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佛家思想的影响
佛家讲佛法无边,慈悲普度众生。唐代人们普遍敬信神佛,深信因果,民风淳朴,八方来朝。唐诗中空静的境界,淡泊而又深厚的含蕴,包容万物的精神,就是从这里来的。唐代很多文人,如王绩、沈佺期、宋之问、张说、王维、孟浩然、常建、王昌龄、李颀、韦应物、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作品中,都有佛家思想的影响。唐代还出现了大量的诗僧,写了很多佛教义理诗、劝善诗、山水诗等。
如王维“笃志奉佛”,潜心修道,曾任职尚书右丞,每天退朝回府,便静心诵读佛经,并向周围人劝善。其诗有一种空明澄净、清幽绝俗的美,皆是受佛家思想的熏陶。如他写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用“水穷”、“云起”两个意象,把自我融入宇宙的流变之中,以“行到”、“坐看”表现随遇而安的自然和谐。就是个体生命与大宇宙融为一体,将小我融入“大我”,“大我”就是大宇宙中。他在《鸟鸣涧》中写道:“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诗人在这里描绘出春天山涧夜晚的静谧,一个“惊”字唤醒了一个息息相通的世界,创造了“鸟鸣山更幽”的境界。他以清静之心去观照自然,去包容万物,如他在《汉江临泛》中写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江水天际,好象流出了天地之外,远山蒙蒙,若隐若现,若有若无。江流无尽,远山蒙蒙,给人以无尽回味的余地。
山水诗“空”不仅是自然表征,也是诗人心灵与自然交融的内在特征。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融文学、绘画、音乐的意境于一体。他在审美上以虚静为怀,诗人心中安然自得,充满光明,以这种心境去观察景物,景物也呈现出空明的景象:“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柴》),以动衬静,空谷传音,愈见其空;人语过后,愈添空静。“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中》),细致的描绘出人在山色浓翠欲滴的山路上行走时那种微妙的湿衣之感。“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描绘出新雨涤去山中尘埃而愈益清明,松间浮动着纤纤月波,清泉在山涧流淌,真乃秋天里的春天!使人在宁静而生机盎然的山水中,感受到自然造物的生生不息,心灵得到净化。王昌龄写的“静坐山斋月,清溪闻远流”,孟浩然写的“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也表现出诗人所追求的一种纤尘不染的空明境界。总而言之,在儒佛道思想影响下,盛唐山水诗人以一种最朴素自然的语言实现了曲尽物态与妙写心境兼得而美的诗学目的,以一种最平和坦然的风度体现出兼容并蓄而高瞻远瞩的时代精神。
白居易受儒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立志“兼济天下”,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受百姓爱戴,他苏州刺史离任时,数十万苏州百姓挥泪相送,出现“一时临水拜,十里随舟行”(《别苏州》)的感人情景。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诗歌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反映人民疾苦,揭露社会时弊,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他著名的作品《卖炭翁》、《杜陵叟》、《红线毯》等,都体现出对百姓关爱、同情的善念。他不仅自己虔心修行,还大力倡导以佛家慈悲济世的精神善化众生。他用自己的俸禄请人彩绘大型天国世界图、佛像、神像、印佛经,劝勉人们要敬奉神佛。其诗境无不是诗人高尚而祥和心境的自然流露,如他写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春天美景,“春风先发苑中梅,樱杏桃李次第开”的生意和生机。
古诗中常以云象征淡泊无争,表现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象征着无意功名利禄的隐逸精神,如僧皎然写的“逸民对云效高致,禅子逢云增道意”;以钟声能警醒世人,“惊醒世间名利客,唤回苦海梦迷人”,如常建写的“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皆寂,惟闻钟磬音”,万籁俱寂,只听到那庄严悦耳的钟声,令人敬畏和神往,感悟到天地之正大、钟鼓之浩荡,直觉天地之气贯注心胸。孟浩然写的“夕阳连雨足,空翠落庭阴。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题大禹寺义公禅房》),表达出明心见性,心净则彻悟莲花净洁。綦毋潜写的“白日传心静,青莲喻法微。天花落不尽,处处鸟衔飞”(《宿龙兴寺》),写诗人于龙兴寺所见的美景及内心向往,赞颂了佛法的广大无边。
儒佛道思想不仅丰富了唐诗的题材和内涵,而且直接促进诗人思想境界的提升,这也是经典文学始终充满活力的重要因素。唐诗中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盛唐之音;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鹊楼》)的阔大境界;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刘禹锡《浪淘沙》)的深刻哲理。正统信仰和正信是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推动着中华民族越过漫漫历史长河走到今天。中华传统文化是使人立于不败之地的文化,使人明辨是非、善恶等原则性问题,坚定为善的意志,追随宇宙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