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亲被害死 葫芦岛王茁控告元凶江泽民
 王瑞齐 |  史迎春 |
以下是王茁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事实：
我于一九九五年开始学习法轮功，通过学炼法轮功，我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在生活中变得宽容，忍让，家庭变得和睦。
我的父母看到我的变化，也开始炼法轮功。父亲王瑞齐身患牛皮癣，胃溃疡疾病，在练其它气功不见效的情况下，于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不长时间，两种病都好了。父亲是葫芦岛市连山区农业局机关公务员，办公室主任。在单位曾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公务员等，对工作兢兢业业，是个清正、廉洁的优秀员工。全家通过学炼法轮功身体得到了康复，家庭变得幸福、和睦。
母亲史迎春曾患有牙病、胆囊炎、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修炼之后大约一个月，她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
母亲在“真、善、忍”法理的指导下，用修炼者宽容的心态要求自己、化解了以前与亲属的矛盾。在工作中不收其他人送的钱，这点得到了老板及同事的认可。老板说：用炼法轮功的人放心，不贪、不占。
可是，在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利用国家机器发动了对法轮功全面迫害。这场有史以来最邪恶、最残酷、最惨无人道的迫害，使我失去了双亲：母亲两次被非法劳教，后又判刑七年，在沈阳大北监狱被迫害致死。父亲先后两次被非法劳教，后因得知母亲在大北监狱的被迫害致死的噩耗及对我的思念（当时我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身体每况愈下，在母亲离世八十天后，含冤离世。
此外，我的二舅、大姨、老姨均因为信仰法轮功被先后非法劳教。
而我在这十五年里，先后被拘留四次，刑拘两次，非法劳教三次，两次三年，一次两年，两千七百多个日日夜夜。经历过多次被电击、被包夹、严管、睡水泥地、坐窄板凳。在我被劳教期间，根本就不知道父母已经双双离世的消息，从马三家劳教所出来后，突然得知父母双双离世的噩耗，如晴天霹雳一般，我的心情可想而知。
这一切，出自于江泽民的一己之私，造成了双亲的含冤离世，对我造成了巨大的身心伤害，对我亲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所以我在这里，对发动这场迫害、造成这一切根源的元凶——江泽民提起控告。
葫芦岛劳动教养院的酷刑虐待
我于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到位于永定门西街的国家信访局进行上访，上访后被葫芦岛驻京办接回到葫芦岛连山区，然后对我进行了一个月的拘留，在拘留所吃的窝头里面发现过老鼠屎，吃的咸菜顶风都可以闻到臭味。拘留一个月到期后，渤海 派出所的警察直接把我接到派出所里，问我还炼不炼，我回答：“炼”。警察说如果这样就劳教你。我在派出所被关押了五天后送到葫芦岛劳动教养院非法劳教了三年。
二零零零年五月三十日上午九点左右，狱警张福胜将我和其他三名法轮功学员姚颜会、张璇、苏洪涛等人叫到教养所的教室，管教科张福胜逼迫张璇读污蔑诽谤法轮功的书，遭到张璇的拒绝。随后，张福胜对张璇拳打脚踢，将张璇打的口鼻出血，嘴角打烂。张福胜的手上沾满了张璇的血，用一盆水洗手后将水全部泼到了张璇的身上。后又让我、姚颜会、苏洪涛读，我们不读，张福胜强迫我们跪在拖布杆上，并指使六、七个“四防”人员对我和姚颜会拳打脚踢，持续到晚上九点。由于长时间的跪拖布杆，致使膝盖下麻木两天。
第二天“四防”员王涛、刘亮用床板、拖布、鞋子等对我进行殴打，致使我前胸、后背呈黑紫色，疼痛难忍，教育科佟干事将我叫到另一间屋里，让我双腿叉开，双手着地，对我进行体罚，汗水不断的滴落到地上，殴打及双手着地的体罚致使我当时双臂、双手失去知觉，不听使唤，中午吃饭的时候需要人喂才行。
