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东蒙阴恶徒对我们一家人的残酷迫害
我于1994年开始学法轮功,修炼前患有严重腹泻,大肠恶性病变,吃下东西不消化,身体极度消瘦,花去医疗费1万多元,仍无见效。我无比幸运遇上了师父传法度人,每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到五里路外的村里去学法轮功,看师父讲法录相。一年后,我回到本村在家里设了炼功点,让更多像我一样的人都受益。通过几年的修炼,我身体的病渐渐好了,达到了无病状态,心灵也得到了净化。我家有三个孩子,都学法轮功。直到1999年6月(阴历)我和大女儿一同去北京证实大法,被当地有关部门派车去北京把我们接回,对我们每人罚款200元,抄走了大法书和师父法像。我们炼功点被迫停止了集体学法和炼功,只好在家自学。
1999年12月我和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一同去北京证实大法,我们被抓捕后,送回到镇党政大院,此时一场足够20公分厚的鹅毛大雪把我们与外界隔绝开来,气温下降到零下13度。我们十几个人被关在一处办公室里,无吃无喝,坐在水泥地上,大家靠在一起取暖。五天以后附近有同修知道情况后,给我们送来被褥和饭菜,我们就这样维持生命。
邪恶之徒强迫我们转化,吃的酒足饭饱后,把我们叫到办公室里,它们七八个人,强制我趴在地上,拳打脚踢,扇耳光、木棍击打、抓起头发撞墙,疯狂的逼着我们骂老师、写保证不学不炼,强迫挂×教牌。一连经过十几次这样对我们進行体罚和毒打。
我大女儿被用绳子拴在手腕上吊起来用烟头烧脸、烧手,用凉水浇头、用开水泼身,双手被勒致青紫肿胀疼痛难忍。有一次晚上我们睡了觉,邪恶之徒于花增同另外两人喝的醉醺醺的闯入屋里,拉我女儿和另一位女同修,图谋不轨。我只好让女儿和同修睡在最里边墙角处。
邪恶匪帮对我们進行了抄家,抢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我家被勒索罚款14000元,强迫办学习班洗脑三个月。最后把我们十几位同修装在汽车上挂上牌子,过往全镇各村游街侮辱,煽动群众仇恨法轮功。
2000年12月,邪恶之徒又对大法弟子進行敲诈勒索,罚款每人800元,我家被勒索2400元。2001年6月,有外地大法弟子送材料,住在我家,被恶人告密,邪恶之徒翻墙而入,把我和儿子及功友一起绑架到派出所关押。恶徒把我和我儿子白天铐在电线杆上,晚上铐在床腿上,不让睡觉,酷暑炎热,加上出汗,苍蝇爬满了身,暴露在外面的皮肤上都生了蛆。
这次体罚毒打和迫害比以前更加惨不忍睹。县610和当地派出所的协同审讯和定性,一个月后,我被非法判劳教三年送济南,我儿子被非法判劳教二年在王村。劳教之前我家被邪恶进行了第二次抄家,破门而入進行了严格搜查。我二女儿被拘留和罚款后回到了学校,后来考入大学,长年无家可归。我大女儿于2002年8月在资料点被抓捕后,被非法判有期徒刑十一年,现在济南监狱遭受迫害。
我好端端的一个家庭被邪恶匪帮多次洗劫、罚款和随时监控,我们被逼的无家可归,亲离子散,流离失所,就因为做人求真,真诚、心慈和善良,就能被迫走向灭绝。人心何在?道德何在?正义何在?
二、旧寨乡果农杨玉东及其家人的遭遇
我叫杨玉东,今年62岁,蒙阴县旧寨乡人,1997年3月我得了血粘晕,打针吃药也治不好,一直到五月。后来亲家送我一本《转法轮》,开始时我因文化有限看不懂,后来有文化的同修帮助我学法,就在学法后的十几天,我的血粘晕就神奇的好了,以后我四五十年的气管炎、胃炎也都好了。我很高兴,是李洪志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教导我看淡个人名利、不计个人得失。1991年我村村主任杨万福、书记杨玉贵一伙人,强分我家老少和亲朋用八年心血劳苦开发的80亩板栗园,因他们违反合同法,我上访、信访,上级领导叫县里尽快处理。由乡里出面割回40亩归我,实际给我39亩,割出去41亩3000余棵树每棵按5元补偿。因村里买通了乡访主任3000余棵树只承认843棵,我不同意又经县里处理,村里又买通了政法委书记,领一帮打手,当着村民强行处理认定为960棵。我坚决不同意,被一打手从后一脚踢倒,叫到:“不准你说话。”我就继续跟他们打官司。1997年学法轮大法后,“真善忍”的法理教导我看淡了个人的名利,我就放弃了和他们之间的利益争夺。
1999年7月20号后,邪恶的江氏出于强烈的妒嫉之心开始诬蔑迫害法轮大法,下达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邪恶命令。我村村主任杨万福、书记杨玉贵带领一伙人借江罗迫害法轮功想大捞一把。他们勾结恶人李在和带20多个打手逼我三天交4400多元钱。他们想从我家捞一把,可是我家早被他们刮净了。
同年腊月为了给大法说句公道话,我去北京上访,年初一在北京被便衣恶警发现,劫持上车,拉回公安局审问。乡里的恶人刘长波和几个坏人把我们十个大法学员身上的钱给搜走,拉回乡里,男女一块关在传达室。晚上刘长坤、李明国下令折磨,逼着我们坐在雪堆里,踢过去、踢过来。他们打够了就把我们关在传达室的水泥地上,寒冬腊月却有时开着风扇,强迫我们坐师父照片,还对我们拳打脚踢,强制军蹲、冰冻、用棍子打。恶人熊贵义用棍子打断后用桌腿毒打,后又关在不透风小车库用各种方法折磨大法学员。
