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十二岁的吴淑香女士,是黑龙江人,一九九八年修炼法轮大法,后来迁居昆明,修大法身心健康的吴女士,在中共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轮功学员后,虽遭到非法抄家、拘留、劳教和判刑迫害,却仍坚定信仰,矢志不渝。以下是她自述被迫害经历:
一、修大法从获新生
我叫吴淑香,今年六十二岁,老家是黑龙江,现家住昆明市云兴路,是个个体经营者。
我从小体弱多病,小时候软骨病,长大后又得了心脏病、胃病、脂肪瘤、缺铁性贫血、肾炎等等。身体的疾病、生活的坎坷真的让我不堪回首。
一九九八年四月,绝望中的我喜得法轮大法,修炼大法不到三个月,浑身的病不翼而飞,没花一分钱却换来了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健康快乐,第一次体会到无病一身轻,欣喜之余,更加感谢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
二、进京上访被劫回 遭抄家、拘留迫害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七日,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行几十人到北京上访,两天后七月十九日到达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还没等坐下就被警察绑架,押送到一个阴暗的地下室,在那里被关了两天。当时在那个地下室同时被非法关押的有二十几人,吃饭、上厕所包括睡觉都在那一小间黑屋里。每天两顿饭,只有小馒头和一点咸菜,即使这样却勒索每位法轮功学员伙食费每天三百元,我们被非法关了两天,被勒索了六百元。
两天后昆明的警察把我们劫持回昆明,按照住址所在地的派出所分别关押,李志亚、肖玉霞(五十岁,家住昆明市官渡区新草房老村七十九号,自营一家美容院)和我三人被关在菊花村派出所,我们被关在一间又臭又脏又冷的小黑屋,当晚一宿没睡,冻的两腿抽筋。当时一个胖警察不知叫什么,把我们推进黑屋转身还在捂着嘴笑。
将我们关在菊花村派出所小黑屋的同时,一伙警察就私自闯到我家里抄家。第二天我们被送到昆明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当时看守所每个监房都非法关押着几个法轮功学员,我们那一间监房加上我共被关了四个法轮功学员。
在看守所里没日没夜的拣辣子,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辣子,别说拣了,就是数数都难。没几天四个手指甲全变黑了,接下来几天四个指甲完全脱落,疼痛难忍。而吃的饭菜比猪食还差,根本吃不下,还要高强度的干奴工,同一监房里最后拣完辣子的还要打扫全监室的卫生,我们四个法轮功学员每天都是最后,干完奴工,再打扫监室卫生,累的头昏眼花,两腿发软。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回家的时候,人已瘦的皮包骨头。
三、遭恶人诱骗 被非法拘留、判刑迫害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四日,我给一位法轮功学员打电话,被当时在这位法轮功学员家的警察、恶人诱骗,被抄家和绑架,当天下午两点我被带到昆明市国家安全局,双手铐在椅子上七个多小时,四肢都已麻木。到深夜十点多,又把我劫持到昆明市第二看守所。到看守所大门时,警察把我拽下车来,我双脚因麻木连站都站不起来,一个警察狠狠的踢我的腿,可当时我的双脚麻木的连疼的感觉都没有了,最后我被拖进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除了非法提审就是拣辣子、拣豆,不许和家人通信,家人来信也不给看,家人送的钱必须先交到接待室,看守所再把钱兑换成塑料钱票交给本人。同时看守所不让家人送东西,在看守所需要什么都必须用塑料钱票买,而看守所里的东西与外面的同类商品比,价格高出几倍。除了高强度的奴工,看守所为了应付检查、标榜自己,还逼迫所有被关押人员违心的说假话,我因为不配合,遭到看守所人员的刁难和逼迫。
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就被非法逮捕,接着昆明市检察院对我非法起诉,检察员叫段毅,不久昆明市中级法院对我非法开庭,枉判我三年,时间从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四日至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三日。
我在昆明市第二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七个月零六天,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我被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集训队,主管警察叫吴旭英,专管法轮功学员的警察叫李丽。
在集训队安排了两个犯人做我的“包夹”,把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汇报给狱警,白天一步不离,晚上睡觉一边一个。同时还安排邪悟者来欺骗我“转化”,放弃修炼,我坚决抵制。 一天队长杨熙婷找我谈话,问我会不会背监规,我说:“不会,监规是犯人法则,我不是犯人。”杨熙婷又问我能不能完成任务,我说我没有任务,就算干活也是消磨时间。结果第二天,我就被调离集训监区转到四监区。
