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遭绑架 九死一生
——黑龙江勃利县王桂梅自述遭迫害经历
没想到自从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打压法轮功后，她的人生又来一个大转折：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三年间遭中共江泽民集团绑架六次，非法劳教一次，一次次面对生死。为了避免再被迫害，后来她被迫离家，远走他乡……
她就是黑龙江省勃利县法轮功学员王桂梅。下面是王桂梅说她的故事：
一、修炼大法解除我的痛苦身心受益
我是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日出生。我从小身体就不好，总打针吃药。到了十六岁因身体不好上学总请假，后来跟不上了就不念书了。从那时开始跟妈妈在市场摆摊，一年四季都在外面，夏热冬冷。由于身体虚弱、无力，那时我去沈阳上货，十个衬衫都拿不动。进一次货回来病一场，就这样到我十八岁那年，我的生意也不做了。怎么办？干什么？我就去学理发去了，学两个多月之后就开业了，从开业生意就一天比一天好。
我是家里的顶梁柱，爸在我二十多岁时单位就解体了，爸没有了工作，身体也不好，也干不了别的；妈也没收入；三姐还得了尿毒症，还得看病；还要养活哥哥离婚后留给我们才十九个月的孩子，一直养到八岁。我们一家的生活全靠我一人来支撑。
我因身体不好总打针，这边打着针，那边顾客坐满了，打完针我还得干活，中午忙得往往吃不上饭，最晚干到后半夜两、三点钟，我就象机器人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就这样，我因疲劳过度神经衰弱，脑子疼，心脏也不好、胃也不好，腿青紫色，还浮肿，用手指一摁一个坑，一到下午腿就开始痛。我的病中西医都去看了，也治不了，后来还找巫医看也没好。最后我的手都开始哆嗦了，但还得干活。
精神和身体的痛苦让我生不如死，人活在世上太苦了。在三姐去世后，觉得人真的从出生就走向死亡，只是早晚而已；如果是这样早走比晚走好的多，人世间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那时唯一能让我高兴的是美，那时想即使想死也得有个好看的形象，上吊、喝药、投河都想过，只因这样死太难看。
后来妈妈搬到我的店里住了，我妈身体也不好：冠心病、胃下垂、脑供血不足、气管炎，还有附体。我和妈妈一个月打针吃药就得两千多元，挣的钱都看病了，后来妈看我的身体这样了，还这么年轻，以后咋办啊……之后一家人决定：为了我的身体不能干太晚了，定点关门。姐姐和哥哥还要求爸爸以后我挣的钱给我，我按月向家里交生活费，爸爸同意了。即使这样我还是高兴不起来，身体也没因此而好转。
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位老顾客到我家来。看她的身体和面容有很大的变化，象个很健康的人。她原来的身体很不好，有糖尿病，脸肿，眼睛也是，来烫发坐两个小时都坚持不住。我问她：看你的气色难道你的病好了？她说是啊。我心想：糖尿病是没法治好的啊，可是看她的状态和原来比是不一样了。我问她怎么好的？她说是炼了法轮功。她说是让人做好人的，按真善忍做人，属于气功，还不花钱。我也觉得真善忍挺好的。她让我也炼，她知道我身体不好。我说那都是年岁大的人炼，年轻人哪有炼的啊？她说有的。她看到我妈妈身体也不好，就说让妈妈炼。妈妈炼了之后病都好了，药都没吃过。后来爸爸、姐姐们都开始修炼了（中共江泽民集团打压后不敢炼了），我是后学的。
