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被劳教 丈夫受株连被判刑 刘立华控告江泽民
二零一五年六月，刘立华对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提出刑事控告。以下是她陈述被迫害的部份经历。
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利，却被非法关押戴上了手铐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后，不断地听到媒体诬陷法轮功的报道。我经过认真思考，决定用宪法赋予我的权利，向中国政府反映法轮功使亿万人身心健康，净化人类道德的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而江泽民利用国家机器发动的对真、善、忍的迫害，是在摧残人类的道德，善良和文明。于是，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忍痛扔下从没离开我的八岁女儿，进京上访，还没弄清去哪上访，就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送到天安门派出所。他们搜去我身上所有的钱，警察还打我，进行人格侮辱。
后由三家子派出所（现合并一拉溪派出所）李福德等人接回当地。非法关押在永吉县北山拘留所，后又转到吉林市看守所，后又被非法劳教一年，送往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在拘留所、看守所他们非法关押，还要很多饭钱，而且三家子派出所李福德从北京把我劫持到当地，还勒索了我一千五百元钱。
第一次被非法劳教 在黑嘴子劳教所受酷刑
我被送往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当时被分为二大队的三小队迫害。因为我坚修大法不配合他们的无理要求，所以经常挨打、挨骂。他们还叫两三个犯人寸步不离的看着我。狱警郎翠萍叫我写犯人所要遵守的多少条法律我都不写，叫我念我不念，狱警郎翠萍就用高压八百伏的电棍电我的嘴，我的嘴立马肿了起来，因为我不写“决裂书”，和他们所谓的“五书”，她们就不让我接见亲人，亲人给买东西不让往进拿，甚至有时都不让亲人给存钱。有时我们自己订点卫生纸、卫生巾她们都不让写到订货单上，她们就给划掉。
因为每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给我们每人下任务，完不成还要继续加班。因为又累、又休息不好，所以血压越来越高，而且我的高压和低压压差很小只差十几个，因为我不吃药，恶警刘连英嘴骂我说这样很危险，容易脑出血，可却叫四、五个犯人强行按住我，用竹板撬我的嘴，手死死的掐住我的鼻子，呛得我喘不过气来。恶警刘连英还把我的头发拽掉一大把，打得我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刘连英嘴上说你血压高危险，可每天干完活还让那些犯人和她们认为所谓的表现好的，轮着进行所谓的帮教，整宿不让我睡觉，折腾我，因为不愿听她们污蔑师父和大法，我就跑回寝室，她们为了完成任务，就到寝室强行拉我，这样还不算，这些恶警还随时都叫我们不决裂的去管教室，你不写就用八百伏的高压电棍电你。
我每天都生活在极度恐惧中，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就这样她们还强行加刑了我一个月，我回家时她们也不告诉我回家，当时狱警郎翠萍就在二大队走廊喊，你不听话，这回就把你送公安医院去，把你过院到监狱去。我知道她是在骗那些还在二大队受苦的同修们。
丈夫因知大法好，向民众讲清真相遭非法劳教
二零零二年二月份，我回到了家。丈夫也知道大法好，我做真相他也要帮我做，结果在土门村遭恶人举报，大法真相资料被抢走，丈夫跑回家，因怕被恶警迫害，我们夫妻扔下仅十岁的女儿，回到他老家通化。可三家子派出所（先合并一拉溪镇）不放过我们，他们联合永吉县刑警队、永吉县六一零、通化市光华乡派出所进行抓捕，第一次是上午他们七、八个人，由光华乡派出所领着，由三家子派出所李福德辨认，他们来到我公公家进屋就搜，箱子、柜子，翻个乱七八糟，什么也没翻到。因为我丈夫去赶集了，他们就追问我丈夫去哪了，我没说，他们就把我强行带走，带到光华乡派出所逼着我写保证书，我不写，就要把我带回永吉县。我丈夫他大哥苦苦哀求，才答应交五百元钱放人，回来后我们以为交钱了，没事了。
