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被劳教、被打折八根肋骨 辛宝东控告江泽民
十六年来，辛宝东六次被非法行政拘留，五次被非法拘禁在泃阳镇政府及派出所，四次被非法刑事拘留，三次被非法劳动教养共计四年半，两次被非法拘禁廊坊洗脑班，一次被非法拘禁在三河市党校；妻子高淑英六次被非法拘禁在泃阳镇政府及派出所，五次被非法行政拘留，三次被非法刑事拘留，两次被非法劳动教养共计三年半，两次被非法拘禁廊坊洗脑班、三河市洗脑班一次、泃阳镇办洗脑班一次。被非法关押在三河市看守所期间，狱警唆使牢头九天将辛宝东打折八根肋骨；夫妻双双被公安部1A级通缉令非法悬赏通缉；被逼流离失所五年多，致使其父母先后被间接迫害致死，两个孩子考入重点中学不让去，商店被迫关门等，经济损失惨重；不法人员闯到家中限制人身自由、尾随监控、无故骚扰，更是常有的事。
辛宝东表示，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维护我们的基本人权，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现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主犯】之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因此控告江泽民的违法犯罪行为。
辛宝东在刑事控告状最后表示：“我依法控告江泽民，是因为他道德败坏，让中国社会道德腐烂，让人心失去希望，让不择手段发财成为中国人的毒咒；成百上千万大法修炼者所经历的种种迫害，甚至发生活摘大法弟子人体器官——这个星球前所未有的罪恶，都是他一手造成。但是，所有江氏迫害政策的执行者，在施加迫害的过程中，确实触犯了中国的法律、国际法以及天理天法。作为一个佛法修炼人，我深深的知道，犯下这如天大罪，是逃脱不了天理的惩罚和人间法律制裁的。”
“我依法控告江泽民，暂不追究对我直接施加迫害者的刑事责任，甚至把他们当作证人看待，是在呼唤那些被江氏带向绝路的人，是希望这些人能够解脱出来。希望他们了解真相，认清江泽民及中共的邪恶本质，认清这场对“真善忍”的迫害，给中华民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希望他们能够珍惜这既短暂、又珍贵的万古机缘，反思自己的过错，善待法轮功修炼者，揭露迫害法轮功的罪证，赎回自己的未来。”
下面是控告状事实与理由部分，辛宝东陈述了一家人所经历迫害的简述。
从名利气恨中解脱出来
我和妻子婚后就一直做生意，那时生意比较好做。当时，在当地同行业中我们也是数一数二的好买卖，一九九八年就花了三十七万买了门脸楼。可商场如战场，随着生意好、有了钱，也相应助长了我们欺行霸市、狂妄自大的心理，故意欺压同行和人家打架，还讹人家两千块钱，结果导致一向出入平安的我们，竟然一连两次车祸：第一次修车花了一千元，第二次也整花了一千元，正好把讹人家的两千元花进去了。这两次出事都是汽车前脸严重变形，可两次玻璃都没有坏，人也没受伤。我知道是上天惩罚我，但心里不服气，不能容忍别人超过我们。强烈的嫉妒让我妻子吃不好睡不好，最后严重精神衰弱。那个年代我们不愁吃不愁穿，生活条件很好，但内心空虚。我时常问自己，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去争斗去挣很多钱？我怎么才能从名利气恨中解脱出来，达到内心清净与洒脱？我们夫妻不顾双方父母反对，彼此选择、托付一生，为什么却总控制不住自己而互相伤害呢？
一九九八年春，一次偶然的机会，同行借给《转法轮》这本宝书给妻子，我们看完之后，内心非常喜悦，身心受益——我的慢性鼻炎、严重鼻窦炎，妻子的风湿病、偏头痛、乳腺增生、妇科病、严重神经衰弱，全都不治自愈，至今十七八年来，再也不用吃药打针输液；所有在人生中不得其解的问题，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人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一下子豁然开朗、茅塞顿开。
我不再与妻子动粗，妻子也不再过高的要求我。因为我们知道，不是谁有意的非要伤害谁，而是人就是这样的境界，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宽容、忍让，善待别人，这样做人真好；内心平和宁静，连睡觉都觉得踏实。人为什么觉得苦？都是自私的站在自己的角度想问题，所以才不计后果、互相伤害。要想达到内心清净，只有按照“真善忍”高标准要求自己，做到遇事找自己的原因，懂得替别人着想：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要考虑对别人有没有伤害，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我们不断修正自己，夫妻相敬如宾；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生意，不再和别人攀比，不再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妻子也更加用心照顾公婆，管教和疼爱我们的一双儿女。连我的女儿都说：“我妈要不学法，一生气可吓人了。”
