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雨中走过来的我
一．是“真善忍”把我领出噩梦
我叫蒋玉清，女，1970年农历十二月初八出生于辽宁省兴城市羊安乡白铁村，从小家境贫寒，父亲因病早逝。
1993年7月27日（农历六月初九）晚，大旱后的第一场雷雨，祸从天降。同村后院住的李文才（外号老寇）持刀入室欲对我行不轨，将我掐晕，母亲挣扎着到外面向人求救，被李砍死。我醒来后赤脚冲出屋外，被李撞见，我与之厮打，大声呼救，有的人家撩开窗帘向外看，却默不作声，没有一人来相救。我的心顷刻间到了绝望的边缘。人哪，都怎么了？为什么都见死不救呢？那一刻，只有雷声、闪电见证了人间的那一幕。我沉默了，不再向这些冷漠、麻木的人们求救了。李用砖头将我砸昏，醒来时我挣扎着爬起来，又被李打倒，用刀乱砍……，我又昏死过去，再次清醒时，瓢泼大雨、电闪雷鸣……
这个雨夜，我开始了真正的思考，如果我活下去，在这样残酷无情的社会里，在这样的人群中，我如何面对，如何生存，哪里有我的立足之地，我问苍天，苍天不语；我问大地，大地不答。此后我的人生信条是，我蒋玉清要报复所有对不起我的人，我把仇恨的种子埋在了心里。我极度空虚，我拼命的吸烟以此来排遣精神上的苦闷。我也曾奢望找到一片没有纷争的人间净土，我象一朵漂泊的云，迷失在这红尘之中，不知何处能暂时停泊我这颗疲惫不堪的心。深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已心灰意冷，决定遁入空门当尼姑。可尼姑庵要3000元钱的入伙费，而且给钱越多越被重用。这哪里是清静超脱之处？我苦苦挣扎着，我封闭着自己，不思上进，不愿以拼命的挣钱来添补空虚感。我鄙视金钱，因为它换不来真正的理解和温暖。但另一方面，我却越来越自私、心胸狭窄，性格孤僻、暴躁。冥冥之中，我不知人生存在的真正意义。我用灰暗的心里看待着世上的一切，以至于别人给我介绍对象，我看到的都是人性恶的一面，达不到我想象中人性的完美，而与人无法相处。
在浑浑噩噩中，我已近而立之年，也想有个稳定之处，从依赖哥、姐中解脱出来，我决定忘记自己的过去，以诚待人，结果事与愿违。1997年正月，经人介绍我认识了A（因某某在外地打工而未与其相处），97年底，A返家，接我去他家过春节。A家提出先结婚登记。因刚刚相处双方并不了解，且无任何感情基础，我不同意登记结婚。A嗜酒如命，借酒辱骂我，并对我野蛮无礼，他的父母对此装聋作哑。同时我几乎失去了人身自由，被A及他父母严加监视，并对外宣传我如何如何。A变本加厉地对我拳打脚踢，身上、头上青一块紫一块。他打累了就用手狠狠地拧我，把我身上拧成了青紫色。打完了还逼着我给他铺褥子，做饭，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否则还接着打我。我此时落下了一身的病：神经官能症、肠胃炎、风湿、贫血、妇科病……每顿只能勉强喝点稀粥，某某却有恃无恐：“有病活该，宁可你死了，挖坑埋了你。”A知道我怀孕之后，对此视而不见，仍然不屑一顾毒打我。我不甘心，我要讨回公道，可有人说：“有理没有钱也打不赢官司。”我绝望了，无处诉苦，有口难辩，我心中充满了仇恨，我要和他们拼了……
1998年农历四月初八，A的父母外出，A生病，我趁机跑到了哥家，那时我已骨瘦如柴，病魔缠身。到医院检查，查哪儿哪儿都有病，没钱查不起，也没钱治不起病。有人告诉我：“学法轮功吧，你病才能好，脾气也能好。”并告诉我，同村盲人刘丽君自从学法轮功以后，一改过去的暴躁脾气，再也听不见她那方圆几百米都能听得见的大嗓门了。一听法轮功“真善忍”三个字，深深的触动了我的心，我马上借来《转法轮》这本书，迫不及待地先挑着看了“杀生问题”和“业力的转化”几个内容，书中说：“杀生这个问题很敏感，对炼功人来说，我们要求也比较严格，炼功人不能杀生。”“真善忍”这么好，我已经爱不释手了，有一种感觉，这就是我生命中一直渴望的，我要找的。如果与仇人同归于尽，不就与“真善忍”失之交臂了吗？我迟疑了是报仇还是修大法。
之后，我离开了哥家，流落到了锦州市，我流产了，我的凄惨，我的痛苦，使我悲愤交加，望着川流不息的人群，望着天空发呆，看着为了报仇准备的刀，想想自己现在手无缚鸡之力，虚弱多病的身体，有报仇的怒火，却无报仇之力呀！我该怎么办，怎么去报仇啊！突然“真善忍”三个字映入了我的脑海，我心中疾呼：“真善忍”你在哪里呀？难道这世上还有“真善忍”的存在吗？我苦苦寻觅的，苦苦期待的美好在人间真的存在吗？何去何从呢？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在做生死抉择。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你渴望已久的美好就在眼前，放弃仇恨吧！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啊！”经过六天的思考，我从心底发出了一念：我要修炼“真善忍”。因身体虚弱，我躺在火车上回到了村里，我迫不及待地想看《转法轮》这本书。
