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被害死 哈尔滨市杜秀英控告江泽民
在被控告人江泽民当任时，亲自发起、计划实施了对法轮功“文革式的镇压”，并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在全世界公开宣扬制造对法轮功的仇恨；同时在国内非法设立“610”办公室法西斯组织，实施被控告人江泽民 “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的指令，自1999年7月20日对法轮功发起了疯狂的迫害，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一场惨无人道的血腥迫害，严重败坏了国家声誉和社会道德，破坏了国家的体制。
二零一五年五月至今，二十多万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将迫害元凶江泽民告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
杜秀英女士控告说：“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害死了我丈夫，不仅给我造成了极大的身心伤害，使本来就失业、艰难的我生活上更是雪上加霜。尤其在十多年的迫害中，由于多次被非法关押、劳教和长期的流离失所，我女儿于梦洋一个人在家，靠娘家人照看生活，孩子幼小的心灵遭到了无情的打击与摧残，不得不过早辍学流入社会，染上了很多恶习，让我痛心疾首。”
“我二姐杜秀珍一家，也遭到了邪恶的迫害。二姐和二姐夫都被非法判刑八年。二姐夫也被迫害死于大庆监狱。我们姐妹二人的丈夫都被江泽民迫害死了。这给我父母的打击太大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楚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下面是杜秀英女士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份事实：
我叫杜秀英，一九九八年下半年经人介绍修炼法轮功。以前由于身体不好，先后做过三次手术，经常和丈夫打架，张嘴就骂人，家务活也不能干，活得很苦、很累。神奇的是，我看了法轮大法师父李洪志的讲法录像后，三天就不再骂人了，身体也一点点的好了。我真切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一样的感觉。家务活也能干了，性格也好了，笑容也常挂在脸上了，知道关心别人了，不再和丈夫打架了，婆媳之间妯娌之间也和睦了。丈夫看到了我的可喜变化，年底他也走入了大法修炼，同时引导我的女儿一同学法修炼，我们一家三口沐浴在佛光普照的幸福祥和之中。
可是江泽民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号对法轮功发动了灭绝人性的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及家属深受其害。
多次被绑架
二零零零年四月，我们一家三口进京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被抓，被呼兰区新华派出所警察和呼兰区粮食局干部王华把我们接回，他们把我们亲属找来强行叫亲属把我女儿领走，我和丈夫直接被关进呼兰区第二看守所。第一次被非法关押单位扣了我三千元钱，至今没还。
第二次被绑架是，一韩姓片警经常上我家骚扰，有一次看见我家有本《转法轮》，欲强抢没得逞，打电话找来新华派出所所长王忠森及几名警察，把我们夫妇二人绑架关押半个月。
第三次被非法关押是因为我第二次进京为大法鸣冤。
第四次开始他们采用欺骗的手段说找我问点事，一会就回来被我拒绝，后来他们找来防暴警察将我强行抬上车，关进看守所。
在万家劳教所遭折磨
二零零零年年底被送到万家劳教所，一周就被关进小号迫害，直到腊月二十三日才放出，大年三十逼迫我们看邪党电视宣传。法轮功学员要求无罪释放，惨遭酷刑迫害。二零零一年端午节前，万家劳教所按照上边的指令，强行转化法轮功学员，并要达到“转化率”。首先一楼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了残酷迫害，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法轮功学员多人被迫害致死、多人住院的“万家惨案”。从劳教所回家时，我全身长满了疥疮。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份，呼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把我视为重点跟踪对象，一直企图绑架我，因我走脱，绑架未遂。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日，哈尔滨市呼兰分局公安分局副局长姜继民、国保大队长陈兆林，指使国保大队警察颜庭辉、许兴武等人，将正在往食杂店推销面包的丈夫于怀才绑架并非法拘留七天，并跟我婆家人讲：“根本没想抓你儿子，目的是让你儿媳妇回来换他。”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丈夫于怀才被放出（拘留期满）。由于绑架当天我丈夫于怀才的钥匙和送面包的一千多元货款被呼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陈兆林扣押。所以，放出后的第二天，于怀才到呼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去要被扣押的钥匙和钱。呼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陈兆林和教导员陆文学说：你还敢上这来要钱？！你别回去了。就又把于怀才关押到呼兰区看守所，并非法劳教一年。于怀才在看守所绝食抗议，呼兰区看守所把于怀才关押到哈尔滨市公安医院。
