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家的遭遇（上）：丈夫被害死 我被判刑6年
下面我将江泽民迫害我们全家人的事实及过程写出来，让大家看看江××一伙对我们这些老老实实的老百姓都干了些什么。
我在得法前，病魔缠身。因身体多病，无法完成英语教学任务，被迫到学校资料室工作。医院能作出诊断的病我就患有10来种：高血压、心脏病、眩晕症、脑供血不足、脑血管扩张、胃十二指肠球部溃疡、风湿病，还有三种妇科病（子宫肌瘤、乳腺增生、腹腔炎），经常尿频。为治我的病几乎倾家荡产。由于多病在身，心情特别不好，脾气暴躁，丈夫和孩子因我而承受了许多。多少次我想到自杀，但看到年幼的孩子，看到丈夫那瘦弱的身躯，我只能含泪作罢。1997年4月，丈夫因劳累成疾，第二次胃出血住进医院，而且住院检查过程中，发现肝上长了肿瘤，我当时感觉天塌下来一样。在丈夫住院会诊的头天晚上，我休克过去了。丈夫住了一个月的院，同事都为我担心。
丈夫出院的第四天下午，我的同事向我介绍《转法轮》这本书，当时我是以普通读者的心态接过这本书的。当看到《转法轮》这三个字时，我心里一震；翻开书看到李老师的照片时倍感亲切，心生敬仰；读到“修炼”和“佛家”这几个字时，我激动得想哭。读书两个小时的时候，我感觉小腹有东西在动，我问同事怎么回事，她说师父在给我下法轮；全部读完这本书时，我忍不住大哭起来，我心里喊：“师父，我终于找到您了！”从那时起，我明白了我来在这世上的意义了，从那时起，我明白修大法是如此伟大的事了。
我严格地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真、善、忍”这三个字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过的第一个心性关就是我收的书款中多出5600元钱，账面上怎么也查不出这钱到底多在哪儿。因为会计忙，我就找校长和书记帮忙查，也没查出来，校长笑着说：“这钱就是你的，拿去花吧！”我急得一夜没睡好。第二天早晨，我跪在师父法像前，心里对师父说：“别说5600元，就是5亿6千万我都不会动心的，请师父帮帮我，让我查出来吧！”果然上班不到一小时，我就找出那笔钱差在哪儿了。我如数返还给了学生，校长和老师都很感动。以后每次报销书款领导签字时，校长一般都不看，拽过来就签字。我劝他别那么草率，他说：“钱在你手里不会丢。”因为我严格按照大法要求自己，身心变化非常大。两个月的时间，我就整个换了一个人，浑身的病一扫而光，走路一身轻，家里也感到了从来没有的平静与祥和。丈夫和孩子的身体也有很大的变化，丈夫过去很瘦，特别是胃出血以后，然而修炼大法几个月后，腰宽出二寸半。
1999年6月，江××出于个人的极端妒忌晦暗心理，下令五种人不准修炼法轮功，我和丈夫都在禁止范围内。我没理那些，可丈夫是市行政单位某事务办副主任，市委以“法轮功有政治背景”等谬论威逼我丈夫停止修炼法轮功，而且要他一定将我“转化”，否则我们夫妻就“双开”。丈夫为人老实，生性胆小，但是他深深受益于大法，大法使他死里逃生，他更看到了大法教人向善、做好人、造福于人类的伟大神奇。让他放弃大法，就等于要他命一样。在痛苦的矛盾当中，半个月他就人瘦了一圈。7月20日，江××在全国下令不准炼法轮功，我市也同全国的形势一样，笼罩在邪恶的气氛中。市委有关领导天天跟着我丈夫，我所在单位的领导也找他，双方单位的压力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使他几乎无法工作，人瘦得更厉害了。在身体和精神承受不住的情况下，没有办法，他只好答应市委不炼了。但他知道，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他深知他不会去强迫我放弃的，心里的压力并没有减轻。7月28日，他病情恶化，腹腔积水，医院诊断“胃癌晚期”。10月14日他带着对大法、对大法师父的万分内疚，带着对亲人的留恋，离开了人世，年仅37岁，当时我的女儿只有13周岁。
丈夫去世后，市委包括我所在单位的一些人，为了推脱责任，造谣说我丈夫因为修炼法轮功不吃药导致病情恶化而死。光天化日之下，如此无理抵赖和颠倒黑白，我们决不容许。在区委强制法轮功学员参加的洗脑班上，我严正地讲明了我丈夫因受迫害而死的事实真相。我向参加会议的区委会干部和市委妇联主任声明：决不容许你们再用我丈夫的死来陷害法轮功、逃脱你们的罪责。同时我以真名实姓给公安局长写了一封长信，揭露了事实的真相，讲述了我丈夫生前修大法受益情况，告诉他善恶有报的天理和破坏大法的下场。收到信后，市委、政法委、公安局惊恐万分。市委责成市公安局、市教委和我所在的单位三家联合处理我。他们以我洪法为由，用开除公职、劳教来威胁我。我问他们：“我错在哪儿？”