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被迫害冤死 江西南昌余宝珍控告江泽民
余宝珍请司法机关追究首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将其绳之于法。
以下是余宝珍在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事实：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发动的那场对法轮功学员善良民众的残酷迫害，对于我的家庭而言是灭绝性的灾难。我们信仰真、善、忍，在社会上做好人，何罪之有！可我活生生的独生儿子却在这场浩劫中被无辜地夺去了年轻的生命，身后留下一个三岁的女儿。
我的媳妇是湖北崇阳县人，因丈夫离世后，她就失去了落户的条件，原籍又不恢复她的户籍，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四处打工谋生都面临重重困难。我感谢善良的媳妇在磨难中与我儿子结为夫妻，从此我承担了养育孙女的全部责任。
十多年来，我忍着老年丧子的痛苦，养育着幼年丧父的孙女。我祖孙三代，孤儿寡母，就这样承受着人们难以想象的痛苦，艰难地走到了今天。
我的儿子，万里骥，原为江西省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东湖大队公安干警，于一九九七年九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儿子为人诚实、善良、憨厚，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工作更是兢兢业业，多次立功受奖，得到邻里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我是一名企业单位的退休工人，修炼前疾病缠身，自修炼大法以后，身心健康，学会了善待他人。那时我母子二人沐浴在大法中的那份美好，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内心世界，那是我终生难忘的幸福。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发动的那场对“真、善、忍”信仰者的迫害，把我母子卷入了痛苦的深渊。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可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对我儿子而言，那就是暗无天日的岁月。七·二零当天，儿子被劫持到单位的黑监狱关押折磨。那时邪恶之徒对我儿子干了些什么，我无从知晓。
可是一年以后，我从劳教所回来，见到的是面目全非的孩子。一米八零的个子，体重一百八十斤的儿子瘦到九十斤，身体弯曲，人完全变了形。
但就是这样恶人还不放过他。九九年十二月，他们将我儿子开除工作后，送往看守所继续折磨。
有一次，我去看守所看望孩子，碰到一位“外劳”告诉我：“你是万里骥的妈妈吗？赶快想办法把他弄出去，这孩子很可怜，被打得吐血，否则会死在里面。我训斥那些打你孩子的人：‘你们再打万里骥，我对你们不客气。’他们回答：是上面叫干的。”
我的心碎了！我四处奔波，求人！放人！得到的答复像钉子那样的坚硬：“不转化，死在里面也不放人。”转化什么呀！做好人何罪之有！往哪里转呀！那时的我痛苦至极！如果可能，我愿意替孩子去死。那时的儿子已经不能吃，吃了就吐；不能睡，因为腹腔时不时的剧烈疼痛；身体不能伸直，每天二十四小时身体蜷缩成一团。儿子的身体就在这种极度痛苦的情况下，仍被看守所关押折磨了半年之久。
二零零一年五月回家后，我带儿子去医院检查，胃镜做到哪，哪没问题，就是痛，只查到了血色素连正常人的零头都没有。这种身体出现的异常现象，医院诊断的结果只是：胃炎？还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不是个迷吗？！
那时我家四口人，儿、媳、孙女和我，只靠我不到五百元的内退工资生活，孝顺的儿子，不得不拖着疼痛虚弱的身子四处去寻找工作。在那两三年间，他送过报纸；做过超体力的沙泥工；给餐馆打过杂；做过保安。
可是江氏集团、邪恶的六一零等相关机构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儿子的迫害，不仅三天两头上门骚扰、跟踪、抄家，就连三更半夜都会有不明电话过来询问，没有一天让人有个安宁。
而且，孩子每每找到一份工作，就会有人追到那里，让老板辞退他的工作，就算在我非常亲近的亲戚那里打工，也会让我亲戚感到恐惧和为难。并且，恶人们非法吊销他的户口、身份证，让孩子寸步难行。
我们无从知道，这些将我孩子置于死地的指令来自哪里。我们在社会上做好人，与任何人无冤无仇，为什么要这样完全剥夺我儿子的生存权利。
二零零三年一年之内，他们三次送他去看守所、洗脑班，儿子反复遭受的是精神上、肉体上的严重摧残。
长达五年之久，一刻也不停缓的身心折磨，可怜的儿子已经没有了能够生存的空间，于二零零四年二月九日在家中含冤离世。
在去世的第二天，鲜血从他鼻子不停地流出，有两名当地民警来到家里，亲眼目睹，他们吓得直往后退。当时请来了医务人员，他们也无法解释，人去了，血液为什么凝固不了。
孩子被草草火化的前后，有多辆黑色轿车跟踪、监视，这又是为了什么？当时的我只有无助和痛苦！
事后我冷静地回忆：难以想象，迫害前，一个身心健康的孩子，几年后怎么身体出现这么多无法解释的现象呢？是江泽民实施的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恐怖灭绝政策将我儿子置于死地的呀！孩子身体的一切异常现象，就是铁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