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教师方桂兰自述遭迫害经历
走投无路
我从小体弱多病，经常肚子疼，我的病根源于三年大饥荒，经常挎着小筐到地里挖野菜，回来后，妈妈用野菜等掺和一点玉米面制成菜团，用野菜掺一点玉米面煮成稀粥，那时刚刚五、六岁的我，哭喊着不愿吃菜团、喝菜粥，每当吃饭时我用筷子将碗里的野菜挑出去，每次吃饭只喝一点稀粥，眼看就要饿死了，妈妈没有办法，把生产队没收粮食时藏起来的一点点玉米面制成干粮，才算把我救活下来。
自那以后我就患上了胃病，到了近四十岁胃病严重发作，胃胀、胃痛、胃酸，严重的困扰着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天几乎都是在疼痛中度过，尤其夜间难熬，每晚只能睡两个多小时的觉，每晚睡觉都是在疼痛中醒来，吃药打针无济于事，这种病痛折磨四年之久，在生不如死中我想到过死，曾经带绳子准备上吊，可是又想到我一个比一个大一岁的三个上小学的孩子，忍着疼痛艰难的活，一天在病情严重发作长达十二小时不间断的疼痛时，我断定不是好现象，据医生诊断说严重时可能成胃癌。
在濒临死亡的情况下，想到了唯一能留给孩子们的是遗书，因为他们都很小，没有生活能力，我提笔第一个先给我小女儿写下遗书，遗书中写着：妈妈对不起你们，没有把你们抚养长大成人，由于妈妈生命短暂，即将离开你们，我离开后你们要学会……
写到此我泪如雨下，后来我小女儿发现了没写完的遗书，大声哭喊着：妈妈你不能死！你不能死！我哭着回答她：妈妈不死，为了你们有一线希望都要生存下去。我小女儿说：妈妈我带你去看病。于是我们娘俩来到了另一家医院，经检查确诊为心肌缺血造成心前区疼痛，连带胃痛，又继续打针吃药也无济于事。
修大法 获新生
在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一九九六年五月，幸遇法轮大法，炼功后我身体变化相当大，全身疾病不翼而飞，皮肤变的细嫩，白里透红。我逢人就讲法轮大法好，我们单位领导、同事、我的家人、邻居、亲属都看到了我身体的巨大变化，无不为之高兴，都称法轮大法神奇。
修炼前，我是一个名利心很重的人，对利看的非常重，损失一点都痛苦的了不得，得到一点高兴的了不得，特别在名上不能让别人说，在家一手遮天。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按大法师父要求的首先做个好人，更好的人，修炼的人。例如：
一次在住户居住地的丁字路上骑自行车，一位年轻男子骑自行车从西至东过来，我从南至北骑去，正好到丁字路口处，他自行车前轱辘撞在我后车轱辘上，把我撞倒在一边的沟里，这位年轻男子下车后急忙问了一声：撞坏没有，我告诉他没事，你走吧，他听我这么一说，情绪立即发生变化，他说你没事我可有事，你把我前车叉撞坏了，你得赔我二十四元钱，当时我和他辩解一番，他怎么也不放过我，最后把身上仅有的二十元钱给了他，他很高兴的离去，当时我就想我是修炼人，不和常人一样，否则的话，我可能把他拽到派出所去说理。
再例如：在单位教育体制改革，解决人员臃肿的问题，通过先入为主的手段，年轻教师都抢教学第一线工作，我是修炼人，按大法修炼的心性标准做人，不争不斗，最后学校宿舍管理工作没人去做，我无条件的选择了宿舍工作，非常艰苦还要倒班，杂事又多，特别是新生入学之前，要求各寝室干净利落，工工整整，要付出很多才能到达标准，最后领导全面检查时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说炼法轮功的人真好。因此迫害后，公安局刑侦科警察要绑架我，被这位领导保护下来，说：这么好的人不能抓。