那是一九九七年七月的一天，我那天店里的顾客非常少，我就上后院去了，看看妈妈在干什么呢？就听录音机有人说话，而且讲得非常有道理。我问妈妈听的是什么？妈妈说是师父的讲法。我就觉得非常好，我就从头开始听，一直听完。我终于明白了人为什么有痛苦？人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如意？为什么活着？我就象找到了家一样，这就是我要的！得法的喜悦无以言表，那种幸福快乐有生以来从未有过，师父的大法象一把万能的钥匙打开了我所有的心结，那时真的高兴：家庭也和睦了，爸爸也变了，也会关心人了，也不那么发脾气了。我家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家从此有了欢乐，我的病不知什么时候都好了，感谢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年我二十六岁。
二、坚定修炼屡遭绑架
我修炼大法才两年。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公开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们是没有错的，师父也没有错，大法是正法，大法对社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政府错了。
1、第一次被绑架囚禁
十一月初的一天，我和同修（注：法轮功学员之间的称呼，以下同）鄂纯贤（注：和以前报道的不幸离世的鄂春贤是一个人，以前的有误，特此更正）约好去北京上访反映情况。可是坐火车刚到佳木斯就被勃利县公安局副局长宋国良带两个人，还有佳木斯火车站的警察抓着我们。那个警察长的瘦高、没有下巴颏，他打了鄂纯贤一个大耳光。就这样我们被带回勃利县。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日，我和鄂春贤被非法关押在勃利县拘留所。拘留所里已经关押了好多法轮功学员，共有大约五十多人，睡觉时一个挨一个，不能仰卧，只能侧身，可挤了，睡不好觉。吃的极差，一天两顿饭，都是玉米大碴子，碴子里还有小虫蛾。早晨是咸菜块子，给的还不多（有几块）。晚上是菜汤，很稀，汤里有几块土豆。土豆不打皮，喝完汤，钵底都有泥。白菜汤里几根白菜，汤上漂有虫子。就这样的饭菜让人难以下咽。因此我们很快就瘦了，就这样的饭菜一天还要我们每人十元钱，这在当时是很贵的。据有工作的法轮功学员讲：一个月的伙食费，快赶上一个月的工资了。一开始拘留说是十五天，因为我们坚持信仰，不放弃信仰，就无限期非法关押。转眼就到了二零零零年元旦，都非法关押我们五十多天了，眼看就要过大年了，还不释放我们，我们就绝食抗议。七天后，县“610”（当时我县叫615，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类似于德国纳粹的盖世太保，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和县公安局政保科（后来改为国保大队），才决定放人，但是还是逼迫签保证，并交所谓的罚款，实际是勒索。交县“610办公室”一千元，交辖区派出所三千元，拘留所要伙食费近六百元。这次非法判我阿姨鄂纯贤等三名女法轮功学员每人一年劳教迫害，送往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法轮功学员何平（男）由于不放弃信仰，家属也没有钱给他交所谓的罚款，就继续关押。我姐姐是一月八日给我交的非法罚款，拘留所一月九日放我回家的。
2、第二次被绑架囚禁
二零零零年过完大年后，县公安局政保科和各派出所又开始对法轮功学员大抓捕。三月二日上午公安局的两个实习警察到我家，把我带到了县公安局政保科，政保科的人问我炼不炼，炼就送到拘留所。是下午把我送去的。那里非法关押了很多法轮功学员。这一次又是无限期非法关押，我在这次被非法关押了近三个月了，都快到六月份了，我们绝食后，才放我们回家的。
3、第三次被绑架
