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遭冤狱折磨致死 辽宁青年控告元凶江泽民
侯毅的外祖父、母李财、曹淑珍，大姨李春玲和大姨父韩立国、小姨李春艳修炼法轮大法，在江泽民一伙的迫害中，大姨父韩立国于二零零四年八月被沈阳第二监狱迫害致死，外祖父、母李财、曹淑珍也被迫害相继离世，而大姨李春玲和小姨李春艳被多年冤狱迫害。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侯毅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书》，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下面是侯毅在《刑事控告书》中的部分陈述。
一．全家人修炼法轮功 身心巨大改善
我是一九九六年随父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时我是六岁，至今我已经修炼法轮大法十九年了，通过修炼，我的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小我就脾气倔强，身体虚弱。儿童时期，别的孩子都是又跳又闹的疯玩，我却总是躺在床上玩，拿手指当小人，天马行空的想象。
修炼法轮大法后，我身体强壮了，脾气也在逐渐的改，不再倔强顶牛。在工作中，我总是用法轮大法的法理约束自己，从不和别人争强，干活也从不偷懒，总是多干。在同事的眼里，我是一个勤恳好学的年轻人。在现行的社会道德沦丧的风气下，我与人交往总是以真善忍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
我父亲侯延双以前做过肾结石手术，术后一直身体虚弱；我母亲从小体弱多病，患有严重胃病、严重类风湿、眩晕等多种疾病，五月份还穿着棉衣，夏天还得穿秋裤。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父母的身体康复，家庭和睦。我的大姨李春玲、大姨父韩立国、小姨李春艳也都走入修炼，各自在大法中身心受益。
在这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里，我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我师父一个清白。
二．全部积蓄、部份财物被掠夺侵占
江泽民一伙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凌钢公安处非法搜查我家，抢劫走八万元的财产——包括我家另一处房产、打印机、复印机、电脑等设备和一万元的现金（估计的数字），没有开具扣押物品清单。寄存在我姥姥家的一辆三轮车被抄走（因为我姥爷当时向他们索要了扣押三轮车的证明，后来凌钢公安处把三轮车还给了我母亲。）。凌钢公安处拿走我家的钥匙，从此随意出入我家。
我父亲在二零零二年八月一日给凌源劳动仲裁委员会写了一封申诉信，抗议凌钢对他非法开除厂籍的行为，信中说：“公安局侵吞我家近八万元财产，又在我家搜走近一万元现金，至今没给任何说法，逼得我妻子流离失所。我儿子上小学，生活不能自理，现在吃百家饭过活……”
警察拿着我家的钥匙，经常非法搜查我家，知道的就有八次，其中有两次是我放学回来碰上的，没碰上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次。家里的很多现金物品都被拿走，没有开具任何清单。我藏在小屋门框上的压岁钱存折和一点现金，不知道何时不见了。
我的父母没有犯罪，没有对任何人造成危害，他们基于自身信仰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受宪法保护的。但是却被剥夺了工作、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凌钢公安处非法抄走我家的全部积蓄后，我失去了父母，也失去了经济来源。在这样的情况下，仅剩下的一点钱还被他们掠夺侵占。凌钢公安处警察，他们同样为人父母，却对法轮功学员家中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不折不扣的执行了江泽民“经济上截断”的群体灭绝政策。
