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法轮功全家受益 四川教师控告首恶江泽民
炼法轮功让我全家受益
从十二岁开始，我就有非常严重的鼻窦炎，呼吸不畅，每天头昏脑胀，冬天尤为严重，吃药不好使，严重影响学习。我从高中时期开始接触气功，目的是想治好我的鼻窦炎，通过练习那些气功，身体素质有所好转，但还是无法根治。一九九五年，通过朋友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便被他所征服：
一是简单易学，不受时间、地点、环境的限制，特别适合我们上班族；
二是强身治病效果显著，炼了一个多月，鼻窦炎就彻底好了，八十年代初得的老胃病也好了，当年冬天过冬，突然发现不怕冷了，原来过冬是毛衣加羽绒服，厚袜子加狗毛皮鞋，炼功后，一件毛衣，一双棉鞋就可以过冬，到现在，我已经有十五年没有穿毛衣过冬，所有的毛衣都送人了。
三是心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我当时是铁道部成都铁路局重庆分局广安铁路地区团委书记，在我力推下，建成了全铁路第一台共青团号机车——广安机务段6244号共青团机车；建成了铁路第一所希望小学——广安铁路希望小学；为此，我个人被授予铁道部“共青团干标兵”，作为分局年轻有为领导干部重点培养对象，当时是春风得意，一心想往上爬，处处争名夺利。修炼了法轮大法后，看淡了名利，几次大的升迁机会，都放弃了，心态平和，静心工作。
看到我身心的变化，我的家人和身边的朋友陆陆续续参与法轮功的修炼中，并且都得到了巨大的好处，比如我爱人严秀琼，未修炼法轮功的时候有个怪毛病——再热都不出汗，热得心慌而不得解。炼功后正常出汗了，现在再热，汗一出，心里就平静了。我炼了一年后，她才炼的，她是得了急性甲型肝炎住院了在病床上开始看书的，七天病好出院，医生和她本人都感到惊奇，她知道是大法给她带来的，从此走上了修炼的路。
我儿子李前宏，今年二十二岁，马上大三了。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一岁时，重庆儿科医院诊断建议六岁前作心脏缺损修复，否则影响今后发育。一九九六年，他三岁起，我妻子就带他一起听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音，发现他身体越来越好，后到北京阜外医院检查，专家说恢复很好，可以不做手术了，到现在儿子身高一点八一米，体重九十公斤，身心健全，当初给他看过病的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母亲吴永珍，退休教师，一九九七年（六十五岁）得法，她年轻时生小孩落下一个产后病——怕风，见风就头疼，大热天都捂得严严实实，从不敢吹电扇，还有就是不喝水，稀饭都不敢吃，她说上面进，一会儿下面就出了；炼功后毛病全消，现在八十三岁了，渴了，大缸子喝水，热了，在空调下面直接吹。
我父亲李文富，一九九七年（六十八岁）得法，他一九四八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后参加朝鲜战争，回国后授少尉军衔，转业到地方工作，最后在教师岗位上退休。军人出身，脾气比较急躁，特别是历经各次运动磋磨，性情更是暴躁；朝鲜战争在上甘岭上落下了严重的胃病和风湿病，年轻时胃病发作差点丢了命，风湿病导致手脚僵硬，骨节变形，痒痛难忍；炼功一段时间后，性情大变，安静祥和，平易近人，一年后胃病、风湿病全好了。
我修炼法轮功二十年来，本人和家庭受益无穷，尽管因为炼法轮功被免去干部的职务，被关押、被看管，被剥夺教书的权利，工资待遇受损失，我都没有心生怨言，心态平和地干好本职工作，一直在我分管的招生就业工作中打主力，受到了领导和师生的好评，这一切都是大法教我做的。
李晓兵遭迫害的经历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起，江泽民发起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开始，到今天已有十六年多了，我四次被绑架，二次非法关进看守所，一次被非法逮捕，一次关进洗脑班迫害，二次被抄家，职务被免去，家人多次被威胁和骚扰，以下是本人被迫害的具体事实。
（一）二零零一年因传看法轮功资料被绑架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三点左右，本人正在单位办公室上班，以通川区国安大队张姓政委和副队长王军为首，伙同通川区西外派出所、达州火车站铁路派出所十多个警察来到我工作的达州铁路中学，以我向法轮功弟子唐成云传递了一张含法轮功资料的软盘为名，强行把我绑架到通川区国安大队，第二天下午把我转移到通川区看守所。
在绑架现场，他们非法抄了办公室和我的家，抄走了公家价值一万二千元的电脑、打印机等物，抄走了我价值八千元新买的电脑和所有法轮功的书籍资料。后单位通过私人关系要回了硬盘被取走的电脑，我私人电脑被他们作为办公用品一直未归还。第二天，他们一伙又传唤了与我走得近的五名教职工并抄了他们的家。他们认为找到了一条“大鱼”而大动干戈。