非法拘留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二零零零年五月，省博物馆摆放污蔑法轮功的展板毒害世人，要求所看的人留言，我们三位同修准备去留下证实法轮功的真相，结果在门前被绑架、非法拘留半个月。我平生第一次被非法拘留，拘留所监室又脏又臭，近四十人吃喝拉撒睡都在一室完成，狱警经常辱骂法轮功学员，那种生活真是度日如年。
二零零零年六月末，我进京为法轮大法鸣冤，在天安门广场正中炼功时被警察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第二天把我们年岁大一些人劫持到北京昌平监狱。到了监狱就不知是黑天还是白天，室内仅有的一个窗户的纱窗故意打开，屋内用灯泡照亮，昌平的蚊子非常大，一会功夫放进很多蚊子，咬的我们无法入睡，我穿的短袖衫，外露的胳膊、脖子、脸上叮满了蚊子，咬的全身是包，后来知道这是一种刑罚。关押三天后，我们开始绝食要求无罪释放，结果被劫持到一家精神病院，我被四个彪形男犯人按倒病床上，把我手脚固定绑在床上，拿着管子就往鼻子里插，管子在我口腔里咽不下去，嗷嗷呕吐，插了很长时间才插到胃里。从精神病院拉回监狱后用针刑逼迫我们说出住址，用针扎我的手腕部，和我一起的同修刘富全被用电针将腕部和腿部连上电的她实在忍不下去报了地址，我们劫持到双城驻京办，三天后，我们直接被公安局张国富劫持到双城拘留所非法拘留半个月，又被非法刑拘。
为抵制迫害，我绝食五天，食水未进，我丈夫为了要回我，被公安局张国富勒索五千元钱做保释金。这些钱都是借的。这样我家债台高筑，包括单位进京接我的费用，将近一万元钱外债，对于一个工资家庭收入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精神上的迫害、经济上的迫害，我丈夫单位倒闭失业，只能靠我的工资维持这一家五口人的生活，还得还所欠的外债，我们很长时间改善一次生活，只能买两元钱的头肉、一元钱干豆腐拌点凉菜给孩子们吃。
罪恶的灌食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我与一同修去骆艳杰家做客，刚进屋不到十分钟，忽听当当敲门声，骆艳杰丈夫与儿子在家，立即把门打开，没想到冲进来一帮警察，录像、抄家，并把我们绑架到民主派出所。我发现很多熟悉的大法弟子都被绑架在这里，有四、五十人，走廊里一个有大玻璃窗的屋子里全是大法弟子。把我推搡到走廊，我低头看到同修田晓平不省人事的躺在水泥地上。没过半小时，约有二十多人用中客将我们劫持到鸭子圈看守所，我眼睁睁的看着不省人事的田晓平被像拉大包袱一样拽上车、拽下车。
下车后强行我们进到一个阴森森的黑乎乎的屋子里，一个姓赵的狱医给做了血压检查，然后把人分到各个监室，狱警指使犯人强行的把衣服脱光，一丝不挂，然后在地上蹦，怕带进异物，其实就是一种刑罚——侮辱，监室里一铺通铺，大约有近三十人，多是普通犯人，有杀人犯、吸毒犯等等，失去人身自由的心里痛苦难以用语言表达，只觉得憋的喘不上来气。