在四监区专管警察叫徐绍娟,她负责了一年半后,最后半年由李丽负责。我在四监区每天包茶、拣豆,包夹犯人是走一步跟一步,不许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说话。此外,监狱还强迫我每天量血压,伪善的称这是“关心”,同时我还经常被抽血,那时我都不知道有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出狱后听到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消息后,我才明白当时监狱为何经常逼迫我抽血,其目的是多么邪恶啊。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五日,女二监又开始了新一轮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的强行“转化”洗脑,精神摧残和肉体折磨同时进行。 女二监给所有犯人开会,开会回来后,就没有一个犯人再敢和法轮功学员说话了,也不让法轮功学员说话,要说话就要配合邪恶说诬蔑大法的话。之后把所有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包括我在内都全部转到集训队。分别单独关在监室里,强迫坐小板凳从早上六点半起床后一直到晚上十一点,还强迫我们身体坐直,两手摆在膝盖上,身体不能动。晚上不让挂蚊帐,任由蚊虫叮咬,还不许洗漱、不许洗澡、不准卫生用水、不给换洗衣服,每天只让上三次厕所。同时近距离并放大音量逼迫看天安门自焚伪案。不配合不接受所谓“转化”就关到禁闭室,发一条没有扣子的裤子,站起来要用手提着裤子,只给穿一件单衣。在那样邪恶的环境下,我就是凭借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走出来的。
当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有:谢玲,郑频、曾觉、丁莹、周某等。
被非法关押在女二监暗无天日的邪恶黑窝,使我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同时也给家人造成了很多心灵创伤。但也让我真正看清了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更坚定了只有大法才能使人得救。
愿天下有缘人都能珍惜大法弟子这份无私的付出和反迫害十四年的默默承受,早日明白真相,退出邪党,拥有美好未来。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黑龙江省桦川县许多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了迫害,下面是吴存利、吴燕、刘春梅自述这些年被邪党屡次迫害的经历。
吴存利、吴燕夫妇的自述
我叫吴存利,是法轮大法弟子,家住黑龙江省桦川县江川农场,在一九九九年七月有幸走进法轮大法修炼,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在我炼法轮功之前我每天吸三盒烟,经常酒后闹事打架,给家人和年幼的儿女增添了很多烦恼和不安,多次想戒掉烟酒,可是怎么也戒不掉,自己很是苦恼,有人告诉我说炼法轮功能戒烟戒酒,我不太相信,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炼功点,一炼功感觉非常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烟酒都戒掉了,身体出现很大的变化,象变了一个人一样。
一九九九年七月的一天,江川公安局局长杨章德来到炼功点说:“上边不让炼功了,明天不许来炼了”。七月二十日电视上播放诽谤师父和法轮功的谎言,一看就知道电视说的没一句真话,都是栽赃陷害。于是我决定去北京为师父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这个时候公安局就开始监视、跟踪我,晚上警车就停在我家门口,半夜我从后窗跳出去躲过他们的追踪,来到了佳木斯火车站刚买完票走出售票室,就被江川的胡振富,王文增等四个人绑架了,关押到江川公安局小号里,公安局在我家没人的情况下,由政法委书记石柏军带人非法抄家,拿走我的大法书和师父的法像等物品,后来怕我进京,把我软禁在招待所里,由很多人黑白轮班看着,不让随便走动。
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又一次躲开他们的监视,怀着对政府的信任去说一句公道话,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天真的我认为他们知道大法的真相后,能给我师父、给大法一个正确的、公正的说法,改正他们错误的决定,因为我师父只是教我们做好人,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没有想推翻谁,反对谁,更不想要谁手中的权力,法轮功对社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
后来我妻子和我孩子也来到了北京,想法和我的一样,那个时候同修们都是这样想的,为此我们却被北京的警察绑架了,再次由江川公安局田士忠,十四队书记林修刚和电业局姜艳春把我们从北京押回江川农场,我和妻子同时被送到红兴隆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因为我绝食反抗他们的非法关押行为,一个胖副所长半夜非法提审我,把我一顿毒打,他一边打一边大声的说:“说还炼不炼了,快说”一边打一边喊,当时就把我打昏了。这一次非法关押我们四十多天,我和妻子同时被关在这里,家里就剩一个11岁的女儿和8岁的儿子,孩子小不会烧炉子就找邻居帮忙,不会做饭,就到认识的人家中东吃一顿,西吃一顿。
回家后,公安局长杨章德,610的哈鲁敏、毛连忠、胡振富等多人多次来我家中骚扰,有一次,毛连忠手里拿着本和笔在我家对我说:“说你还炼不炼了,炼就给你判刑,说炼不炼了”,还有一次杨章德看见我家的大法书要给拿走,我和妻子从他手里抢了回来。