我们真心感谢法轮大法，使我们一家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为了方便周围乡亲们学法炼功，我们就让乡邻到我们家，早炼功、晚学法，义务提供场地。
一提到学法，不明真相的人总觉得，一群人到一起学点什么就不正常。其实正常与不正常就应该看学的是什么，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法轮大法，迄今已洪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修炼；大法书籍被翻译成四十种语言文字，广为流传，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和尊敬。我们为了让更多的人身心受益，后来在城里买了一处三层楼房，下面开商店，利用上面空房又为大家提供一个炼功点。可是，这样的大善行为，却成为后来加重迫害的“理由”，我们一家人也因此成了重点迫害对象。
做好人突然遭遇迫害
我和妻子坚持按“真、善、忍”要求，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可是，好景不常，被控告人江泽民违反宪法和法律，出于自私和妒嫉，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我们整个家庭经历了多次浩劫和魔难，我与妻子也屡遭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被控告人江泽民违犯宪法与法律，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邪恶迫害，使我们一家老小遭受巨大肉体与精神的痛苦折磨。每到“敏感日”我们夫妻总是被抓、被非法关押。所谓的敏感日太多了，象四二五、五•一三、七二零，还有五一、六四、十一、新旧年等等，都成了他们迫害好人的借口。有的敏感日，就把泃阳镇几十位大法学员都抓到镇政府非法拘禁，有的敏感日，就把他们认为的重点抓起来。几乎每次都把我们夫妻俩绑架到镇政府，或投进市看守所，一关就是半个月、一个月。
我妻子在十几次被非法关押过程中，为了尽快结束迫害，早日回家照顾老人和孩子，曾经绝食绝水八次，肉体与精神承受到极限；从九九年邪恶迫害我们三十出头，到如今五十岁，我们夫妻累计被非法关押将近十年，流离失所五六年，即使在家里也是每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不知哪一天突然被无理抓走。我们全家所受到的伤害之深，是几页诉状所不能够表达的！
高额悬赏非法通缉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底，我被三河市公安局诬陷“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非法劳教一年。
二零零二年初，北京通州法轮功学员刘颖，在大营洗脑班被逼转化，心中明知大法好，但迫于通州610的压力，精神压抑、处于崩溃的边缘（刘颖后来不堪压力、精神崩溃、被迫跳楼死亡），刘颖过年时来到三河她母亲杨慧荣家，杨慧荣老太太找我们夫妻跟她女儿谈谈心。北京通州610人员焦秀良知道后，到河北省公安厅告我们“做反转化”。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二日，我被非法劳教回家才三个多月，原三河市公安局政保科长杨建方、副科长刘迎秋带人将我们夫妻绑架，在没有任何事实、证据的情况下签发逮捕令，投进市公安局看守所，进行刑事拘留，期间，狱警唆使牢头九天将我打折八根肋骨。
二零零三年正月十五刚过，警察对我们夫妻实施绑架，未遂后，焦秀良又将我夫妻诬告到公安部，公安部下发1A级通缉令，对我夫妻二人非法悬赏通缉，宣称提供一人线索悬赏三万元；警察将偷拍的我及妻子的照片（见下图），印制七百八十张，在当地乡镇村街、门市商店散发；三河市公安局领导允诺时任泃阳镇派出所副所长马志星，抓到我俩可将其直接升任副局长。据知情人说，马志星拿着上级给的十万元存折，将手铐交给南关村治保主任冯建忠说：“抓住辛宝东，这十万块就是你的。”一时间小小县城血雨腥风、恐怖异常，我们夫妻俩被逼流离失所，五六年过着居无定所、提心吊胆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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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打折八根肋骨
