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成都飞机工业公司工程师控告江泽民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来，在被控告人江泽民口头密令、授意指挥下，各级“610办公室”操纵公、检、法、安全、武警等机构系统性地对数以千万计法轮功学员实行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十多年来，经核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超过三千多人，至少六千人被非法判刑，超过十万人被非法劳教、强迫劳动，数千名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众多无辜法轮功学员遭到酷刑、失踪、虐待；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610办公室”或政府、企业设立的“洗脑班”进行邪恶的“转化”（以暴力、虐待为手段强制其改变对法轮功的信仰），遭受精神和肉体双重迫害；无数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还受到政府官员经济上的敲诈勒索、被逼迫失业、失学、离婚或流离失所等。
下面是控告人张燕蓉陈述坚持修炼法轮功被江泽民及其帮凶迫害的基本情况：
控告人自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八日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因脑梗塞麻木的肢体完全恢复了健康；支气管哮喘，心律不齐等各种疾病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修炼后，懂得了要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凡事要为别人着想，要做到无怨无恨，无私无我，没了仇恨，没有了争斗，自己活的开心，幸福，家庭更和睦了；工作中任劳任怨，不计得失，得到同事们的好评和单位的奖励。
一、上访被非法关押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广播，电视同时报导“取缔法轮功”，并诽谤、诬陷法轮功，我去四川省政府上访希望澄清事实。因为经历过一九八九年“六四”（那时在北京出差，我在北航进修），去上访能不能返回不得而知，由于丈夫在外打工，临行前把家里的钥匙、银行卡都交给了妹妹，把小孩也托付给了妹妹，我去到四川省政府。当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向省政府，不等我们开口，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警察把我们绑架，集中关押进成都奥林匹克体育场。体育场的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着诬陷大法，诽谤李洪志先生的谎言，一直到晚上八点。各地学员在恐怖的气氛中被所在地派出所警察带回。警告不允许炼法轮功，不许集会，不许……，讲的都是违反宪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话。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四日，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被便衣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答“是”，就被非法抓捕，关押在北京天安门公安分局地下室。我们告诉警察修炼大法后身体的变化和心态的改变，道德的提升，告诉他们修炼大法只是为做好人，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后来被转成都驻京办关押，当时的驻京办主任是史小清，提审人是冯学伟。十二月九日被非法押回成都，直接送戒毒所迫害，后又转到成都市拘留所行政拘留十五天（成都九如村）。我们被押送回来时，坐的是硬座，可直接从工资里扣了一千二百元车费。
从此以后，再无一刻宁日。
二、被迫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成飞公司的高音喇叭每天定时播放我“所犯错误和处理决定”，持续一个月。单位因我不放弃修炼，停发我工资，非法搜走我的身份证，给我留厂察看处分。每天都有上面的人找我所谓“谈话”，从部里到总公司再到单位（成飞总工艺），要我晓知利害，放弃修炼。我就一直跟他们讲大法的美好，我是如何身心受益，我们只为做好人，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也讲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天反复讲，大多数人不再逼我放弃修炼，只是我单位的支部书记吕彪对我坚持修炼不能理解，断言我若不放弃就是家破人亡。每天安排俩人守我，对我的行动严密监控；还对我家人施压，要家人逼我放弃修炼。我公公知道说不动我，就天天打电话给我妹，要妹妹劝我放弃修炼，电话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干扰得妹妹无法工作，最后只得对我公公说，我姐的身体不炼功又不行，您要怕她影响姐夫，就劝他们离婚吧。我公公再无话可说。吕彪又三番五次到我丈夫上班的地方向他施压，要他配合逼我放弃修炼。我丈夫心地善良，见他们这样逼我，他就担心我会被逼疯。
天天被监控，工作又特别紧张，加班加点，还不发工资，我也忍了。处长张平对我说，因为我，大家干的再辛苦，单位也评不上先进，还要被扣奖金。他和吕彪都被扣了。吕彪说因为我去北京，他都写了九遍检查了，你还是辞职吧。我丈夫对我说，辞职吧，我养活你！就这样，在二零零零年六月，我被迫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至今单位对我没有一分钱的补偿）。