二零零零年年初,因我拒绝写不进京的保证书,再次被胡振富、毛连忠绑架到红兴隆看守所关押四个多月,关押期间我父母坐大货车到看守所看我,我母亲把腰蹲坏了,治疗很久未见好转,至今走路九十度大弯腰,看守所还勒索我小弟弟吴存柱一千多元钱的所谓我的伙食费。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我们六个大法弟子一同进京被绑架了,关押在天安门派出所,后来由江川公安局局长杨章德带领五个警察把我们绑架到红兴隆看守所,杨章德对我连打带骂的,我绝食十四天抗议他们的非法的迫害,我母亲得知我绝食了,和我三弟一起到农场领导开会的会场给书记吕其德跪下了,求他们才将我放回。回到家中,我看到平时活泼可爱的一双儿女都变的少言寡语,母亲看见我拉着我的手失声痛哭。
二零零一年一月份大年二十九,我和儿子在家里烧炉子。公安局的马恩忠来到我家说:“老吴啊,局长找你有点事,就几句话,说完就让你回来,真的。”他这么说我就相信了,到了公安局没看见公安局局长,却是一帮警察,把我抓进警车了,再一次非法把我关押到红兴隆看守所,几天后毛连忠拿来将我三年劳教的手续叫我签字,我拒签,他们强行由毛连忠、孙秀红、老尚(已故)开车把我拉到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因过年放假拒收,毛连忠给杨章德打电话,他和省劳教局周旋一天也没有结果,又把我押回江川公安局小号。第二天,白艳生、王广峰二人强行把我送进绥化劳教所迫害。在劳教所里,恶警指使犯人黑白寸步不离的看着我,还找来一帮邪悟的“转化”我,不“转化”天天轮流的换人来做工作,我被邪悟的“转化”了,但很快就醒悟过来了,知道那样是不对的。
二零零四年九月因给同修电子书被同修说出来了,被佳木斯铁路公安局非法劳教二年,关押铁路看守所期间,因我拒绝穿号服,拒绝背监规,他们就把我铐在铁窗上一天一夜不许吃饭不许上厕所。
二零零八年我要去桦南参加同学家孩子的婚礼,在李成木家的客车上被公安局王广峰举报后,公安局田士忠指使十四连陈培林,王光伟二人跟踪我到佳木斯,在客运站公安局魏旭要跟我一同去桦南被我拒绝了。
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邪党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一到了所谓的敏感日经常来我家骚扰,跟踪盯梢,一直侵害我们的人身自由,给我和我的家人造成了身心的迫害,经济上的损失,即使是这样,我还是不会恨那些迫害过我的那些人,希望他们不要再被邪党利用,做邪党的陪葬品,给自己,给家人留一条后路。
我是黑龙江省桦川县江川农场法轮大法学员吴燕,一九九九年七月喜得大法,修炼法轮大法之前身体不好,严重的头痛、失眠、坐骨神经痛等疾病,吃去痛片就象吃饭一样,脾气不好、争强好胜、嫉妒心较强。修炼后身体和精神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整天是发自内心的愉悦和欢喜。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电视上不间断的播放着攻击、诬陷法轮功和我师父的谎言,当晚我怀着讲明自己炼功后的亲身经历的想法,去北京向国家政府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在佳木斯到哈尔滨的途中被佳木斯市公安局、交通局等多方联合堵截,把我和一同去的同修扣留在一个小饭店里,呆了一宿,我和同修不断的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为首的教导员问了我们一些问题后将我们放行了,到了北京不知道去哪个部门,信访办的牌子也拿下来了,门外全都是各地警察,天安门广场布满了便衣警察,盘问行人是不是炼法轮功的,并且让人跟他们一起骂师父,谁不骂就说谁是炼法轮功的,马上把人抓上车,送往体育馆,体育馆人都快满了。
我在北京呆了一天就返回了江川农场,到家后,我到江川公安局要我丈夫,因他去北京的路上被江川公安局劫持,局长杨章德伙同江川供电局书记高云峰、局长王朝德将我软禁到单位,第二天我找到王朝德讲道理,下午把我放回家。
一九九九年十月下旬,电视每天都在诽谤师父和大法,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不真实的宣传,毒害着每一个人,我于是带着9岁的孩子又去了北京,在北京住宿的地方被北京通州公安绑架到通州派出所,他们抢走我们的大法书被我们要了回来,然后把我们转到佳木斯办事处关押,半夜又把我们转到农垦驻京办事处,当时很冷的天气让我们坐了一宿,之后被江川公安局刘士忠、单位的同事姜艳春,十四队书记林修刚带回,在佳木斯给我和吴存利(我丈夫)戴上手铐,后来听说给孩子也准备了指铐,回来后,局长杨章德说:“你们去上访影响我们,我让你们俩离婚,闫德龙等三个警察将我们非法送到红兴隆看守所非法关押40多天,并且勒索我们伙食费,回家后,江川农场书记吕其德强迫我单位将我开除,8个月后为了方便监视我又让我上班了。
二零零零年同修进京被绑架也将我绑架到红兴隆看守所迫害,关押50多天后勒索了伙食费(记不清多少钱了)给我家庭造成了经济迫害。
二零零一年腊月,我丈夫被非法关押在红兴隆看守所,我带着孩子去红兴隆610要求见我丈夫,610各农场下文件说我去闹事,要严管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荒唐的言行,就连他们公安局的人都说人家看自己的丈夫,孩子看父亲有什么错,江川公安局马恩忠、单位书记卢玉奎把我们接回农场后,当晚半夜11点6、7名警察破门闯入我家中,将我绑架到公安局一宿,我孩子也在旁边,吓的一直哭,又将我送到红兴隆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三天,年三十放回家,初一哈鲁敏,魏旭把我绑架到江川宾馆非法软禁十多天,又勒索了三百多元伙食费,此次参与迫害我的有:书记吕其德、政法委书记石柏军、610哈鲁敏、公安局长杨章德、警察刘士忠、胡振富、刘杰臣、周光达、毛林忠、马恩忠、张明、晏磊、街道办、供电局,在此期间家里暖气、自来水都冻坏了,孩子无人看管,在这些年的迫害中家人承受了巨大的身心迫害,我母亲为了看我把脚崴伤了,生活造成了不便,我们每一次被绑架都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极大的伤害,用语言很难表达出来那个时候的境况,给我的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上的迫害,我年迈的公公婆婆,我年迈的父母身心都受到很大的打击和迫害。本应是幸福的度过晚年,可是都是在这个邪党的恐怖迫害中,战战兢兢的担心着我们的安危中度日如年的活着。