可又过了两天，早上五点来钟，天刚蒙蒙亮，恶警又七、八个人开着面包车来抓我们，刚好我丈夫的大哥，看见来个车，车里的人都躺在座位上不叫人看见，只能看见司机。他就觉察不对，赶紧跑过来叫我们快跑。当时我们还没有起床，他大哥一喊警察来了，快跑！我丈夫便顾不上穿鞋，趿拉着鞋就跑，我在慌乱中也跟着跑。恶警看见有人跑，他们就撵，当时丈夫再跑几步就进山了（因为那是大山区），可恶警连忙拔出枪，喊，再跑，就开枪。丈夫无奈不跑了，李福德他们把丈夫强行塞上车，带走了。
这时天下起鹅毛大雪，风刮的很大，使人睁不开眼，我顶着冒烟雪往光华乡赶，因我担心看把丈夫究竟带哪去了。当时我顶着大雪在路上走，就想起六月下雪的窦娥冤，我们真的冤，我到了光华乡，他们说李福德他们直接把我丈夫带回永吉县了，他们把我丈夫直接送到永吉县北山拘留所，后又送到兰旗看守所，之后劫持到九台劳教所，非法劳教了两年。
过后，我听说他们这个屯有内线给警察报信，结果丈夫被绑架几个月后，据我公公说，他们这个屯除了他家，每家都进了雷火球，电视、影碟机都被电击了，甚至有的家养的羊都被雷火球打死了。
丈夫被迫害后，当地三家子派出所，乡政府多次骚扰我，我被迫不能在家呆，到处流浪生活，孩子也无法照顾。
我第二次被非法关押在黑嘴子劳教所
二零零三年二月末，我去看昔日学大法的同修，被不明真相的恶人举报，被永吉县万昌镇派出所绑架，之后送到兰旗看守所。
在看守所，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他们那些恶警就把饮料瓶锯断，强行往我嘴里插，然后就往瓶嘴倒玉米糊，他们掐着我的鼻子，四、五个人按着我，他们也不管我嘴伤不伤到，出不出血，也不管我呛不呛到，就是往里插，往里灌，往死迫害我，弄得我满嘴都是伤，绝食了二十三天，他们把我强行送往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以所谓的串联罪，强行判了我两年。
又一次被送进黑嘴子女子劳教所二大队三小队，因我不穿她们所谓监服，大队长刘连英、狱警郎翠萍就叫四、五个犯人把我按倒在地上穿，恶警刘连英、狱警郎翠萍因为我绝食，就把我绑在铁床上身下什么也不垫，只有铁床上的一层铁网、胳膊、腿用皮带，绑到床杆栏上，绑的绷绷紧，叫你一点都不能动，拉屎，撒尿都在床上，灌食把管子从鼻子插到胃，他们灌食不管你痛不痛，就是从鼻子使劲往里插，管子拔出来都带血，鼻子里边痛，胳膊、腿都疼痛难忍，我每天都活在极度痛苦中，因为我俩都遭非法关押，孩子没人管，这家住几天，那家住几天，家里房子漏了，窗户稀巴烂，院子里的草比人还高，邻居都说不敢看，看了就心酸。
二零零三年年底，丈夫回到家，因家里一无所有，无法住人，被迫和女儿去通化公公家过年，顺便到长春看我，女儿看到我哭得喘不过气来，恶警非法强行把我关押到这，反过来骂我没人性，不写决裂，争取早点回家。二零零四年三月，丈夫跟女儿回来后，因家里没法生活，被迫去了广东打工，女儿抱着爸爸的大腿哭着不让走，丈夫当时也落泪了，可又没办法，丈夫因没钱买吃的，自己拿了一兜咸菜坐火车吃，这就是江泽民给我的家庭，给我的亲人造成的痛苦与伤害。
二零零五年三月份，我第二次被非法关押期满回到了家，家里已无法住人，爸爸给我拿钱，我买下了邻居卖的小屋，我和女儿住了进去，因为没有钱，我们娘俩没油吃，还是同修给我们拿了一瓶油。更别想吃肉了，爸爸给我拿来了苞米叫我养了六十只大鹅，我又插点秧，维持着生活，为了生活还债，我也被迫去了广东丈夫那里。
第三次被绑架到黑嘴子女子劳教所迫害
二零零七年三月，我们回到家建了房子，生活刚刚好一点，又遭到恶警的非法抄家，绑架迫害。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三日下午两点多钟，永吉县一拉溪派出所所长（不知名）、警员李福德等，七、八个人非法闯入我家，进屋就东翻西看，到处看。其中有两个警察跳窗进入仓房，后又跳出说里面有柜子，这时李福德从内找到钥匙，把仓房打开进入，所长用脚踹开柜子，抢劫走一台电脑，一部打印机及相关耗材，还有一些大法书，还有这些年来非法关押我的证据，之后他们就把这些东西摆到院子里拍照，说是罪证，其余几个人围着我不让我动，甚至上厕所，换衣服、鞋都不行，然后，把东西装上车，他们四、五个人抬着我强行把我塞进车。我女儿哭喊着“放开我妈妈”，恶警不但不听，还恐吓我女儿，说要把她带走。之后，李福德就给国保大队，大队长王树祥打电话，说有大收获，让他从口前赶过来，他们强行把我拉到一拉溪派出所。