他们说不出来，只重复江××不让炼你就不能炼，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江××官最大，不听他的听谁的。”我问他们：“江××就是宪法吗？宪法规定人民有信仰自由，为什么它不让？江××一个人能代表政府、代表民族吗？它如此践踏宪法，你们还跟着摇旗呐喊，请问公安局维护法律的意义何在呢？一个国家做好人的权利都没有，人民怎么活啊？”他们无话可说，只好放我回来。但自此以后，他们加重了对我的监控骚扰。他们监控我的电话，每天24小时安排警察把守楼梯口，上下班去市场，我左右两边各有一个警察跟着我，马路上的人都看；就连我在单位上厕所都有人站在我身边看着；家里来人要严格盘查，就连孩子的姑夫来串门，下楼买几个馒头都被抓进派出所审问。大礼拜双休日，学校说上级有指示，你没有双休日，要到学校正常上班，安排人看着，这样方便监控。单位也因我炼法轮功，“文明学校”被除名，每个教师应得的300元奖金也没了。校长反复给我讲：“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别说大法好不好，江××不让干的事谁也管不了，我们也不愿这样对待你。”我说：“做好人都不可以，人权、自由全被剥夺了，这怎么行？”
2000年12月，我与几个同修一起去北京，向江××要回我们修炼、做好人的权利。公安局得知后，派大批人马赶去北京，将我和同修全部绑架。在北京的一家旅馆里，本地公安局恶警对大法弟子刑讯逼供，打得死去活来。他们将我单独关在一个屋子里，逼我承认是这次进京的组织者，并要我讲出我的领导和上边的组织者是谁。我说：“大法没有组织，也不存在组织者，更没有什么领导，大法弟子来北京是江××逼出来的。”他们听后气极败坏，三个人将我按倒在地，踩在脚下面（还有用腿压着），给我上背铐。当时我心脏病发作，差点儿休克过去。他们打开手铐，我慢慢苏醒过来，但呼吸十分困难，而且四肢不灵，几个月内我都是半身不遂的状态。
2001年3月，市公安局宣布逮捕我，市教委宣布开除我的公职。2001年9月，市法院非法宣判我6年徒刑。法庭上，不准大法弟子和我的家属到场，在场旁听的全是市委及各局、办的领导，他们不准我讲大法的好处，不准讲我修炼受益的情况，我每讲一次审判长都要敲桌子。我要求法庭将我无罪释放，他们却宣判我6年。看守所的管教说：“什么罪这么重？”我说：“做好人。”同我一起进京的大法弟子全都被劳教。同年，我被送进监狱，家里只剩下我的14周岁的女儿孤零零一人。我家被害得家破人亡，当地百姓也在责骂市委、公检法的惨无人道。
此监狱对外伪装、表面平静，实际上是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江氏集团给他们的政策是：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只要能逼出一张“悔过书”，就给提薪、升职。这是恶警贾××迫害我时说的。她还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对待你吗？因为江××给我钱，给江××办事最安全，因为它是我们老大。”我说：“你明知道它迫害的都是好人，为什么还要照它说的做呢？”恶警哈哈大笑说：“中国的事你们为什么就整不明白？什么好人坏人？江××说你坏你就是坏，谁不听江××的谁就挨揍，我不听江××的，我就得下岗没饭吃。”监狱按照“转化率”给恶警加分数，分数够哪一级，就给提到哪一级，而且立即兑现。名利心的诱惑使这些恶警丧失了人性，迫害大法弟子的手段极其卑劣、残忍。大法弟子讲真相，他们就用胶带把嘴糊住；大法弟子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就用绳子把嘴勒住，绳子绑到后背的胳膊上（两臂背绑）。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有一次，恶警迫害我时气极败坏地说：“你不怕死吗？好，我先把饭给你停了，然后送你到医院，把你绑到铁板床上，全身动不了，床拉床尿，就叫你在屎窝里泡着，不给你换衣服，也没人理你，把胶皮管插到你胃里放着，高兴了就给你灌点糊涂粥，不高兴了，你就在那儿躺着，叫生不如死。要么转化，要么死。死也叫你死无对证，谁要追究就说你心脏病发作突发而死，或者说你自己不配合治疗绝食而死。死多少，老江也不追究，对刑事犯人我们不敢，对你们法轮功人，我们随便，这是老江给的政策，你懂吗？那些死的人你知道怎么死的吗？就这么死的！”
2001年的时候，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是几十人，他们就在医院设一个“特殊病房”专门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2001年10月，我绝食29天，抗议非法判刑，他们就是把我绑在这间屋子的钢丝床上。的确象狱警说的，全身不能动，做法同她讲的完全相同，我被绑了8天。据刑事犯人讲，某监狱死去的那个大法弟子就是那么死的，死前被抬进严管号里的时候，晚上值班的刑事犯人都看到了。后来，法轮功学员被抓进去的人多了，狱警们就改到了车间的一个小屋子里，将门窗都遮挡住，刑事犯人称它为“密室”，大法弟子被折磨时发出的声声惨叫，干活的犯人听得非常清楚。