这些年江川公安局、610对我们行动上加以限制,给在过年过节我去父母那里探望双亲的时候,他们也跟去骚扰,坐客车对车主非法罚款,指使打工人员全天监视、跟踪等非法行为,几次抄家抢走了我们的大法书,师父的法像等私人物品。
二零零零年大年初二,我在鹤岗的父母家里被江川公安局的司机于海洋、薛清利等一行人非法强行带回江川,然后监控起来,本该家人团聚一起过一个团圆的年,却被这样活生生的搅扰了,给我的父母,亲属造成很大的伤害。
在此,奉劝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不要再参与迫害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有报是天理,认真的看一看,听一听法轮功的真相,不要再做中共邪党的陪葬品,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刘春梅自述被桦川公安局迫害的经历
我叫刘春梅,今年40岁,家住黑龙江省桦川县,我是一九九八年夏天喜得大法的,在炼功之前健康总是与我无缘,整天与药为伴,三天两头住医院。我被病魔折磨的想过自杀,活着真是太痛苦了,学大法不长时间,严重的胃病胃胀上下不通气奇迹般的好了起来,身上那些说不出的痛处也渐渐的好转。从此我的天空不在是灰蒙蒙的了,阳光是如此的温暖,生活竟是这般美好,我心中充满了对大法与师父的感激之情。
可是好景不长,一九九九年七月的一天,我和同修们照常在桦川县笑笑乐园门前炼功,却被一群上班的模样的人驱赶着,拿去了放炼功音乐的录音机,不让炼了,还挨个的登记单位、姓名、住址、同修们都被迫终止了炼功。后来电视报纸铺天盖地的都是诬蔑大法的谣言,这么好的强身健体,教人向善的功法为什么就不让炼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想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八日我和几名同修踏上了开往省城的汽车,汽车站周围都是便衣。我们行至中途时就被佳木斯市公安局劫持回到佳木斯,当晚又被转到了桦川公安局,次日凌晨被非法关进了桦川县拘留所,在这期间他们利用家人朋友逼迫我们写:保证书,写了就放我们回家,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遵纪守法的老实人,从来没有人进过这种地方,这对我们家人来讲像五雷轰顶一样。我父亲当着众人的面让我跪下,写保证书,望着老泪纵横的父亲;回想着两年来自己坚守对宇宙真理的追求,我的内心苦极了,禁不住泪眼滂沱。
这次我被关押了三天,回单位(计生委)上班后,我又被强行送到了党校办的洗脑班,逼迫听诬蔑大法的宣传,逼迫写悔过书,一个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人到底何过之有?又悔的是哪般呢?荒谬至极。参与以上迫害的单位有桦川县政府,公安局,610办公室,国保大队,拘留所,县委宣传部、县政法委、计生委、县委党校。人员有陈冼、李明佳、孙万真、王大庆、邹德江、刘江、贾友、佳木斯四五名警察,桦川县公安局局长张云泽、魏占文、王忠武 、郝长华,刘继江、赵亚芹。
二零零六年一月十六日晚,我在桦川县苏家店镇八家子村发放大法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当晚被苏家店镇派出所的警察持枪劫持到苏家店派出所,我和赵志荣,刘丽娟还有刘丽娟的丈夫武志强(未修炼法轮功)同时被绑架了,苏家店警察叫我们象犯人一样靠墙根站着,刘丽娟同修不停的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听,警号是055713的警察对这个善良的、手无寸铁的女同修大打出手,电视里宣传的警察爱人民的光辉形象在我心里彻底改变了,然后他们分几伙单独的房间,同时审问我们,审问我的是那个警号是055713的警察,他走到我面前不怀好意的用手托我的下颌,我不配合他的询问,他抬手就扇了我一个耳光。看得出来,打人对这位警察来讲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刘丽娟同修大声的反驳警察的提问,她说我们做的没有错,坚持真理,不要向邪恶低头,我还听到隔壁的赵志荣同修被警察打的声音,后来见面的时候才知道她的腿和头被人打伤了,桦川县公安局的贾友和一个警察闻讯赶来了,俩个人满脸通红,煞气熏天,审讯未果之后连夜把我们关押到桦川县拘留所。
我们三名女同修在拘留所里绝食抗议,因为我们不是犯人,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我们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法律法规。
十八日早上,刘丽娟同修出现了腹部肿大、呼吸困难、疼痛难忍的症状。我望着痛苦的同修一边哭一边大声的喊拘留所的警察,他们把她弄去医院了,我叫他们赶紧通知家属,她出去后就恢复了正常,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我的丈夫和我哥哥知道我出事后,想方设法救我出去,请客送礼和所谓的抵押金共损失了一万余元,后来我听同修说我丈夫知道我被绑架后,见着她就是傻笑,精神压力快到了极限,谁见了都会觉得很酸楚。家里人在这场迫害中承受的这么多痛苦,究竟谁的过?这一次我三天水米未进,人瘦了一圈,被关了大概7、8天左右才放我出来。