下午3时，“四防”员王涛等人将学员姚彦会毒打致昏死后，警察用电棍电击，仍不见姚苏醒，其他“四防”员才停止毒打，将姚彦会送往医院抢救，姚后来脱离危险。张福胜又强迫我、张璇、苏洪涛跪至晚九点。当晚十一时左右，院长姚闯得知了此事，并做了笔录，六月一日才停止打人。后强迫我、姚颜会、张璇、苏洪涛我们四人坐在水泥地上，直至七月二十五日。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的十二、十三日下午，大队长刘国华、李剑等警察将我带到教养院一楼东侧的一间大屋里，屋里大约有五六名警察。将我的上衣扒光，随后将我的双手背到背后，双手用手铐铐住，将我按在水泥地上，有两名警察用脚踩住我的腿，使我的双腿不能动弹，我看到旁边摆着四、五根电棍，上面标注“三十万伏高压脉冲”等字。刘国华问我转不“转化”？我说不“转化”。随后，刘国华、李剑，张国柱等警察用电棍对我进行电击。四五根电棍同时在我的眼眶、头部、嘴巴、耳朵、脸部、脖颈、前胸、后背、腋窝等部位进行电击。电棍电击的部位犹如千百根钢针同时扎在身上一样，承受世人难以想象的刻骨铭心的痛苦……空气中弥漫着焦糊的味道，电棍放电时啪啪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气氛极其恐怖，直到电棍没电了，电棍接着充电，在充电的时候，刘国华扒下我的棉鞋，用棉鞋抽打我的嘴巴，脸被打肿，在电棍充满电后，又继续用电棍电我，直到电棍没有电为止。由于反复的电击，被电棍电击后的皮肤呈一块一块的褐色，脸被棉鞋的鞋底打的肿胀很高，回到宿舍时候，周围的人都认不出了。即使回到宿舍，身上也还有那种难闻的焦糊味道，直到过后好几天才退去。后来我被严管迫害，每天坐在十厘米宽、高一米的长条板凳上，屁股被硌的生疼。
因我们不放弃信仰，在冬天里，葫芦岛教养院让我们十六个人在水泥地面睡了一个月。多人造成腿疼、腰痛、肩膀疼、肚子疼、腹泻等。
二零零一年我们开始绝食抵制迫害，共计二十余人。教养院做了迫害准备，增加了二十左右个“四防”，值班警察也在增多。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晚上，我们在床上睡觉，葫芦岛市防暴大队全副武装的特警从门口破门而入，其中两名全副武装、头戴面罩的特警将我从床上拽下，当时一名教养院的警察指着我说：“他是王茁，带走。“（后来听说是市长下令以暴力事件处理），我和其他几名学员被防暴大队强行拖去看守所。
三年非法劳教到期后，我又被劫持到拘留所非法关了一个月，说十六大没开完呢，又把我送到看守所关押了二十天后才放回。
回到家时，由于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木头窗户都要脱落下来，地板的灰很厚，部分地板的地面都发毛了，墙皮脱落，景象很是凄凉。就这样的家，由于警察骚扰，我也不能回，在外面流离失所一年多。
沈阳张士劳教所的迫害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又遭到葫芦岛市连山分局的绑架，由沈阳铁西国保警察押送到沈阳，到沈阳后，在车上，我的双眼被蒙住，送到一个不知名的旧楼里面，在楼里听到了狗叫的声音，在这里警察将我双手绑到背后，用电棍电击我，对我进行刑讯逼供，在椅子上坐着一个大约五旬的男子，比较胖些，警察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可以决定你的生死，说判刑就判刑，说让你劳教就劳教你。”后来我又被非法劳教三年。
我被劫持到张士劳教所，警察史凤友等人将我带到白色二层楼上，二楼的暖气片已经被棉被包裹上，史凤友等人将我的双手挂在床上，然后用电棍进行电击。
在张士劳教所以大队长宋百顺为首的警察多次强迫我们观看污蔑、诽谤法轮功的节目。坐小板凳，强制我们劳动。
马三家劳教所的迫害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下午约三点钟左右葫芦岛市连山区化机街道派出所警察李广玉以“登记”为由，敲开我的家门，随后葫芦岛市连山区国保大队等几名警察进屋。将我家中的电脑搜走，把我劫持到葫芦岛市兴城首山拘留所，十一月四日被送到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进行体检后被拒收。后又被带回化机派出所。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五日下午又被送往绥中看守所。据说已请示省里后又被强行送到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
警察曾经三处住所（在外面租的房子，因被迫害而流离失所）抄家，在不开门的情况下，破门而入，前后共抢走台式电脑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大法书籍若干，而并未出示搜查令及开具任何清单。
在打工期间有的单位因为知道我是学法轮功的不敢用我。
父亲王瑞齐遭受的迫害
