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上）
——谈宋代文人的忧国忧民及其文学创作
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宋代文人多抱有经世济民的夙愿又非常注重自身的修养。宋代时常常面临着外族入侵的危机，北宋时期，辽和西夏经常侵扰边境，到了北宋末年，金兵更长驱南下，直至倾覆了宋室江山。南宋时，朝廷偏安于一隅。面对中原沦陷、生灵涂炭的形势，有志之士纷纷主张收复失地、救民于水火，他们学文兼学武，定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报国之志。忧国忧民成为宋代文学的主要基调，留下了许多千古传颂的名篇，如岳飞的《满江红》等作品成为后人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反映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以下举几个例子。
范仲淹“予尝求古仁人之心”
范仲淹受儒家兼济天下和佛家大慈大悲的影响，从小就立下“不能利泽生民，非丈夫之志”的誓言，并一生都坚守这一信念，史载其“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他为官则勤政爱民、奖掖人才，居乡则自奉俭约、乐善好施，修水利、举人才、置义田、兴义学、济贫困等。他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时，提出十条治国建议，重在整顿吏治，因此触怒了权贵，受到诬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贬为邓州知州，他将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坚持为民请命，欧阳修等人为其辩诬上书朝廷，称赞范仲淹是“天下至公之贤”。
范仲淹阐发孔孟的精神，立身行道，在《岳阳楼记》中写下了“予尝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他以古仁人为榜样，提倡的这种“先忧后乐”的精神成为正直的士大夫立身行一的准则，把人们从物质环境的优劣和个人的得失中超脱出来，挣脱名利缰索，进入无私的境界。史载其“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励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面对西夏对北宋的威胁与进攻，作为一名儒家士子，他始终为西北战事而担心，并由此“痛心疾首，日夜悲忧”，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后，带兵戍守西北。他在抗击西夏中，运筹帷幄，连西夏军都说他“胸中自有百万甲兵”。他体恤士卒，体察民情民意，尽显其儒者风范，因此又有“儒将”之称。他以边塞生活入词，首创豪放词风，将边塞将士戍边的情景、苍凉悲壮的审美意境注入词中，如他在《渔家傲》中写的“燕然未勒归无计”、“将军白发征夫泪”，就是边塞将士们忧国思乡的写照。
范仲淹与当时的一批重要文人如欧阳修、梅尧臣、苏舜卿等，主张诗词要有反映现实、针砭时弊的社会功用，开拓了诗词的意境，一扫五代时期文坛浮华轻靡的流风，建立了清新、秀美、刚健、婉转的文学风格。他在《唐异诗序》中写道：“诗之为意也……锵如乐府，羽翰乎教化之声，献酬乎仁义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不然何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哉？”不仅承续了传统的诗教观念，并进而提出“意必以淳，语必以真”的创作要求，其作品在艺术上亦呈现出淳朴、淡远而真切的特点。
他的很多作品立足于“民”，抒写民心民意，体现了儒家民为邦本的思想。如他知任邓州时，适逢邓州数月干旱，二麦枯黄，百姓发愁，他更是急在心上，多次向朝廷奏报旱情，并虔心敬意祈祷上苍，待到普降瑞雪，人们纷纷向他祝贺。他想到来年五谷丰登的情景，百姓有个好收成，于是抒发自己心中的喜悦，在《依韵答贾黯监丞贺雪》诗中写道：“常愿帝力及南亩，尽使风俗如东邹。谁言吾人青春者，意在生民先发讴。”
范仲淹期盼风调雨顺，带领属吏于孟春正月祭祀风神，他在《祠风师酬提刑赵学士见贻》诗中写道：“所祈动以时，生物得咸遂。勿鼓江海涛，害我舟楫利。旱天六七月，会有雷雨至。慎无吹散去，坐使百谷悴。高秋三五夕，明月生天际。乃可驱云烟，以喜万人意。”他祈祷风神刮风要大小适时，以使万物生长，百姓安居，不要刮大风影响水路交通。六、七月间雷雨天，不要刮风吹散云彩，引起天旱，使庄稼枯黄。秋高气爽的十五晚上，若有云彩遮住月亮，要把云彩吹散，让天下百姓享受明月清风而欣喜。他理想中的社会则是：“长戴尧舜主，尽作羲黄民。耕田与凿井，熙熙千万春”（《依韵答提刑张太博尝新酝》），希望百姓能够生活在象尧舜那样的盛世。
欧阳修“忧民之忧，乐民之乐”
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往往非常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欧阳修在文学观点上提出“文者以明道”，强调道统的修养，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提倡简练、平易自然的文风，反对追求靡丽、形式，对宋代和后代文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北宋文坛的领袖。
欧阳修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答李诩第二书》）孟子曾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欧阳修关心人民疾苦，乐于为民谋福，其为人为文包含着他对国事民情的关切。他在《相州昼锦堂记》中写道：“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指出要将恩惠德行遍施于百姓，报效国家，这才是士子们所推崇的啊。
欧阳修一生在朝廷和地方居官四十多年，勇于言事，风节凛然。其文章内容充实，形式多样。他多次上书或著文揭露、抨击时弊，如他在《准诏言事上书》中说：“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办困矣；所需者财用，今财用乏矣。”在《本论》中又说：“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骄于内；制度不可为当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于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他在《原弊》、《准诏言事上书》、《本论》等文中所提出的各种建议，与范仲淹所提出的十项主张互为呼应。他在诗歌《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中，也写出了“军国赋敛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虚空”的社会现实。欧阳修虽官至宰辅，因为他一向支持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的建议，上疏为他们辩护，也被捏造罪名，几经贬谪。
欧阳修遭贬后，历任滁州、扬州、颍州、应天府等地方官。面临逆境，他不计个人的得失，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他实行“宽简之政”和仁政爱民之策，“节用以爱农”，使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他为此而欣慰。然而国家朝政的积弊不能消除，他又心怀沉重的忧虑。他写了许多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作品，以及对历史题材的吟咏等，抒怀达志。
他被贬到滁州作太守时，与民休养生息，使年丰物阜，且与民同游，“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于是其笔下便出现了回肠荡气的《醉翁亭记》。在《醉翁亭记》中，他以朴实、醇厚和热情抒发了寄意山水，与民同乐的感怀：身处“翼然临于泉上”的小亭，“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意即人们只知道跟随太守一起游玩的快乐，却不知道太守是以能使人们快乐而快乐啊。“乐其乐”、“同其乐”，给世人展现出一幅人间祥和的画图。
他在滁州写的另一篇《丰乐亭记》也是围绕“先忧后乐”、“与民同乐”这一人生和文学的主旋律来写的，文中对滁州的历史故事、地理环境乃至民风民俗都作了细致的描写。他写道：“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可以看出，“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之美，这并不是欧阳修真乐之所在，他的真乐是“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才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意思是他的真乐在于实现儒家仁政理想：君主宽仁化民，百姓丰衣足食，天下学者都贤德有才能，边远夷族鸟兽草木生长都适当合宜。
他在诗作中描绘农村的田园风光，如他在《田家》中写的：“绿桑高下映平川，赛罢田神笑语喧。林外鸣鸠春雨歇，屋头初日杏花繁”，绿满平川、鸠声悦耳，杏花映日，写出雨后新晴的浓浓春意及田家生活兴旺的气氛，同时也写出作者与民同乐的喜悦。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