回家后，派出所的人对我进行监视。二零零零年六月十六日晚上，那天是星期五，新起派出所的梁建威和曹辉让我跟他们到派出所。他们没有任何手续，爸爸不让他们带走我。他们就哄骗我爸说：老爷子，没啥事，我们给她做做思想工作，一会儿就送回来。就这样把我带走了，被带走的还有法轮功学员王淑花。到派出所问我还炼不炼了？我说炼。结果当晚没放我回来。第二天早上政保科的孙成义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因为是星期六、是周末，他们要休息，才放我回家。他们说让我下星期一还要到派出所去。我一想他们还是想绑架我，我不能等着被他们抓呀，逼得没办法，我决定去北京上访。六月十七日晚上我就坐火车走了。后来据爸妈讲，我刚走，拘留所的所长李长河就来到我家，说是花点钱就没事了，原来他们抓我是为了敲诈钱财的。
妈妈后来告诉我说，我走的大约第三天，新起派出所的梁建威还有一个不认识的警察到家要钱。说是接你姑娘坐飞机的费用。我妈说我们没钱。他们说有房照也行。我妈说房照押出去了。他们就把爸爸带走了（妈妈要替爸爸去，他们不让）。带到新起派出所，一个人写好了一个欠条，上面写着五千元。让爸爸签字按手印。之后爸爸上老火了，好几天吃不下去饭。后来也没钱给他们抽欠条，也就不了了之了。
4、第四次被绑架囚禁
我在去北京的路途中，警察在火车上两次查身份证，因为有名的法轮功学员身份证都被当地给没收了，扣押了。没有身份证是出不了门的。可是我们这次却顺利到达北京。我们去了国务院信访局，结果大门是关的，周围那地方的人非常多，有上访的，有便衣警察。我们到那还没等站脚，就被一个人拉住，问我们干嘛？我们说是上访的。问是哪的？我们说是黑龙江勃利的。他们就朝那边喊：黑龙江的！听到喊声，来了个人，这个人把我们带到了七台河驻京办事处，是个宾馆。原来这是个截访的人，听说他们截一个上访的是给他们钱的，按人头算。
到了办事处，把我们关押在地下室里，屋里灯光很暗，那里关了满满一房间法轮功学员，有四、五十人，都是七台河的。大家都在绝食抗议，我们到了也绝食。
我县当地派出所得到信后，派出所的曹辉、还有一个警察是我曾经的顾客，还有一个姓于的是个女的等有四、五个人吧，来到了办事处。他们进到地下室。有一个人，也不知是谁，是干什么的。手里拿一个湿毛巾，气势汹汹的狠狠的抽打屋里过道旁的法轮功学员，有的法轮功学员眼睛都被打红了。
曹辉他们首先走到王淑花跟前，拉起王淑花就往外走。王淑花不走，他们就硬往外拖，王淑花的裙子都被拖掉了。他们回来又要带我，我不走。我想我的心愿还没有反映上去呢。他们就硬要带我走，我就撞桌子，其他法轮功学员们撞墙，抵制他们。其他法轮功学员为了不让曹辉等人带我走，就拽着我，把我围在中间，哭声一片，曹辉等人才收手，他们只有先带王淑花和我大姐返回勃利了。这以后七台河的警察也到了办事处带七台河的法轮功学员走，法轮功学员不走，他们连哄带骗说是接你们回家，不送拘留所。法轮功学员信以为真，结果回来都被非法关押起来。后来我县当地派出所又来人了，这时我在办事处已经绝食四、五天了，身体很虚弱了，我是被人抬出了驻京办事处。
到了勃利直接把我送进了拘留所。我还是绝食，我已严重脱水，都脱相了。他们就逼迫被非法关押的其他法轮功学员劝我吃饭，我不吃。拘留所长和政保科孙成义让人强行给我灌食。
他们让武警兵冲进监室。我为了抵制他们撞了暖气片，好几个武警兵把我按在板铺上用脚踩我的胳膊。同修不让他们迫害我，有的被打了。拘留所长和狱医来了，要给我灌食，看我心跳加速，没灌成。到了晚上，所长、狱警还是劝我吃饭。我说我不是犯人，我不吃犯人吃的饭。狱警说：那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我说我吃家里的饭。他们说拉我回家吃完饭再拉回来。我拒绝了。大约两天后，他们看我要不行了，才让我回家。出拘留所时我是躺在褥子上，我姐等四个人扯着被角把我抬上车的，那是我姐夫雇的车。他们逼迫我姐夫写保证，保证我不走，如果走了，就抓我姐夫。
回到家，街道的人天天来我家看着我，怕我走。其中有薛小丽，还有一个女的不知叫什么名，是个高个，瘦身材，脸有点黑，有四十来岁。街道分好几伙看着我。还有一伙是姐弟俩，姐姐有二十多岁，她是我以前的顾客。
三、第五次被绑架遭非法劳教