王瑞奇，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生，大专文化，家住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群英街28号楼四单元19号。原工作单位：葫芦岛市连山区农业局机关公务员，办公室主任。父亲在单位曾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公务员等，对工作兢兢业业，是个清正、廉洁的优秀员工，在生活中他是个好丈夫、好爸爸。
父亲因身患牛皮癣，胃溃疡疾病，在练其它气功不见效的情况下，于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不长时间，两种病都好了。大法的救命之恩坚定了父亲修炼的信心。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日是新千年就要来到的日子， 父亲决定去北京说明法轮大法好，安排好局办公室有关工作后，局长杨宝泰找到父亲王瑞奇问：是想上北京吗？ 父亲说想去。单位其他人也来所谓的“做工作“，一直到下午五点钟也没做通。农业局打电话给渤海派出所，叫来两名警察，一个叫杨荣贵，另一个是十八、九岁姓蔡的警察，逼迫王瑞奇放弃上访的权利，随后把他绑架带到渤海派出所，半夜十一点送到葫芦岛市拘留所。
在拘留所，父亲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葫芦岛市连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张俊生将王瑞奇由行政拘留改为刑事拘留，于二零零一年一月八日送到葫芦岛市看守所，看管父亲的警察叫刘力生，三十七天后送到葫芦岛市教养院劳教迫害二年。
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 父亲王瑞齐在葫芦岛市教养院被劳教科长刘国华多次进行强制“转化”，当时迫害法轮功的大队大队长是刘佳文，副大队长崔晓东，教导员孟庆华，小队长刘海厚、季承国做日常劳教的迫害事情。因向葫芦岛市委市政府上书，要求：还师父清白；无罪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公开向师父和法轮功学员赔礼道歉， 我的父亲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晚横遭葫芦岛市公安局防暴大队强行抓人的再次迫害，遭受教养院十名警察的毒打，用四根电棍电的残酷迫害。
二零零二年某一天，连山区区委书记李怀瑜带人到葫芦岛市教养院对我父亲进行洗脑，问他：你信不信，你现在“转化”，我就可以给你安排工作。 我父亲说我现在头发白了，就是头发都掉了，我也不“转化”。李怀瑜无可奈何地带人走了。
父亲被非法关押两年后，二零零三年一月八日，我和亲戚们去葫芦岛市教养院接他，葫芦岛市教养院以他不放弃信仰为由不放人，而是给连山区渤海派出所打电话，渤海派出所副所长刘久东、片警左永鹏带警车去葫芦岛市劳教所，将我父亲带到渤海派出所。
父亲出狱后，单位因他平时工作表现出色，两年非法劳教期间的工资都给他了。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三点多，开完农业局机关干部会，父亲被副局长谷振峰找到局长刘景字办公室，刘景字说要送父亲去兴城洗脑班，父亲说回家准备一下，才趁机离家走脱。从此父亲有家不能归，有班不能上，流离失所。
二零零三年八月中旬，连山区区长王会岩、人事局局长王国江、农业局局长刘景字等人开会，以父亲无故不上班十五天以上为由，开除他的公务员职务。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日上午十点多钟， 父亲正在辽宁省锦州市北宁，被北宁市公安局伙同当地派出所绑架，当时被绑架的还有另外三名法轮功学员，我父亲走出楼梯口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被警察暴打、塞进汽车。揭穿了警察所说的抓卖淫嫖娼的谎话，使在场的一百多名围观群众明白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当时被送往北宁市拘留所，下午送到北宁市看守所，负责这次抓捕的队长叫姚成。
在北宁市看守所的所长叫王世学，父亲受到死刑犯姓洪的杀人犯多次踢打，最后被非法劳教三年，送到锦州市劳动教养院迫害。
锦州市教养院法轮功专管大队大队长是白金龙，副大队长有杨廷伦，张春风，教导员李松涛，队长有韩建军，张家彬，穆锦生等人。警察张春风打完王瑞奇嘴巴后，当时蛮横地说，我没打你，谁看见我打你了。当时在场的张家彬被父亲质问，他打我，你为什么不制止？张说：我管不着他，制止不了。纯粹是一副流氓无赖嘴脸。王瑞奇在锦州市教养院被非法关押三年，期间曾经遭受多次毒打和酷刑折磨。