1998年农历四月十九日，我走上了修炼返本归真之路。师父和大法打开了我尘封已久的心结，在“真善忍”中我找回了理智，找回了自我。我从噩梦中醒了过来，豁然开朗，真正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明白了以前自己的自私、狭隘对人对己造成的伤害。师父教导我们要与人为善，处处为别人着想，做个道德高尚的人。回想自己差点被复仇的怒火冲昏了头脑，险些成为罪人，是师父和大法救了我，也救了我要杀的人，大法净化着我的思想，不知不觉中，我身体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了，我的身心开始了从未有过的轻松。随着修炼的深入，对大法的法理有了更深的理解，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事用大法的标准衡量，师父在《经文》“佛性无漏”中讲：“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
1998年底，A来找我，提出要我给拿些钱，其实我的生活一直很拮据，但我平静地借了1000元钱给了他，A很意外，我告诉A，我修大法了，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并给他读《转法轮》中“失与得”和“业力的转化”，A听了一会儿说：“别念了，我心里不好受，真没想到你变得这么好。”我告诉A，是法轮大法救了我，改变了我，并希望他也看看大法的书籍。A说：“我学不好，这法这么好，你好好学吧！”如果不学大法，这种结局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昔日的仇人在“真善忍”的法理中善解了，这是大法无边威力的展现！
二．连宵风雨血泪稠
可就是这样一部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却被一伙别有用心的人所妒忌，而引发了1999年4月22日天津市恶警非法毒打抓捕了四、五十名法轮功学员事件。法轮功学员向天津市政府了解情况，而天津市政府却矢口否认抓捕学员一事，拒不放人，并声称：当地不给解决，去向中央政府部门反映。4月25日法轮功学员理性自发地去北京和平请愿，希望中央有关部门能够公正客观地对待此事，武警领着法轮功学员来到了中南海，静静地站在被指定的地方，国家总理朱镕基接见了5位法轮功学员代表，总理的直接出面，此事得以和平圆满的解决。法轮功学员静静离开，天津事件告一段落。可中央电视台在后来的报道中说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与事实大相径庭。4.25之后各级政府部门开始监视、骚扰法轮功学员，中央最高部门成立了610办公室，专门针对法轮功。
1999年7月20日，全国各地政府开始骚扰、抓捕法轮功学员，7月20日晚，锦州市法轮功学员被抓，我去了解情况，行至葫芦岛市连山区金星派出所时被截回，扣留在兴城市公安局，兴城市公安局局长等人说：“你们炼法轮功的踏出兴城范围一步就算犯法，就抓你。”7月21日凌晨我被放出。为了让中央有关部门、国家领导了解地方官员无视法律，无故抓人的事，我要用我的亲身受益的经历向中央领导反映真实情况，不要被一些人所蒙蔽。7月21日下午去北京时，行至绥中县万家乡被抓回，押解至公安局，后又被绑架到羊安乡派出所。7月22日上午8点多钟被放出。7月22日下午，江氏集团利用电台、电视台、报纸等宣传工具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及师父造谣、诬陷，进行非法镇压。全国都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我做为修炼法轮大法的身心受益者，亲身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和美好，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我有责任和义务向中央反映心声。
因公路、铁路被封锁，7月22日下午我骑自行车进京，7月25日到京，此时的北京戒备森严，天安门广场及附近每天都有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在此仅举一例。8月18日上午7点多钟，天安门广场刚升完国旗不久，警察开始清场、戒严，有4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一群警察围住，毒打着塞进警车。他们与法轮功学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中有一山东男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用皮鞋狂抽脸部、头部，头和脸肿得变了形，直至昏死过去，醒来后又被打昏扔进了警车。此种情景屡屡发生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众目睽睽之下，至今已不足为奇了。
7月31日早晨，我被天安门警察盘查，被押至天安门分局后又被押到辽宁省驻京办事处，自行车被扣留。8月1日上午被遣送回当地（身份证被羊安乡派出所扣压至今）。又被送进兴城党校办的洗脑班。各级政府官员和武警100来人，软硬兼施，逼迫我放弃修炼法轮功，写保证书。我说：“我学大法做好人，你让我放弃，难道让我做坏人吗？”下午被放出，并警告我必须在家几日内写出保证书，否则还被拘留。难道在中国做好人都不允许吗？难道还怕好人多吗？此时的电视、报纸各种宣传媒体肆无忌惮地公开捏造、诋毁、栽赃、陷害师父和大法，我决定再次进京上访，为师父和大法讨个说法，澄清事实。