我在监狱一年多，恶警从未停止过对我的迫害。因为我不顺从于迫害，对犯人的所有要求我都不从，活儿我也不干。恶警骂我：“你修大法做好人，为什么光吃饭不干活？”我说：“我有单位、有工作，为什么要把我送进监狱？我的工作不在监狱里，我不是来劳改的，是江××迫害我，我修大法、做好人没有罪，我也不是犯人。”晚上我还经常起来打坐，他们采取各种方式来折磨我，洗脑、殴打、惩罚无所不用。我抓紧一切机会向犯人讲真相，给她们抄写师父的《洪吟》和经文，我给她们讲大法，她们都爱听、爱背。我告诉她们大法的真相，揭露江氏欺世谎言。很多犯人都很痛心地对我说：“像你这么好的人，江××为什么要打击呢？”我告诉她们：“打击善的一定是恶的，江××才是祸国殃民、杀人害命罪犯。”我们所在的监区，几乎人人都知道“大法好”。恶警对此非常害怕，从此将我关在一个小屋子里不让任何犯人同我接触（除了夹控犯人外）。2002年10月，我身体突然出现严重病态。因为他们将我长时间关在小屋子里（我往外跑，恶人就把我绑在椅子上），不能走动，两腿肿得套不上衬裤，后背长满了疥疮，血压达到了220，经常昏迷。2002年12月，我已骨瘦如柴，被保外就医放回家。回家后，我立即给监狱写了一封声明信，声明我在家继续学法、炼功。监狱接到信后，马上给我弟弟打电话（因我弟弟是担保人），要起诉我弟弟，同时将我收回监狱。当时我只有一念，谁说了也不算，只有师父说了算。同时我在明慧网发表声明：声明在监狱里被迫害时所做的一切违背大法的事统统作废，同时揭露我所遭受的迫害。同修们也帮我发正念。监狱的威胁不了了之。
我回家后，市公安局拒绝签收，而且多方召开会议，研究迫害我的办法，扬言要把我送回去。2003年7月，我女儿出去粘大法真象标语，被恶警抓进派出所，110警察殴打我女儿。他们要我去派出所，我不去，后欺骗我说，放我女儿回家，家长必须到场才行。我知道他们有阴谋，但是我想到了师父的话“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需要去讲清真象”，想到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我去了派出所。我对警察讲述了大法的真相，告诉他们做一个好人对自己的未来有多么重要，告诉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后果。警察说“法轮功主体是好的，只是电视里讲的那些人不好。”我说：“电视里讲的都是江××安排导演的，根本就不是大法弟子。天安门自焚是栽赃、是阴谋。”最后他们说：“我们也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可是江××不让炼，谁敢不听？”我说：“江××独裁专制，它一个人怎么能代表政府、代表中华民族呢？它祸国殃民，用四分之一的国力打击无辜的好人，你们为什么袖手旁观，甚至还助纣为虐呢？”他们摇摇头说：“我不顺从江××，我就得下岗回家，家里人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江××坑害百姓，迫害好人，你却顺水推舟，帮助它迫害大法弟子，你失去的将不只是你的工作，而是你的未来，生命的永远！江××在把你往火坑里推，你都不知道，不可悲吗？”派出所的警察听了为之震动，答应放我女儿回家，但要我女儿写一份“保证书”。女儿坚决不写，同修也帮助发正念。关了一天一夜之后，他们无条件将我女儿释放。
2003年8月4日，正值开学的那天，市二中将我女儿撵回家，理由是女儿贴大法真象标语，学校要将我女儿开除，还说这是上头的精神。女儿不从，第二天早晨照常去上学，结果，班主任和另外一位老师将我女儿又给送回来。我说：“上学是孩子的权利，谁也没有资格剥夺这种权利。”第二天下午，我和女儿又一次来到学校，女儿堂堂正正走进教室，我立即就去找她班主任和学校书记讲理。我把大法的真相讲给他们，把江××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行讲给他们，并揭穿谎言。最后我告诉他们：“在正邪、善恶面前，就是对做好人和做坏人的考验，如果你不知道醒悟地去随从江××迫害大法弟子，后果是可怕的。”班主任和学校书记说：“老百姓谁能去干这个事，不都是江××逼的吗？什么事都与法轮功挂钩，谁能受得了啊！”晚上，女儿放学回来告诉我：学校不开除我了，也不要我写“保证”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