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法轮功学员杨小明两次被非法劳教

我叫杨小明，女，今年41岁，原是昆明医学院后勤服务发展中心物业管理科职工。我自幼体弱多病，因双眼疾病无法就学，小学毕业就休学在家待业，于1984年参加工作至今。

1995年底我有幸与法轮大法结缘，通过学法炼功，读《转法轮》和法轮大法其他一些书籍后，我人生当中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迷团一个个解开了。从此人变得精神振作，心态平和，身体也健康了。六、七年从未上过一次医院看过一次病，也没有花过一分钱医药费。1998年我与丈夫结婚，生活一直幸福美满。

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后，我一直坚持向学院领导有关部门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教人重德向善的高德大法！电视上都是欺骗造谣的谎言。”因此学院专门成立了一个迫害我的“专案小组”，逼迫我骂师骂法，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迫害小组成员之一的是部门领导秦德勇。我不配合，他们就将黑手伸向我的父亲和丈夫，以停发退休工资和下岗相要挟。更卑鄙的是，他们竟逼迫我七十岁的父亲跪在地上求我放弃信仰。

由于我坚持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在我得知自己怀孕不到半个月，秦德勇竟找到我丈夫单位的领导，向我丈夫施压，如果我不做人流，就要开除他的党籍，并让他下岗。在他们的威逼下，2000年1月7日，丈夫无奈，只好忍痛把我拉到医院做了人工流产手术。

2000年2月24日，我与几个朋友到昆明市下马村一个熟人家做客，被冲入家中的恶警绑架到马村派出所，非法审讯后还不准我回家，并通知学院保卫科的人把我带到学院总务科办公室非法关押了一夜。第二天学院领导又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我对他们说：“我信仰真善忍没错，我上熟人家做客，是我的人身自由，又没有违法，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到了下午五点多钟，他们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为由将我送到看守所拘留十五天。

在看守所里，每天从早到晚拣辣子，拣不完不准睡觉。每天还要交六元钱的伙食费，十五天共交了九十元钱。期满那天又将我非法转到海埂警察培训基地关押了六天，每天让我家里拿一百元生活费，共交了六百元，前后非法关押了我二十一天。这一切对于很少经历过挫折的丈夫实在是无法承受，于是他提出和我离婚。为了不再牵连他受苦，我就同意和他协议离婚。就这样，我原本幸福的家庭被迫害得“夫离子散”。

我与丈夫离婚没多长时间的一天，秦德勇让手下的人把我叫到总务科办公室，秦德勇就趁机溜到我家里，在无任何搜查证件的情况下抄了我的家，并拿走了我的大法资料。当时只有父亲一人在家，父亲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一气之下跑到总务处把我叫出来，二话没说，对我拳打脚踢，把怨气全发泄在我身上。

2001年秋末冬初，为了使民众不再受谎言所欺骗，我和许许多多法轮功学员一样，印制、散发真相资料。于2001年12月29日被昆明市五华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恶警抓捕，抄家后送五华看守所关押了三十天，然后就送到云南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

在劳教所里，恶警对我进行强制洗脑、强制转化，我被恶警的伪善所蒙骗，听信了他们的谣言，附和了邪恶的要求。于2003年被所外执行半年，回到学院后，我被安排到绿化组工作，六个月，每个月只发给我六十六块一毛四的工资。我在劳教所一年半期间，学院后勤服务发展中心让我父亲每年交九千零十二元钱，说是保我在劳教所期间的工龄，并要求两次交齐，后来只返还了五千多元钱给我。

2005年2月1日上午九点我正在上班，在花园里浇花水，昆明市医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兼610主任）陈玲及两名便衣警察（其中一名姓刘）拿出一份劳动教养通知书给我看，叫我签字。通知书上诬陷我“扰乱社会秩序”，非法对我劳教三年，我当场拒绝。两个便衣警察不由分说就上来打我，花园里的人都目睹了这一恶行，然后将我拖到一辆车上，直接绑架到昆明市强制戒毒劳教所。

我在昆明市强制戒毒劳教所三大队被非法关押的三年里，遭受了多种酷刑，电棍击打、野蛮灌食、性虐待、打嘴巴、暴打、不给睡觉、罚站、罚蹲，暴打使我的眼睛被打残，脚背打伤，连续多天被罚站，每天站十七、十八个小时。

酷刑图：毒打吊铐

2005年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三大队副队长刘先敏、吴静和警察周枣兰唆使犯人：罗媛惠、张静、王艳红、刘乔丽、赵昆利5人暴打我，先打嘴巴，然后把我踢倒在地，将我的头用力向水泥地上砸，我的后脑被砸起鸡蛋大的一个血肿，还对我拳打脚踢，把我打的浑身是伤，之后我两眼刺痛，睁不开眼，从那以后，我的左眼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右眼看东西也模糊不清，后经过医院专家鉴定为一级残疾。

2006年5月41一日下午，犯人施燕、魏红毒打我，左脚被打的皮开肉绽，流了很多血还缝了针，我的衣服裤子也被打的破烂不堪。

我曾三次绝食抗议戒毒劳教所警察及犯人对我的暴行，遭到野蛮灌浓盐水。集训组长张静多次将我的双手绑在身后用脚踢我的阴部，出现血肿，使我五、六个月停了月经。警察张红梅用电棍打我的两个手掌，使我的双手肿了一个多月不能动。

2005年12月底，我被非法劳教期间，昆明医学院人事科、保卫科人员到劳教所给我送来了一份学校开除我工职的文件，叫我签字，我拒绝了。

2009年3月我从劳教所回家后，没有了工作，生活全靠近八十岁的工人老父亲微薄的收入维持，还要给我治残治伤，生活很困难。一年以后，父亲强烈要求所在社区给安排工作，社区给安排在昆明医学院花园里打扫公共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