8月6日，我再次进京上访。8月11日，我又被抓到天安门分局，在天安门分局，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被抓到这里，雇佣保安人员看押我们，有时不许我们上厕所，不许买食物吃，晚上多数法轮功学员被当地驻京办事处人员带走。保安人员用床顶住门，手里拿把尖刀咆哮着大骂我们，把尖刀用力飞插在桌子上，拔出再飞插。反复多次，直到累了，骂声也停止了。8月12日，我堂堂正正地从天安门分局走脱。
对法轮功的打压不断升级，1999年10月，江氏集团将大批法轮功学员投入拘留所，看守所，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加重迫害。基于一个公民朴实的愿望：停止镇压！停止迫害！！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我理解好人应该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畏强暴，坚持真理，使国家和人民免于生灵涂炭。
2000年1月25日，我又进京上访，所谓的上访办设在一条胡同里，没有门牌标志，上访办成了抓人办，胡同内外大批全国各地区警察、便衣把守着。我刚走到胡同口，就被一群便衣团团围住，盘锦市的便衣把我抓走。这些人相互勾结利用，只要是法轮功学员他们就抓，不是自己地区的也抓，目的是用此做人情，让对方也帮助抓自己地区的大法弟子，以此来拉关系。后来我被押至葫芦岛市驻京办事处，他们用手铐把我铐在了暖气管子上，下午5点30分我走脱。
这场镇压完全出自于独裁者江泽民个人的妒忌和对“真善忍”的恐惧，它发出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恐怖灭绝政策，动用全国上下所有国家媒体喉舌造谣宣传，散布弥天大谎，使亿万不明真象的无辜百姓受到欺骗和毒害。为了向世人证实大法的美好，我于2000年6月10日再次进京打“法轮大法义务教功”的横幅，又被抓到天安门分局。此时天安门分局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是大铁笼子。自从1999年7月20日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以来，天天都有大批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进京证实大法，打横幅、炼功请愿，因此天安门分局天天人满。同时被关押的兴城地区法轮功学员共19人，李艳君（女）、尚尔亮等4人被天安门分局的人毒打。我们又被押到葫芦岛驻京办事处，一驻京办事处人员突然无故飞起一脚踢在了李树军的嘴上，当时李树军的嘴就流血肿了。这个人没收了我们19个人的钱。
6月10日半夜，兴城各乡、镇派出所来接自己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刘会臣（绰号刘老根）用皮包打我的头和脸，不让我们穿鞋在车里不许我们坐着，蹲着用手铐铐在一起，有一女学员抱着几个月大的婴儿，因她手被铐着不能给孩子喂奶，孩子饿得哇哇大哭，警察却还大声训斥。
6月11日凌晨4点多钟，我们被遣送回当地，未经任何法律程序，恶警直接把我们关押至兴城拘留所，上午8点多钟，各地派出所来提审，拘留所成了审讯室，房间不够用就在院里审，楼上楼下、楼内楼外一片打骂声。
羊安乡派出所的付连和、项××来提审我，刚一见面两个人就打了我一顿耳光，项××用警棍打我，两人同时威胁、恐吓、辱骂我。下午又来提审，见面照样先打我一顿，逼我在拘留书上签字，我拒绝。我修炼“真善忍”没有错。付连和、项××又开始对我拳打脚踢，我嘴里被打出了血，牙开始活动了。
我在拘留所里绝食绝水，因我不是犯人，我不吃失去自由的饭，不喝失去自由的水，要求无条件释放。拘留所里关押着30来名法轮功学员，大家也陆续开始绝食。6月13日（绝食第3天），拘留所让我们去地里干农活，骄阳似火，我们锄草，浇草地。将近中午，羊安乡派出所所长周志新，付连和，项××又来提审我，见面还是二话不说，三人轮换着打了我50多个耳光。
下午拘留所还想让我们去地里干活，我们实在体力不支，因此拘留所的警察大骂我们。在拘留所里不许我们学法炼功，否则就遭毒打。拘留所所长岳财带着几个人，看见谁不顺眼就打谁。手打疼了就用鞋抽打。
6月14日（绝食第4天），各派出所开始用强行灌食的方法迫害我们。就是几个人边打边按住一法轮功学员，掐鼻子，撬牙，一股脑把食物灌进嘴里。用水洒着往下冲，不被噎住也得呛着。灌不进去就大打出手。我看着一个个同修被提出去，有的被灌得身上脏兮兮，湿漉漉的。身上脸上带着伤回来，连60至70岁的老太太也未能幸免。
6月15日付连和、项××把我提出拘留所，项××说：“这回把你拉到芹菜大岭（地名）崩了（枪毙）。”原来是把我带到了羊安乡派出所（因两处在同一幢楼），付连和要给我灌啤酒，让多次参与非法看押我的白铁村治保主任郝永成去买，郝不肯。羊安乡政府党委书记徐某某和张乡长（因迫害法轮功学员已暴死）是羊安乡主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二把手。他们打电话找来了我哥、姐，企图利用来给我施加压力。付连和等人当着众人毫不隐讳地说：“徐书记是咱们羊安乡的土皇帝，想怎么整就怎么整你。拘留所里打人你又不是没看见……”付连和成天骂骂咧咧，污秽之词不堪入耳。多次参与非法看押我的白铁村书记李守彬说我：“是××党救了你。”被人反问：“救谁了？”李守彬语塞。李守彬自从1999年7月20日以来，支持乡里迫害法轮功学员，多次骚扰和参与抓本村法轮功学员进洗脑班。乡党委书记徐某某等人把我非法关押在羊安乡派出所，并威逼我哥不许上班，不许回家，被留在了派出所。6月16日（绝食第6天），徐书记，张乡长等人怕有生命危险，担责任，将我放出。但哄骗我哥、姐，只要看住我不上北京，在家炼也不管。可却经常去我哥、姐家骚扰。没过几天，又无故把我抓到派出所，我又绝食绝水，第4天徐书记等人自己写好担保书，又哄骗我哥签字，并保证以后绝不再找我。可没出几天，又把我抓回派出所。就这样抓了放，放了抓，39天当中，我被抓了五次，我也绝食了5次，每次至少4天。这一个多月也使人们看清了这些政府人员利用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出尔反尔，欺骗利用，愚弄百姓的丑恶本质。