非法关押期间，他们多次提审，威胁、利诱，逼供，说招供了就可以马上放我出去，否则判我十年、八年刑，最后的证据还是唐成云说的我给了他一盘软盘和从我电脑上恢复出来的二十几篇揭露迫害法轮功的文章，最后下不了台，以我是领导干部、又会电脑、又有组织能力、又是铁路的人（跟地方无关），是法轮功“最大的头目”为名，于同年三月二十七日逮捕了我，准备判我八年，在上报到四川610时（当时判刑的审判权在省610）被否决，原因是事件太小无法上刑，结论是：“放人，由单位批评教育”，经办人通川区检察院批捕科检察官李开渠把省上的意见带回通川区公安局后国安的几个头又建议非法判我二年劳教，说我文化高，会说，关了我那么久，不处罚我会找他们麻烦，最后想了个“取保候审”的办法，于二零零一年六月八日放出，我被非法关押一百零五天，出来时，看守所要我兄弟交了几千元的生活费。
在我被关押期间，我学校三分之二的教职工联名上书公安局担保要求放人。在我关押期间，他们非法传唤了我的两个弟弟和弟妹，讹诈了五万多元的财物。
我被关押后，我妻子严秀琼被波及，达州火车站党委书记张曲峰和货运车间支部书记王家丕多次找她谈话，以停职为威胁要求她停止修炼法轮功并写保证书，并安排人监控，终因我爱人平时待人宽厚，工作兢兢业业，群众基础好而不了了之。
被抓前，我是达州铁路中学（归成都铁路局重庆分局管）专职工会主席（校领导、副县级）兼校党办主任，就在被抓的前一周，刚刚由重庆分局党委常委通过准备提升我为校党总支书记（正县级），就等谈话宣布，放出后免去了所有职务，“取保候审”的一年中只领基本工资的百分之七十；在随后的一年里，在区610的要求下，学校安排了四名专人二十四小时监控我，给门卫下死令，上班期间有任何急事都不准我外出，而其他教职工可以任意出入。
在随后的二年多时间里，一到节假日、敏感日，警察都半夜十二点后强行敲门闯入我家，查看我是否在家，家里是否有陌生人，搞得上下左右邻居都有怨气。兄弟姊妹和都是七十多岁的老父母、岳父母时时担惊受怕。
（二）二零零六年被抄家传唤。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日下午三时左右，被抓法轮功学员何小英（六十多岁），供出我给她三千元钱做法轮功资料，铁道部安康铁路分局警察张科长一行五人，在达州车站铁路派出所和地方西外派出所的陪同下，到学校绑架我进行强制传唤，同时抄了家，抄走了炼功用品和师父法像，他们还同时传唤了我爱人严秀琼。他们在这一行动中已经抓捕了多名法轮功学员，破坏了一个达州本地国安都不知道的大的资料点，他们觉得地方警察业务没有他们强，刑拘我的手续都办好了，后通过耐心讲真相，当晚，就放我回家了。
（三）二零零九年我被剥夺上课权利
二零零九年三月初，四川省“610”官员到我校检查所谓“反邪教教育工作”时了解到我——还没有被“转化”居然还上课时，大发雷霆，强令在座的市县官员马上把达州市所有还在上课的大法弟子“清除课堂”。迫于无奈，通川区教育局长陈某亲自到通川区所辖的三所有大法弟子的学校反复督办此事，我上的职高《列车员》专业课，除我之外学校没有老师上过此课，所以学校反复解释，在陈局长“没人上课就停开”的高压下，学校最终停止了我上课的权利，通川区另外二所学校的二名大法弟子也被迫离开讲台。此举剥夺了百多名达州大法弟子上课的权利。
（四）二零一一年被强行绑架到洗脑班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下午，通川区国安一个王姓小队长，伙同国安梁姓、谯姓警察及通川区610的女工作人员找到学校，要求我配合到区国安大队调查市里面的一起所谓法轮功“案子”，上车后，他们把我一车拉到位于通川区达巴路口原达州市军分区旧址设的洗脑班内，扔下我就要走。我发觉不对，斥责他们此举是绑架和非法拘禁罪，王姓小队长得意的说：“你想怎么样哟？我们警察就是趾高气扬！”随后溜走。三天后，校长才知道真相，气得说：早知道要把你送洗脑班，坚决不会同意。此前他就多次抵制送我去洗脑班，甚至拿校长的帽子来担保我。
洗脑班三层铁门，一人一个房间，房间内三张床，二名从通川区各社区招来的看守二十四小时跟随，不准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说话，每天强制观看攻击大法污蔑师父的视频，主任罗洁和叛徒帮教李应坤经常谈话洗脑，反正不“转化”就不放人，一关就是五十天。
期间学校职高学生马上要参加二零一二年铁路春运列车员实习工作，实习培训一直是我在做，培训不好，几百名学生的安全就无法保证，春运在即，学校领导着急上火，多次到洗脑班交涉，就是不放人，领导只好反复求我；被关进洗脑班后，家人怕我七十九岁的老母亲知道后承受不住，一直隐瞒她说我出差去了，后家人无意说漏了嘴被母亲知道，当时就心脏病发作急昏过去，为了学生、为了母亲，我违心的写了“保证”，才被放出。
我有个和谐美满的家庭，在家里，夫妻相敬如宾，儿子听话，弟兄互相关心，其乐融融；在单位受同事尊敬，学生爱戴；我们一家人只想拥有健康的身体，高尚的信仰，自由的修炼，平常的生活，按真善忍做对人民、对国家有益的好人。我们修真善忍有什么错呢？我们通过修炼，达到身体康健、家庭和睦，难道不是对国家有益吗？十几年来我的痛苦经历是谁造成的？！自一九九九年来十六年过去了，残酷的迫害一直在继续，法轮功学员还在被判刑，被送入监狱，还有象我们一样的家庭在苦难中挣扎，我和家人的电话还在一直被监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