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营口市李崇婷控告元凶江泽民
现年四十三岁的李崇婷于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以下是李崇婷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大法的美好及遭迫害事实：
大法的美好说不完
我的母亲在一九九四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时父亲刚刚去世，母亲很悲痛，身体也不好，有坐骨神经痛，心脏病，失眠，子宫肌瘤（经常还会流血）等病。母亲每天去学法小组学法，心态慢慢变得祥和，后来坐骨神经痛，心脏病，失眠都好了，子宫肌瘤也不见了，再也没流过血，身体越来越好。
我看到母亲这么大的变化于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五日和姐姐也正式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
作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我在工作中认真负责，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时刻用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更能善意的理解别人。因为我是做会计工作的，经常会有一些无法入账的钱财，俗称“小金库”同行都知道，平时用于一些无法入账的开支，有时账外钱会越攒越多，领导就会暗示把它消耗掉，就是分了。我每回都抵制这种分配，因此而惹得领导和出纳员很生气，后来我就把分给我的钱存在存折里，直到我去北京上访前，把一切工作全都做完连同存折一起留在公司里。在我修炼以后从未报销过一张个人消费的房收据，从未用公款招待过亲朋好友，为此领导就明确的叫我报销家里的取暖费，我在推脱没有发时，领导就会暗示我去地税局开发票，当时的社会这种现象很普遍，我都善意的拒绝了。
修炼前，我是个看重金钱利益的人，总觉得婆家对我不好，结婚也没给我买房，小姑子总来家里吃饭，嫌弃他们太吵闹。修炼后我更加珍惜这种缘份，处处为他们着想，和婆婆的关系相处的也更好了，在婆婆生病时，我带老人去看病，精神上开导她，每到换季时都给买衣服，就像对自己的妈妈一样。公公住院时，每天早上都是我来熬粥熬汤做饭，出钱出力，和三位小姑子也相处的很融洽，在经济上从不计较，在他们困难时尽量帮助他们。法轮大法让我学会了宽容和理解，也让我的心态变得更加平和。
我从一九九九年开始修炼直到如今，从未生过病，身体一直很健康。这对于一个不修炼的人就是个奇迹，而对于我们修炼的人却比比皆是。
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我的家人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保护。在二零零二年冬天， 我们全家六口人开车回吉林老家过年，在距离沈阳出口一公里处，小轿车前右侧车轮突然爆胎，（我们开的是新车）在时速每小时120公里状态下，汽车猛地往绿色带的护栏撞去，前车盖突然掀起前面什么也看不见了，随着惯性又急速的往后撞去，后面又撞到护栏上，方向盘已经失灵，车子因右侧爆胎成半圆型反复撞到前面再反弹撞到后面，我在车内突然有失重的感觉，我知道要翻车，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我喊：求师父救我全家！！车子突然像被谁按住一样在“嘎吱嘎吱”的减速，然后慢慢的停住，我们都吓傻了。交警开车过来看我们都没事，没有一位流血受伤的 ，就说：高速上除非不出事，出事就是大事，你们真是奇迹。我刚缓过神儿来，下车一看，满地的碎片和水，汽车的水箱已经报废，车子前面右侧轮胎已经不见了只剩钢圈了，车后侧后备箱也全凹进去了。当时汽车象陀螺在旋转时最容易侧翻，还有因要过年高速上汽车一辆跟一辆，如果在这几秒钟有车跟进那就会把我们撞飞。我回头一看整个高速上横向停着一大排汽车，都打着双闪，真是后怕。我们的汽车已经不能开了，交警用警车拖走了。这本是夺命之祸，是师父为我们化解了大难，救了我们家六口人！
进京上访遭绑架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全国迫害法轮功。我为了坚持对法轮功的信仰，争取合法的炼功环境，三次上京上访，为了躲避警察的搜捕住过牛棚、桥下、大树下，身心承受巨大的折磨和伤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和母亲刘淑清还有众多的大法修炼者来到吉林省省会和平上访，被告知会有人和我们谈。一整天我们在长春百货大楼两旁的人行街道旁静静的等待，可是到傍晚时我们被一群武警围住，他们用警棍打我们将我们驱赶到大客车上拉到郊区的一个武警学校，关闭校门不许出入，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人出面解决问题，只有几个不知身份的人拿出几个本子，骗说：把名字和住址登记上才能把你们报上去反映问题。我没有填写（后来听说凡是填写的都被当地派出所拘留）。很晚了，大约七、八点钟学校的门才打开。我和母亲一起跟大家徒步行走四个多小时，在半夜十二点钟走回到长春市里，住在一位不知名的大法弟子家里，当时他的家中人太多，我们只好铺个垫子住在洗手间里的地上。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我踏上去北京上访之路。一路不断有查身份证堵截去北京上访的。我坐火车，打出租，坐汽车，坐大巴士终于在凌晨五点到达北京。我去了信访办、天安门，到处是警察，长安街道两旁到处是大法弟子。