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二日，我被非法劳教回家才三个月，原三河市公安局政保科长杨建方、副科长刘迎秋等人，未出示任何证件，非法闯入我家商店、住宅进行非法搜查并抄家。在没有任何事实、证据的情况下签发逮捕令，将我夫妻二人投进市公安局看守所，进行刑事拘留。我被关在十号监室，管号警察是看守所副所长王文通。牢头（外号大军头）在狱警的唆使下，每天亲自或指使刑事犯人对我拳打脚踢、肆意折磨。
他们每天都找借口打人，每天八次报数，经常借口声音小毒打。有一次，我被打倒后，用棉被盖住，十多个犯人用脚踢；有一次，我被二牢头（副牢头）用板鞋底狠狠抽打左脸部十几下，致使左眼视力下降，左耳听力下降（在通州二百六十三医院已做诊断）；有一次，我被打倒，十来个犯人抓住我手脚或身上某一处，提得老高，然后使劲往下摔，再提起来，再往下来回摔。几天的毒打已造成我严重的内伤，因呼吸困难，睡觉时不自觉就发出声音。毫无人性的牢头说：“法轮功故意闹事，值班的都听着，再出声就使劲踢脑袋。”就这样刚睡着就被踢醒，根本就休息不了。等到第九天，在十几个犯人的最后一次拳打脚踢之后，我再也起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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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饭时我当着狱警的面脱掉上衣，露出浑身青紫的外伤。值班所长符祥贺怕出人命而担责任，将我送到三河市中医院检查。因被打折了八根肋骨，伤势太重危及生命，中医院拒收。当天（三月二十日）夜里十点多，三河市公安局主管副局长王伟义、看守所所长耿德生，带人将我拉到北京通州二百六十三医院。住院期间，看守所指导员果宝生、副所长王文通、警察吴永海、石立增负责监控看守。住院十八天，等体外青紫、瘀伤基本褪色了，警察才同意我出院。公安局赔款三万元并无条件释放了我，称不够逮捕条件。整理材料时写因病被放，以掩盖将我故意打成重伤的事实。
父母被间接迫害致死
一九九八年我们得法修炼后，我母亲也随我们一起修炼。虽然母亲不识字，但听师父讲法录音、看录像，都很认真。我们家是炼功点，母亲每天晚上跟大家一起学法、早上炼功，身体变化很大。母亲四十二岁生的我，对我很疼爱。一九九九年迫害以后，我和妻子经常无故遭迫害，避免不了要牵挂与担心。
二零零零年春天，由于警察、镇政府不法人员的长期绑架和骚扰，我的老母亲一气一急、连惊带吓，住进了三河市中医院，血压高达二百五十；泃阳镇派出所警察陈冲等人无故闯入医院，将我们夫妻俩强行绑架，投入市看守所，一关就是十几天。警察把我们抓走，将老人扔在医院无人照顾，老母亲雪上加霜，从此瘫痪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底，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回家三个多月时又被打折八根肋骨；二零零一年九月，妻子被抓进三河洗脑班四天后逃离，流离失所；二零零二年九月，妻子被抓进泃阳镇政府，给她一个人办洗脑班，逃离后再次流离失所。这接连的迫害，对我的父母都造成了巨大打击和压力。
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警察又对我们夫妻实施绑架、未遂，因不堪忍受再遭迫害，我们夫妻只能流离失所。公安动用大量警力四处抓捕我们，无故骚扰我们的亲戚、朋友、乡邻，还在我们家附近设便衣，用望远镜长时间监视，闹得乡邻不安。后来，我和妻子还被公安部1A级通缉令非法悬赏通缉。我母亲瘫痪三年，我们虽然经常遭受迫害，但只要能回家就尽心照顾好父母。我们这次被逼离家，两个孩子都上初三，一边要完成紧张的功课，一边还得洗衣、做饭、料理家务，还得照顾爷爷和瘫痪在床的奶奶。
我母亲在巨大生活和精神压力下，每天都在期盼儿子儿媳归来中望眼欲穿、饱受煎熬，再也承受不住这接连的沉重打击。在我们被迫离家四个多月后，于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怀着对儿孙们的牵挂与担忧，二目圆睁，愤然离世。
我们夫妻俩在母亲去世一段时间后，就悄悄回到家里照顾老人和孩子。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已不能自理，吃饭穿衣、大小便都需要伺候，两个孩子上高中也须照顾。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约十点钟，泃阳镇派出所副所长马志星带领七、八个警察，非法闯入我家，又一次绑架了我。在半路上，我跳下汽车走脱。当时儿子、女儿都上学不在家，警察就强行将我妻子绑架，非法关押到看守所，置瘫痪在床的老父亲独自一人在家而不管。两个孩子正要升入高三，八月初就开学，根本就无法照顾已经离不开人、瘫痪在床的爷爷。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我的儿子迫于无奈，蹬三轮车将爷爷送到市公安局，并要求释放毫无过错的妈妈。公安不但不放人，反而将我儿子投进看守所，非法拘留十五天。公安雇车一路录着像将我的父亲送回家。警察撬开大门将老人放到屋里，并在南关村临时雇了两个村民照看老人。我父亲老实本分一辈子，经过儿子、儿媳、孙子都被抓走，一惊一吓一折腾，精神被压垮，吃也吃不下、坐也坐不住了。两个照看老人的村民一看人真的不行了，多次给上边打电话表示：老人不行了，你们赶快想办法。