7月25日，我在再次被抓到羊安派出所，我的身体已经很虚弱，所长周志新用手臂狠顶我的腰部，掐拧着我，付连和和另一人托架着我的胳膊，两人用手狠狠地抠破我腋下的肉，我质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抠我，他们否认。硬把我塞进车里，这一系列卑鄙的伎俩，围观的人很难发现。把我又送进兴城拘留所。
7月27日凌晨4点钟，在无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我被劳教2年，送往沈阳市马三家教养院。在路上，押送的警察对一诈骗犯说：“你们这些诈骗犯才可恨呢！看人家炼法轮功的，没有民愤，老百姓都支持。”
马三家教养院乃是人间地狱。同一天，从全省各地送来100多名法轮功学员。我被分到了女二所二大队三分队，队长黄海燕及邪悟者就开始对我们这批新来的进行洗脑。不许休息，强迫听她们的歪理谬论。厕所里，走廊里，到处都有被体罚的法轮功学员。对拒不妥协者，弄到四防室（四防：普通刑事犯），队长办公室或其它地方毒打，电棍电击，怕别人听见她们的施暴声，命令各分队唱歌或把电视声音放到最大量，以此来掩盖她们的罪行。晚上就寝后，是这伙人迫害法轮功学员最猖狂的时候。
这伙人恐吓我，如不转化，在新来人中，拿我开刀（就是打我）。逼我念诽谤、诬陷大法及师父的书，我不肯，就不许睡觉，体罚我。7月31日晚上，队长黄海燕值班，指使杨建红，把我叫到四防室，体罚我，我不配合，杨建红开始毒打我。揪住我的头发，把我踹倒在地，我站起来，又被她抓住头发踹倒，就这样反反复复，她们踹累了，又打我耳光，接着拳脚相加，杨建红边打边气喘吁吁地说：“是队长让我打的，我手脚都打疼了。”就用鞋抽我耳光。打了一阵又说：“打你用我自己的鞋，鞋打坏了不合算。”就去找棒子。没找到，又换了一根一尺多长的螺丝刀，专门往各关节、膝盖和腋窝处打。从晚上7点30分打到10点30分住手。杨建红也累得不行了，出去了，可能是向队长黄海燕汇报去了。我浑身被打得淤血，成了黑紫色。队长黄海燕装作对此事不知。
第二天，我走路都很困难，可是队长让我必须出楼做操。在操场，我大声喊，“你们警察执法犯法，为什么指使犯人殴打我？……”还没等我喊完，就被她们一拥而上，按倒在地，堵住我的嘴，杨建红等人气势汹汹地说：“等回楼上看怎么收拾你。”在上楼时遇见了所长苏境，苏境盛气凌人地说：“谁打你了，谁给你作证，你懂得什么是殴打？”我说：“你们可以掩盖事实，可我身上的伤就是证据。”并让她看我身上的伤，苏境无言狡辩，就气急败坏地罚我在走廊里站着。
锦州市法轮功学员沈瑞华要求见所长苏境及队长黄海燕，就教养院一直以来虐待折磨法轮功学员一事讨个公道，绝不允许继续用各种手段和利用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苏境等人表面才暂时有所收敛，但又换了套招术。大队长王乃民把我们不屈服的人叫到办公室罚蹲，罚站，美其名曰：“给你们补补课，吃点小灶。”整整又体罚了一天，有的人支撑不住，也不许动一下。沈瑞华与王乃民理论：“你们教养院说不强迫转化，为什么又体罚我们！”王乃民恬不知耻地说：“没说体罚呀！是你们自己没坐。”
自从7月31日，我被毒打后，浑身是伤，胸部，腹部，疼痛难忍，开始便血。队长一伙人却有视无睹，继续迫害。不分昼夜的连续罚蹲，不让睡觉，不给饭吃，夜间在厕所内被体罚。看押我的人穿着两层长袖衣裤，而只许我穿短衣短裤（9月份）故意不关窗户，腿和脚肿胀极其难受，同时，队长及邪悟者从精神上、心理上施加多方面压力，狂轰滥炸，那种承受是没经历过此事的人无法感受的，无法完全理解的，无休止的折磨，使身体承受达到了极限，销毁人的意志，折磨到精神崩溃的边缘。
然后队长黄海燕一伙人又把我弄进四防室，几个人暴打我一顿，打累了就罚我“坐飞机”：就是两臂向前伸直，上身直立，两腿稍弯，腋窝处夹一螺丝刀夹松了，紧了都打我。我全身虚脱，汗水湿透衣服，身体颤抖，队长黄海燕又命人拿来电棍电我，电了一会儿说：“一个不行，再拿一个。”两个一起电。这时我已承受到了极点，每一秒钟对于我来说都极其艰难。我心里清楚师父教给我们的是宇宙大法，我们都是按“真善忍”做好人，何罪之有？可是她们却不择手段地强迫我放弃自己的信仰和良知。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摧毁了我的意志，这种生不如死的痛苦使我违心地妥协了。
身上的伤40多天后好了，可心头的痛却一直在流血。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一蹶不振，痛恨自己连人都不配做，明知师父传给我们的大法是宇宙的真理；明知师父和大法遭受的是千古奇冤；明知有多少世人不明真象，被谎言所欺骗。我却畏于暴力，不捍卫真理，任凭邪恶诋毁大法、诬蔑师父；任凭邪恶虐杀我们的同修；任凭邪恶制造谎言，毒害世人。我受着良心的谴责，精神上痛苦万状，明知自己做错了，见教养院内血雨腥风，黑暗，险恶而没有勇气和信心坚持真理。
