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遭绑架　家庭离散　河北省蔚县耿玉林控告江泽民

现年五十一岁的耿玉林，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五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以下是耿玉林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一九九九年前，我生活在病魔之中，痛苦不堪，病魔折磨得我经常打孩子、骂丈夫，脾气暴躁、全身是病经常感冒、左半面脑子整日象过飞机、拉电锯似的响个不停；患有横结肠胀气、低血压，经常昏倒在厕所道上；回家连炕也上不去，得丈夫抱到炕上；地里的活干不了，常年吃药，欠了村里几家的药费还不上。因为没钱更别妄想去大医院看病了。一九九八年有人见我这么痛苦，就向我介绍法轮功，我不相信，没钱还坚持医治。病痛折磨得我没个人样。一九九九年春，村里来了一个炼法轮功的人在向别人介绍《转法轮》这本书。我看《转法轮》后，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当人是为了返本归真，是当好人修真善忍，做更好的人，不知不觉中我的病没了，身体一身轻，慢慢下地也能干活了，也不发脾气了，再也不打儿子了。从此我的家庭和睦了。

我感激我的师父使我重生，我感激大法使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

遭敲诈勒索　酷刑折磨

第一次遭绑架：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

二零零零年三月份，我出门去搞药材冬花。当地乡干部也看到了我买的冬花，却指着我说：知道你去搞药材，知道你没去北京，你吃菜我们也得喝汤。于是在我还没赶回家之前，把我的丈夫闫志新押到陈家洼乡政府，索要五千元钱，说如果你妻子去了北京这钱就扣了，如果没去北京就把钱当押金还给你。我丈夫被关押了一夜，第二天他们又向我丈夫敲诈钱。家里哪儿有这么多钱呀，好几个人押着我的丈夫到下元皂村向乡亲们借钱，跑了大半个村，挨家挨户借，连小孩压岁钱都凑上了。我赶回家后，我丈夫叫我向乡政府讨押金，当时乡政府政法委书记姚玉智不但不还给我押金，还恶狠狠地说：摘了帽子碰天去，法轮功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就想找个地方说说理，因押金没还，我卖了两百多斤玉米籽共七十多元，就去北京想讨个公道。我没错，法轮功也没错。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日，我去了北京上访，结果被前门派出所警察绑架，我还没到家，陈家洼乡政府人员骗我儿子（当时才十三岁）开门抄了我的家，我公公去阻挡，他们就打老人的头部，抄走了家中三轮车、自行车、电视机、影碟机，还有我的身份证等。围观村民纷纷说：这哪是政府，就是土匪。 我公公连气带吓病了，于二零零一年冬去世了。

我被前门派出所押回蔚县陈家洼乡派出所，纪检委书记张怀下令说：是人就没有不怕打的，给我狠狠的打！当夜两、三点钟警察李庆龙跟一个雇来的村民小名叫根子的人，开始对我进行残酷的人身迫害：将我双手铐在床头上，用竹板不停地打手，直打到双手变成紫色，肿得象两个大面包，我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他们气急败坏，用电棍电击我的嘴、腋窝、后背等敏感部位，只听见啪啪响，我昏过去了，他们又用冷水泼醒我，继续电，直到电棍没了电，接着用“痒痒挠”挠我的脚心，这样折磨我长达两天两夜，我被打得死去活来。后又把我押到乡政府继续关押，两手各铐一个铐子。在乡政府同一室里还有三个被抓来的村民，乡政府人说：乡政府让他们交出房产证做抵押，保证不进京上访。更恶毒的是让这三村民来迫害我，我看出他们的阴谋，及时向三村民讲清真相，使他们转变了态度。乡政府人员又唆使一党员诬陷我，说我要用手铐砸死她。我告诉她：我是修善做好人才被抓来的，我也有儿女，怎么会害你呢？你千万别听信他们的指使，回家去吧。她就再也没来。后又派五个人二十四小时全天监管我。农忙了，家里孩子没人管，地里的活没人干，我丈夫又当爹又当娘带着一双儿女还要种地，忙不过来，多次向政府要人，他们说：让你妻子写保证，我们就放人。随后他们施压，纪检委书记张怀让我在他们事先写好的东西上签名，还强迫我念他们写好的污蔑文章并录像去毒害别人。我痛不欲生，我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了。其实他们并不想放我，五个多月过去了，一天上厕所趁无人我就跑了，从此我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有儿女不能管。