为了争取释放，第二天早上，我与一同修张佰华开始绝食，三天后张佰华被狱警指使的犯人强行拽出灌食，被抬回来的张佰华满脸、头发湿淋淋的，她面容痛苦的对我说：他们给我灌食了。话音刚落，一群犯人在狱警的指使下，强行把我从铺上拽下去，抬着我经过走廊时，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高喊的声音震天动地，也感动了其它监舍的在押人，我听到脆弱的声音从各监舍发出：大法好！大法好！大法好！
犯人在狱警的指使下，将我放到一房间床上，至少有十多名犯人按着我身体的各个部位，姓赵的狱医手里拿着一根塑料管从我的鼻子插进去，进入胃里，然后用针管输一种汁类的东西，插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呕，难受极了。第二天上午，狱警为了隔开我和张佰华，把我转到其它监舍。照例每天下午灌食一次，我的身体极度虚弱，医生给我量血压，说我血压二百二，心脏跳动快，但看守所不放人，后来的几天灌食中，有一姓肖的医生骂骂咧咧的说：给她放药。我在床上看着他往食物里倒一种白面类药物，过几分钟药物发作，我感觉说话嘴不听使唤，面目发麻，连脚面的皮肉也麻，也不知他们在食物里放了多少盐，我口渴的相当厉害，绝食到第九天，我承受不住这种痛苦，停止绝食。
三十七天后，看守所所长刘芳叫我收拾东西说放我们回家，结果我们十多个同修都被劫持到前进劳教所，它的前身是罪恶的万家劳教所。
暴力“转化”
前进劳教所本来面临要倒闭，据听说当时劳教所只剩几个被看管人员，这一下从双城两次送进三十位大法弟子，劳教所为了收人，把我二百二的血压说成一百七，接着送到一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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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教所分成一大队、二大队。一大队属于集训队，队长王敏，一米七十多大个，四十多岁，黑黑的，一副男人相，听说是运动员出身，是所长王亚罗的亲信。我们刚到一大队，王敏就手持一根近两尺的大电棍，大喊大叫：谁是十九号，不报名我今天叫你报名。然后就把张佰华从我们人群中拽出去，一会就听到惨叫声，撕心裂肺，恐怖极了，持续很长时间。从那一刻开始，同修们一个一个被叫出去，不断传出惨叫声，遭受酷刑回来的同修头发蓬乱，脸红肿，仍互相鼓励着不能被“转化”、不能被“转化”，可是多数同修都承受不住这种暴力迫害，违心的屈服了。
我是最后一个被弄到王敏的警察办公室的。王敏拿出一张表格，逼迫我按另一张她们拟好的内容抄写，我告诉她们：我炼法轮功一身病不治而愈，是大法师父给我的第二次生命，话音刚落，王敏扇我打大耳光，抄起放在桌子上一个半尺长的电棍，开始在我的外露肉皮上、脖子、脸、眉毛、手开始电击，我没见过电棍，不了解电棍的性能，她拿起电棍电击我局部时，我全身都在颤抖，哆嗦，痛楚，极度难受，电完后，王敏继续对我用刑，指使副队长刘畅、警察丛志秀把我按倒在地，刘畅用力把我的左脚向外拧劲，向外掰，只听我的手、脚里边的肋骨像松木杆弯折的声音，丛志秀掰我的手时，一屁股坐在我的脸上，把我鼻子、嘴堵的严严的透不过气，我用求生的那股力气把丛志秀拱下来，丛志秀一米七八大个，又高又膀，然后丛志秀又拿来一个二尺长的大电棍，恐吓说：这大电棍电你可受不了，说着她把电棍开开，此时王敏更加疯狂叫嚣：丛志秀、刘畅拿绳子把她吊起来，把她衣服扒光用绳子把她挂在走廊里，让大家都来看看。