一直到二零零四年八月的一天，当时门锁已经被更换。凌钢公安处又一次企图非法闯入，拿着钥匙没有打开门，从此才不再骚扰。
三．父亲侯延双被非法判刑十四年
二零零二年四、五月间，凌源法院没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把包括我父亲侯延双在内的八位法轮功学员（其中还包括我的大姨李春玲、大姨父韩立国、小姨李春艳）押到凌源看守所的一个房间里，直接把判决书塞到手里，对八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三至十四年的刑期，其中我的大姨父韩立国被非法判六年，大姨李春玲被非法判四年，小姨李春艳被非法判刑三年，我父亲侯延双被非法判刑十四年重刑。
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朝阳中级法院在凌源开庭，说是开庭，却并没有法庭讯问、辩护等法律程序，还是直接宣判，仍然维持非法原判。宣判结束后，我父亲等人高喊法轮大法好，被在场警察堵嘴，打耳光。
四．父亲侯延双在沈阳监狱城被折磨九年半后致死
1. 父亲遭酷刑折磨 致使腰椎、颈椎被打成重伤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五日报道《沈阳第一监狱害死侯延双的更多真相》中提到：“最近从沈阳监狱几经辗转传出一份揭露凌源市法轮功学员侯延双被迫害真相的珍贵材料，爆出了更多的鲜为人知的参与迫害的直接责任人……沈阳一监狱副狱长何英杰带头迫害法轮功学员，第一监区狱政处长贾轲（贾可）“在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唆使犯人刘铁峰、王维海用胶皮管毒打法轮功学员侯延双、方连伍的后脑和后背。法轮功学员侯延双多次找监狱长牟家利反映情况，他用各种借口回避，副监狱长何英杰坚持让法轮功学员‘转化’，而不给检查身体。”
“当时的副监区长王小波唆使犯人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还不让上厕所。侯延双的身体被迫害的极度恶化，当时全身抽筋、疼痛、麻胀、全身发冷，脚底下有冒风的感觉，躺不住、坐不住、站不住，视力、听力越来越差，说话也不清楚，只能用写字来代替。”
 酷刑演示：毒打 |
我父亲刚到监狱的第一天，就被第一监区狱政处贾轲指使犯人毒打，致使腰椎、颈椎被打成重伤，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留下后遗症，腰椎长骨刺，颈椎损伤钙化。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父亲给我的信中说“我们（奴工）劳动时间长又很累”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日，父亲在辗转传出的信中说：“为争取公平对待，与政府谈判——在权力面前，我们是孤独的弱者，在法律面前，我们寻求公正，在强暴、虐待的弱势群体中站出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壮举……”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日，父亲的信中写道：“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月底十六日，监区长答应了我们的要求，给我们三个同修十七点收工，这样，我们出工的时间由原来的十二——十五小时缩短到十小时零三十分钟……取得这样的进展是很不容易的，这是长期又复杂的过程。狱警对我们很敏感，犯人也偷偷监视我们，我们就是生活在夹缝中，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有正念，有慈悲……”然而，即使每天干十小时零三十分钟的活儿，也是违反《劳动法》中规定的每天不超过八小时的工作时间。