第三天，老人越来越不行了，两位村民打电话说：“你们再不想办法我们也不管了。老人死在我们手里，我们没法向人家儿女交代。”上边这时才来人，一看老人确实不行了，妻子高淑英在看守所已绝食绝水七天七夜，生命垂危，公安才勉强放人。当妻子看到儿子时以为来接她，没想到孩子也和她一样刚被释放。母子俩回到家，老父亲还摆手示意让我妻子走，怕她再被迫害。一星期后的八月七日，我父亲带着对乱世的无比恐惧与无奈，对儿孙的担忧与牵挂，撒手人间。弥留之际，不停的用手拍着孙子的臂膀……
廊坊洗脑班遭受野蛮灌食等严重迫害
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五点多，三河国保大队长石连东、副大队长贾志学、孟海宏，带领十多名廊坊市及三河国保警察，非法闯入我家商店，强行绑架我夫妻俩及商店员工谢宝凤。晚上九点左右，警察连夜冒大雨将我们送往廊坊洗脑班。我们信仰“真善忍”，奉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得用绝食、以自身巨大的承受，来抗议这种无理的迫害。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廊坊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两名警察，突然闯进非法拘禁我的房间，其中一个身高约一米七、微胖、三十岁左右的人说：“你不是不吃饭吗？给你找个地方治治。”上来就拽，我不配合。那人抬手就打，不管是脸还是头部，抡圆了打多个耳光，边打边说：“这可不是三河，没人打你！”我不停的喊：“警察打人啦！警察打人啦！”那个国保说着“还收拾不了你了呢？！”
两个警察将我的双手扭到身后，戴上手铐。然后，二人将我双手背铐，一人一边捉住一只胳膊，将我面朝地往外拖拽。没走几步我的拖鞋就掉了，就光着脚在地面上拖拉着走。
洗脑班在二层，一层是廊坊市拘留所。俩国保在二层地面拖拽约三十米，开始下楼梯，我双脚在楼梯上滑下，一担一担的，脚面多处磨出了血。到一楼地面，将我面朝下扔在地上，二人休息了一会儿，继续在一楼地面上拖拽。约四十米左右，出了拘留所的门，又在外面水泥地面上拖拽四五十米远，将我扔在停好的汽车旁。
当时正是大夏天，我只穿背心和短裤，双手背铐无法动弹，面朝下扔在地上，脸上身上沾满了土。俩国保也不理会我脚上和身上拖拽蹭的伤、还在流血，将我强行塞进汽车里，送廊坊市中医院强制灌食。
到了中医院，俩国保将我拽下车，如前面一样拖拽。一直进了急诊室，洗脑班李汉松、陈斌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四个出去商量，屋里只剩下急诊室的女医生。我对她说：“你参与灌食，就是参与迫害呀！”女医生辩解说：“我们是在救人。”我说：“救人也得本人同意才行呀，哪有强行给人家灌食算是救人的？！我只是因为信仰真、善、忍，就无故被从家里绑架到洗脑班，是无辜的遭迫害。我们奉行的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能用绝食这种身心的巨大承受，抗议这种惨无人道的迫害。”医生再没说什么。四个人前后进屋来，胖子打电话跟廊坊国保要人说：“我们几个弄不了辛宝东……”
不一会又过来两个人，他们六个人将我扔在急诊床上，胖子骑在我肚子上，两人一人按住一条腿，两个一人按住一条胳膊，一个人按住头。因为我不停的挣扎，胖子又打了几下子。女医生开始插管子，我不停的喊：“师父！——师父！”左右鼻孔、口腔各插两次，每次拔出管子都带出很多血，都没能插到胃里去。从嘴里插管时，恶人怕咬住管子，就捏住鼻子，趁呼吸张嘴时插管，可还是没插进去。这时，一个人说：“连鼻子带嘴一块插！”
几个人近乎疯狂，从鼻孔、口腔同时各插一根管。我被他们灌食折磨半个多小时，已经筋疲力尽，不停的喘着粗气、吐血，他们终于得逞，将灌食的大粗管子插进了我的胃里。李汉松操作大针管灌了四袋灰色不明物体，陈斌说：“明天、后天是周六周日，多给他灌点吧！”李汉松就又灌了一袋。最后，李汉松对我说：“再给你灌点水。”就又灌了一大针管水一样的不明液体。
到七月二十八日上午，洗脑班李汉松等和廊坊国保那两个人，将我妻子高淑英用褥子抬下楼，去廊坊市中医院灌食。后边那个胖子故意让她的头不断的在楼梯上磕，到一楼大厅没楼梯了，就用脚踢她的头。那个国保还讽刺说：“别介呀，那么大岁数了。”到中医院，遭到和我一样的灌食折磨，回去后不停的咳血。