石淑艳 ,女,五十七岁,家住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镇民丰村李海屯。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恶首江泽民悍然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对法轮功灭绝人性的疯狂迫害,石淑艳便屡遭中共不法之徒绑架、关押、洗脑、劳教,并遭受酷刑迫害。以下是受害者自述遭迫害经历。 我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修炼法轮功,是大法使我绝处逢生,丢掉了十七年的药罐子,告别了疾病缠身的过去,也给家庭带来了幸福。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阿城市新华派出所警察李文祥等人,到我家抄走了我的大法书,从此我失去了炼功环境。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上访无门,我在天安门为法轮功鸣冤,被天安门警察和便衣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关进一个大铁笼子里,下午我被劫持到哈尔滨市“六一零”驻京办事处非法关押,四天后被新华派出所副所长高云峰,女秘书杜百春等,把我和屈永华一行四人扣上手铐劫回。十二月三日,派出所警察邵光辉伙同高云峰等,把我和屈永华非法扣上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劫持到阿城市第二看守所关押迫害十五天,勒索我家人四千元钱,没留任何票据。
二零零一年二月七日元宵节这天,新华镇政府、派出所的中共官员,恐惧于连坐迫害制度,怕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影响到他们的乌纱帽,把非法重点监控的法轮功学员集中到镇政府,给我们施加压力,逼迫我们放弃信仰。此后,中共各级单位经常派人到我家骚扰,给我和家人都带来很大的伤害。
二月二十七日,我正在吃早饭,派出所邵光辉、村邪党支书于显峰等突然闯进我家,把我绑架到镇政府后,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同又被绑架到阿城 “六一零”办的洗脑班。这里有很多被洗脑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不“转化”就被送进阿城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或判劳教。在洗脑班,我们没有活动的自由,与外界隔绝。中共人员整天播放恶党的红色歌曲、诬陷法轮功的录音或电视,毒害所有的人,利用各种邪恶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企图达到“转化”目的。参与洗脑班迫害的有阿城市中共政法委书记王凤春、“610”的毕淑芬、吴达、林鹏、边丽艳等。
因我不放弃信仰,三月二十七日,被劫持到阿城第二看守所关押迫害。六月十三日,我与另外七名法轮功学员同时被阿城市公安局伙同“六一零”非法劳教一年,公安局警察奚景龙要求我签字,被我拒绝。
二零零一年六月十四日,我们被阿城市公安局警察送进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我被劫持到七大队。劳教所的屋子里阴暗潮湿,不久,我们的身上都长满了疥疮,痛痒难忍,就是这样劳教所恶警还强迫我们做奴工,干各种很累的活。在这里,每个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都有恶警安排的包夹看管,他们还利用各种邪恶的手段及酷刑,迫害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有三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七大队恶警李秀花、王红、张宏最凶狠歹毒,每到她们当班时,就有法轮功学员遭迫害。一次,李秀花用板条打我们的手,有的手背被打得肿起很高,青一块紫一块的。还有一个女恶警用织毛衣的针扎我们的脖子,我们被迫绝食抗议恶警的暴行。睡觉的时候,恶警王宏把我骗到警室,伙同李秀花不由分说举拳就打,打的我眼前发黑,满脸是血,还不停的骂我。我跟他们讲道理,他们不听,继续疯狂的打我,累得不行了才停下。这次被恶警毒打后,我经常咳嗽、胸痛。在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最疯狂的那段时间里,恶警怕自己的罪恶被曝光,长时间不让我们见家属,家属不知道亲人在里面的情况,只能在家里担心着急,承受着精神上的痛苦。
更邪恶的是,劳教所规定,家属想见亲人,必须得先骂法轮功和法轮功师父,真是卑鄙无耻的流氓行径。一年后我回到家里,在收拾屋子的时候,发现女儿在一张纸上写的一段话,“今天是四日,是劳教所接见的日子,爸爸去看妈妈没看着,和警察说了不少好话,也不让见,妈妈你能回来吗?妈妈我好想你”。看着女儿的话,我心里很难受,感受到了一个孩子为母亲身陷牢笼而又痛苦无助的心声。
二零零六年六月十八日,新华镇的所有法轮功学员几乎都被派出所警察上门骚扰,当时我没在家,回家后得知,警察在屋里到处乱翻,把师父的法像也抄走了。
以上所述,只是江氏流氓犯罪集团迫害法轮功,给中国百姓制造人间悲剧和痛苦的冰山一角,而象我及我的家庭所经历的迫害,在中华大地上何止千万。
我叫高琼仙,今年七十五岁,昆明市交电公司退休职工。五十多岁时的我就浑身是病:风湿、美尼尔氏综合症、头痛、关节炎等。
一九九八年四月,我听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好,就找到了家附近403厂的法轮功炼功点。当时炼功点有三、四十人炼功,就这样我开始参加集体炼功。那时候我孙女才半岁,集体炼功外,我还带着我的小孙女参加集体学法。一个月不到,我浑身的病就都好了,没花一分钱就从法轮大法中获得了千金难买的健康,这是做梦都没想到了!法轮大法太神奇太伟大了!