2. 父亲侯延双在长期迫害中生重病 监狱方不肯予以治疗
二零零二年的十月份，我母亲从外地回到家里，但是并不敢公开，只能躲藏在亲戚家。我终于见到了母亲。一年的阔别，我已经不太敢认她了，一年前，我还比母亲矮半头，这次我却比她高出一头。我不敢在亲戚家久待，怕邻居生疑，回家时，我又哭了一路。
我母亲虽然回到凌源，日子却并不太平，凌钢公安处还是没有放弃对母亲的搜捕，母亲仍然是居无定所。
二零零四年八月左右，母亲终于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开始去沈阳第一监狱探望父亲。在警察的严密监控、封锁和种种刁难下，我和母亲费尽周折的了解到他在狱中的一些情况。
二零零九年一月七日，父亲（当时已被转入四监区）发现自己说话有障碍，左侧身体动作有障碍，麻木、吃饭困难、胸痛、胸闷、头晕、呼吸困难，当天到监狱狱医处量血压，高压一百九十，心电图检查是心肌梗塞；十四日，在监狱医院做脑CT检查的结论是脑血栓。检查报告单上没有写明，门诊医生告诉父亲是脑血栓，并建议住院治疗。然而监区领导不同意。父亲多次向监区领导提出保外就医，监区负责人却硬说他不够保外就医条件。
3. 监狱方隐瞒父亲侯延双病情的、不给治疗和对家属的迫害
明慧网文章《沈阳第一监狱害死侯延双的更多真相》报道中，那份辗转传出来的材料中提到：“侯延双当时在辽宁省监管总医院。即使这样，监狱还要求他回去跟着出工。出院后，监区的队长施展等还让他签字，说自己要求出院的。他们还安排一个监控人员严密监视法轮功学员的一举一动，向他们汇报。”
二零一零年九月份，父亲的病情愈加恶化。我和母亲对他非常担心，向监狱提出保外就医的要求。但是屡屡遭到拒绝，监狱以“必须签保证书”为要挟，逼迫父亲在生命和信仰之间做选择，被父亲严正拒绝。母亲频繁不断的从家乡凌源坐车到沈阳第一监狱找监狱方交涉。他们如临大敌。这期间，监狱方面并没有诚意为父亲治疗，虽然去医院检查过几次，但是对于检查结果，他们想方设法瞒骗父亲本人和家属。
在与监狱方交涉过程中，第一监狱的施清军对母亲说：“侯延双有自杀倾向”，母亲回答说：“他是炼功人，不可能自杀。”
而且母亲还发现，一个叫宋东的警察身上带着一个窃听器之类的东西，母亲和他所说的话全都在监听中，有时候还没等宋东回去汇报，监狱官员已经知道情况了。
宋东有意问我：“你还炼吗？”母亲明白这是他们的圈套，就说：“炼不炼，跟你有啥关系？”这种种迹象，使我们感觉到，他们似乎想搜集迫害母亲的证据，也可能因为我和母亲一再向他们交涉，一再提出保外就医要求，知道太多他们对父亲的迫害情况，明慧网上也一直都有对父亲在监狱中被迫害的追踪报道，他们对我们心存忌惮，如果他们找公安机关把我母亲也抓起来，母亲的嘴就被他们封上了。
九月十七日，母亲接到狱方电话，称侯延双病情加重已住院，要求见家人。九月十九日，我和母亲及其他亲友赶到沈阳第一监狱。看到父亲走路困难，呼吸困难，喝水会呛，水从鼻子喷出来。憋气憋的厉害，说不出话来，口水流个不停，弄得身上很脏。父亲将写好的三个纸条塞给我母亲，警察发现后急了，马上要我母亲交出纸条，母亲不答应，警察就要强行搜身，被我和母亲厉声喝止。十多个警察一拥而上，把我们团团围住，同时把门锁上。母亲被迫交出两张纸条。剩下的一张纸条上写的是医院检查结果。诊断父亲有多处脑血栓，血压二百三十，咽部有肿块。我和母亲再次急切要求保外就医，监狱长说不“转化”就不予办理保外就医，也不准家属陪护。
九月二十六日晚上，母亲又得到消息，说父亲现在情况很不好，没有一个人照顾他。
十月二十日，母亲去探望父亲，发现狱方居然这样愚弄我们：家属去了就把父亲送去监区医院。家属一走，就把他送回监舍不给治疗。
十二月三十日，在我们强烈要求下，监狱方在家属陪同下，带父亲去中国医科大学检查。
母亲强烈要求把父亲一些脑CT、心电图等拿回凌源找大夫看，他们通过层层审批终于同意。母亲拿着CT片子去找凌源大夫看，大夫说片子是病发后很长时间照的，这说明病人并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
此时父亲的病情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高血压病三级、心脏病、多发性脑梗死、腔隙性脑梗死。