马三家教养院对法轮功学员所谓“军事化”管理，有时上厕所和洗漱共7分钟，洗漱包括洗头、洗脸、洗脚、刷牙。上厕所30多人共4、5个坑位，排不上就得等几小时，下次集体统一再上厕所。我拉肚子、便血、尿频，上厕所无法有规律。队长命令我自己调整，我只得尽量少喝水、少吃饭，可拉肚子每天至少4、5次，依然尿频。为了上厕所我是没少挨骂，真是费尽了周折。
被迫放弃修炼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差，精神萎靡不振，神经衰弱，睡眠不好，脑外伤后遗症，使我头昏、恶心。我的腰部被恶警们打得骨质增生，是站着疼、坐着也疼，躺下还疼，弯腰更疼，得用手拄靠在哪或用手扶抵着腰部一点点慢慢地活动，才能勉强把腰直起来。有时睡梦中疼得直呻吟，有时疼醒了。可就这样还得让我下地拔稻草，不然就得挨骂、挨整，队长黄海燕因我身体不好恶毒的打我。
每天除了劳役外就是被灌输批判大法和师父的无稽之谈，要求每分队每天开一次会，每人每星期写一份思想汇报，不定期的写批判师父和大法的黑材料，必须按教养院下发的诬陷和辱骂师父的书里摘写。否则轻者重写，重者则被视为转化不彻底，继续遭受迫害。做这种昧良心的事，使我极其痛苦。
马三家教养院时常搞问卷调查，无非是想摸底被转化洗脑的程度。2000年12月25日，我被调到5分队，队长是张卓慧，有一次问卷上有一题：“你是否被管教人员打过或管教人员唆使刑事犯打过你。”我答：“是。”结果闯了祸，张卓慧去见队长黄海燕，调查我的事。回来当着30多名学员的面斥责我，否认我被打的事，我一一列举事实，张卓慧无言以对，恼羞成怒地说：“给你加期，继续改造。”我就因为说了句真话，竟带来了这样的后果。可见马三家是无法容忍“真”的存在的。马三家教养院内的事也许您没见闻过不知道，您是否记得所长苏境在全国英模大会上做电视报告对着全国亿万观众曾公开撒谎说：“为了改善学员的卫生状况，马三家购进了太阳能，保证学员们每个月洗一次澡。”而事实是我在马三家11个月当中，有7个多月一次也没洗过澡。身上直掉皮，干痒难忍，抓挠得身上血迹斑斑，难受得睡不着觉。哦，是有太阳能，是管教们享用的。
人都说撒了一次谎，得再用十个谎来圆这一个谎。而完全靠谎言和诬陷起家和维持这场镇压的江泽民及其下属各级部门，扯出的恐怕是天大的谎也不止了。
这倒使我想起了一件小事，马三家又要造假，选中了我，队长张卓慧对我说：“你的事很典型，配合一下给你录像。”我故意问：“干什么用……”张卓慧打断我的话说：“那你别管。”并引诱，暗示我答应了亏不了我，对我有好处。我抵制了，张卓慧相当不悦。
在马三家11个月中，我少言寡语，每时每刻都象走钢丝一样，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每时每刻心都在滴血。队长也发觉我是假转化，悄悄把我列入不转化者名单，派人暗中监视我。有时30多人同时攻击我，象开批判会，大有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架势。有时大法弟子看不下去正色问：“你们对转化的人都这么狠，看你们这么坏，我们也不能转化。”
马三家教养院是臭名昭著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妥协的人每天劳役几小时或十几小时。而大法弟子则有时每天二十来个小时，还要长期遭受虐待。马三家对外称对法轮功学员是“教育、感化、挽救”。且看看队长们是如何“挽救”的。有一次，在四、五百名学员准备做体操时，楼内传来打人的声音，一分队队长周谦怒骂着：“你还炼不炼？”答：“炼”。就又传来更密集的打耳光的声音。其他队长忙命令打开录音机放音乐。
二分队队长邱萍长期虐待绥中县前所镇的法轮功学员苏菊珍，遭受各种酷刑。长期强迫苏吃不明药物，致使其神经错乱精神失常。
三分队队长黄海燕折磨抚顺市法轮功学员孙敏（中学教师）在厕所内毒打，怕孙敏惨叫，用拖布堵嘴，并威胁灌屎尿，十二个昼夜体罚，不许睡觉，电棍电击，严刑拷打，针扎、拧肉，体无完肤，惨不忍睹。
四分队队长张秀荣毒打兴城市法轮功学员李艳君，笤帚都被打折了，同时全室30多人被罚蹶着……不胜枚举。马三家的转化率就是被队长们如此“教育、感化、挽救”得来的。教养院内外、走廊、各分队、各角落都安置了监控器，法轮功学员们的一言一行都24小时受到监控，没有任何隐私可言。队长们用减期来引诱、拉拢能被其利用监视、打骂学员急于想出去的人，充当她们的耳目、打手。不许未转化学员之间说话，互相看一眼都不让，队长们经常开会研究企图转化学员的方案。观察、试探转化者的彻底程度，对不参与打骂、折磨未转化者则被视为怀疑对象，严加防范。
我共在三、五、六、七分队呆过，都是暗无天日，以强迫转化为主，被体罚的学员在走廊、厕所不分昼夜的都有，长时间不许睡觉，有的10多天不让睡。但打人不让其他人看见都是弄到别处或夜深人静时在厕所内折磨、毒打。有时半夜去厕所会遇见毒打学员的事。抚顺市学员邹桂荣（已被迫害致死）被隔离迫害，上厕所时还戴着手铐，队长怕别人看见让用衣物包着手铐，好几个看守跟着，邹刚一开口要说话，这些人就迅速用事先准备的毛巾堵住邹的嘴，推搡着弄进屋。电视、报纸把马三家教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女一所和女二所粉饰成了人间乐园，辽宁省政法委书记丁世发在千人大会上大言不惭，被利用者大谈马三家内“春风化雨”般的转化，邹当场揭穿谎言，被这伙人扑倒堵住嘴，我离邹不远看得一清二楚，这伙人堵住邹的嘴好一阵，差点儿把邹憋死。把邹弄进别的屋里，四分队队长张秀荣打开窗户逼邹跳楼。邹说：“你让我跳楼，你是想嫁祸法轮功。”而记者用摄像机录下了整个过程。