丈夫被迫害致死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警察将于怀才送到哈尔滨市长林子劳教所，因身体检查不合格，劳教所拒收。这样，又把于怀才拉回到呼兰区看守所关押。呼兰区看守所所长等人欺骗于怀才说放他回家，让他吃饭。结果，第二天再次被送劳教所。二零零七年二月初，家属去劳教所看望。据于怀才讲，被强迫做奴工，挑牙签。过年期间，长林子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高压迫害，于怀才绝食抗议，抵制迫害，身体受到很大损伤。
二零零七年三月末，家属到医院看望，只见一米八的个头，原体重二百多斤的于怀才被迫害的骨瘦如柴，体重已不到一百斤，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嗓子嘶哑，发不出声来。原本方型的脸已变形，又瘦又长，不堪入目。我女儿看到眼前的爸爸，惊吓的大哭着跑出来说：“这不是我爸爸，他的脑袋怎么那么长？”
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于怀才的手当时不停的往墙上摔打，手背被摔打的血肉模糊。此时，于怀才已生命垂危，可还戴着手铐和脚镣。后经家属强烈抗议，才将手铐脚镣解下。于怀才的家属见他总是往墙上摔打，手已经摔坏，就给他戴上手套，不一会就黏在了一起。于怀才已经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想法了，劳教所仍拒不放人，几天后含冤离世，年仅四十三岁。
于怀才被迫害致死后，劳教所在死亡证明上公然伪造了几种病名，让于怀才的家属签字。家属不签，官方威胁、恐吓家属：“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不签照样火化”。这样，于怀才的尸体被草草的强行火化，在610的参与下注销了户口。凡是参加葬礼的人不许带手机，不许照相。死亡证明被劳教所拿走。
再次被劳教迫害
丈夫于怀才被迫害致死后，我四处躲避，在呼兰区许卜乡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再一次遭到绑架，被呼兰区公安分局非法劳教一年半。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被送往哈尔滨市戒毒所，由于身体原因拒收，把我拉回呼兰区看守所，第二天呼兰区看守所的所长宋长河给万家医院院长送礼，不让医院说我有病。就这样，我又被送进前进劳教所。
入前进劳教所后，王敏队长和刘畅拳打脚踢，把我的胳膊像拧麻花一样背到后面，按着我的手指往一张白纸上按手印。我不配合，王敏接连打了我几个嘴巴子，把脸都打坏了，刘畅还侮辱我。劳教所的吃住条件极差，每天强迫做奴工，薅草、喂猪、喂鸡喂鸭、撮猪屎等，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二零一一年五月，劳教所搞“攻坚战”，所长、队长签字，保证达到百分之百的“转化率”，并与奖金挂钩。三个警察包一名法轮功学员，“转化”不了扣工资。一时间，整个劳教所在恐怖之中。先是劝说“转化”，不成接下来是威胁、羞辱、罚蹲、不准洗漱、不许上厕所。一姚姓同修，一再要求上厕所不让去，结果大便拉在裤子里。我被罚蹲了四、五天，晚上有一宿蹲通宵，其余的都是蹲半宿。
强迫做奴工，有一天在喂养厂干活时，天下雨了，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躲雨时，说几句话，被大队长王敏听见，王暴跳如雷的责骂我们，并授意下班张艾辉队长及班长惩罚我。我被责令撮猪屎。由于我身体被迫害的严重，站着有时都站不稳。撮猪屎，和猪在一起，很容易被猪撞倒。我就说：我不能干，干不了。张艾辉指使恶班长王芳将我推倒到猪圈里，不让我出来，几天后，逼迫我扫猪尿，才把我放出来。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又一轮残酷的迫害开始了。因为610每年要到劳教所检查工作。劳教所层层下令逼迫法轮功学员污蔑大法，用以证实劳教所“转化”成功。上午九点多队长王小伟把我找到二楼，让我按他们说的话去说。我回答不能说，王晓伟用各种方式哄骗我、威胁我，他看我不从，拽起我的脖领子，把我薅到三楼，给我戴上手铐挂在床上，让我蹲着，由警察王美英看着。过了一会，王晓伟拿着一根电棍进来，薅着我的头发把我拽起来，气急败坏的用电棍电我。我躲开了电棍，她又让我蹲。此时，我听见了隔壁同修的惨叫声。
不知几点了，蹲的我已经站不起来了。王晓伟不让我说话，打开手铐的一只，另一只铐着我，扶着我往外走，没到门口，我便重重的摔倒在地起不来了。此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我被罚蹲了六个多小时，全身抽搐、颤抖、麻木，不能动弹。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朦胧中有人说话，说心脏正常。原来说话的是医生汪美琪。此时，我全身瘫痪，手脚冰凉。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由两名警察把我扶回监室。
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不胜枚举，而且迫害还在持续。
我因学大法做好人，无辜遭受两次劳教，丈夫被迫害致死，致使我身心遭受极大的痛苦，因此我要求对发起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起诉，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