然而这么好的功法却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遭到中共邪党的迫害。当时我单位交电公司保卫科科长方国庆、工会主席颜以强、退管会姓李的人找到我家,叫我不要再炼了,说我如果再炼的话,单位就没有奖金了。我说我炼法轮功把病炼好了,没有找单位报销一分钱。他们还叫我交出大法书籍,我没有交。
二零零零年四月四日一早,我背着孙女到云南省省委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省委信访处接待的人就让我们签名。当时同去的法轮功学员将近六十人,签完名之后就让我们到院子里对我们每个人拍照。之后来了三辆公交车,我被拉到五华区国保大队,在国保大队又按照户口所在地将我送到东站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后,已经是上午十一点了。有一个警察来审问我,问我为什么要炼法轮功,到省委来做什么。我说是因为身体不好才炼法轮功,法轮功师父教我们做好人,你们要还我们师父清白,给我们一个宽松的炼功环境。当天晚上十点多钟,单位交电公司保卫科科长方国庆和驾驶员王绍芳就将我从派出所拉回家。
二零零四年六月,我到昆明市海埂大坝村向当地村民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天安门自焚伪案》等法轮功真相,被一个不明真相的保安给举报了,一会儿滇池路派出所警察就来了三个人,将我带到滇池路派出所,到派出所是上午十多钟。先对我非法搜身,从我包里抢走了二十多份法轮功真相资料,之后派出所警察打电话给西山区六一零、国保大队。不久西山区国保大队副队长李瑞、警察徐峥嵘以及西山区六一零的一个人就来到派出所,将我带到西山区国保大队。李瑞对我非法提审,问我资料哪里来的,为什么炼法轮功。提审完之后将我带到我女儿家(当时我住在女儿家),李瑞就问我女儿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炼法轮功的,让我女儿告诉我叫我不要炼了。之后又将我带回我自己家,没有出示搜查证,非法抄了我的家,抄了一个多小时,抢走了大法真相传单。抄家后将我带到昆明市第二看守所,当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李瑞说;“你在这里呆一个月,我们就来接你!”
我在昆明市第二看守所呆了一个月零三天,每天被强制做奴工:粘纸袋。一天,西山区国保大队来了两个人,把我带出看守所,宣布判我三年劳教。我当时不服,拽着两个警察大喊:“警察耍流氓,迫害法轮功!”之后我被送到云南省女子劳教所。
送到劳教所后,先把我关到三大队,上午对我强制洗脑,逼我放弃信仰,叫我写不修炼的保证,狱警有:苏中菊、李琼云、张艳萍、宋静。下午让我干奴工:挑大粪。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我从劳教所回家。
从劳教所回家后,东站派出所警察、西山国保大队警察都曾经打电话给我女儿,以图干扰我。我单位保卫科科长方国庆、退管会的姓李的工会主席也曾经来家里告诉我不要出去,要炼就在家炼,单位还曾派人盯梢过我。这样的干扰持续了半年多。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中国有色集团抚顺红透山矿业有限公司(简称红透山矿),隶属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抚顺市政府国资委。一九九六年法轮大法的福音传到这里,人们目睹了修炼后的职工身心神奇般的恢复了健康,普遍道德回升、家庭和睦。被绝大多数人都认同,法轮功在这里很快就传开了,很多职工相继走入修炼。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江氏流氓集团和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红透山矿部份领导听从中共的指令参与迫害,致使很多人失去了修炼机缘,有的人已经被病魔夺走了生命,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前文曾经报道了一部份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例,以下更多红透山矿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例。
◆周玉芝,女,四十九岁,家住红透山矿。一九九九年三月周玉芝得法修炼。九九年七二零以后曾四次遭绑架,两次被非法劳教在马三家劳教所被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周玉芝进京上访,在天安门被警察绑架,劫持到北京一个派出所,门边的两个粗壮男警察问姓名、家住哪里,不说一顿打,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打得口、鼻出血,周玉芝被一顿暴打后送进北京密云监狱,鞋扒掉一直不让穿。第二天非法审问,一个年轻警察用电棍从周玉芝头开始往脚下电,再从脚往头上电,然后一脚把她踹倒弄到院子里逼其攥铁井头,然后用电棍电井头,一看周玉芝没动,这个警察完全没有了人性,强迫她攥电棍的正负极,继续电。晚上把她扣在铁管子上在外面光着脚冻了半宿。