为了欺瞒世人，为了提高转化人数向上级邀功领赏。马三家闹出了很多笑话。一旦让收拾房间，布置走廊，排练节目等，那就是有领导视察或记者采访，他们一来，往往给我们改善一次伙食。有一天一大早，就从女二所各分队调出一批人共有四、五百人。说是让去看电影，全是不屈服、或被认为“转化不彻底者”，剩下没调出的几乎都是能被利用睁着眼睛帮马三家说瞎话的人。我们被一车车的拉到了少管所，等着看电影，可都下午了，还是没看见电影是什么样，天太冷，没办法队长开始命令我们跑步，跑了老半天，电影终于开演了，可片子模糊不清。坐在后排的队长们开始一遍遍的打电话请示，什么时候电影可以结束，下午4：30分，队长终于命令我们回去了。果不出所料又有领导、记者来访，而有意调开我们的。
教养院经常搞所谓的“攻坚战”集中各种邪恶、卑鄙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所长苏境、大队长王乃民、各分队长都放出口风，再不转化者将被定为反革命，送到非常凄凉、恐怖的地方。并命10多个大法弟子收拾个人东西，不知被弄到何处，并同时通知各分队未转化者再不转化，就象这批先送走的人一样。又过了一段时间真的又命令第二批人收拾衣物调走了。又警告剩下不妥协者再不转化，随时准备被调走。同时不知从哪带来一批人，而且不让这些人在门窗旁停留，更不让出外做操。过了几天，我出楼去打饭，从二楼厕所的窗户处看见了从我们五分队（三楼）被第二批调走不知去向的方彩霞，才如梦方醒，原来是把二、三楼未转化者对调了。过了几天，又命令第三批人收拾个人物品，准备调走，可收拾完东西左等右等几个小时了，又不见被调走的命令了，此事不了了之。这样的类似事情在马三家教养院太多了，真是不胜枚举。
在教养院女二所的日日夜夜，如履薄冰，度日如年，每时每刻身处险境，面对着陷阱，我的身体已虚弱不堪，精神恍惚，良心受着痛苦的煎熬，却不能被队长看出来，勉强装作若无其事。每次被迫写揭批师父和大法的东西，我的心脏都象被狠狠地刺一刀鲜血淋漓，身体象被剥扯掉一层层的肉，内心的痛苦无以言表，我悔恨自己，又自责又自卑。
2001年1月23日，中央电视台和焦点访谈播出了构陷法轮功的自焚案。队长要求每人写观后体会批判师父和大法。我不写，因为炼功人不能杀生，自杀也不行，怎么可能去自焚呢？而且王进东喊的“法轮大法是世人必经之法”。翻遍所有师父的书也找不到类似的话，而佛度有缘人，怎么可能人人必经呢？！王进东腿内装满汽油的雪碧瓶和头发却完好无损，不是太奇怪了吗？而被割开喉咙的小思影又说又唱，口齿清晰，难道她那喉咙不露气吗？这些人自焚后被严重烧伤，竟一点也不痛苦，不知医生给用了哪种药……其实细心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起漏洞百出的栽赃陷害法轮功的事件。目的是为了蒙蔽老百姓，利用老百姓的同情心和对政府的信任，挑起对法轮功的仇恨，为进一步迫害法轮功及法轮功学员找借口而已。
我又彻夜无眠，回想师父和大法把我从扭曲、霉暗的报复、仇恨中救出，而当师父和大法遭到不白之冤，我不证实师父的无辜，却落井下石，攻击师父，我无颜面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我恨自己，恨自己怎么竟走到了这一步，我自怨自艾，痛苦不堪，我的精神已近崩溃，2001年1月24日上午，我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哭，一会又狂笑。我心里还明白，可就是控制不住，狂笑时心里酸痛难忍，大哭时心里又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就这样又哭又笑了一上午（3、4个小时），大队长王乃民让我吃安眠药，命令我睡觉，可这药对我根本不起作用。下午我又控制不住自己大哭大笑了几个小时。队长张卓慧让加大药量，命令我睡不着，也得睡，但这药对我依然不起作用。半夜我又大哭大笑，楼上楼下来了10多个管教，一男管教欲打我。队长张卓慧让我吃更大量的药，还是不起作用。接下来几天队长张卓慧派多人监视我，给我吃一种黑丸药，我脑子昏昏沉沉，反应迟钝。可就这样队长还逼我写揭批大法的材料，逼我昧着良心随她们颠倒黑白，我挣扎着活着，如行尸走肉，我已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我即将离开教养院女二所的前夕，队长黄海燕找我谈话，紧张地问我，都谁知道我被关在这里，打我的事有谁知道。这时别的队长打趣黄海燕说：“黄队长，你可走向世界了。”原来有知情人把黄海燕迫害我的事在明慧网上曝光了，她很害怕。可见人自己做了什么，自己心里最清楚了，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可坏事做多的人，心里能不虚吗？！能不后怕吗？！
2001年6月25日（农历端午节）我走出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二哥来接我，刚一见面就告诉我：“我以为白来了呢？刚才听见楼上有人连打带骂地问：‘你还炼不炼？’就听有人答：“炼。”我一听那象你声呢，一模一样，我一寻思完了，这不能放你了，我白来了。”
是啊！马三家教养院还在继续发生着一个个惨案。其实何止马三家，在中华大地上，4年多了有多少追求真理，追求美好的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着惨无人道的迫害，甚至虐杀。