监狱方把他送到监区医院，可这只是做做样子而已。父亲呼吸如此困难，医院本应该给接氧气，痰堵的厉害，医院应该为他吸痰。否则，随时都有窒息而死的可能。可是监狱方既不给治疗，也不同意保外就医，冷酷、漠然的看着这个生命在剧烈病痛的摧残中一分一秒的煎熬、挣扎，一分一秒的走向死亡。
父亲曾经告诉母亲，他在监区医院受虐待。警察在身边严密监视，母亲无法得知他受虐待的具体情况。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父亲又被狱方从医院送回监舍。
4. 父亲侯延双被迫害致死，死因成谜
二零一一年四月三日晚，母亲接到第一监狱施清军的电话，说“侯延双支走身边人，用鞋带上吊自杀，送医院抢救，抢救无效死亡。”我和母亲听了这个消息，如五雷轰顶，悲痛欲绝。
四月四日一大早，第一监狱联系凌源监狱，派车载家属去沈阳第一监狱。临行前，监狱方委托我户籍所在的莫胡店派出所查验所有同行家属身份，深恐有正义人士介入此事。
下午四五点钟，车开到沈阳某宾馆。门口站着很多人接待我们这些家属，态度伪善。
陪同前去的我的小姨父也是警察，监狱方不知道从哪里找来小姨父的警校同学来招待家属，可谓用心良苦。负责接待家属的还有四、五个人，其中狱政处处长史英负责与家属周旋。
四月五日，按照监狱方的安排，先去殡仪馆看死者遗体，看到父亲脖子上有一道勒痕，我想拍照，被监狱方强行阻止。然后又去看死亡现场，省检察院的人也在。按沈阳第一监狱的规定，门牌上、床头都有在押人员的名字与号码，每个监舍和走廊都有摄像头，在押人员的一举一动都处在监控之下。可是偏偏父亲“自缢”的房间里却一无所有。狱方声称他们无法提供父亲自杀现场的录像及抢救过程的录像。
据狱方的解释说：“监狱里犯人太多，把活动大厅隔成监舍，有些监舍有摄像头，有些监舍没有摄像头。”令人不解的是：在他们眼中有自杀倾向的父亲，监舍中却没有摄像头。
监舍内有四张二层铁床，狱方跟我们说：父亲住在其中一床的下铺，支走身边人为他找纸笔，把两条鞋带系在上铺，跪在床上上吊自杀。按照监狱规定，犯人手中不能有绳子、鞋带等东西。母亲质问狱方：“侯延双手里怎么会有鞋带？”回答是：“这是他早就藏起来的。”
陪同我们前来的亲属，开始跟狱方交涉经济赔偿事宜，最后监狱方赔偿了十五万。
我父亲侯延双，一个秉性善良正直的好人，正当五十岁的壮年，就这样被迫害致死，撇下了思念、牵挂他多年的妻儿老小。江泽民犯罪集团多次诬蔑法轮功有病不让吃药、不让上医院，害死了多少多少人云云，可是我父亲修炼法轮功之后，原来因为手术而变得虚弱的身体，没吃一片药，恢复了健康，而九年半的冤狱，剥夺了他的修炼环境，摧残了他的身体健康，身患危重疾病得不到治疗，也不允许保外就医，这一切证实了——有病不让治的是江泽民，是听命于江泽民的一伙政策执行者。
5. 狱方继续钳制言论自由，妄图掩盖父亲侯延双被迫害致死的真相
二零一零年四月六日，父亲的遗体被火化，六日当天我和亲属返回凌源。父亲的死讯通过各种渠道传开，有法轮功学员听到消息后，在海外明慧网发文报道，揭露沈阳第一监狱的迫害致使父亲侯延双含冤离世。
不久，第一监狱派出副狱长刘某和狱政处处长史英来到凌源，先伙同凌源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出所，找到我四姨父，威胁恐吓了一番，说要抓上网发文的法轮功学员。后来通知我和母亲去凌源宾馆见他们。我和母亲去了以后，他们问我们是谁上网发文的？我们说不知道。
父亲十四年的冤狱，已经熬过了九年半。团聚，是我们一家三口最大的心愿，他的突然惨死，造成我和母亲内心难以平复的伤痛。法轮功学员出于公义，发文为我们鸣冤叫屈，而沈阳第一监狱仍然要仗势欺人，妄图封住悠悠之口，他们的嚣张凶狠，已经到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地步。
五．从十二到二十三岁：爸爸的牵挂和嘱托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日晚，我从补课班放学回家后，突然家里闯进了三个警察，经过了三个小时（听说是这么久）对我爸爸的非法盘查，当时我只有十二岁，心里害怕极了。父母怕我受到惊吓，让我早早的睡觉。没想到，这一夜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爸爸被绑架，妈妈在凌钢公安处的搜捕下，被迫流离失所。早上醒来家里空无一人，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