丛志秀、刘畅拿来一根细绳，把我双手的大拇指合在一起用绳子绑时，又问我写是不写，这时我犹豫了，我最害怕的是把我扒光衣服吊在走廊大伙观看，我违心的抄下了她们所要的，我的心象刀割的一样，然后她们又逼迫抄三书、什么决裂书、悔过书等。被迫抄完后，我晚上睡不着觉，就在想当初我病的死去活来是师父救了我的命，帮我去掉了顽疾，而今我在暴力承受不住的情况下竟做出背叛师父、背叛大法的事，心里痛苦至极。第二天早上，刘畅值班，早早把我们带出监室在另一个屋围着大圆桌站立，我大声对刘畅说：在高压下迫使我所写的全部作废，法轮大法是正法。刘畅大声骂我。
从那天开始迫使我们抄写监规、守则，要求熟练背诵，每天坐在小凳上警察要求快背，在那个人间地狱，到处充斥着、到处挂着污蔑法轮功的展板，每天晚上要念、背监规守则规范三十条，逼的人没有活路了，只想一死了之，否则被逼迫背叛大法越陷越深。
电棍折磨
一周后，王敏把我叫到她的警察办公室，三个普教守在门口，哈尔滨赵宝香、呼兰人余海平、另一个安徽人周成荣，王敏问：你和刘畅说了些什么？我说：在高压下迫使我所写的作废，法轮大法是正法！她抄起桌子上的电棍电我的额头、脖子，我用手去搪的时候，她大声喊叫“你敢打我”，说着三个普教一拥而上，把我按倒在地，用手薅我的头发，用脚踢我的头部，王敏叫嚣把衣服扒光，三个普教就把我穿的棉衣、线衣扒的只剩裤头，然后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薅着我的头发，拽着我的手，把我拽到路过一个近二十米长的监室，摔倒洗漱间的地上……
王敏边喊边走去取电棍，因为我饱尝了电棍电击的折磨，接下来还不知还要发生什么样的迫害，与其害死就不如一头撞死，我一头撞在用钢筋混凝土制成的洗脸用的槽子下面的棱角上，王敏听到撞头的响声立马进来，大声命令三个普教用盆接冷水，不顾我头破血流，三盆冷水从我的头部灌下，王敏叫再接着往我身上灌一盆水，此时的十二月二十七日，东北的天气已接近零下三十度，王敏边打开窗户边叫嚣要把我冻死，然后又打来一盆凉水，王敏手拿扫地的笤掃，在盆里沾水往我身上象下雨似的甩，我身上从头顶到身下全是湿淋淋的，王敏拿着一根大电棍在我的后背从上到下咔嚓、咔嚓电个不停。
三个普教在一边看不下去了，赵宝香说：你别跟王队说话横。王敏有了台阶，就说：可不咋地，不然我不会电你。她命令普教拿衣服让我穿上，此时的我已经很难站立，浑身抖成一团，穿衣服的过程突然昏倒在地。王敏怕出现生命危险，让普教打来饭、给我一个热水袋暖身。回到监号，我的嘴唇肿的外翻，眼睛充血，头发湿淋淋，同修看到我小声问我眼睛怎么充血了，当时我都不知怎么回答，好端端的人被折磨的成半残废，这种痛苦难以言述。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了，所长叶云批准吃顿饺子，还得迫使大家喊声所长好，感谢所长给饺子吃。同修们心里都非常难过。
一月二十日，把我和几个同修转到二大队。二大队大队长王晓伟、副队长吴宝云把我们九人弄到警察办公室，逼迫骂大法，最后轮到我，她让我立正站好，我告诉她我腿已经被刘畅打瘸时，立正不了。她恶狠狠的用穿硬底皮鞋使劲踢我被打坏的腿，扇我数十个嘴巴。