二零零八年七至九月份，我被廊坊洗脑班非法拘禁时，曾经历法轮功学员张金玲被几次强制灌食后，大把大把的掉头发，怀疑被强制灌食时加入不明药物。自此以后，我的头发掉的很厉害。廊坊国保、洗脑班、医院不法人员，假借“灌食救人”之名，对我们行迫害之实，故意对我们肉体及精神造成严重伤害。
二零零八年七至九月份和二零一二年七月至八月，我和妻子被劫持在廊坊洗脑班期间，都被单独关押、吃喝拉撒睡都在一室，没有一点自由；洗脑班人员勾结廊坊国保，两次对我暴打、背铐、光脚拖拽等迫害；对我们夫妻及员工谢宝凤灌食折磨，让犹大每天给我们灌输邪悟歪理等等，逼迫我们放弃信仰，这只是目的之一。当你妥协后，不仅迫使你交代自己做过什么事（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发材料，都没有违犯宪法与法律），作为处罚你的依据；还逼迫你说出你熟识的四位法轮功学员，以及做过什么事。不用说打、骂、以劳教判刑威胁等各种方式折磨，就只单独关押这一招儿，不让见到任何人、听到任何信息，让你精神崩溃、从而伤及肉体，是实实在在的精神酷刑折磨。两次累计，我被廊坊洗脑班非法拘禁九十多天，妻子一百一十多天。
在廊坊洗脑班非法拘禁期间，洗脑班头目韩志光多次威胁我：“你现在是一脚监狱门里，一脚监狱门外，只是我推一推、拉一拉的事儿。”科长李汉松欺骗我妻子说：“你们俩人都判刑了，家里老人孩子怎么办呢？你配合我们，把事情都推你丈夫身上，好让你回家，照顾老人孩子。”妻子被骗妥协，可我们二人都被非法劳教二年，妻子一天都没少。这种事实及行为，都算得上是酷刑逼供。
劳教所里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辛宝东被非法劳教一年，被强加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劫持在廊坊市万庄劳教所三大队二班。劳教所每天平均二十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缝足球、拣红小豆等奴工劳动，完不成任务不让睡觉，用大木方打屁股。按照劳教大纲规定，每个劳教人员每月二百四十元生活费，每天三小时学习，六小时劳动。实际上，每人每个月也就是二十五元生活费：早上咸菜窝头一碗稀粥，中午一碗盐水（几片菜叶）两个馒头，晚饭二个窝头，看不到一个油星；当时，劳教人员早五点起床，夜里十二点休息，除去三餐一小时，每天至少劳动十八小时，加班时只能睡两三个小时。装满红小豆的麻袋一百二十斤，装车卸车每人几十包，有时离车一百多米，班长（牢头）紧催来回小跑，装卸完人就瘫在那了，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一年到头不让洗澡，人人都长虱子。在劳教所传唱一首诗歌“挑不完的豆儿，缝不完的球儿，抓不完的虱子，吃不完的窝窝头。”印证了劳教人员的真实生活。
我被劫持在廊坊万庄劳教所第三大队二班期间，因逼迫我放弃修炼，被大队长王祥多次威胁、呵斥、训话；白天干活，黑夜被小队长李某和王某“熬鹰”三天。一天，小李队长跟我说：“你们明慧网上说，警察对法轮功女学员，用铁丝穿乳头，你说是真的吗？！”我说：“是不是真的，咱们只是没有亲眼看到。在来这儿之前，谁要说世界上有这么个地方：每天劳动十九个小时；起早贪黑干活，却不让人洗澡，人人都长虱子；九十厘米宽的床板，平均睡两个半人。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的。我来到这里，这却是事实。”李说：“你们不愧是一个师父，你和康景泰回答的一样。”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我被非法劳教二年，国保大队长石连东、贾志学、孟海宏等人将我劫持到石家庄劳教所五百零一中队。劳教所接的活计多数是有毒、价低，社会上没人愿意干的。我在石家庄劳教所被逼做奴工，每天干活八个小时以上，中午经常加班；主要活是粘手提袋和月饼盒，也粘过鞋盒和人吃的药品盒，我就赶上做过一批骆驼牌鞋盒；里面用的胶气味非常呛人，让人头晕、咳嗽。
在石家庄劳教所，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警察们练就了一套整人的招法，到劳教所先是逼迫双手背后长时间下蹲，一般每天十五、六个小时，蹲的天数不一，短的六、七天，长的三十多天，直至妥协。我就被强制蹲在两个床之间有个五十厘米的空隙内，酷刑体罚。六七天后，我的两腿肿胀很粗，身体受伤害很大，痛苦不堪，精神几近崩溃。张家口的法轮功学员苏世忠，练过武功、身强体壮；因长时间被强制下蹲，一年来一直瘸着一条腿。
还有就是对一些学员夜晚单独酷刑，殴打或者撅腿盘坐，一盘就是几个、十几个小时。在肉体迫害的同时还进行精神迫害，灌输荒谬谎言。对那些抵制迫害的学员，暴力殴打。有人因此造成身体伤残或者失去生命。唐山市唐海县的李恩英，在酷刑下不放弃信仰，后被保外就医，李恩英因伤势过重，回家十几天就离开了人世。