我独自一个人站在窗前望了好久，我也不知道在看什么，也许是等待父母的归来。从那以后，我失去了爸爸妈妈的关爱。左邻右舍表面对我的态度倒是客气，但我总是看到她们远远的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们家的事情，让我感觉自己是个“异类”。
十月二十一日，我的大姨李春玲、大姨父韩立国、小姨李春艳也相继被绑架、刑拘，昔日大家庭，突然失去了这么多的亲人，我的姥姥姥爷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亲戚们对我很发愁，以后谁来照顾我？我的生活费用谁来资助？当时我只知道，饿了跑去姥姥家，在那里可以吃到饭，有时亲戚们也喊我吃饭，四叔下了班为我做饭。虽然有这些亲戚们的照顾，可是我的内心仍然感到无依无靠，父母对一个孩子的意义是什么？谁又能取代得了父母呢？我把父母的照片藏在贴身口袋里，想念他们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照片拿出来看。
至于说学费和衣物，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当时印象里总是穿着一件秋衣，袖子邋邋遢遢的盖住手指，穿着一双破球鞋。警察拿着我家的钥匙，经常非法搜查我家，有时人在家里，他们自己打开门，就进来乱翻。我知道的有八次，没碰上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次，现金、存折都被他们抢走，床上的褥子，他们一层一层细细地翻。
时光荏苒，八个月过去了，在二零零二年的七、八月份，我得知爸爸被非法判刑十四年，从此以后可以会见亲属了。不判刑是不许亲属见的，得知判刑，我居然“非常高兴”，因为我终于可以见到爸爸了。
当时我蹲在看守所门口，看着一个个从里面出来的法轮功学员。我想：爸爸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我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年男子，好象有点神似，但是我却不想认，因为他不是我印象中的爸爸，我的爸爸有结实的肩膀，魁梧的身躯，能轻易地将我抱在怀里。这时别人告诉我，侯毅，看你爸爸出来了，这时我才反应过来，这就是我的爸爸。我跑了过去，想说什么却又不知该说什么，我就是哭，一直在哭，回到家后，我又哭了两个小时，才渐渐停下来。其实那次见面，我没有看清爸爸的模样，我真后悔，为什么不好好看看朝思暮想的爸爸，把他的模样牢牢记在心里。
我的大姨、大姨父、小姨也和我爸爸一起被非法判刑，陆续送到沈阳监狱迫害。
二零零二年的十月份，我妈妈从外地回家了，但是并不敢公开，只能躲藏在亲戚家。我终于见到了妈妈。一年的别离，我已经不太敢认妈妈了，一年前我还比妈妈矮半头，而今我却比她高出一头。我不敢在亲戚家久待，怕邻居生疑。见到妈妈，我还是一直哭，回家时，我又哭了一路。
二零零三年，我去沈阳监狱城，第二次见到了爸爸。我先去探望了被非法关押在女监的大姨、小姨。临别的时候，我搂着小姨的脖子哭。离开后，又哭了一路，一直到见我爸爸的时候，才刚刚止住眼泪，结果爸爸一出来，我又哭了，还是象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样，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还是没有看清爸爸，爸爸抚摸着我、安慰我。
二零零四年，我得知我的大姨父被沈阳第二监狱迫害致死，当时我气得用手打墙。沈阳第二监狱告诉家人去处理后事，去了之后，什么解释都没有，只丢下一句：“心梗。”