母亲史迎春两次遭劳教迫害
史迎春，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生，中学文化，家住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群英街28号楼四单元19号。
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母亲多次遭到中共当局绑架迫害，曾经二次被非法劳教折磨五年。九九年十月五日，母亲因坚持炼功，被绑架到连山区公安分局，之后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市看守所，遭看守所所长李雅杰、周洁以及另一不知姓名的胖警察（五十多岁）毒打。其中一次，李雅杰把史迎春叫到走廊，叫人扒掉她的裤子、让她趴在地上，然后说：“你 不是炼功吗？来，咱俩先练练。”说完，李雅杰就拿着胶管照着母亲臀部一顿毒打。有时她们打累了，就两个人轮番打。
李雅杰为了防止母亲炼功，一天，李叫人给母亲戴上手铐、脚镣，拿来脏毛巾，一头系在脚镣上，另一头逼迫母亲用牙咬着，手铐到背后，腰直不起来，逼她往前走，抬脚非常沉、落脚非常重，每走一步都十分痛苦、难受，之后又逼她跪着，一跪就是几个小时，汗水顺着脸往下淌，地也湿了一片。晚上不让睡觉，除了坐着就是站着。
就这样，母亲在看守所被迫害二十多天之后，被非法劳教两年，送到沈阳马三家教养院。
在马三家的女二所，母亲为维护自己的信仰权利绝食抗议非法迫害，一个叫吉利的警察把她叫到办公室。吉利和另一个警察两人各拿一根电棍同时电击她，一人电脚、一人电上半身和脸，电棍发出啪啪啪的响声，人被电得浑身剧烈的颤抖，她们还罚站，母亲被一站就是十多个小时。有一次，因为母亲拒绝被强迫走步，吉利找来两个人，三个人拿三根电棍一起电母亲，同时电脚心、手心、脸和嘴，并叫嚣说：“不把你电服不算完。”
就这样迫害了一个月之后，警察把母亲送到了一所。一所的迫害更加严重，每个法轮功学员被两个犯人贴身监视，被称为“包夹”。“包夹”寸步不离，吃饭、走路、干活、上厕所、睡觉时都是一边一个，警察唆使犯人任意体罚、虐待法轮功学员。有一次， 两个犯人拿史迎春的手往墙上使劲摔，摔得青一块紫一块，摔完了之后，又把她的手绑在床上。第二天向警察做假报告说母亲在厕所睡觉，使她们一夜没睡好，警察董彬和一个姓张的警察听后，立即把母亲叫到办公室，把她的衣服扒掉，手铐到背后，强迫她跪下，两个人用两根电棍啪啪就是一顿电。
还有一次因为炼功，一个姓张的大队长把母亲叫到办公室，扒掉她的衣服，戴上背铐，姓张的手里拿着一根电棍，墙上还插着一根电棍正在充电，一会电脸、一会电腰，一会又喊来一个犯人帮着电，那个犯人专门电脚心。也就是这次，她们不仅迫害母亲，还把另一个也坚持炼功的大连法轮功学员弄到隔壁的办公室，让她听母亲受迫害的声音，以恐吓、威胁她。就这样，史迎春在马三家教养院被折磨了两年，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临走时，马三家勒索了母亲六百元被灌食的费用。
回家后第六天，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母亲再次因为在公园炼功被渤海派出所绑架、之后被送到连山区公安分局，当天被送到葫芦岛市拘留所。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一个月之后，被送到了马三家教养院被非法劳教三年。这次在马三家，相对于肉体迫害，更严重的是精神上的摧残。在不法警察邱萍的迷惑和蛊惑下，母亲“转化”了、写了所谓的“不炼功”的保证。之后，在精神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和痛苦，时常莫名的流泪，之后被强行送到了精神病院进行所谓的“就诊”。
双亲被迫害致死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日晚，母亲史迎春由于出去发真相小册子，被恶人诬告，被葫芦岛市连山区渤海派出所警察绑架。 当天晚十点多钟，葫芦岛市连山区国保大队、渤海派出所、国安等六至七人，拿着从母亲身上非法抢来的钥匙打开家门，入室抢劫，父亲正在家中睡觉，和母亲一起被抓到渤海派出所，当时有连山区国保大队副大队长陈玉龙和姓王的警察，渤海派出所姓马的副所长。
老俩口被渤海派出所非法关押一宿后，八月三日上午，被渤海派出所姓李的副所长，姓杨的警察送到葫芦岛市看守所的临时所在地绥中看守所关押，当时管父亲的警察所长姓孙。