一路上，我见人、见村就喊“法轮大法好”，因为我知道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是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我要曝光他的恶行。李福德恐吓我。到了派出所，他们不叫我上厕所，我大声反抗，后来他们就叫两个男警察拉着手铐站在我旁边，叫我尿。大约七点钟左右国保大队长王树祥领着一名打手到了。楼上楼下两次找我问话，逼问我电脑哪里来的，谁叫你打印的，我就是什么都不说，他就说没碰到过这样的人，不谈了。还说等一会儿把我女儿也带来，（等我过后问女儿，女儿说他们第二天真的去我家恐吓我女儿，我女儿气得大哭，跟他们喊，他们也怕邻居看见，事闹大，就走了）之后他们就把我强行戴上手铐送往口前北山拘留所，一路上我还是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王树祥开车撒不开手，他就向我发狠说：等一下到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大约八点多钟，王树祥把我拉入永吉县公安局院内，下车他就拿他喝剩的半瓶矿泉水打我的头说：“你喊呀！把公安局的人都喊起来！”他打我就喊“法轮大法好”，他打了五、六下就转身走了，大约八点三十分左右，他们把我送到永吉县兰旗看守所，在这期间，他们有公安局的领导，还有六一零的领导，所谓的提审我，我什么都没有说，他们说这是当代的刘胡兰，不用问了。
非法关押我十二天就草草的给我编造一些所谓的罪名，于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把我绑架到吉林省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在黑嘴子劳教所和前两次迫害一样，被非法关押在二大队三小队迫害。
在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恶警刘连英值班（周日）看到我和法轮功学员张淑贤坐在车间不干活（张淑仙，原名张淑贤，后警察给改的），不穿所谓的监服，强行拉着我俩站着，并叮嘱护廊看着我俩，可没有人听她的，因为护廊也知道大法好，后又有十几个大法弟子，决定反迫害，不干活，不穿她们的衣服，不戴签，每天怕影响其他人，把我们关在楼上不让我们下楼吃饭，不让我们参加户外活动，不许家人见，不许家人给拿东西。
二零零九年六月，我与张淑贤再次反迫害，不戴签，不放床头签，他们还是不让我们下楼，不叫我们参加户外活动，后来说我不听他们的话，从三小队把我调到一小队。
在这一年多的关押迫害中，由于不能炼功，二零零九年九月份我身体开始大量走血，开始出现贫血状态，在这种身体状况下狱警于波，狱警郎翠萍还叫我干活，我坚决拒绝了，因为不干活，狱警于波总是连讽刺带挖苦、侮辱我，九月中旬，狱警于波、吴立平，大队长刘连英又强行灌药迫害我两次，在我身体这种情况下，黑嘴子劳教所还强行加期我二十一天，我本该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二日回家，可他们直到十一月二日才放人。
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二日，我父亲到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接人，父亲说来接我，可狱警连面都没见，只在电话里说，表现不好，不放人，你回家听电话，什么时候打电话通知你，什么时候来接人，老人听完这些话，老泪纵横，茫然不知所措，哽咽地说：我今天早上四点多钟就起来了，赶了一百多里的路，竟不放人。
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加期多少天，哪天放人从来不告知本人，二零零九年十月被释放的法轮功学员刘立华、王贤、郑艳梅都是加期二十天，但当时不放人我们只知道加期了，但不知多少天，狱警不告诉，在释放前一天才告诉本人，那时我的身体大量走血已持续几个月，人消瘦很多，起床走路都很难，仍遭受这种加期迫害。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日我被非法关押到期，在出来时，因为我不签她们所谓的解除劳教证明，狱警于波就逼着我父亲说不签不放人，父亲无奈签了，而这一切都不是父亲心甘情愿的，是她们逼着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