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9年7.20开始,全国大抓人、抄家、毁书。我们当地领导横蛮不讲理,不让人学炼法轮功,把我们抓去办所谓的“法制学习班”,其实是违法犯罪的法西斯洗脑班,逼我们放弃修炼。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修炼真善忍犯什么法?做好人都不让。大法、师父承受这千古奇冤。我心里难受,在家坐卧不安。于是我和同修到北京信访局说理。我们真诚的向北京信访局的人讲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没错,希望政府能听听老百姓的心声,纠正错误。哪知北京的警察对法轮功学员如狼似虎,把我们抓起来,威逼我们报地址、姓名,就这样我们被带回本地公安局。恶警逼我们脱光衣服,搜遍全身,被打得遍体伤痕,衣服被扯破。暴徒们打我时直踹粗气,累得满头大汗,逼我不学不炼。我不为邪恶所动。它们非法关押我15天、勒索3450元。
我看到电视里诽谤大法,利用“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大法,毒害了许许多多百姓。为了讲清真象,没有真象材料,我自己油印了“江泽民推卸不了的历史责任”就和两同修出去发,被人举报,再一次被抓。我们集体绝食十几天,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半。送到劳教所,医生检查我有高血压,不收,又被带回县看守所。来回送几次劳教都没送成。回到看守所,天天遭到狱警的打骂,一天给一点烂米饭,菜没油盐,它们把饭菜盛在小粪桶里,我只好又绝食。我侄子看我瘦得皮包骨头,托熟人保我出去。熟人满口答应,就问:你姑姑犯了什么?如果你姑姑要是杀人、放火、吸毒、贩毒、抢劫的,我能保她出去,如果是炼法轮功的,我就保不了。我要出去正法,不配合邪恶对我的迫害,下决心绝食到底,它们只好办了保外就医,逼迫我丈夫要钱,才放人,被勒索了3000元钱。
回家后,邪恶还不放过我,不断的骚扰我,非法抄了我两次家。又一次,一同修发真象材料被抓,说出我来,县公安局恶警开警车来我家抓人,几个恶警用手铐铐着我要抬上车,我和恶警讲理,凭什么乱抓人。这时,乡里乡亲来了许多,纷纷指责恶警、歹徒们:快放人,做好人犯什么法。人们把我从车上拉了下来,我胆小的丈夫也责问恶人:她什么也没做,为什么几次抓人?我乘机走脱,流离失所。
2002年二月初一我和同修又到天安门证实大法,我来到许多外国人的地方,双手拉开横幅,大声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大法清白、还我师父清白、天安门自焚是坏人栽赃的。跑来了几个恶警,我在人群里穿来穿去,它们几次没抓住我,最后我被气急了的恶警摔倒地上,又拖到警车上,它们抓住我的头发,用脚踩我的头、背部,疯狂地毒打我。后又被送到天安门分局,关在一个铁栏里。恶警无理要照相,我不配合,又遭毒打。恶警又抓了一些同修,我们一起坐在地上发正念,邪恶都害怕。晚上,两辆警车把我们送到石景山看守所,一路上同修们高呼:法轮大法好、还大法和师父清白。从天安门到看守所两个多小时,我们的嗓子都喊沙了,还在喊。坐在车里的十几个恶警不敢说什么,被我们大法弟子的正念震住了。
我和同修被分开了。为抗议邪恶对我的迫害,我一直绝食。恶人对我强行灌食,用一袋食盐、两袋豆粉搅在一起,七、八个大个外劳犯人将我按倒在地,捂着鼻子、嘴巴、卡着脖子不让透气,插了十几次没插进去,又换粗管子,喉咙出了很多血,才灌进去。它们把我送到号子,叫几个犯人看着我,不让我吐。我吐了三次。恶警又把我送到北京公安医院,强行打针、灌药,长期戴手铐、脚镣。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我不配合邪恶的迫害,邪恶之徒就用电棍电我没打针的手。我和北方的几个同修共同发正念,清除背后的邪恶因素。打针也打不进去。在医院的16天,我们一直抵制邪恶的迫害,一口东西也没吃,天天挨打骂,真是度日如年。邪恶把我带回石景山看守所,还是强行灌食,几次昏死过去。40多天,我没吃一口东西。邪恶找来同乡同修,同修看我瘦成这样抱着我嚎啕大哭,劝我吃一点。我只好喝了点水,但吐了出来。在北京被非法关押了四个月,我们报了地址。
我们被带回本地,非法关押在县第一看守所。有一天姓何的狱警看我们不顺眼,说我们炼功,把我们拉出去打了四大扁担。身上被打得血红、青紫几大块,不能行走。为抗议恶人的迫害,我在看守所绝食。天气炎热,高温,身体发高烧,一直睡在水泥地上,蚊子咬我。我身体极虚弱,邪恶抬我出去灌食、打针。我绝食十七天,邪恶怕我死担负法律责任,打电话到乡派出所。派出所所长把我带回派出所,还想转化我,我正念清除邪恶。一天早晨,看守我的所长睡着了,我想走,可我身体很虚弱,昏倒两次,还倒在所长身上,他都没有醒。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闯出了魔窟。流离失所在外。后来我悟到应全盘否定一切邪恶旧势力的安排。我回到了家。我丈夫也看清了邪恶的本质,以前他害怕邪恶,带着恶人到处抓我。现在也维护着大法。做救度众生的事。
我要用我这几年所受到残酷迫害的事实,控告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大法、大法弟子所犯下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