三、再从头返本归真路
我回到了家乡，可我再也无颜面对师父和大法，无颜面对昔日的同修，我自暴自弃，脾气越来越暴躁，看什么也不顺心，对什么都心灰意冷，我又开始拼命的吸烟，聊以自慰。甚至无故打姐姐的孩子发泄，把孩子吓得直央求妈妈：“别让老姨来了，我害怕。”我这是怎么了，我虽活着，但只剩个躯壳。我痛苦、我彷徨，师父已经把濒临绝境的我从害人害己的危险中救起，净化了我的身体，挽救了一个腐朽的灵魂，我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到知道人应该善良的活着，给人幸福，给人快乐。我已脱胎换骨，活得充实，活得问心无愧。可是江氏集团为了一己私利，出于恐惧和妒嫉却虐杀了这一切，使已焕然一新的我，又走向了毁灭。
法轮大法在世界60多个国家洪传，唯独在中国被独裁者江××所不容，悍然发动了这场完全建立在诬陷和谎言之上的邪恶镇压，使数10万法轮功学员被投入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数百人被虐杀。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江××控制、操纵着电台、电视台、报纸全国所有新闻媒体喉舌，大搞一言堂，对法轮功大肆造谣、诬陷、迷惑、蒙骗了亿万不明真象的无辜百姓，企图扼杀人类千百年来最本质的东西。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对大法的一念，可以定下人的未来。看着那么多不明真象受到谎言欺骗的百姓，我不应再沉沦下去，我要振作起来，揭露邪恶，破除谎言，让大法的美好荡尽人类的污垢与愚见，让每个中国人，都能有个美好、光明的未来。2001年底我又重新走入大法，但由于邪恶的骚扰，我只好被迫流离失所。
为了唤醒世人沉睡的良知，为了让世人了解真象，对大法有个正念，我们大法弟子省吃俭用、节衣缩食，用自己微薄的收入，制作了各种真象资料，冒着被抓、被打，甚至被虐杀的危险，向世人讲述着大法的美好。
2002年6月15日（端午节）半夜，我与同修于英楠发放完真象资料，从杨家杖子二矿向葫芦岛方向行走。对面停下一辆面包车，下来7、8个人拦住我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对于英楠非法搜身，一无所获后要绑架我们。我们不理会他们往前走，他们追上来扯拽于英楠，于挣脱继续向前走，他们又扑上来，我对于英楠说了句“走”，纵身跳下了公路沟，当时并不知公路是在半山坡上，沟大约有6、7米深，这伙人打着手电在后面追、搜查。于英楠被绑架了，我摸黑来到了于的姐姐家，不久这伙人也追来了，看见我就是一顿打。强迫我照相。他们自称是葫芦岛市连山区派出所的，为首的是陈所长，有个戴眼镜的人搜出我身上的钱，欲拿走被我拒绝，继而又抢走了我的一条裤子。
6月16日凌晨4点钟，我、于英楠，还有于的姐姐被绑架到葫芦岛市连山区派出所，于被他们和政保科科长刘兴城等人严刑逼供，遭到毒打，皮带夹子打坏了。戴眼镜的人用拳头砸我的腿。连山区分局株连于的姐夫，把他弄到分局，诓骗、恐吓于的姐夫说：“你小舅子什么都说了，他和那女的在你家住好几天了……”纯属一派胡言。下午于的姐姐被放。我和于英楠被非法送到葫芦岛市拘留所。我和于开始绝食绝水制止迫害。第5天，连山区派出所来提审，陈所长一行人逼我在一张假口供上签字，我不肯，他恐吓我说：“你不签，他打死你！”指使他旁边的一个大个子上来就打我耳光，当时我左耳什么也听不见了。脑子“嗡嗡”乱响，休克在号房里。
2002年6月25日上午8点钟刚过，来了10多个人，又是陈所长，他骗我说让我回家。我身体极度虚弱，他们上来两人架着我的胳膊往外拖，整个身子拖在地上，鞋子都掉了，我的肩胛象撕断似的疼痛，把我塞进车里，他们这一折腾我，我受不了开始大口的喘气、恶心、吐血了。也是未经任何法律程序二次送我去沈阳马三家教养院，在车上我问陈所长：“凭什么送我劳教，有什么合法手续吗？”他说：“没有，有也不让你看。”过了一会儿，拿出一张纸说：“闲着没事，我给你念念，不能让你自己看，怕你撕了。”上面都是凭空捏造的东西，念了一会儿，他停下了说：“写的纯粹胡说八道，怎么琢磨的。蒋玉清你可别恨我，都是上边让整的。”我告诉他，我们大法弟子不记不报，可是你们明知我们学法轮功的人是被冤枉的，你们却助纣为虐，我看着你们真可怜啊！要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总有真象大白的那一天。
一路上我不断的恶心、呕吐，吐出的血中有脓似的东西。陈所长说：“脓似的东西是胃粘膜”，他们嫌脏，一路上就骂我。
到了沈阳市面上得先到马三家教养院指定的医院盖章，医生过来给我量血压，脸沉下来了，对陈所长一行人说：“这人都这样了，还弄来干什么，赶快带走。”陈所长恳求医生说：“上边让必须送来，你让我往哪带呀？”并撒谎说我绝食不长时间。医生又过来摸摸我的脉，听听心脏严肃地对陈说：“这人不行了，赶快把人带走。”陈所长再三恳求表示自己无法向上级交差。医生说：“我给你开张证明，此人有生命危险，教养院不予接收。”
