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室铭》和《爱莲说》从主题看,两文表现的都是作者洁身自好、不慕名利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从立意看,两文都以衬托手法托物言志。前者通过具体描写“陋室”恬静、雅致的环境和主人高雅的风度来表述自己的心志,后者对“莲”进行的是人格化描写,使莲成为一种高贵品质的象征,两篇文章同言一物,虽角度、手法不同,却同归于“君子高洁”。
《陋室铭》的作者刘禹锡,洛阳人,唐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官至监察御史。《陋室铭》仅八十一字,全文如下: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为何作者身居陋室能“自得其乐”,而能不觉其陋?就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我提升道德境界,品德高尚,“惟吾德馨”,那么即使身处陋室又“何陋之有”?!他通过对居室的描绘,文章开头以有仙之山,有龙之水比喻陋室,如溪流直下,十分自然地引出正题,而绿苔、青草、素琴、金经这些富于色彩美的点染,更使陋室光彩照人,别有洞天。交友的叙述,志趣的抒发,幽雅地弹琴,潜心静默地阅读佛经。就好比南阳诸葛亮的草庐,又好像西蜀杨子云的亭子,虽很简陋,因为居住的人抱负远大,所以受到人们的景仰。
文章篇末“孔子云:何陋之有?”典出《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表明“陋室”的主人也具有古代名贤的志趣和抱负,难道这样的陋室还不该铭文以志之吗?
联想到《陋室铭》的写作背景,刘禹锡因直言敢谏触怒权贵,被贬官为多处刺史,被贬谪到边郡和州县时,因他不阿谀逢迎,县令只给他德胜河边一间半房子,刘禹锡看到附近有一排杨柳树,就写了一副对联:“杨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表现了其虽然身处逆境,仍然心怀天下。知县见此,就给他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房子,即将居室减至斗室,刘禹锡仍然读书作文并写下了《陋室铭》请人刻于石头上,立在门前。他以文明志,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不改变自己的理想。透过《陋室铭》,人们读到的是作者安贫乐道的志趣和不与世事沉浮的独立人格。
对于《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周敦颐,湖南人,北宋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史称他“志趣高远,博学力行,有古人之风”,为官几十年,清廉正直,淡泊名利,视轩冕之贵、金玉之富,犹如铢尘一样的轻微。他晚年辞官归隐,在庐山莲花峰下建濂溪书堂讲学,世称“濂溪先生”,平生酷爱莲花,曾辟池种莲,名“爱莲池”,并写下了一百一十九字的《爱莲说》一文,全文如下: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莲不随波逐流,莲之美丽在于它的高洁和给予,周敦颐将莲比作花中的君子,使莲具有象征君子美好品德的意义:“出淤泥而不染”象征君子身处污浊环境而不同流合污、不随俗浮沉的品质;“濯清涟而不妖”象征君子的庄重、质朴,不哗众取宠,不炫耀自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象征君子的正直不苟,豁达大度;“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象征君子的感化力量和美德的芬芳;“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象征君子志洁行廉,又仪态端庄,令人敬重而不敢轻侮。
周敦颐以莲寄托自己的心志:对于真理、对于道德,要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在喧嚣的尘世中始终保持一个独特的高洁的自我,象莲花一样洁身自好,不染纤尘,就可以成就君子的风范。所以他为官可以“为政精密,务尽道理”,任南安司理参军时,因坚持正义,不愿苟同权贵而递上辞呈;也可以在赣州为官多年,保持清廉勤勉,深受百姓的拥戴。读《爱莲说》使人产生激浊扬清、荡涤尘垢的精神力量。
古之君子追求真理和道义,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重视人格修养。他们不为物欲和各种世间外在环境所动,不趋炎附势,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始终保持自己的真我本色,心怀天下。其文品亦如人品,鼓励世人无论身处任何环境都要坚持正道,坚守心灵深处的高贵,维护真理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