我在北京四处上访无门，七天后返回家中。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我和母亲二人再次去北京上访。信访办都是警察，来一个抓一个。在上访无门被逼无奈时，我和母亲还有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打坐炼功，警察扑过来又打又踢，发疯一样把我们抓到车上送到前门派出所。因不报住址，母亲被警察用酷刑逼供，把两个大拇指在身后上下交叉铐一起，不一会就疼的满头是汗，几十分钟两臂就失去知觉，那母亲也坚持说：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还我们合法的炼功环境。警察给我母亲打开手铐时，两只胳膊很长时间才恢复知觉。我地公安局就来了很多人在派出所把我们认出来，他们先非法搜身，把我和母亲的钱（两千多元）全收走，又给我们戴手铐，两个人铐一起坐火车押送回吉林老家。被非法关押在当地拘留所。十二天后，我被单位担保后释放，母亲被非法关押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和四岁的儿子还有母亲又一次来北京上访。看到天安门前有很多人，我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横幅，上写“法轮大法好”高举过头，我高声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瞬间一群便衣扑过来，一个武警一手掐住我的喉咙不让我喊，一手把我的胳膊往后拧，扯着衣领就往前拖。我拼命挣扎喊我的儿子，武警才松手，把我和孩子推上一辆大客车。把我们又拉到前门派出所，关在两座楼的夹缝的露天过道里，在那里不让上厕所，没水喝，没饭吃十二月的冬天很冷，风又很大孩子冻得直哆嗦，嘴唇都紫了，警察还从楼上往下泼水，浇我们一头水。当天那里关押很多法轮功学员都陆续被大客车拉走，我的母亲也被推上车拉走了。我和孩子在天黑时才被一个警察放出，临走时他说：“出门就去火车站赶快回家，再也不要来了，再来就说不定把你送哪里去了，就会没命的。”
我和儿子在派出所门外遇到被放出来的我姐姐和她女儿，又遇到一位来自本溪的大法弟子和她的儿子，我们六人连夜去北京郊区找房子，终于在半夜时租到了一个民房住下来了。在七天后，我们母子和姐姐母女四人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上到处是车和便衣进不去，我们只好买了两个风筝，边放风筝便往里面走，到了正对着金水桥时，我们放下风筝拿出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警察和便衣把我们连打带扯，推上车拉到派出所。后来又是前面的警察把我们都放了。
遭洗脑、奴役、敲诈勒索
我曾被中共人员劫持到洗脑班，强制看诽谤大法的电视录像，强迫我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扭曲人的灵魂，使我生不如死，痛不欲生。
二零零一年三月，我在家中突然接到亲属电话，说伊通县政府，公安局、“六一零”在邪党校办洗脑班。我单位的人已经开车来到辽宁我家楼下，要绑架我去洗脑班。我的丈夫就让我去对门邻居家，然后把他们让进我家里，我从而走脱。我和孩子坐火车去四平姐姐家，晚上八点多，在四平车站被伊通县粮食局党委书记孟宪光和财会李长辉绑架，把我两只胳膊架住拉上汽车，孩子在我的怀里已经睡着了。他们连夜把我押送洗脑班。在洗脑班里，他们逼迫所有被绑去的人 写“三书”（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编造违背人良知、善念的谎言。洗脑班头子原政法委书记岳长杰为往上爬，（县委书记程长祝答应给他安排一个孩子进好单位），积极卖力迫害伊通县大法弟子。我和姐姐李崇威、郑兴因为不愿违心写“三书”，就被岳长杰一句话送进看守所迫害。把我绑架走时，四岁的儿子撕心裂肺的哭叫：“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可是没人管我的孩子，在没有任何监护人在场时把我戴上手铐强行拉走。当时看守所所长郑德志对我们连踢带打，把我打倒在地，在我后背踩踏，并给李崇威戴上四十八斤脚镣，给我戴了二十多斤脚镣，让狱警王雪、吕力逼我们在看守所院里走圈折磨我们，逼写“三书”，脚镣把我们脚脖子刻进很深沟痕，鲜血染红了袜子、裤角，至今疤痕累累。
郑德志见我们不妥协，又把我们关进监号，逼做奴工奴役（粘塑料花束），每天早四点多干到晚上十点、十一点多。在看守所，给我们吃的是带耗子屎的大饼子、土豆皮汤、又酸又臭的萝卜条咸菜。后来家属怕我们性命难保，找到政保科长黄乃泉、法制科长张英波求他们想办法，结果被他们勒索了一万多元（没收据），才把我们接出来。但岳长杰还不放过我们，又将我们关进了洗脑班逼写“三书”，“六一零”的王岐也刁难不放人，结果家属又给了岳长杰两千元、给王岐安排的饭才算罢休。
二零零二年三月初，我和母亲在盖州九垄地准备发资料，还没有开始发资料呢，就被人举报了，因为前天晚上刚刚有人发完资料，他们就说是我们发的，把我们两人绑架到当地派出所，因为我们不报姓名和家住址，一整天不断的有人来认我们，我和母亲被隔离审问，到晚上又被送到盖州市看守所非法关押。第二天转到拘留所，共非法关押十五天。
二零零三年九月，辽宁营口开发区王洪奎带两人以收取闭路电视费为由将门骗开。进屋后追问我的姓名，其中一人随便翻开我家的音箱柜，翻出一盘炼功带后，又翻到两本大法书，威胁要带走我。后来我的丈夫和两位朋友回来了，警察当着家属的面强行将我绑架到区公安分局，之后威胁我的丈夫，如果不拿出一万元，就把我送拘留所。无奈之下，我丈夫借了九千元钱交给了王洪奎，才将我放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