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99年10月26日,我想用我应有的正当权利向我信任的中央信访局说句真实的心里话,可我还没等看到信访局的大门就被强行塞進了警车。后被接回,在榆树市拘留所非法关押,渡过了32天的“高费用、低待遇”的犯人生活。
2000年2月10日我再次踏上了去北京的护法之路。11日早6点,我刚到天安门广场,就被一群便衣警察强行推到了警车上,送到了一个专门关押大法弟子的地方。那里关押着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后来被转送到长春驻京办事处,驻京办的长春警察非法搜走了40多名大法弟子的钱。我不给他们,恶警就恶狠狠地打了我两个大嘴巴,抢走了我1800元钱。2月12日我又被榆树政保科接回,被榆树看守所非法关押。10天后又转到拘留所,当时有100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这里。因为我们早晨炼功,拘留所长魏福成领一帮管教打我们,所长叫警察打,打人的警察有孙景富、徐九非、常胜利、王非、高勇等。一帮警察用小白龙(白硬塑料管)劈头盖脸一顿狠打,后又把我们都拽到水泥地上趴着,继续打。这样我们天天早上炼功,他们天天对我们進行毒打,打完后还扒去我们的外衣,在零下27度的严寒下冻我们,我冻得直恶心呕吐。有一天有8名同修被扒去外衣,只穿内衣,足足打了两个多小时后,送到室外,在零下几十度中去冻。当时有两名同修冻昏了过去,徐九飞还说:“上边有打死人的指标,没事儿。”又是一天的早晨,我被叫到了管教室,他们不允许我炼功。我没有答应,就上来一帮管教,有高勇、常胜利、王非、安建国、许九非等7、8个人把我弄到一个小屋,拉上窗帘、关上门,让我趴到地上,用白塑料管一顿毒打,徐九非在旁边叫嚣:“给我打”,其他人蜂拥而上,足足打了有20分钟。我整个后背、臀部到腿部全都打得又红又肿,一天后就变成了紫黑色,腿部的紫色两年后才退去,形成的死结三年后才下去。
我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23天后,在2000年3月6日又被榆树政保科送到长春黑嘴劳教所非法关押我10个月。在这10个月里,除一天16、7个小时的超体力强制劳动外,还被那里的恶警绑“死人床”,电棍电等等酷刑。有一次我被他们电得头晕目眩,倒在地上,差点昏过去,真是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在2001年5月4日的晚上,我和同修去撒传单,喷真象标语,救度众生。回来的路上被恶人举报,110巡警把我们非法送進了榆树看守所。5月5日下午,政保科的周宪国、孙铁军、郭树青、老胡(郭、胡二人已退休)对我和同修進行了非法审讯。在这之前已有4人去我家進行了非法搜查,拿走了3张真象传单和经文。于是,他们逼我说出资料来源,我不说,他们就狠命的打我嘴巴。郭树青和老胡两人轮番打,打得我耳朵嗡嗡叫,头晕眼花,当时就把我的头打得象柳罐斗(水桶一样的柳编盛水器)一样大。政保科副科长周宪国过来一拳就把我眼睛打得肿起老高,已经不能睁开。他们二人问一阵、打一阵。同时,我还听到另一屋子里对另一名同修威逼诱供,拳打脚踢声。郭树青还用皮鞋狠命的踩我脚趾头。就这样他们对我和另一名同修整整疯狂的迫害一个下午。下班了他们才算住手,把我送回监室, 屋里的人还以为又送来一个人,都已经认不出我。因为我当时头已经变得老大,脸已经肿得老高,五官全部变了形,嘴不能张开,眼不能睁开。犯人们原来不相信警察会打法轮功的人,现在都说这些警察太狠了。第二天我的脸就变成了紫黑色,狱警都管我叫熊猫。而且他们也都悄声说:“打得太重了”。因为他们心里清楚法轮功的人又没干什么坏事,怎么把人给打成这样?一个月后我又被转到榆树拘留所,10天后又判了我2年劳教,被送往长春黑嘴子劳教所,因为身体不合格被拒收,又返回到榆树拘留所,非法关押到6月27日放我回家。
这便是我亲身所受迫害的大概经历。我把这些写出来,是希望那些参与和没有参与者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用良心想一想,千万别再干那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给江泽民当打手是绝不会有好结果的,千万给自己留一条生路。你的亲人们也都不希望你们干坏事,否则再有类似文化大革命的结局,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为你负任何的责任,给江泽民当替罪羊不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