父亲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警察多次非法提审他，他拒不回答警察的任何问题，只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每天上班，晚上正在睡觉你们就把我带来了。我是好人，你们不应该这样对待我。有一次非法提审他时，他当着警察的面把手铐从手腕上摘了下来，放到桌子上，当时在场的警察都很震惊。最后警察想向他要二千元的“取保候审”，父亲说没有，警察让他向亲属借，父亲说亲属都是农民没有钱，八月十六日被释放，回到家中。
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母亲被非法秘密判刑七年，于十月二十二日被送往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母亲史迎春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八监区。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七日早晨，上午被刘姓科长叫到办公室谈话，下午又被佐教（佐晓艳）叫到办公室谈话，谈话内容是让母亲放弃修炼法轮功，出来后，他们就让母亲学监规。当天值班的是刘科长和杨队长，由于母亲不放弃修炼，刘、杨二人就指使犯人高岚对老人严加看管，强行“转化”。当晚十一点，高岚就带领黄叶青、杜秀云、吕 晶、王秀娟、李莉莉、王彤、姚圆圆、方莉莉八名犯人，在404房间对母亲大打出手，直打到深夜二点，这时候老人已被打得不行了，她们就把老人拖入水房浇水。二点三十分，高岚一看老人已经昏迷，就和队长把史迎春送往狱中医院抢救，狱医治不了，就又送到狱外医院抢救，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一家三口只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长期遭到中共惨无人道的非法关押和酷刑折磨，身心都不同程度遭受摧残和创伤。尤其是在母亲史迎春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二日被非法秘密判刑七年后，被关押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而我在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又遭绑架，被关押到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迫害。已经六十多岁的父亲，精神与身体的双重痛苦使他有些承受不住，身体有些不支，悲伤的吃不下饭，即使吃下去，也要吐出来，身体日渐消瘦、浑身无力。在此之前，由于被单位开除，失去了生活来源，而且自己还要补交一万三千元的养老保险，他一直欠外债，他不得不出去打工来维持生活并还债。
自从二零零八年十月我和母亲被非法关押后，父亲承受着亲人离别思念的无尽痛苦和煎熬，每两三个月后，还要拖着虚弱的身体去辽宁省沈阳市去看母亲和我，给我们母子二人平均每月一百元钱，自己每月的生活费用很少，此时他的身体已不能打工了，一直到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八日下午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又突闻噩耗，妻子冤死在狱中。当时父亲躺在女子监狱招待所的床上极度悲伤，失声痛哭，悲伤的哭声使在场的警察都不忍心看下去。今年二月份他到女子监狱看望妻子时，人还好好的，突然死去，他无法承受，明知妻子一定是被迫害致死，可监狱为了掩盖其犯罪行为，威胁、逼迫父亲在母亲火化单上签字，身为其丈夫，一方面由于家里没有钱为母亲请律师，另一方面监狱威胁我的家人说，如果家属不同意火化，要把其家属中学法轮功的人都抓起来，在压力下，四姨害怕家里的亲人再受到牵连，再加上父亲身体也要承受不住了，就同意火化了。
回来后父亲悲苦交加，导致身体每况愈下，到二零一零年五月初，已经病倒在床，吃什么吐什么，面无血色，骨瘦如柴，于二零一零年六月八日凌晨悲伤离世。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触犯了联合国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和《禁止酷刑公约》，已经构成了灭绝种族罪、酷刑罪及危害人类罪等公认的国际犯罪；触犯了中国《宪法》及《刑法》等多部法律，已经罪无可恕，必须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