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弘自诉在德阳监狱遭受的迫害
随后几天，入监队大组长刘军和纪律组长王波借口我身上有干疮子（实际在看守所已经好了），强迫我洗冷水澡，并用水龙头对着我冲，我不配合，王波就打我的头；我在十二月五日给湛本畅警官反映情况，他说要调查一下。而后在十二月七日下午照相时，我没有按照王波的要求打报告词，入监队大组长刘军就把我往洗漱区带，王波叫上吴彬跟在后面。他们把我带到洗漱区墙角，先是刘军带头抽了我一耳光，然后王波、吴彬对我拳打脚踢。途中，值门岗的警察周指导来看过一次。刘军他们看到有警察来，提前停了手。刘军对周指导耳语了几句，周指导没问我怎么回事，他对我说：“何必吃这个苦嘛！”，就走了。走后，他们又继续对我拳打脚踢，我多次痛的蹲在地上。后来，照相那边一再催促，他们才让我过去。我还是打自己的报告词，警察也没提出异议。当天下午，我把挨打的情况告诉魏梓荣警官，他也说要调查一下。当天晚上，我胸腔里突然疼痛，蹲下去差点站不起来，刘军赶快找卫生员张孝聪给我看了一下，张说没有事，给我开了些活血化瘀的药吃。但我胸腔里还是痛，深呼吸、咳嗽、脱衣服都会扯着痛，睡觉时翻身也痛，后来，他们说怀疑有肺结核，警察把我送到狱内医院检查、照片，折腾了几天，最后说不是肺结核，其实他们是想推脱责任。这样，我胸腔里痛了将近三十天。在参加大运动量训练后，又开始吐血痰，吐了二十多天。
在入监队，我还受到一种称为“二三三”的处罚，实际上是“一一一”，也就是说每顿饭给你吃一两饭。早餐只给你吃半个馒头、一瓢稀饭，中午和晚上都只给吃一两饭和一点菜。本来在入监队要参加队列训练和跑步，体力消耗比较大，刚从看守所送过来的人饭量普遍看涨。他们只让我吃一点，还让我参加队列训练。我跑不动，王波就叫两个大个子犯人架着我的胳膊跑，就是这样我也跑不动，就只有让他们拖在地上，后来，魏梓荣警官看到后，不准王波他们拖我。允许我慢跑，但还是要参加训练。
从十二月三日中午到十二月二十八日早晨，刘军都只给我吃很少的饭，为了加重迫害，在大家训练完休息时，刘军还让我继续站军姿，并安排夹控把我守着，这样我每天都处于一种饥饿状态，而且没有什么休息时间。几天功夫，就把人折磨瘦几圈。由于营养供应不上，参加训练，长时间站军姿，又是冬天，我的手冻肿的象个馒头，有个手指头都冻成紫黑色了，全身也瘦成一块骨架了。有犯人偷偷的说，监狱这样做简直是惨无人道。
刘军说入监队有好几个警察在管，你的事大家都知道，他们都允许。打你算什么，如果你早来半年，把你打的更惨。他告诉我，卢心平、严小平、邓小明等法轮功学员在入监队都挨过打。刘军还吹嘘他和吴跃山关系好，还没上学读书就认识了，他也是凭这个关系才从其它监狱调动过来的。当时在入监队，还有其他犯人挨打，我向魏梓荣等警察反映这个事情。魏梓荣警官说不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他们不知道这些事情，要调查。后来一段时间入监队要稍好一些。后来刘军被调到八监区生产分队，在那边刑满了。
之后，我找机会向检察院写信反映入监队受迫害情况，但没有回音。后来，王波因为偷囚服被调离入监队。
后来，我下队还是分在八监区。八监区实行严密的多重夹控制度。所谓多重夹控，监区会安排二名夹控人员（美其名曰“信息员”）与法轮功学员在一个互监组。为了防止法轮功学员与夹控人员搞好关系，监区还会安排多名犯人作为暗控人员，监视夹控人员是否尽职，是否与法轮功学员划清界限。夹控人员也不知道谁是暗控人员，所以他们不敢与法轮功学员交往过密。生活中有不如意他们的地方，他们就对法轮功学员呵斥谩骂，有时候甚至是无中生有的罪状。这些夹控还说：“我们对你们好了，别人就要去告我们，我们就要受批评，以为我们被法轮功学员感化了。就希望你们到警察那儿去告我们态度凶狠，那样的话，警察对我们就满意了。”
不管是作为夹控或者暗控，都有考核加分。夹控每个月都有，表现的好的话，年终还有表扬。暗控加分不公开，只有几个警察和少数犯人知道他们的身份。
