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6日,张亚林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邮寄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要求检察院立案侦查,将江泽民绳之以法。
以下是诉状部分内容:
1、大法净化了我的身体,使我得到了新生
我今年68岁。没得法之前,我是个性格好强的人。年轻时,说话办事都得占上风,得理不让人,没理也要辩三分。喝酒、吸烟,为了一点小利和人争争斗斗,造下很多业力,身体也越来越糟糕,多种疾病缠身: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坐骨神经痛、肩周炎等,每年花去大量医药费,打针、吃药、点滴也不见好转,苦不堪言,肉体上承受着痛苦。
我是全家人唯一的顶梁柱,两个孩子都刚刚走出学校门,没有工作,家里的所有开销都得我去挣,没有任何其他的经济来源,着急上火,精神上的压力使我的脾气变得一天比一天差,也给家人和孩子带来惆怅和痛苦。
就在我悲观失望之际,喜得大法。学法使我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如:人与人相处,要以诚相待,善良的对待他人,做什么事情首先要想到别人,和别人出现矛盾时,要先看看自己那里做得不对了,不是一味的去指责别人,脏话谎话从此不再说了,处处以“真、善、忍”标准修炼自己的身心,心性和道德标准都有了提升,思想境界开阔了,得知了人生的真谛,每天心情都特别的好。
在大法中修炼仅仅一个月,身体各种疾病都不翼而飞了,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奇迹般的变化让老伴和孩子们喜出望外。从此,老伴也走进了大法修炼中。
如果说,我的身体变化是奇迹,那我老伴身体的变化就是奇迹中的奇迹。那是在2005年的夏天,老伴得了蛇盘疮,长在脖子上,整天流脓滴水,疼痛无比,眼看就要对上头了。据过去老人讲:蛇盘疮一旦对上头,人就得死了,医院无能为力。当时我又不在家。亲家母听说后,非常着急,就拽着我老伴去找当地专治蛇盘疮的名医诊治。亲家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位老名医的身上。可是,老名医看完后,却说:孩子,你来的太晚了,我治不了了,找别人看看去吧。听到老名医的话,亲家母伤心失望的说不出话来。
老伴回到家后,心想: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哪也不去看了!就在家学法炼功!早上一宿觉醒来,奇迹发生了:蛇盘疮不见了!脖子不疼也不痒了,肉皮完好如初,连一点疤痕都没有留下。亲戚、邻居看到后都惊叹不已。都问:咋好的?这么快?她却笑着说:你们别忘了,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是大法救了我的命啊!
我和妻子对大法的感恩,对师父的感激,那时就已经深深的埋在了心里。心想:这样好的功法,这么慈悲的师父,让我得到了,我会一修到底!这样的好事,我一定让更多有缘人知道。我愿用我的生命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
2、集体学法,在看守所惨遭迫害
2002年4月11日晚八时许,我和其他同修在我家看书学法,被柳城镇派出所、朝阳县公安局刑警队、县“610”、政法委,在县长的带领下,几十名警察,十几台警车突然间闯入我家,绑架走了包括我在内的13名法轮功学员,关进了朝阳县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所长郝乃峰调来了十多名武警,对学员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当时有一个年轻小孩,不到20岁的年龄,武警首先冲他去了,开始打他。我一看他太小,怕把他打坏了,就对着武警大喊了一声:“住手!”武警们一看是我在喊,就向我扑过来,举着插着铁线的胶管,几个武警同时下手,雨点般的打在了我的身上,听不出个儿来。随后他们又找来电棍,用电棍电击,一直把我电得什么都不知道了,昏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来了一看,浑身上下大面积淤血青紫;耳朵、鼻子、脖子、头等处被电棍电的直往外流油,还闻到一股烤焦的气味;去厕所蹲下都很费劲,半个月之后走路还很困难。
2002年4月27日,我由拘留所转入看守所。就在当天晚上,所长郝乃峰指使犯人用凉水浇我,上百盆的凉水浇下去,我浑身颤抖,站立不稳。
第二天,在监号里,所长郝乃峰问我:大法书是从哪里拿来的?我没告诉他。他就指使几个犯人,把我按倒在地铺上用电棍电我,专电我的敏感部位,电击我的大腿内侧时,不是点击,而是长时间不离身体的电击,一直电到电棍没电了,我也失去了知觉。类似的非人酷刑,在看守所关押的八个月中被施用了数次。
3、坚持炼功 ,遭受十字架刑
2002年11月20日被非法判刑6年。送往沈阳大北第四监狱继续迫害。2003年10月合并到沈阳第二监狱。在监狱里,他们强迫我参加奴役劳动。我没有犯罪,信仰无罪。不服从他们的管理,他们就叫犯人打我,体罚我,长时间坐在二指宽的木条上,坐的裤子深深地陷在了肉里,臀部硌肿了,疼痛难忍。