二零零九年劳教所搞“春节联欢会”，因抵制诽谤大法的节目，唐山丰润的么安歧、开平区的郑伟、唐海县郑春山、文安县的杨百利、永清县的闫峰等，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站出来高喊“法轮大法好！”都被暴力殴打、酷刑折磨。么安歧被暴力殴打后，当天下颚骨被打碎，夜里三点，被送河北省三院抢救，由于不能正常吃饭，体重骤减；郑伟被打的很长时间都需两个人搀扶，才能行走。
中队长张力、副队长董新国等还搞恐怖统治，既折磨肉体，又摧残精神。一方面搞特务统治，以减刑（减期）为诱饵，利用人品低下的偷、抢、淫、骗等普教，散布眼线；对敢于坚持信仰、不配合他们的学员，利用包夹严管，或者拉出来关小号，设立牢中之牢，杀一儆百；邯郸的李石头、香河县的张宪、乐亭县的张锡功和我都被单独关小号，每天体罚坐板（坐小板凳），有的半年左右，有的时间更长。另一方面，在精神上扭曲学员，强迫阅读污蔑法轮功的书籍、文章，再写读后感，让人自我批判，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精神伤害。因精神萎靡进而伤害肉体，每个人身体都很虚弱。而且要求每晚睡前要唱歌颂劳教所、歌颂迫害的歌曲。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妻子高淑英被非法劳教两年，被劫持在石家庄女子劳教所。刚一入所，所长冯可庄、大队长赵圆、张某某等强制转化她，不给安排宿舍，让住在劳教人员集合的大厅里。白天四五个人围着说，中午不让去食堂吃饭、罚坐小板凳，晚上不让睡觉、围着说到半夜，后半夜就让睡在冰凉的水泥地上，造成身心巨大压力。痛失爷爷奶奶的孩子，父母同时被抓、被劳教，不远千里去看望，劳教所拒不让见。
由于刚入所时强行隔离、强制转化，精神压力大，妻子被迫害的造成月经大量流血不停，血色素5.7克，有生命危险。劳教所才带妻子到外面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卵巢囊肿和子宫肌瘤，建议手术，可当时手术治疗必须输血，使血色素达到9克才没危险，劳教所不肯让手术，就说等身体恢复以后再手术。孩子多方求助，要求所里给办理所外就医，被拒绝。在妻子身体未恢复、非常虚弱的情况下，强迫她去参加劳动。不去，就让全大队一百多劳教人员站队等着；队长刘艳敏还亲自动手拽人，并教唆劳教犯抬也得把妻子抬到车间；劳教犯将妻子从四楼拖拽到一楼，再拖到另一处楼的二层车间，不能干也得到车间去陪着；警察看不顺眼，妻子和另一个身体被迫害出病态的法轮功学员，每个人腿上都被压上两大包一次性筷子，那个学员因承受不住推下一包时，遭到两个警察用竹棍轮番毒打。后来，因妻子不转化、不参加劳动，还被加期三个月。
有七八个法轮功学员，因拒绝转化、不参加劳动，不让和别人说话，不让洗澡，上厕所受限制；过年过节，发鸡蛋、好菜都没她们的份，劳教到期了还要加期。我妻子身体虚弱，需要营养，可每星期每人一个鸡蛋却被队长下令扣下，不仅直接打击伤害你，还让劳教人员都歧视你。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日至二零一三年七月十日，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半，被劫持在唐山开平劳教所。由三河国保乔春江、曹爱博等三人强行将我背铐从廊坊洗脑班拉到唐山，到开平医院检查身体时，大夫说我血压高，到劳教所医院测量三次、血压还是高。乔春江与劳教所医院院长王洪利密谈两次，强行将我留下，劫持在二大队，只我一名法轮功学员、其余都是普教，对我重点迫害。
二零一二年十月初至十一月初，对我进行单独关押、强制转化，每天除去警察谈话，就是两名普教包夹监控。大队长黄文滔多次威胁、恐吓，用电棍在我身体周围放电，嗒嗒嗒乱响。连续三天熬鹰式谈话，每天白天强迫固定姿势坐小板凳体罚，夜里只让睡一两个小时；当我不配合他们、倒地躺下时，警察武小飞、马超强行将我拽起来，一边一个扶住我，强制我站立很长时间。副所长张占强亲自到二大队找我所谓的谈话，十几年专做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教育科魏涛多次找我，软硬兼施、强行谈话，逼迫我放弃信仰。
在唐山开平劳教所二大队我被逼做奴工，主要是装筷子，把一双筷子装到小套里；还有编筐，用植物荆条编制工艺品。每天干活约八九个小时，每人都定任务，快手拼命干才能完成。对完成任务者还象征性的发“工资”，一般每月五元钱，这一个月的钱相当于社会上干半个小时的工资。里面的普教经常说的一句话：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饭。
网罗材料本人不签字就工作人员代签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泃阳镇派出所副所长马志星带领七、八个警察闯入我家，又一次强行将我绑架，我深知他们随时都可以将我劳教、判刑甚至整死的可能，无奈之下跳车走脱。警察强行将我妻子高淑英投进看守所，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名刑事拘留。期间，国保贾志学找来泃阳镇政府人员，给我妻子强行宣读“文件”，问我妻子“听清了吗？”我妻子说没听清，贾志学便问泃阳镇政府人员，那人说听清了，贾志学就让那人代替我妻子把字签上。