清原县公安局又把周玉芝劫持到抚顺教养院。因她坚定大法,主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曾秋燕指使警察不让周玉芝睡觉,逼她“飞”着,用喇叭状的筒对着她耳朵喊着诬蔑大法的话,旁边的警察还不断地威胁她。
警察关振和一看周玉芝绝食,弄个车把她拉到医院灌食,在医院里周玉芝抱着柱子不放,关振和与另一人强行掰开她的手摁在床上,用一根铁棍撬她的嘴灌食,撬的满嘴都是血,用凉水泼在头上,拉回教养院,扔进一个黑暗阴冷潮湿的房间。七天没拔鼻饲管。
二零零二年周玉芝在铁岭市一位同修家遭到铁岭公安局和红旗派出所绑架,在那里又遭警察野蛮灌食和电棍电击。一个月后劫持到马三家教养院,不收。又把她送回铁岭拘留所迫害。一恶警将周玉芝的一只脚用力往上吊和脖子用铁链子锁在一起,脚落不下,头抬不了,腰直不起来,站不起,又坐不稳,只能侧卧在地板上,灌食的鼻管二十多天没拔。一个月后再次把她送到马三家教养院非法劳教三年。因不接受教养,不吃那里的饭,恶警王秀菊、张秀荣把她带到办公室扣在暖气管子上灌食,姓张的说灌辣椒水,不吃饭,不让上厕所。
零三年因周玉芝不配合唱歌功邪党歌曲,恶警王秀菊找一帮犹大把周玉芝叫到办公室,按在地上企图用绳子捆绑使她长时间双盘腿,达到腿疼难忍屈服的目的,未果。王秀菊把犹大赶走,拿一根电针往她身上、脸上扎了很长时间,又气急败坏地叫犹大把周玉芝大头朝下吊在暖气管子上。用了各种迫害手段也没能改变周玉芝修炼大法的心。
在马三家劳教所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经常遭到恶警的残酷迫害,如:罚站、蹲着、不让睡觉、用针扎、电棍电、灌食、不让上厕所等等,目的是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对周玉芝的迫害只是冰山一角,有数不清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监狱、劳教所被迫害致死、致残。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四日晚,在清原夏家堡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夏家堡派出所警察杨建宇绑架到派出所,用手铐铐了一宿,次日,把她送清原县大沙沟拘留所非法关押,之后又把她转送抚顺南沟看守所,她不配合检查身体,杨建宇和在场的几个警察把她按在床上,抽血、化验,然后被非法关押十五天。要送马三家时,有个警察用脚使劲的踩她戴手铐的双手,踩的她专心的痛,强行把她抬上车,拉到马三家教养院,当时马三家医院已下班,杨建宇和另两个警察想用钱行贿教养院,不用检查身体把周玉芝送进去,当时周玉芝绝食反迫害已十二天,身体非常虚弱,邪恶警察的计谋没有成功,还不死心,又把她拉到另几个医院检查,那时她已经不能走路,两个恶警硬是拖着她上下楼,医院拒收,杨建宇叫了120急救车把她送沈阳大医院,又怕周玉芝出现生命危险承担责任,才让周玉芝家属把人接回。
◆文玉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他依法去北京上访,半路上被劫持到清原,当时任刑警队长的肖龙大口骂他,晚上把他押送到苍石派出所,并逼写“三书”,交大法书籍,让他站着,一个警察猛踢他一脚,头磕在桌角上起了个大包,苍石派出所所长梁大明把供销社主任找去天天看着他,不许外出。
二零零五年七月晚,抚顺国保大队恶警郝建光带四个人闯入文玉明家见着钱就拿,当时,他弟弟的5000元钱暂时存在他家,他们看见了非要拿走,他妻子哭着喊着往回抢,说那是他弟弟的钱,硬抢了回来,发现了钱包就不放手,反复数着钱,恶警从他妻子那要走300元,又偷走100元,文玉明被非法关押抚顺收容所一个多月,被非法劳教一年半,被送到抚顺吴家堡教养院,教养院天天逼他看诽谤大法的录像,逼写“转化书”,没有人身自由,受尽了非人般的折磨,回家后,当地派出所警察经常去家骚扰。
◆王淑云,女,五十六岁,红透山矿法轮功学员,九七年修炼大法,得法前多种疾病缠身,如:胆囊炎、坐骨神经痛、乳腺增生等,学法后全都好了,亲友看到了她的变化,有近四十人相继走入大法修炼。
二零零一年,王淑云在清原县树基沟讲大法真相时被北三家派出所孙某等警察绑架,警察闯入家中抢走私人物品大法书籍。王淑云被绑架到清原县大沙沟看守所,非法关押二十五天,又被劫持到抚顺吴家堡教养院被非法劳教半年多,家属托人拿一万多元钱托人才把她放回家。回来后,单位(服务公司)半年多没给她开工资
◆高秀芳,女,五十六岁,家住红透山矿,九六年喜得大法,不长时间身体上所有的病都好了。