回到家后，我身体渐渐恢复了。九天后，新起派出所几个警察来了，说是办学习班，在街道。让我去我不去。他连哄带骗说没啥事，学完就回来。我爸爸说，那你就去吧。我听了爸爸的话，就跟他们走了，结果把我拉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的人说来晚了让去县610，结果是把我送到了拘留所。到拘留所我就开始绝食反迫害。在那关了我九天，我绝食九天。第九天又把我转到看守所关押。板铺上有铐人的固定铁环，地上有地铁环，这原是给死刑犯用的。一进看守所，狱警就把我双手铐在板铺的两个铁环上，两个脚脖之间铐上支棍，也是铁的，其中一个脚脖再铐在地环上，整个身体姿势呈现一个“大”字形，仰面朝上，被固定住动不了。屋里的刑事犯人说，连死刑犯都不给用这个刑。可他们却对一个信仰真、善、忍的好人、非常虚弱的我，用这个刑。在看守所第二天，狱警给我打开，把我带到一个房间，不一会一帮男犯人冲进屋，把我强行按在床上。手、脚、头都被他们给按着，狱医强行往我鼻孔插管子，一只鼻孔没插进去，他又换另一个鼻孔插，真是恶心难受极了。接着就强行给我灌奶粉，由于灌的急没灌好，几乎都喷出来了。然后又把我架回监室还是固定在板铺上。第三天晚上看守所的钟所长又让监室的女犯人用勺子撬开我的牙，又捏我的鼻子，强行给我灌糖水。到了第四天，狱警让男犯人给我背上车，是个中巴。车上已有十多个法轮功学员，我能记住的有房翠芳、王淑花、朱文杰、蔡国兰、张桂琴、季玉杰等。这是要把我们送往劳教所迫害。
非法押送的警察有一个我认识，是我曾经的理发顾客，其他我就不认识了。
到了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把我们带下车。我由于在勃利时绝食，身体太虚弱了，走的慢点，被劳教所的一个叫“大龙”的男警察在我身后面踢了一脚，把我差点踢倒。劳教所的人把我和张桂琴同修带到一个屋内强行铐在铁床上输液（她在勃利看守所时也绝食）。回来后我俩震惊了！就这一会儿功夫，劳教所也不知用什么办法，把我们这次送劳教的其他法轮功学员都给“转化”了。我和张桂琴因为不“转化”，被关进严管队九中队，在那里不准炼功。因为我们炼功，就把我们一只手铐在（上下两层床）上铺床的床头上，人站在地上，不让我们睡觉，到了第二天早上才给我们打开手铐。送去当天晚上张桂琴被一个女警察带进她的值班室，第二天早上才把她放回来。张桂琴说，警察用电棍电她的嘴。
当时是在西格木劳教所的老楼，共关押了大约有二百左右的法轮功学员，男法轮功学员一个队，七、八、九中队是关押女法轮功学员的中队。我们在老楼的一楼被囚禁了三个月左右，在深秋的时候把我们转到新建的楼。
1、在老楼的情况
老楼的环境很差，屋后面靠山，窗户上有的没玻璃，刚到那时正值夏天，屋子的蚊子别提多些了。下大雨时，雨水从窗户、从墙缝进屋了，盆子、鞋子都飘起来了。
劳教所是这样“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先是利用“犹大”用歪理邪说把刚送进的法轮功学员大批“转化”，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就转到七、八中队，剩下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关在九中队；然后再把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一个个往外提，单个“转化”，“转化”后，就调出九中队，剩下坚定的越来越少；然后再把这些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再带到已经被“转化”的七、八中队，让犹大和几个“转化”的人围着一个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转化”她。就这样二百左右的法轮功学员，最后只剩二十人左右坚定修炼的。勃利只剩我和张桂琴了。