自从两个女婿、两个女儿被非法判刑，一个女儿流离失所之后，原本健康开朗的姥姥，身体变得衰弱多病，精神上也一直郁郁寡欢。大姨父被迫害致死后，我姥姥带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缠绵病榻多时之后，含冤离世。
二零零五年七月，我知道爸爸在刚被送到第一监狱的时候，被狱政处处长贾轲指使犯人打折了脊柱，没有得到治疗，多年的奴工劳动中，已经留下后遗症。那年我才初二，年纪还小，但我想用法律来保护我的爸爸，我去沈阳探望爸爸之前，查阅了刑法和监狱管理法，写了一份控告书和一份保外就医申请书，打算看过爸爸之后，就直接递交到沈阳的法院去。
我一个人去了沈阳第一监狱会见爸爸，狱警搜查我的包裹，发现我带着法律文件，就非法没收了。看样子，他们也被吓坏了。我要求他们还给我，他们说什么也不给。我心想回家再整理一份。从监狱出来后，我去小饭店吃饭，一个狱警在跟踪我，可能是想看看我是否要去告状，如果我真的去了，他们可能要对我采取什么非法措施。我给妈妈打电话说：控告书被他们没收了。妈妈跟警察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知道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妈妈怕监狱警察再把我给绑架了，就赶紧催我快点回家。
二零零九年三月份，我上大学，我刚走的第一天，我妈妈和小姨就被宁城警察绑架。爸爸在监狱中苦熬，出头无日，妈妈又要被非法判刑，我将再一次变成孤儿。我万念俱灰，心里极度憎恨这些警察。我从学校请了假回到家，不想再念书了。长辈亲戚知道了，把我骂了一顿，说：“你回去念书，你妈妈的事我来处理，要是处理不了，你怎么办我也不管了！”过了将近一个月，我妈妈和小姨各被勒索两万块钱，才被取保候审放回家。
二零一零年，我爸爸因为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我和妈妈来到沈阳想给爸爸办理保外就医，这些警察对我们带搭不理，在我的一再逼问下，监狱长没有话了，才让警察把我爸爸带出来，在监狱医院的长椅上，我手抚着爸爸的腿一直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爸爸用手套给我擦眼泪，在场的一个年轻警察看到此情此景，也忍不住哽咽了。
二零一一年四月一个下午，我在吃饭，妈妈给我打电话，说监狱来信了，你爸爸死了。我如五雷轰顶，一下子懵了，傻呆呆的站在那里。唯一的念头就是：我要照顾好妈妈，这世上我只剩下这一个亲人了。
在狱方的催促下，爸爸的遗体在沈阳火化了，我抱着爸爸的骨灰。当时心里特想对狱警说：不要再把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了，你现在看到他们子女痛不欲生的悲伤了。尤其是回想起我和妈妈眼睁睁的看着爸爸只因为不放弃内心坚守的信仰，在日渐加重的病痛中、在狱方草菅人命的冷酷中，挣扎着走向死亡，却无力施救，无法照管，这种痛苦无奈的心情，难以言表。
回家路上，我捧着骨灰盒哭了一路。下葬时我的眼泪象线一样，一直掉一直掉。我小时候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孩子没有爸爸会怎么样，现在真的体会到了，失去了爸爸，真是永远不能弥补的遗憾和哀痛。
对爸爸来说，思念、牵挂未成年的儿子，对他来说，应该是他在狱中承受的最大折磨了，他担心我在缺乏关爱和管教的情况下，性情变坏，一次一次在信中对我千叮咛万嘱咐。从十三岁到二十三岁，在看守所、在监狱，一次次与爸爸依依不舍的惨别，最终团聚无望，父子永不能相见。
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延续了十六年，正好是我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历程，我遭受了一般同龄人没经历过的巨大创伤。回顾这十六年的漫漫长路，犹如我和家人的一部血泪史。然而我始终坚信一点：法轮大法是正法，我父母、姨妈、姨父没有犯罪，他们是世上最好的人。这个坚定的信念，让我勇敢面对所有苦难，支撑我走过孤苦无依、备受歧视的艰难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