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日,周智慧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投寄《刑事控告书》,起诉迫害她一家的元凶江泽民。下面是周智慧女士讲述的她和家人遭受迫害的事实。
法轮功消除我的病痛 还教我真善忍
我今年四十二岁,家住赤峰市红山区。修炼法轮功前,我患有癫痫病,一九九八年五月份,修炼后,彻底康复。修炼法轮功,不但消除了我的病痛,还教我以“真善忍”为标准严格修心性,使我的道德水准有了极大的提升,我没有做过任何危害社会和违反法律的事情,反而微末小事都为他人着想,以上事实为周围亲友所共知。
坚持信仰 屡遭绑架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去市政府和平上访要求政府释放被公安局抓走的辅导员,没想却被警察绑架到车上,并在荒无人烟的半路将我撵下车。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因我和我的姐姐周智杰在外面炼功,我俩同时被松山区第一派出所绑架到拘留所,被非法关押八天后放出。
二零零零年三月五日,我去北京和平上访,回来后被松山区第一派出所的警察绑架到看守所拘禁了一个月,并且被勒索一千元。
二零零零年五月九日,我去市政府送上访信,松山区第一派出所的警察又将我绑架。暴跳如雷的松山区国保大队长梁占廷打了我十多个嘴巴子,将我整个人都打懵了,几乎倒地。当时我的母亲在场,看到女儿被梁占廷毒打,不顾一切上前制止,正告梁占廷:“我家孩子原来有抽风病,是炼法轮功炼好的,如果你给打坏了,或者是孩子犯了病,就送到你家让你治疗。”梁占廷一听,怕担责任才罢手。
晚上,我被非法转移到赤峰市看守所,在看守所内因炼功而被警察徐某用电棍电击。
中共酷刑示意图:电击 |
图牧吉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三个月后,我被送至图牧吉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时间,因拒绝接受警察的洗脑,后被加期三个月。在被非法劳教期间,我被强制要求劳动、种地、吃变质的馒头。因炼功被警察武洪霞打耳光、拧胳膊。她把我们铐蹲在地上,一宿不让我们睡觉,第二天依旧强制我们劳动。
二零零一年,我因出工时不喊口号,被二中队中队长罗某狠扇耳光,整个脸都被打变形了。他还将指示劳教所人员将我铐在零下二、三十度的走廊里,使我被冻晕。
后来,为了阻止我炼功,他们将我铐在床上长达数日。罗某还拿扫帚和鞋底打我,扫帚被打飞,我的后背也被打得青紫一片,疼痛了十数天。
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一年间,图牧吉女子劳教所恶警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我和法轮功学员刘晓新、翟翠霞、王秀芳被烈日下暴晒,刘晓新昏倒,恶警不但没收敛,反而给我们灌食迫害,用拖鞋底打我们的脸,用电棍电击,用手铐吊挂使翟翠霞晕厥,我们都经常体无完肤,布满电痕、手指掐痕。付桂英被恶警酷刑折磨,其他法轮功学员抗议迫害,也遭酷刑折磨。
被呼市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
在六一零指使下,松山区公安局的警察对我实施长期监控,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我被再次绑架到呼市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二年三、四月份左右,我被强制罚站六天六夜,导致自己出现幻觉。其后三年,我每天被奴工十几个小时,长期在狭窄的监室内包筷子、钩手套等。
二零零四年十月份,非法劳教结束后,我又被当地六一零绑架到洗脑班,家人去要人被拒绝,大概十二月份,我才被放回家。
姐姐周智杰生前坚持信仰遭迫害的事实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份,我的姐姐周智杰和其他三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和平上访,在天安门广场上被警察非法抓捕,并移交给随后赶到的赤峰派出所民警。
回到赤峰后,她被非法关押在赤峰看守所,每天在狭窄的监室里挑豆子,因为炼功,狱警铐着她的双手将她吊在暖气管子上,只有脚尖能勉强沾地。后期,她被强制戴上脚铐。
中共酷刑示意图:吊铐 |
有一次,因为绝食反迫害,她还被几名犯人撬开嘴强行灌食。其后,本地六一零伙同公安局未向家属和她个人出具任何凭证或通知,就将她绑架到呼和浩特市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因要求炼功,姐姐被大队长彭某打耳光。还被非法加期了三个月。
二零零二年,周智杰被释放回家,之后的数年内,其丈夫因不明真相,受中共谎言迷惑,将她恶意举报到当地派出所,因此她被绑架到洗脑班强制洗脑。因为精神迫害和来自家庭的巨大压力,二零零九年十月,周智杰不幸患上尿毒症,在去医院透析期间,她的丈夫因听信造谣谎言而对她不闻不问,还逼迫她离婚。
二零一二年,她的丈夫王立宏去南新街派出所恶意举报我和姐姐周智杰,导致我俩的家被非法搜查,私人物品被强制带走。我被绑架到红山区看守所八天后放回,后被勒索了三千元。后我和周智杰被非法批劳教一年(所外执行)。
二零一三年底,周智杰因无法承受病痛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不幸离世。
母亲经受精神打击和恐吓 不幸离世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我家曾多次被当地警察骚扰。母亲整日为我和二姐担惊受怕;二零零零年,我被非法劳教期间,母亲的精神受到极大打击。
二零零一年,我又被非法劳教,母亲被吓得尿了裤子;这种压抑的生活导致母亲在二零零六年患上心肥大,并于二零零八年,也不幸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