由于我们不“转化”，监室的门上面有个小喇叭，劳教所天天播放污蔑大法的广播。警察利用“犹大”天天逼法轮功学员“转化”，你不听她们的那些歪理邪说，“犹大”们照样说，我就用手捂住耳朵不听她们说那些，犹大就拽我胳膊逼我听。警察知道了我不“转化”、不听之后，叫“犹大”（这个“犹大”原是七台河的法轮功学员，被劳教所“转化”后，成为“犹大”，人性扭曲，她代替了警察，成了“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头，“转化”法轮功学员最厉害，她专门给警察出主意怎样“转化”我们：就是先大批“转化”，呆一些日子再开始一个一个的“转化”瓦解，都赶上“二所长”了）把我带到了七（或八，我现在记不准了）中队。一进屋是一个大铺，大铺上只见几个已经“转化”的人围着一个没“转化”同修逼她“转化”。灌输邪悟的东西。有坐着的，有站着的，有好几伙。我在这里见到了有半年多没见面的阿姨鄂纯贤。
我听说她“转化”了，所以我见到她心里很难受……曾经是那么坚定的人……她在里面坚定能有七、八个月，我刚到时她还没“转化”呢。后来没几天也就一个星期左右，她就“转化”了。她刚“转化”时，不让她接触坚定的同修，看她“转化”彻底了，不能反弹了，警察才让她见我们。我没和她多说啥。我要回到我原来的监室，这个“犹大”不让。我不管那些就回去了。还没等进屋，就被女警察于文斌叫到她的办公室，她用拳头照我头部猛击了几下，我没站稳一下坐在了沙发上。她说：你以为这是你家呢，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告诉你，你不是不听吗？我弄个耳机塞到你耳朵上，不听也得听！
 酷刑演示：罚坐小板凳 |
因为我不“转化”，我被调到另一个监室和坚定的同修在一起。我们被迫坐在小塑料凳上，一坐一天（除了上饭厅吃饭外），屁股都坐破皮了，腿肿了起来。在那精神上的压力非常大。“转化”的人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随便走动；可以随便打开关押我们的门锁进关押我的监室；可以见家人、打电话；可以减期，非常自由。而我们没“转化”的，这上面的一切都不可以。而且劳教所还告诉我们：不“转化”服刑一个月再加期半个月。就这样还严加看管我们。刚进去时不长时间集训时，能让我们到外面饭厅吃饭、让上厕所，但是也是有时间限制的，也不随便。后来大部分时间是在监室里不让出监室，窝吃窝拉。
在劳教所我们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承受的不仅仅是劳教所警察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承受着已经“转化”的人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她们“转化”后，就站在邪恶的一边，她们看见我们学法就向警察报告。而我们曾经是同修一部法，结果变成这样……
2、在新楼的情况
到秋天我们就被带到刚建好新楼。我被关在一楼（没“转化”的都在一楼）的阴面（不朝阳）。因楼刚建好，屋内潮湿，屋里长了各种颜色的毛，还有难闻的气味。在新楼的情况，刚开始让上厕所，后来由于我们传递经文，就不让我们出屋，不让接触任何人，连已经“转化”的人都不来了，因为看“转化”不了我们。就让我一个人在屋里，屋里吃、屋里拉。有人把饭送进屋里，大便让我便在屋里的一个盆里，等便满盆了，来人才给倒掉。因不“转化”，不“转化”的人都这样。在新楼时，有一段时间我的舌苔都脱落了，全是嫩肉，还有几条血口子，从舌头到嗓子都是肿的，吃东西都带血，特别疼，咽不下去，后来连水都咽不下去了。
劳教所的气氛阴森恐怖，有的法轮功学员被直接迫害致死，有的被逼虐杀，我县的房翠芳就是被虐杀的。在劳教所我主要承受的是寂寞和来自精神上的恐怖压力。我都要崩溃了，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样的环境，就我一个人在监室里，他们用这种寂寞的方式想摧毁我的意志。大约有四十多天不让接触任何人。不少人承受不住，就“转化”了。张桂琴就是在这个期间被迫“转化”的。后来我们又听说有两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在这之后我们十多个被严管同修开始了反迫害，要求自由，无条件释放。我们开始绝食。二零零一年大年三十，恶警把我们带到了对面的废弃楼，楼里没有暖气。