三、又三次上访被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金水桥上拉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被警察抓捕，关进天安门公安分局，后又转到怀柔、昌平看守所迫害。为避免牵连和加重迫害，我没报姓名地址，绝食。因体检不合格，看守所不敢收。
二零零零年七月初，我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上拉“法轮大法好”横幅被抓捕，关进天安门公安分局，遇同修朱均秀。后转送顺义看守所关押。在顺义，预审的恶警变着花样折磨，威逼，利诱，恐吓，也没问出我们的姓名，地址。我们就一直跟警察讲真相。一周后，因看守所的食物全体被押人员中毒，看守所怕承担责任，把我们放了。
二零零零年七月，孩子学校放假了，我就带他同去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打“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被恶警暴打，被强行拖进警车后，又被恶警用胶皮棒狠打头。两臂被打乌紫，头象打的裂开似的，后被关进天安门公安分局。同行的有王孃，朱均秀等同修。我不讲姓名、地址。当晚十点不得不把我和孩子放了。
四、两次被警察破门而入绑架
二零零一年元月，正在家做家务的我被破门而入的警察绑架，丢下年仅八岁的小孩一人，听到孩子撕心裂肺的哭着喊妈妈，毫无人性的恶警把我强行推上警车，送成都市看守所（成都市宁夏街），非法刑拘一个月。事后得知，为造自焚伪案，提前两天把榜上有名的坚定修炼的人都抓进看守所。
当时的看守所根本装不下突然增加的这么多人。一间监舍十五平方米左右，要关四十多到五十多个人，根本无法躺下，晚上恶警强迫每个人必须躺下，躺不下就强行按下。铺板上的人象刀片一样，必侧身，一个紧贴一个，没有一丝缝隙，呼吸都无法正常。铺板下窄窄的过道，垫铺板的砖孔宽六十公分左右，要塞进五个人。下面的人上半身睡在过道上，下半身在垫铺板的砖孔中。这就是俗称的“睡刀片”。真的是酷刑，每天全身剧痛。
二零零一年七月，在家中被破门而入的警察绑架到青羊宫派出所，搜走身上现金九百多元。后被市公安局冯学伟提审，被威逼恐吓无果，在留置室关了一天一夜后，被送龙泉看守所。押送我们的警车在飞速行进途中发生事故，把一位同修摔出了警车。我和另一同修得以逃离。
此后警察包围了我的家，我被迫流离失所。爱人在家不敢开灯，不敢大声说话，天天被警察监视，精神受到及大压力和伤害，直接影响到他身体健康和性格。
五、被非法判刑九年
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在同修朱均秀租房内，我被金牛区公安局警察绑架。搜走了身上的现金七千多元，把我和同修高光成及同修朱均秀的侄女一同关进成都市看守所。（看守所新建在郫县安靖镇）恶警夺走了我们的速印机、电脑、刻录机、空白光盘等设备、器材。
二零零二年十月上旬，被从看守所提外审一周。从看守所一出来，脑袋就被套上黑口袋，辨不清方向。警车行驶一段时间后，由两名警察架着走下警车，来到一栋建筑物，走上台阶，走过通道，进入房间，才被摘下眼罩。房间里面的物件都没有任何标识。我被双手铐在座凳上，开始了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的刑讯逼供。可笑的目的却是要我说出组织者、领导者，告诉他们做这些事都出自于我自己的心愿，他们不信。
几十个警察连轴转，轮班审，每天二十四小时不歇。不让合眼，更不让睡觉，用高瓦数的强光灯直射眼睛，实在撑不住一合眼，就会被恶警用脏擦布浸水打眼睛，挖眼睛。后来得知，那个刑讯逼供的黑窝是邪恶的610设在“白芙蓉”宾馆里一处不为人知的场所。
在被酷刑折磨，手铐都嵌进了肉里，一周后被押回看守所。在看守所经历九死一生，最后以“破坏法律实施罪”陷害，被判刑九年（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04）成刑终字第190号），于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被押往简阳养马河四川省女子监狱，失去人身自由，从肉体和精神上进行迫害。
进到监狱这个黑窝，面对的是超负荷的劳动和强行转化。邪恶的目的是让修炼人放弃修炼，采用的手段是绑架所有的在押人员。邪恶告诉你被关押的监舍、监区的其他服刑人员，因你炼功要加她们刑。那些都是重刑犯，盼着能早点回家，听到“加刑”是哭声一片。之前也跟她们讲真相，她们也知道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大法弟子是受迫害的，但是在邪恶的恐吓，威逼下，她们开始骂大法，骂师父，骂修炼人自私。为了她们不再造业，为了她们能有得救的机会，我不再坚持在监狱炼功，被迫写下了在服刑期间不炼功的保证。这是我修炼路上的污点、耻辱。
在监狱被迫害期间，精神、身体时刻承受着双重压力。家人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丈夫至今都一直为我担惊受怕，既担心我被迫害，又担心迫害会牵连到孩子，愁白了头。
从监狱回来后，派出所的警察逼迫我写思想汇报，不写就牵连家人，找我妹，找我丈夫麻烦，搞得他们不得安宁，整整监控了五年。
这场由被控告人江泽民一手发起、策划、组织、推动的对上亿法轮功学员大规模、系统的灭绝性迫害，已构成人类文明史上最为严重的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危害人类罪！其不仅给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造成巨大的伤害和痛苦，更是对人类尊严、人性和道德底线的公然践踏和破坏。为早日结束这场罪恶的迫害，伸张正义、还法轮功创始人以清白，重建我们民族的道德良知，请予尽快立案侦查，查明犯罪事实，将首恶江泽民及其犯罪集团的主犯抓捕归案，绳之以法，追究其必须承担的全部法律责任，赔偿我及我家人一切经济和精神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