2003年腊月初九,我在监舍里炼功,管教干事张永利叫犯人用胶带缠住我的嘴,把我扭送进了严管队。冬天的严管队里没有暖气,冰凉的水泥地面还不足4平方米,所有的吃、喝、拉、撒、住都在里面。北风夹杂着雪花顺着门缝吹进来,墙上挂满了白霜,铁门上都结着厚厚的冰。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他们又给我戴上了十八斤重的脚镣,外加一把大锁头,把我的双手铐在了脚镣上。双手和双脚冻得红红的肿肿的。大年的除夕夜,外面鞭炮齐鸣,我在冰冷的小号里,在吃饭不给筷子也不给勺子的情况下过了这个年。在这里迫害了54天。
从小号回来,我照样炼功。2004年4月中旬,他们又把我关进小号。先强行把我摁坐在地上,两腿伸直,用两根木棍插入我的两条裤腿里束紧,使我盘不了腿。我伸着腿坐在那,照样打着手势炼功,他们怎么喊我也不听,照样炼功。
他们一看不行,又找来一根木杠,把我两臂伸直绑在木杠上,就象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样。这样的酷刑,全身都动不了,两臂、两腿很快就失去了知觉。这样,警察就放心了,以为我炼不了功了。我把心一横:炼不了功我就背法!奇迹瞬间出现:两臂和木杠不由自主的前后摆动,正反来回转,全身都跟着转。警察看到了,赶紧喊:不要乱动!不要乱动!我不理他们,警察就叫犯人把着我的双臂和木杠,时间长了犯人累了,松开了手,木杠就又摆动起来,只要犯人一松手,木杠就自动来回转。我被这种酷刑折磨了3天,他们才把木杠卸下来。又给我换了另一种叫‘背扣’的酷刑,继续折磨了我6天。
从小号回去后,他们给我调动到新的监区。每到一个新的环境,监区的警察都说:来了就来了,不许炼功。我说:炼功是我的使命,我们炼功人没有罪,是邪党在犯罪。你们不能替他们背黑锅,这是对你们的慈悲劝告。我还是照样炼功,基本上就没有人管了,偶尔有犯人推一把就走了。
我当时所居住的监区在五楼,只有我们三个大法弟子。前楼的五楼上关押着我们的同修,有五六十人,因距离很近,有些情况也能看见,他们每天被迫做奴工,不许学法炼功。我还听说,他们被迫害的很严重。我心中升起一念:每天晚上对着前楼五楼炼功,帮助我们的同修。
这一炼不要紧,同修们看见没看见不知道,警察们看见了。第二天炼功的时候,十几个犯人象疯了一样,一齐向我扑来,有的踩,有的踹,有的打,把我打得遍体鳞伤,大腿肿的很粗,两肋很痛,喘气都费劲。
一天我去警察值班室讲明真相,值班警察不听,还口出脏话。我说:你不听劝,那我就在你这炼功吧。我席地而坐,双盘腿,他暴跳如雷,喊来了号长犯人十几人,把我抬到走廊里,对我一顿拳打脚踢,我又到号长的床上炼,又是一顿暴打。
我想,总这样也不行啊。于是我拿起笔,给检察院驻监狱办事处写信揭发他们打人的恶行,当我写完两封检举信之后,警察和犯人们的嚣张气焰就没有了,警察通过号长转告我:你想炼功你就炼吧。我说:你们说的和做的不一样,是骗人。他说:真的不管了。从此以后,我每天晚上正常的对着前楼炼功,没人再管了。
在这里只能说几个典型的例子,要说的太多太多了。在极度高压恐怖的环境中,我艰难的熬过了六年,那种身心所遭受的创伤,不是用人类的语言所能描述得了的。但我深深知道在众多被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当中,我也仅仅是冰山一角,这场迫害其惨烈程度罄竹难书,用滔天罪恶来形容都显得苍白无力,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4、家人所承受的苦难
我被迫害期间,老伴和孩子也没能幸免。因为我始终不放弃信仰,他们又通过折磨我的家人威胁我、逼迫我放弃修炼。
2007年7月30日,已经与我五年没见面的家人,老伴和儿子、孙子与外甥女打车从朝阳到沈阳600多里地的路程,到监狱来看我,他们以我不转化为借口,没有让我们相见。孙子已经7岁了,我离家时还不到二岁。一家人带着疲惫、带着失望和担心走了。谁没有子孙后代,谁没有妻子儿女,谁不盼家人团聚?将心比心吧。我孙子回家后,他姥姥问他:看见爷爷了吗?孩子说:“没让见。”一个坚守自己信仰的人怎么连杀人犯的待遇都不如了?天理何在啊!
我老伴早在我非法关进看守所的时候,她也同时被抓进去了。没学法之前,她的心脏病很严重,经过学法炼功后,性格变得开朗了,心情也宽阔了,精神越来越好,心脏病也好了。就在看守所被迫害20多天,县公安局政保科勒索了1000元之后,才把她放回家。一次次的打击和迫害,整天提心吊胆,五年没有见上一面,成天以泪洗面,郁闷忧愁,没有经济来源,于2012年5月初8含冤痛苦离世。
我的大儿子,离开时22岁,刚刚结婚一年多,我在家时,一切业务都有我主办,儿子、媳妇没有工作,我带儿子在外面打工,儿子很听话,家庭也很和谐。我被抓走后,家中的一切重担都落在了他身上。年纪又小,负担太重,再加上当地派出所和公安局经常去家里骚扰,用谎言欺骗,感觉一切没有指望,没有了希望,再加上社会对法轮功的歧视,他深受其害,成天吃喝玩耍,误入歧途。
二儿子当年正在处女朋友,热恋中的两个孩子相处很好。由于我和老伴被绑架了,女孩的家人听说后,硬把两个孩子拆散了。女孩子走了。剩下孤独郁闷的他,以酒浇愁,吃喝玩乐,一直下滑了6年。我回家后,他才开始了新的生活,走向正轨。
5、结语
六年中,原本一个美好的家庭就这样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了。这样的家庭何止我一家,千千万万。这场迫害,不仅仅是对法轮功修炼者本人及家人的迫害,是对每一个中国人的迫害。法轮功学员有权利要求把这场迫害依照法律从新衡定,把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还社会以公正,还法律以公平,还法轮大法以清白,还师父清白,让正义和善良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