3、在废弃楼发生的事
刚到废弃楼在门厅，一群恶警有男有女的，把我们围了起来，有同修被他们毒打又按在地上（我没挨打），打完后开始把同修连拖带拽的一个个拖走，拖到监室里。我也被带到废楼的一个房间。我们三个同修在一个屋子都被铐在铁床上，只有上厕所、吃饭时（也在屋里）才给打开手铐。有的警察我要上厕所她能马上给我打开手铐；有的就让我等着，她不怀好意就是憋我。我的手都被铐肿了起来象面包一样，警察说是胖的。那屋里非常冷，穿着棉衣棉裤，还盖着被子，身体都冻透了。关了九天，这九天始终把我们铐在床上，双手都铐着，只能平躺，后背、腰哪都疼。正月初八的晚上，把我们从废楼二楼被带回到新楼的二楼继续严管。我们在下废楼时我们腿都不好使了，我们都走不了路了，是犯人把我们搀下楼的。
在劳教所不“转化”不让亲人接见，我特别想家啊，想爸爸妈妈，还有奶奶。但我在大法中受益了，师父给了我新生，让我知道了怎么做人，我不能背叛师父，背叛大法，我不能“转化”。到了二零零一年的夏天，我才由严管转到允许上车间。到了一年的冤期，也就是七月十三日，也不放我，又给我加期两个月，后来海外谴责中国劳教制度和超期关押，中共迫于压力，到九月十日才给我解除非法劳教，九月十二日被妈妈和姐姐接回家中。这还是属于提前释放，如果没有海外的声援，我还不知道被关押多长时间。
我在劳教所时，奶奶去世我都不知道，回来才知道的。回来后听妈说：奶奶看电视也知道打压法轮功，可是看到我很长时间也不去看她了，奶奶问我妈妈：小梅怎么没来。妈妈说我去进修去了。奶奶说：你们就骗我吧。奶奶很想我，为我担惊受怕很快去世了。因为在孙女当中，奶奶是最疼爱我的。回来后知道奶奶过世了，我心里很难过。奶奶去世我也没见到最后一眼，觉得挺遗憾的。
回到家，我怕当地警察还迫害我，我也不敢在家呆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果然片警曹辉到家找我。
四、第六次被绑架
二零零二年四月末的一天的半夜，我又被绑架了。那是在我二姐家，有七台河和勃利的五、六个部门，十多个人（我知道的有勃利县公安局的宋国良），来了六、七台车，抄完家把我带走了。
原因是这样的：一次我得到了一个外地法轮功学员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我不认识他，他家是哪的我也不知道。一天我就按这个号码打个电话问一问。接电话的是个男的，他问我是谁？我说我是王桂梅。我说你是谁呀？他不说。他问我你找谁呀？我说出了这个法轮功学员的名字。他也没说他是。我就觉得不对劲，就把电话撂了。没几天我就在我二姐家被绑架。在这一天晚上我妈家、我大姐家这些人员都去了，还抄他们的家。哪都翻，连灶坑、地窖、天棚都翻，没翻着啥。在我二姐家把我的一个兜，里面有大法书和七百元钱让曹辉拿走了。这些人以为我是（法轮功的）头，所以下了这么大的力气。
 酷刑演示：铁椅子 |
他们把我绑架到勃利新起派出所（现在的新华派出所位置）。开始审我的老多人了。他们分了几个班轮番审我。问我和那个人怎么认识的？都干什么？我说他是男是女我都不知道，我不认识他。他们又问我资料是从哪来的？我没说。曹辉围着我用塑料尺照我脑袋拍打了一圈。他恐吓我，逼我说。警察李宏用拳头打了我一下。庞伟狠狠的打了我一嘴巴，把我打得整个身子转了大半圈，差点倒了。接着庞伟又拽着我的衣服推着我往墙上撞。我当时被铐着手铐，第二天晚上又给我戴上脚镣，又用大链子把手铐和脚镣连起来。他们不让我吃饭，不让我喝水，不让我睡觉，就让我站着，有三天三夜。后来看我不说啥，第三天的晚上就把我送到看守所。送到看守所后，让我坐铁椅子，还审我。还是曹辉等警察。是在一个审讯室，屋子里挺暗的。经过前三天的迫害，我有些神智不清了。这时他们发现我的眼睛直了，接着我的身子也软了，我几乎要不行了，身体也没有知觉了。曹辉一看我这样，他往我脸上喷矿泉水，看我没有反应。他以为我是装的。他跟在场的人说：把她的衣服扒光，扔进男牢房。后来他们就打开铁椅子，把我放下，我身体不由自主的就瘫倒在地上。我身材比较娇小，可他们几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把我抬到了监室里（醒来知道是女监室）。