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十一月,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我决定進京为大法、为师父讨公道,就和几个同修一同踏上了赴京的旅途。到京后,先在北京的一位大姐家住了下来。第二天,大姐为我们煮了面条,“说多吃点,好上天安门。”出发前,我盘腿打坐,想平静一下,这时一曲《千年等一回》的旋律一遍一遍的回响在我的脑海中。
到了天安门,我们几个同修分散在广场各处。几个小时过去了,我觉得应该站出来了,否则总在广场上会引起怀疑。我找到了广场上的中轴线,在确信附近没有巡逻武警和可疑人后,我掏出了印有“法轮大法的好”的横幅,我高举横幅,边向天安门方向走边喊出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
没等我第三句话喊完,不知从哪里冲上来两个穿黄大衣的人,先抢下我的横幅,然后一人扭着我的一只胳膊,把我带走。其中一人问,哪来的?叫什么名?我没回答。另一个说,别问了到地方再说。他们将我推到广场边上的一辆警车上,车上有几个年轻的警察,他们倒没怎么样我,我坐在车的后面。而小警察们合着车上的音乐在唱歌。
陆续的,一些证实法的大法弟子被劫持上了车,有一位是武汉铁路公安处的大法弟子,还有一位来自苏州、背着书包手捧《转法轮》的女孩,她的眼里噙着泪花——原来是警察把书中师父的法像撕掉了。一位老年的大法弟子说,大法弟子不流泪。我亲眼看见和我在一起的一位女同修被恶人拽着头发推進警车。有的警察在翻大法弟子的包,有传单,他们也拿出来看。有一个大法弟子包里没传单,警察说,没带传单你来干啥啊?
警车渐渐满了,准备开车了。一同修说还有一沓传单在座位下,我想也没想,拿起传单拉开窗户,顺手撒了出去。这时车已慢慢滑行,旁边有一队好象是日本学生,她们都看见了传单。警察发现后,气急败坏的扑向我,边用皮鞋踹我的脸边说,看你挺老实的。周围的同修在制止警察行恶。警察住了手,让我在车上蹲着,一大姐说起来坐着。
我们被带到天安门分局。在一间用于审讯的屋子里,一个老警察看着我说:“生死非是说大话”[1]呀!我说你也会?他有点得意但没做声。后来又有人问我姓名、单位,我拒绝回答。一个警察说是不是得“修理修理”你呀?我没动心。过了一会有警察来带我出去,我以为是去“修理”我。我在走廊看到大铁笼子里关的都是大法弟子,我随警察下到地下室,又看见几个笼子里关的都是大法弟子,我被关進一个铁笼子里,里面有几十个各地来的大法弟子。
我们一起背师父的《论语》、《洪吟》,大家都很坦然。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和一些同修被叫出去上了一辆车。虽然大家都没说话,但眼神都是鼓励和自信。要开车了,一个声音说:飞,另一个声音接着说:起飞。检查身体的人都在院子里。十一月份的北京,晚上已是寒气阵阵,一股凉风吹过,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一个正在给我检查的年轻医生可能以为我害怕了,便对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他问我得过什么病,我说原来的心脏不好,消化不良等,炼功后都好了,医生说都好了?我说,都好了!旁边一个当官模样的警察听到后追问:都好了?我说:“是,都好了!”他听后立即大声说:好!那就炼!我说:谢谢!
检查完身体后,看守所强迫每个人交二百元钱买行李,还是旁边一位不知名的同修替我垫的钱。完事后我们被带進走廊尽头,脱光衣服搜身。然后又盘问我们的姓名、单位等,我不说,一个警察就用电棍“很专业,很仔细”的电击我的耳朵、脖子等敏感部位,不断的电击,使我的脸抽搐、变形,那滋味就象用东西把你的皮肤拽起,拧劲儿,麻、疼、胀一起涌来,真让人痛不欲生。而中共警察却在一旁狞笑,还说,看他那脸(已变形)。
在走廊我看到那个电我的小个儿、壮实的警察对一位个子不高、瘦小的不报姓名的大法弟子飞起一脚,结果同修没动,那个警察却一下摔了个仰巴叉,他脱口而出:看样我也得炼法轮功了!
進到号里已经很晚了,跟我一号里的还有一位江西南昌的大法弟子。本来号里每人都要值夜的,牢头说:法轮大法(学员)辛苦,今天不值夜了。一犯人将一件大衣给我披上。
我走在长长的阴森森的走廊里,到了审讯室,里面坐着三个人,我面前的是预审员,右侧坐着一个黑脸膛满脸凶相的人,看样是个打手;后边坐着一个官员模样的人。预审员知道我是大学毕业生,说他是北大法律系毕业的,说,我们可能有共同语言。他问我今天为什么来北京,我说这个日子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来就来了。有些问题我不想回答。预审员就去谈其它问题,什么民主啊,美国啊,西藏啊,然后突然把话拉回来。我已看透他的用意。每当我不想回答时,那个打手模样的人几次想冲上来打我,但终于没动手。
在问到为什么要炼法轮功时,我一字一句的说:“对于一件事,你既可以赞同它,也可以反对它,但是,谁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时,屋里静静的,半天没人说话。再后来,气氛变的轻松起来。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发现,除了预审员外,另外两个人已不在屋内。整个审讯过程中我内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怕意,而且象是我在审讯他们,觉得自己很高大,气势压人。
审讯结束了,预审员并没有马上走,而是在走廊里讲起了他的一些经历,他说他审过的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李昌、王治文等。临走时,说他下个班还找我唠嗑。我回到号里的时候,值夜的两个人说,怎么这么长时间,他们很担心,说没这么长时间的(几个小时)。第二天,牢头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记者,牢头满脸不相信的神情,说:你是记者,你是记者,你没骗我吧?我说我为什么要骗你!?
一个吸毒的人说法轮功里需要象你这样的人。我说:炼法轮功的干什么的都有。号里的人对法轮功没有敌意,一天一个人给了我一根油条。有一次号里全体出去洗澡,我没洗,跟一个警察聊天。那个警察黑脸,很凶的样子,但他说的话却出乎我的意料,他说:没招儿,敢怒不敢言。我说你们北京警察什么都知道。
有天放风,一个老警察把我和南昌的同修叫过去,说,好好呆着,过几天就放你们。在被关押的第四天下午,喊我出去,是让我签字,准备第二天放我。我签完字,警察关切的问:回去以后会怎么处理你?我说我也没经历过这种事,不知道会是什么样。
我被非法关押在北京西城看守所五天,第五天傍晚被释放,单位和当地的派出所一警察接的我。在返城的火车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考试已经开始了,我才走進考场,一名女老师递给我一支笔。我悟到:我走出来证实大法虽晚,但是是对的,考试才刚刚开始。
注:
[1]李洪志师父诗词:《精進要旨二》〈心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