贾志学还伙同三河市公安局一帮警察到看守所，强行照相。妻子知道他们要给她拼凑材料、诬告陷害，就不配合照相。警察根本不顾我妻子绝食绝水多日、身体虚弱，命令其他犯人和他们一起上，有的按胳膊，有的按腿、按头，强行拍照。
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石连东、贾志学等十多人，闯入我家开的孕婴店内，非法将我们夫妻和员工谢宝凤绑架，在劳动教养决定书中称“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十七时许，三河市公安局民警在三河市可心母婴生活馆内将参与非法聚会的辛宝东、高淑英、谢宝凤抓获，”把我们夫妻及员工合理合法的正常工作，诬陷为“非法聚会”，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名诬告我们三人，并将我们非法劳教一年半。
非法抄家、逼供、及骚扰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下令镇压以后，我们夫妻二人行政、刑事拘留十八次，每次都被抄抢大法书籍等，还有特别珍贵的师父法像挂图，都被抢走；二零零零年，泃阳镇政府人员和南关村主任，到我家中强行要走我和妻子的身份证，至今未还；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二日，三河市公安局政保科长杨建方、副科长刘迎秋带领多名警察，非法闯入府东路二百零三号我家商店，及南关村我家住宅，抄抢大法书籍十几本、挂画等多件私人物品；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许，三河国保伙同泃阳镇派出所警察多人，翻墙跳院、非法闯入我们夫妻租住房内，未出示任何证件绑架我和妻子高淑英，并于下午非法抄家，抢走存折、电视机、电脑、打印机两个、塑封机、刻录塔机、移动硬盘两个、打印纸四五箱、空白光盘四五箱、卫星接收锅一百多套等私有财产，价值约三万多元；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五点多，三河国保大队长石连东、贾志学、孟海宏等十余人，非法闯入我家孕婴商店内，未出示任何证件，抢走多本大法书、四个手机，店内记账联系业务电脑和楼上孩子电脑主机（后退还）、人民币大约几百元。这些被抢走的私人物品，至今未还。
二零零零年夏天，我和妻子被绑架到泃阳镇派出所，为了追问几张法轮功经文是谁给的，派出所所长陈文岭命令两个人左右架住我的胳膊，陈文岭对我心口部位运足气狠命拳击四五下，把我按在椅子上，用电棍电击我上身，电的前身后背多处一片一片的白点和小泡；副所长马志星强令我妻子跪下，妻子不配合，马志星就用电棍电击妻子脖子、后背及大腿，把妻子电击瘫坐在地上才住手。二零零八年六月，我们夫妻二人被非法关押三河看守所期间，都被看守所副所长杨希忠辱骂、威胁，妻子还遭杨希忠用苍蝇拍从监室窗口够着打。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日，劳教所放我回家，泃阳镇司法所一男士到唐山开平劳教所接我时，劳教所管理科科长路海存将我的释放证交给他，至今被扣留、非法侵占。我和妻子每次被非法劳教，都是警察把我们卖到劳教所，每个人每送一次办案单位能得八百元，我和妻子被送劳教共计五次、四千元。
二零一零年六月六日，我非法劳教刚回家两天，国保贾志学等未经我家任何人同意，侵入我家中、骚扰；二零一一年春，泃阳镇派出所指导员商伟带人擅自侵入我家中骚扰，走时还威胁说：“你把茶水沏好，我可能随时来你家坐坐！”此外，警察及不法人员还多次到我岳母、我姐姐等亲属家里骚扰、非法搜查，欲绑架我夫妻。
对孩子们的迫害
九九年七月十九日，我被泃阳镇派出所所长孟洪利带人绑架，被非法拘禁在三河市党校。七月二十二日，我妻子、儿子、女儿和当地三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到三河市政府，要求释放我和十余位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我儿子、女儿被所在学校三河一小老师带走。升入初中以后，多次被学校非法拍照、扣留在学校非法拘禁。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过后，我妻子和上小学的女儿，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依法上访，被拉到丰台体育馆，武警簇拥着把一大片法轮功学员压倒，女儿被压在下面、且上面人的胳膊肘正好抵住她的喉咙，差点被压死。