陈所长一行人进饭店吃饭，花10元钱雇一人看守我。下午开车往回返时陈怒吼着：“蒋玉清你又胜利了！”我还是一路上喘气、恶心、吐血，车到盘锦市，陈所长开始打电话联系怎么处理我，结果从葫芦岛市政保科到610一级一级的都没人管。就又往兴城市打电话，兴城市各级部门也不管。最后陈所长似乎是自问自答：“把你送你哥家。”我不语，车开到羊安乡派出所，付连和带路把我送到了我二哥家，车停下，把我放在了我哥家后院玉米地旁，刚下过雨，地面潮湿。我二嫂子见我人已瘦得脱相，满嘴是血，身上脏兮兮的惨相，问陈所长等人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好好的人被整成这样。陈连忙狡辩说：“没人整，没人打也没人骂。”我说：“你让你手下人打的，我身上的伤还有着呢！”我二嫂子说：“没人打骂，她自己能这样吗？”二嫂打电话找回正在上班的二哥与陈所长论理：“我妹子没做坏事，你们无冤无故把人弄成这样，你们得说明白，人要是有个一差二错，你们谁负责任。”陈所长自知理亏，心虚一直未敢提敲诈钱财和写担保书之事。有的围观人也说：“人家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们闲得正事不干，抓人家一个女的干啥！”陈恐吓说：“你们再说，把你也抓走。”被人质问：“人家没犯法，你凭什么抓？”陈等人在人们的正义之声中狼狈逃窜。
一个月后，陈所长又带来7、8个人骚扰我大哥、二哥及我姐家，企图再次绑架我。我被迫继续流离失所。
大法弟子于英楠被劳教3年，送进葫芦岛市教养院。
为了进一步向世人讲清真象，让世人了解法轮功在世界洪传的盛况，破除江氏集团的信息封锁，我们继续向世人证实大法。
2003年1月10日，我与同修胡宝纯在去秦皇岛市的车上发放真象材料，被同车绥中县政法委的一便衣用手机发短信举报，车行至沙后所收费站，冲上来4、5个人把我大头朝下拖下车，塞进警车里，胡宝纯也被揪住头发强行塞进车里，直接把我们非法送到了绥中县看守所。我们被迫搜身，胡宝纯随身携带的物品及各种大法资料被没收，价值1000多元钱。我所带的真象资料及20多元钱，胡宝纯的400多元钱，除50元钱被绥中县政保科人拿走，所剩360多元钱被看守所收缴。
绥中县政保科的人强迫我照相，我不肯，他上来就劈头盖脸地打我，破口大骂，我还是不照，他和看守所的一个人边打边死死按住我，揪住我的头发就这么照的相。几个人在地上拖拽着我去提审，绥中县政保科科员打我耳光逼我签字按手印，我不肯。他们就几个人揪住我的头发，拧我、按住我，两个大男人掰我右手，手指头差点儿被掰折了。就这么按的手印。把我又拖拽出来扔在了地上，看守所的医生用脚踩着我的腿，数地板砖的块数估量我的身高。
我和胡宝纯拒不报姓名、住址。开始绝食绝水抗议迫害。晚上我吐血了，看守所所长看见了也不管不问，被关押人员怕我有危险，向看守所值班人员汇报，却遭到大骂。看守所利用被关押人员引诱我报出姓名、住址。看守所大队长王学平时而用伪善、欺骗我，时而恐吓我说：“等你死在这里，我们一打电话给110，来人用车把你直接拉到火葬场一烧，让你家连骨灰都看不着。”
1月12日绥中县政保科查出胡宝纯的姓名、住址。葫芦岛市杨家杖子毛祁屯派出所把我和胡押到毛祁屯派出所，胡宝纯被送进葫芦岛市教养院。毛祁屯派出所人员扯拽着我的头发，打骂我，强行把我送进葫芦岛市看守所。刚一进去，又是搜身。1月13日绝食绝水的第4天，因胸部、胃部疼痛已4天4夜未睡觉。女队长冯平上班一见我就打我两耳光，我毫无思想准备上来就是一脚，葫芦岛市看守所带我去医院检查，怕我有生命危险，怕承担责任。下午将我放出。
这一次，付连和与一位女乡长把我送到了我大哥家，他们说让我在大哥家先住着，等过了春节如何如何。可没出几天，羊安乡乡长田志生（张乡长暴死之后，接管迫害大法弟子）又来我大哥家，预谋继续迫害我。并去我二哥和我姐家骚扰。自99年7月20日迫害大法弟子以来，羊安乡派出所、乡政府及白铁村等不法人员经常株连、骚扰我哥、姐家，使他们家无宁日。这之后，我又被迫流离失所。
世人啊！我的这些经历，只是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被江氏集团迫害的冰山一角。迄今为止突破层层封锁证实已有将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江氏集团公然践踏宪法，剥夺法轮功学员的生存权和信仰自由等人权，打着政府的旗号，利用国家的财力，维持着这场非法的镇压。操纵着所有宣传工具不留余地的诬蔑大法，蒙蔽世人。我们依照宪法赋予公民上访的权利，用我们自己身心受益的事实证明法轮大法好！我们没有错。
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北京市前市长刘淇，610办公室官员等15名中国高官被指控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已在世界多国被起诉，不久的将来所有参与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者，都将被押上审判台并绳之以法，“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已于2003年1月20日在美国正式成立。该组织的使命是“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该组织在事实的基础上，将罪犯送上法庭，严惩凶手，警示世人。
善良的人们啊！不要听信江氏邪恶集团的谎言宣传，请看一看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劳教、被判刑，甚至被迫害致死的危险，自费制作的真象资料，从中您会看到大法弟子的善良，法轮大法的美好！千古奇冤必昭雪，善恶福祸一念间，愿所有善良的人们都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