二队是专门从背守则监规上暴力“转化”大法弟子。我不背，我认识到我是大法弟子，没有违法，不能把大法弟子变成犯人，俯首帖耳。王晓伟当众骂我不背守则，说年后上班用电棍电我，警察丛志秀的姐姐丛志丽说我起幺蛾子，年后要用电棍收拾我。到了正月十六正式上班，大队长王晓伟、吴宝云、赵霞、王美英等七名警察，在二楼警察室做好了迫害我的准备，丛志丽将我带到二楼，迫使我在开着的门上敲门并喊报告，我没有按她们说的做，我敲门，并说：可以进来吗？王晓伟说不可以，重来。我又重复一遍，王晓伟说不可以，我郑重的告诉她们：这是最礼貌的语言，如果不可以我就不进了。王晓伟说：你不用报告进来吧。我走进去，丛志丽说你背监规，我告诉她不背，我不是犯人。她们七个人一拥而上，把我按倒在地，王晓伟打我嘴巴，然后她们共同把我抬起来放到一把椅子上，用绳子把我双手绑上，使劲把我抬起来，把双手绑在二层床的上铺上，然后把椅子撤掉，因为我个子比较高，双脚正好站在地上，王晓伟手持二尺长的电棍，把我衣服掀开，电棍横着直接电到我肚皮上，象拉锯一样咔咔响，把我裤子退到小腿部位，用电棍电击我的大腿内侧，然后把我的鞋、袜子脱掉，电击我的脚、脚趾处，用电棍尖旋转着电，在这期间其他警察也电上两电棍，大约二十分钟左右，他们没达到目的，把我解下来，关禁闭。
我和大法弟子张玉梅因不背监规，每天都被铐在暖气管子上，铐在床头上，蹲不住，坐不下。一天吴宝云和丛志丽刚上班，她俩上午大约八点半把我双手背后抬到最高处，用绳子从胳膊一端一紧紧的缠到另一端，而后绑在一层床铁床，只能蹲着，大约从上午八点一直蹲到下午两点，想站起来活动一下腿能把床带起很高，坠着胳膊更痛，没办法我蹲在地上忍着被抻的肩胛，脖子筋痛，冬天穿着棉裤紧箍在腿上，再加上长时间蹲着，我的腿出现麻木，脚面神经疼痛，每天被蹲绑时不许上厕所，我的手肿的象馒头。
卫生所王忠良看过我两次，说手和脚都肿了，我看出他企图用药物迫害我，就告诉他，这是用绳子绑的，用手铐铐的，如果要是不绑不铐就自然好了。在迫害期间，吴宝云把污蔑法轮功影视放到最大音量，震耳欲聋，强迫我听，里面的内容全是栽赃陷害，造假、侮辱。一天早晨，王晓伟手拿绳子准备绑我时，我告诉她不要绑，我把事先写好的严正声明给了她，声明内容是在高压下迫使我抄写污蔑大法的内容全部作废，从现在起用生命维护法轮大法，我用手咬破了中指，在名字上面按的血印。王晓伟接过去看不是她所要的，用手打我数十个嘴巴。
我为什么要写严正声明，因为劳教所的酷刑折磨随时都可能被致死，因为我当时被电棍电击的股骨头又痛又麻，晚上经常被这种疼痛折磨醒，再加上蹲姿造成毛细血管堵塞的感觉，所以写下此书证明我修大法坚定的心。
灌食迫害
大概我被连续捆绑近半个月，丛志丽限制我上厕所，在劳教所只能按规定时间上厕所，一次刚方便一会，我的肚子剧烈疼痛，憋的我浑身冒汗，大约憋了一小时时间，得到警察同意，于是我绝食反迫害，绝食到第二天上午，队长王晓伟、卫生所王忠良还带两名女医生，强行给我灌食，灌食没有给我松绑，仍然是双手背后在床上绑着，腿成蹲姿状，因为身体动不了，王忠良任意把管插进我的鼻孔，然后再拔出来，反复抽，反复拔，时常将管插到气管里，憋的我喘不过来气，然后他迅速拔出，再插胃里，在场的人都看到，听到折磨我的整个过程，大约折磨二十分钟左右，王忠良才把针管里的玉米面粥灌进胃里，灌完后对我说：下午照半小时灌，到了下午王忠良又来灌食了，和上午一模一样，反复抽，插进去，拔出来，时常往气管里抽，折磨大约半小时，看我仍然没屈服，最后把玉米面粥用针管打进去，自那以后绝食的十一天里，一天两次灌食，都一次性灌进去，我向王晓伟揭露王忠良灌食折磨的行为，王晓伟说：是你不配合造成灌食痛苦。
剥夺睡眠