零三年,在红透山镇苍石村讲法轮功真相时被村长构陷,红透山派出所所长张中奇和司机朱长福把高秀芳绑架到苍石派出所,警察私闯她家抄家。她被送到清原县大沙沟看守所非法关押十一天,期间她绝食,狱医和姓孙的警察(女的)把她托到院子里强行灌食,拽头发、踢她腿,还不断的骂她。零四年三月十三日,红透山派出所司机朱长福和几个警察去她家问她还炼不炼,她说炼,就把她绑架到苍石派出所,然后送马三家非法教养一年,恶警代玉红、苏境迫害坚定的大法弟子,采用不让睡觉、关小号等酷刑逼迫大法弟子写保证书,强迫大法弟子奴役劳动,从早到晚扒大蒜,手指皮一层层脱落,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对不“转化”的大法弟子送综合楼迫害。
◆纪尚坤,男,五十五岁,红透山矿运输处工人,九六年修炼法轮功。因为他患有气胸病,修炼半年此病就消失了。九九年七月,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大法,纪尚坤七月二十日依法去北京上访,三个月后,在北京天安门被绑架到沈阳驻京办事处(当时,清原县公安局已通缉纪尚坤),他被送到清原县大沙沟拘留所,期间,警察指使犯人打他,踢后背、浇凉水。拘留十五天后被放回家。回家后矿山运输处办班,二十四小时不让他回家,书记龚得成逼他写不炼功的保证书,十多天后被单位开出留矿二年的处分,矿组织部于文强、姓宋的找他谈话,让写保证书,他不写,就用工作施压,两年半时间单位每天只给三元生活费,单位克扣一万多元他应得的工资,家人被勒索8000元,当时,红透山矿十里长街,每天早晨七点十五分,在工人上班路上,沿路边的大喇叭连续播读去北京证实法受处分的法轮功学员的名单,羞辱法轮功学员名誉,让人有“文革”再现感觉。
◆陈淑珍,女,五十八岁,九七年三月有缘喜得大法,身体多种疾病,是大法师父把她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九九年七月,大法受蒙冤,她曾先后三次去北京证实法,七月回来后,被清原县公安局勒索1000元,九月,又把她非法送进抚顺一大队强化班,红透山矿组织部耿会文逼她家人交保证金2000元,强迫下岗两年,不给开工资。二零零零年新年前几天,矿里又用谈话的方式把她骗到矿山公安处,后送大沙沟拘留所被非法拘留一个多月,家人被勒索6000元才被放回家。
二零零一年大年三十晚上,红透山矿组织部耿会文、坑口书记张文达、服务公司王殿员、孟广才把她骗到保卫科问话,连夜把她送到大沙沟拘留所,找来一些人“转化”她,一看她不动心,勒索她丈夫6500元钱,把她放回家。这些年,陈淑珍应得的两万多元工资被矿山截留。
◆ 董玉珠,男,红透山矿法轮功学员,九七年得法,得法前体弱多病,学法炼功后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曾两次被绑架,非法拘禁,家里被勒索四万多元钱。
九九年七月,依法去北京上访,上访无门被劫持到北京丰台体育馆,回到当地被清原县六一零勒索1100元。九九年八月在红透山矿公园炼功,被红透山公安处的刘国志看见,当时打他两个嘴巴子,把他绑架到矿公安处,当天被送清原县大沙沟非法拘留十五天。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四日,他与另三名大法弟子到斗虎屯牛肺沟讲大法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构陷,北三家派出所的张某等在华丰厂大门口把他们堵住,清原县公安局出动了三辆警车十多个警察把他们绑架到清原县大沙沟拘留所,一个警察拿一张纸乎乎一劲写,写完让董玉珠签字,董玉珠说:你乱编的我不签,恶警就打他嘴巴子,非法拘留十五天,县公安局勒索6000元,他的女儿求人拿出四万元,董玉珠被放回家。
◆王桂云,女,四十九岁,红透山矿法轮功学员,零三年三月一天,王桂云去红透山矿法轮功学员隋立森、张华美开的药店买东西,隋立森、张华美正遭恶警绑架,就因为她怀揣一本大法书,也遭绑架,在店里,被清原县六一零的阮丽和胖警察打耳光,大法书被抢走,把她绑架到抚顺小白楼非法关押一宿,次日,送清原县大沙沟拘留所非法关押二十天,清原县六一零勒索1000元钱,交看守所伙食费200元。
◆王春荣,红透山镇法轮功学员,一九九七年春喜得大法,学法后各种疾病都好了,九九年七月以后,恶党不让炼法轮功,红透山镇政府人员经常到她家去骚扰,恐吓说再炼就打成反革命。
零五年四月抚顺国保大队的恶警郝建光和红透山镇派出所的警察到他家抄家抓人,她当时没在家,把她老伴绑架到抚顺罗台山庄洗脑班迫害。事后,政府人员还经常去找她和她女儿,母女俩被迫在外流离了很长时间。
◆李凤艳,女,红透山镇法轮功学员,九九年七月在去北京上访的路上被堵在路口的警察截住抓到派出所非法关押一天,回到家中,丈夫被邪党电视谎言宣传毒害,对她大打出手,扫把打断了。零五年三月的一天,红透山镇政府的举平申带着派出所的两个警察到她父母家抓人,当时娘俩走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