押了两个年头。每当逢年过节时，我本该幸福团圆的家庭却残缺不全，一家人看着做好的饭菜无法下咽，只能以泪洗面，我丈夫也长期忧虑生病。可是像我这样被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到如此地步的家庭，在中国又何止千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