当时监室里关押了一个叫“小代子”女法轮功学员，小代子一看我这样了，她就抱着我喊我，我才一点点醒过来有了点意识，不一会儿我又啥也不知道了。后来看守所找来一个人，我也不知谁，拿听诊器听了一会儿说我内脏有问题。他们让男犯人把我背上车，把我拉到县人民医院门诊室，这已经是深夜了。他们给我铐在床上，强行打点滴。警察李宏告诉屋里的人，说我不吃饭，绝食才这样的。有一个不明真相的人听信了警察李宏的话，认为我这个人可恨，因为法轮功被中共污蔑。他拿一个东西，可能是水果皮朝我打来。后来有一个好心人，趁他们不注意时进到房间，跟我说话。我告诉他：我被抓了，我家里都不知道我在哪。我告诉他我家的电话号码（后来听我妈说：他亲自骑摩托车到我家告诉了我妈，说我在人民医院。这家里才知道了我的下落。在这之前我家里的人都不知道我被关在哪了，去派出所问他们也不告诉我家里的人，一家人心急如焚）。
到了第二天早晨，在医院里我要上厕所，李宏不让我去厕所。人民医院门诊部临大街，车来人往，他就让我一个大姑娘在医院大门口小便。回去给我继续打点滴，不一会儿，我还想上厕所，李宏才把我带到住院处，把厕所里的人都撵出来。我上厕所，他也跟进来，看着我上厕所。
在医院打完针后，他们又把我拉回看守所。在看守所里，七台河的人是610的还是国保的我不知道，也来审我。他们来了有三、四个人。后来七台河的人说送我回家，结果他们把我拉到了七台河拘留所（在六吕，现在的儿童福利院）一楼，拘留所的人一听说我在勃利看守所始终绝食，他们不收我。送我的人不管这个，把我扔在拘留所就跑了。在那里我还是绝食，在那里我被关了大约有五天。后来在亲属的营救下，把我接出来。我这次从被绑架到放回家一共是十三天。在勃利看守所的时候，有人威胁我说，你已经劳教一次了，这次如不放弃信仰，最少得判二年到三年劳教。
五、以后的情况
我原来和父母相依为命，被多次绑架关押，家里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没有生活来源，父母的生活成了问题，年岁又大，没有钱买煤，我爸爸没办法骑自行车到很远的高速公路上，扫拉煤车散落在路上的煤面。
父母都年龄大了，而且因为我坚定修炼，我家经常被骚扰，每次父母都吓得够呛，听到风吹草动都害怕。我从劳教所出来后，片警曹辉还不断来家骚扰。还撵我父母走，不让在这住，让父母搬家。爸爸非常害怕。是因我被迫害让他们痛苦了，我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在家无法做生意了，我来到七台河租了个门面。开始生意也不好，刚要好起来，可是在二零零三年大约三月份吧，七台河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大抓捕，我又被牵连上了。他们找不到我，就告诉了勃利。勃利新起派出所曹辉等人到我妈家，曹辉逼我家老人带他们到七台河我的住处找我。给我妈妈吓得都要不行了。这次没抓到我。因我知道消息后提前离开了那里。我没地方去了，那时七台河很多法轮功学员都被抓起来了。而且我认识的法轮功学员几乎都被抓了。到亲属家、哥哥家也不能去，他们都害怕，不敢留我，怕受牵连，我无处可去，走在大街上，外面下着雨，我打着雨伞流着泪，觉得好苦啊。
没办法我被迫流离失所去了另外的城市。到另一个地方须要从头做起，开始的生意不好。挣来房租钱，就没有吃饭钱了。那时为了省钱，我有时一天两顿饭，四个小馒头是一天的伙食，连咸菜都舍不得买。父母我都没能力照顾，爸爸甚至起早天不亮，就去高速路扫拉煤车颠掉的煤烧。还捡废品。那时父母要办低保，可是街道委主任不给办，说因为我炼法轮功。
我本来有幸福的家庭，红火的生意，但为了避免再被迫害，为了老人不再被恐吓骚扰，我有家不能呆。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真正的在家安稳的生活过。到了二零一二年我才在很远的他乡成了家。回家一次看父母很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