二零零零年底，我妻子和两个孩子再次去天安门，为法轮功说公道话，他们三口被警察强行分开，女儿被学校老师接回，被拘禁在学校多天；儿子被劫持到石景山看守所非法关押，警察用墩布把打屁股，逼问家庭住址，五天后才被放回家；我妻子被劫持到三河市看守所非法拘留，绝食抗议七天七夜才被放回。妻子刚回到家第三天早晨四、五点钟，泃阳镇综治办主任石立军带一伙人非法闯入家中，我女儿拦着不让他们把妈妈带走，怕身体虚弱的妈妈再遭迫害。这伙人不顾孩子只穿单衣单裤，连抻带拽将孩子强行绑架到镇政府，让孩子光着脚大冬天站在水泥地上，面壁体罚。
二零零一年初春，三河市教育局将两个孩子劫持走，逼孩子停学停课、强制洗脑转化，在学校非法拘禁约一个月，不让回家。
还有一次，学校老师逼我女儿写不炼功保证，孩子不写就不让上课，多名老师围住威胁、恐吓，逼孩子照报纸抄骂大法的话，孩子回家时面如灰土、失声痛哭。
二零零三年八月，我的儿子辛然、女儿辛菲，虽然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三河市一中，却被三河市教委及一中领导百般阻挠、不让上高中。后经多次找相关部门说明情况，才勉强让入学。儿子成绩本应上重点班，却只让上普通班。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我和妻子被绑架，我的儿子女儿即将开学、住校，不能自理的爷爷面临无人照顾。二十五日上午，儿子蹬三轮车将爷爷送到市公安局，同时要求释放毫无过错的妈妈。国保不但不放人，反而将我儿子投进看守所，拘留十五天。期间，我儿子被逼光着脚在太阳地跟犯人一块干活，令孩子精神、肉体承受到极限。
二零一五年两会期间，我儿子因单位业务开车去蓟县，回来路过三河检查站时，汽车无故被扣，儿子被南城派出所警察开车拉回，后经请示三河国保才放人。六月，我儿子要去单位总部深圳学习，去办港澳通行证，三河国保不予办理。
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五点多，三河国保大队长石连东、副大队长贾志学、孟海宏，带领多名警察，非法闯入我家商店，强行绑架我夫妻俩及商店员工谢宝凤，先非法拘禁在廊坊洗脑班，后均被非法劳教一年半。绑架发生时我儿媳正要临产，一星期后八月三日小孙女出生，致使我们夫妻不能在家照顾儿媳；警察绑架、抄家等等所制造的恐怖，反而给儿媳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以及永久的心理伤害。
迫害带来的灾难与危机
十六年来，江泽民亲自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及其修炼者的迫害，利用全国舆论工具造谣抹黑法轮功，再鼓励犯罪——使迫害和权钱利益挂钩，扭曲人性；同时放纵黄赌毒等等，让人漠视这场邪恶的迫害，败坏人类道德，从而引发社会道德体系无底线的全面崩溃，给整个中国社会及每个家庭带来的打击与伤害是无法估量的。
由于社会道德全面崩溃，天灾人祸越来越多，使人们防不胜防。人们没有了道德约束，为了利益和自我享受，良心丧尽，六亲不认，父子反目，兄弟成仇，朋友绝交，夫妻离婚的比比皆是，缺爹少妈的孩子越来越多，等等。一些有理性的人都在叹息：这样下去，中国人没有了出路，无论怎样反腐败，都不可能使人的道德回升。还有一些世间高人已经看到了大难就要降临，人不治天治。更可怕的是那些被谎言欺骗而仇视“真善忍”的人，都难逃上天的惩罚，将被历史淘汰。这就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给中国带来的灾难。
在江泽民残酷的镇压政策下，神州大地血雨腥风、罪恶肆虐。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伤、致残、妻离子散、家毁人亡，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抄家、罚款、开除公职、吊销执照、无家可归。同时，江泽民利用权力与金钱的诱惑，强令并绑架各级公检法人员，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及其修炼者，使很多人因此遭到上天的惩罚。据海外明慧网报道，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遭到恶报的各级政府与公检法人员就有两万多人。江泽民在把这些公检法人员及家庭推向毁灭的同时，欺骗其他人继续为他卖命，阻挡法轮功学员把迫害的真相告诉世人，包括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对符合中国宪法与法律的法轮功学员大肆迫害，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犯下了这个星球前所未有的罪恶。
江泽民对我们一家人的迫害，对善良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的伤害，对中国以及全世界人民善良本性以及道德良知的摧残和伤害，罄竹难书、无以形容。其伤害之广、伤害之深，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