刚刚结束绝食，王晓伟把我强行弄到卫生所，王忠良对我检查身体，验血，量血压，心脏检查等，查完后，他对王晓伟惊奇的说：一切正常，只是血压高一点，大法的神奇已经在他们面前显现，绝食十一天的我食水未进，身体一切正常，可是他们不是想了解法轮功到底是什么？而是以我的身体正常继续加重迫害，结束绝食之前，从清晨五点捆绑到晚上十点半，进监室睡觉，停止绝食后，不许我睡觉，白天被站立捆绑在一单间的床边，晚上被扣留在警察值班室，由值班警察看着，困得我无论是站还是坐在地上，只要闭上眼睛就睡过去，换班时好心的警察允许我睡上一会，有的警察不准我睡，连续熬七八天，王晓伟说：这些人心不齐（警察），要是心齐一下给你干窝老（干死的意思）。三月七日，终于解除对我的单独看管迫害，回到了人群中，我的脸开始浮肿，脚后跟肿的象鹅蛋大，不敢落地，走路用脚尖，卫生所刘建国医生要给我量血压，企图用药物迫害，被我拒绝，一次劳教所组织在押人员考试，在试卷的背面发现字样，题目：下发一、二大队，内容多条，其中一条写有对法轮功的“转化”率达百分之九十九，反弹率百分之一，不打死就可以，下发日期是四月九日，看后我明白了，警察酷刑大法弟子是受上一级指使的，因为在那里被监管的非常严密，无法传出来曝光。
灌药迫害
王晓伟迫害我一个月后，被调到劳教所的管理科，大队长换上霍书平，当时我被吴宝云安置在食堂帮助刷碗，一天叶云带各科警察去食堂，问我们叫什么名？我们一一回答，叶云立马大声喝道：你们的报告词是怎么背的？然后气势汹汹去找霍书平，霍书平问为什么不背，劳教所的报告词内容是：报告政府某某某叫什么名，家住，因扰乱秩序被劳教时间。霍书平把我带到警察办公室，抄起电棍电我的后背，电倒后又拽起来逼迫撅着，我拒绝，迫使蹲着，我告诉她蹲疼，蹲不下，她气急败坏的用电棍用力打我的两臂，在场的普教赵宝香为我搪了一下，被她打一电棍，打完后她把我带到车间，强迫我背，当着众人面背报告词，我说我修炼法轮功被关押，没按她要求的什么扰乱秩序，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可是我被打的胳膊已经不能动了，强迫我劳动，生产任务装牙签，一天她把我叫到前面问：你为什么不劳动，我回答胳膊疼，她问你胳膊咋地了，我说你打的，她说打的轻，我说不是打的轻，而是太重了，她又问，什么时候能干活，我郑重的告诉她，我是大法弟子没有劳动义务，她怕引起反响，立即说，你给我滚回去。
霍书平因我拒绝劳动，找来卫生所大夫，刘建国、另一个姓王，是个年轻女医生，那个年轻的王医生当众说：谁不劳动给她量量血压，刘建国向我走过来，把我强行拽到前面，量血压，说血压二百二，心脏有问题，迫使我用药，被我拒绝，第二天，王忠良到对面楼上等着，霍书平指使普教拽我上楼，我不去，霍书平手拿电棍威胁，普教把我推倒在地，然后拽着弄到楼上，王忠良把我按倒在地，用灌食的塑料管，灌进不明药物，症状是脸发热，变红粉色，头晕，他说是正常反应，从那以后卫生所的医生就把灌药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每天都进行一次。灌药迫害一直持续到十月份，长达五个多月时间。
采用卑鄙的手段“转化”大法弟子，将好人“转化”成坏人，那是痴心妄想。大法弟子用生命捍卫法轮大法，绝不改变信念，我一步一步以生命作为代价，拒绝“转化”。江泽民指使下的地方官员、警察迫害法轮功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今江泽民被全国近二十万人起诉，正兑现了——善恶有报的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