恶人来我家抄家抢去抽水机、木材等物资,价值2000多元,还非法罚款6000余元。阴历7月底我被放回家,家里果树因不会管理死亡很多,收入很少了。同年阴历11月旧寨派出所恶警又把我和杨树明抓去送公安局折磨一个月。(2004年3月,杨树明被非法抓走,至今未放)。
2001年4月乡恶人又来家抓我,我没在家。听家人说后,我被迫离家,流离失所。后来听说隔几天恶人抄一次家,骚扰家人不得安宁。
2002年秋新上任的610恶人鞠朋怀疑我表哥留我宿,把他抓去拷打。又把我二妹抓去拷打十几天。从此村里一些坏人也借机加剧迫害,以抽人口地为名割我家果园,侵占树有200多棵。到冬天,杨万福和他同伙又抢分东岭21亩多,现在抢去板栗46亩多,其它果园20余亩,果树5200余棵,没给我家钱,还诬蔑说我家欠村里钱。麦后逼家人交4000余元(我也不知道什么钱)。
2002年9月不法人员又把我儿子抓去,逼他找我,找不到,逼他交一万元现金。因为没钱,不法人员把他押起来,后来又把他妈和他三姐抓去,非法关押近两个月,逼的亲朋凑了五千元才把她们三人买出来。家人在长期遭受高压迫害下,承受不住邪恶的威胁恐吓,被迫帮恶人找我、抓我。三女儿家的个别亲属利欲熏心,帮助村里的恶人進行迫害,企图分得我流血流汗开出的果园。儿子、儿媳无法生活,地也被瓜分了,钱也没了,吃不上饭,被迫在县城卖水果。村里安置坏人到处流窜抓我。
三、夫妻二人修大法和被迫害的经历
我在修炼前患有严重神经衰弱、神经血管性头痛,经常住院治疗,加上我丈夫患有半身不遂、痰饮病、视力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打针吃药效果不好,我家里安了仙桌子,十几年来一直疾病缠身,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每年看病治疗就花去医药费上千元,住院时花钱没数,对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真是雪上加霜,负债累累。我们夫妻二人每天靠抽烟、喝酒来缓解痛苦,烟瘾酒瘾越来越大,病越积累越多,在治疗上效果越来越不好,天天为病犯愁,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在这期间多亏师父传法度人,1995年我们夫妻二人开始学法轮功,逐渐的身体强壮起来,一身病全都好了。我们万万想不到大法如此神奇,救了我们全家,我们非常感激师父的大恩大德。
我和丈夫都没有文化,原来一个字不识,开始炼功时我们听师父讲法录音,后来慢慢读《转法轮》,有不认识的字就问别人,不到一年的功夫,《转法轮》就完全念下来了,连我自己都想不到,而且完全能领会大法的内容,这真是一个奇迹,是大法威力的体现。经过学法,智慧和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晚上走黑路也不害怕,干起活来有使不完的劲,不觉得累。随着修炼提高,祛除了根深蒂固的魔性,家庭内部以及邻里关系也变好了,没有了以前那种异常紧张的气氛和没完没了的发泄私愤的争斗了。了解我们人看到了我们的变化,无不羡慕赞美,说我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所有这些变化来源于大法的再造威力。
1999年我去北京证实大法,被非法抓捕送回后被罚款200元,从此被禁止学法轮功,失去了集体炼功学法的好环境。古历1999年12月,我和丈夫一同去北京证实大法,中途被非法抓捕,拘留一个月。在拘留所里我们被打手们拳打脚踢,棍棒相加,用皮鞋抽脸,遭受坐卧雪地,挨凉受饿,晚上睡在水泥地板上,不让吃饱,一顿两个小馒头,罚做苦工,等等非人折磨,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和伤害。拘留期满后我们被转送到镇党政大院关押,同时被抄家,值钱的东西全都抢走了。
邪恶十几个人,对我们日夜看守,以提审为名对我们拳打脚踢,踩头碰地,棍棒击打,抓起头发撞墙,掀起衣服用皮带抽身,全身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疼痛难忍。接着办转化学习班强制洗脑。三个月的时间里,十几次强迫我们骂师父和下保证不学不炼、带邪教牌等,進行各种体罚和毒打,最后把我和丈夫与同修十多人装在车上挂上牌子过往全镇各个村庄游街侮辱。我们身心遭受到极大的摧残和伤害。
后来不法人员逼迫我夫妻二人交罚款12000元,放我们回家筹备款项。我们被迫有家不能归。邪恶之徒来我家要钱,见不到人,搬起石头把铁门砸了一个大坑。
我们躲过了此次劫难后。到2000年2月,不法人员又第二次办洗脑班,我们闻讯后只好再次流离失所。此后不法人员对所有法轮功学员实行敲诈勒索,强迫罚款800元,我家二人交1600元。邪恶抓不住我家的人,就把邻村我四妹在夜间抓去扣押,逼她替我们交罚款1600元。
虽然邪恶之徒对我们这的迫害非常残酷,但我和丈夫依然坚定修炼,同时散发真象传单。我们永不会忘记是大法给了我们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