监狱对所有的犯人都采用互监组制度，相互监督。但是其他的互监组都比较宽松。但对法轮功学员的监控则非常严格。法轮功学员吃饭、洗漱、上厕所等，随时都有人跟在你身边。法轮功学员之间严禁说话，连递个眼色、笑一下、眨个眼睛，他们都不允许。就是跟一般的犯人讲话，他们也严格监控，不允许谈论法轮功等话题，除非你转化了。如果法轮功学员找机会与其他犯人说了悄悄话，他们看见了就会背着你去找那个人问悄悄话的内容。夹控人员的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详细了解法轮功学员的各种信息，并向转化组或者专职管教报告。比如参加劳动状况、生活习惯、个人喜好、脾气性格、谈论话题等等，都是他们的汇报内容。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份，监区安排我留监学习。学习组所谓的“帮教员”孟昭福、郭伟都动手打我，他们在楼梯间扒我的裤子。有一次，孟昭福还干扰我睡觉，我刚一睡着，他就把我弄醒，说我打呼噜，如此反复多次。他还在监室内踹我裆部，用电视遥控器打我。后来，孟昭福调走了。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初的一天上午，郭伟叫我去上厕所，他把我拉到楼梯拐角处，拳打脚踢了我一个多小时，直到监区内打铃点名才停止。后来，我的胸腔内又痛了二十多天。点名后，八监区六一零管教谭小明来看学习情况，我向他反映了这个情况，他说知道了，他找郭伟嘀咕了一阵。但之后郭伟依然动手打人。郭伟叫嚣，要让你活的生不如死。另外，前积委会主任殷万波和当时积委会主任叶许君也在监内不出工。谭管教找他们谈话后，他们也在楼梯拐角等没有监控探头的地方打我，说必须转化。
尤其，殷万波出手狠毒，一两拳、两三拳就把人打晕在地上，他还威胁我说：不认罪伏法，就把你打成内伤，内出血，外表看不出来，让你出去活不了多久，不死也是个废人。不转化，他就叫人来群暴我。殷万波当时已经快刑满了，说不怕我去告警察。殷万波说，警官叫他们这些人来做这个事就是想借刀杀人，警察不好做的事情，就叫他们来做。他说，他本来不想动手，但谭管教待他不错，他就动手了。
谭管教此前曾经向殷万波请教怎样转化我，他还夸奖殷万波办事能力强，办法多，叶许君要向殷万波学习。谭管教还当着我的面给这些“帮教员”说：“黄荆条下出孝子。”“这个黑社会对国家还是作出了贡献的。在外面，有些拆迁的事不好办，就找社会上的人帮忙。”他的意思就是殷万波，叶许君，郭伟这些黑社会成员在监狱里还是帮了他的忙。
我曾经给八监区教官田勇讲起打人这事，他故作惊讶的说：有这样的事情吗？然后就问一下那些“帮教员”，有没有这个事？不准打人啊。一句话就过去了。其实，这些所谓的“帮教员”今天打这个法轮功学员，明天打那个法轮功学员。根本就没有受到过什么实质性的处罚。田勇经常和这些所谓的“帮教员”有说有笑的，经常抽这些犯人的烟。象肖朋、郭伟这些“帮教员”都是田勇亲自挑选出来做转化工作的。
二零一一年九月中旬一天上午，留监犯人黄勇（患有精神病）受唆使跑到阅览室来打我，致使我背部痛了二十多天。当天，郭伟还准备找性病患者的溃烂液在我身上做实验，说是要试一试法轮功学员身上有没有高能量物质。他准备了白色药瓶，又去找杨金平借来薄膜手套，说去找段召俊采集液体，实际上他自己就患有性病。当天下午，他把药瓶带上，和曾令友一起在阅览室把我按住长椅子上，扒开我的裤子，把铅笔夹在我臀部中间，说马上就做实验。我劝他们不要这样做。恰巧此时监内拉铃，我们全都到楼下集合做中秋节前安全检查。我当时找凌监区长要求谈话。过了一会儿田勇来问我是什么事，我就讲了黄勇打人、郭伟想做实验等事情。田勇说：这些事你不早说呢？然后把郭伟训了一顿。
受训后郭伟变本加厉，多次把我拉到楼梯拐角殴打。还说我和警察联手来整他，问我为什么要去找那些恶警。他说他出去后还要和警察扳手劲，他要报复社会，他叫我出去研究炸药，出去后他来找我去炸电影院。
郭伟对我的迫害还包括：用书打我的脸，用手来掐我的嘴巴。在阅览室叫我蹲下后用脚踩我的头。在阅览室他和曾令友一起在墙角打我。不准我解大便，解小便。罚站军姿，谩骂侮辱等等。
二零一零年，在郭伟，殷万波，叶许君的暴力下，我正念不足，产生了怕心。在暴力面前妥协了，郭伟就把我拉到田勇那里去汇报。他们认为没有达到要求，继续强制洗脑，我看了那些邪恶书籍和录像，脑袋开始钻牛角尖，产生了邪悟。按照郭伟列出的提纲写了“三书”，其中还要表达法轮功学员是自愿转化的，还要表达出对监狱警察的感谢，达不到要求就重写。写了“三书”，他们就诱导我写歌颂监狱的黑板报稿件，上台诽谤法轮功，我不愿意。他们就安排我去车间参加生产劳动。换下一个法轮功学员留在监区洗脑转化。但我仍然受到严密监控，并且每周强制写思想汇报，其中要承认自己犯了罪，继续对法轮功表态。不合他们的意就要求重写。后来，我思想有过清醒，写过声明，就又被弄回监区学习，由于自己正念不足，还是没有坚持过来。给大法抹了黑。
在德阳监狱八监区，刘国全（调九监区）、彭悦恒、陈昌元、邓承开、骆常勇等法轮功学员都受到各种折磨。由于消息封闭，具体情况只有当事人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