被迫害致命悬一线

第二次遭绑架：

二零零一年元旦，第二次进京证实大法，我在天安门前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立即又被天安门派出所绑架，关押一夜，次日押送到蔚县看守所。因反抗对我的迫害，我开始绝食，在绝食期间，看守所警察指使犯人对我强行灌食，把我铐在死人床上，身体撑成“大”字形，四肢分别铐在床板上，用钢铁制作的专用工具敲坏口腔、牙齿敲松，捏住鼻子向嘴里灌浓度很高的咸玉米糊糊，我几乎被灌得窒息。又有时将我的双手背铐按在地上，抓住我头发，脚踩着肚子，灌进的食物又被压迫从嘴里喷出来，再灌再喷，这样反复折磨，每次由四五个犯人，把我弄没人地方进行迫害，长达近一个月。

我命在旦夕时，蔚县看守所怕出人命担责任，把我送回陈家洼乡政府，乡政府也怕担责任拒收，无奈的情况下，把我送回我村下元皂村委会几日，村委会一看人已脱相，一百多斤好好的大活人给整的只有五、六十斤，村民众说纷纭，把乡干部围了起来，他们见状不妙于半夜把我送回家，当时我家没人，丈夫出门，只有公公和小叔子家有人，他们就用欺骗的方法半夜把我公公叫醒，开门，一窝蜂把我放到炕上就跑了。

有一村干部借大喇叭广播：咱村出人命了！这时乡亲们不平了，把我抬出来去乡政府评理，乡政府的汽车还没走，我很清醒，告诉大家：把我放到汽车底下，让他们从我身上碾过去。乡亲不忍心，把我放到汽车顶上。乡政府干部吓唬乡亲，叫抬我的人签名。我立刻告诉乡亲们都签我的名，我大声喊：迫害良善、包庇邪恶、天理不容，他们见状不妙又把我抬回村委会办公室，放在办公桌上溜了。

第二天县里来人见状和我谈判，我只要提出条件都答应，当时我想我是修炼人，要求经济赔偿他们也会从乡亲们身上刮，我就说：把我的私人财产归还我就行。他们把抄家抄走的东西还给了我。乡亲都说太便宜他们了，他们又找个替罪羊把村书记撤职，草草收场。

几次被囚洗脑班、送劳教

第三次至第八次被遭绑架：

二零零一年秋季，我因炼功身体恢复很快，一天我在家里干活突然陈家洼政府官员闯入我家，不出示证件，又把我抓走，强送蔚县公安局洗脑班进行迫害，打我骂我、踹我、搧耳光，我绝食反抗，实在“转化”不了我就让我回去了。

二零零一年冬季，有一天的半夜，趁我丈夫不在家三更把我从家绑架到陈家洼乡派出所，第二天，把我送到高阳劳教所，关押一夜，次日体检肝炎晚期大三阳。劳教所拒收，他们不甘心又把我送到县公安局洗脑班继续迫害，半夜我越墙逃走，再次流离失所。

我于二零零二年再次进京正法，又被前门派出所绑架，再次绝食抗议，再次对我进行野蛮迫害，电棍电击等手段，他们一看不“转化”又不报名，就释放了。

二零零三年秋天，我再次去天安门正法，被前门派出所警察绑架，又遭一轮残酷迫害，因我太弱了，他们怕担责任，又把我送回蔚县洗脑班，蔚县洗脑班见我不“转化”，怕担责任连忙送县医院，他们就溜了。

二零零四年冬天半夜，警察趁我丈夫不在家（跑车几天在外）闯进我家里，我正熟睡，突然惊醒，站了一屋子人吓得我女儿哇哇大哭，他们从被窝里往外拽我，我不配合，他们找来几个妇女，强行给我穿衣服，天快亮了，强行把我带到陈家洼乡派出所，准备再次把我送到高阳劳教所迫害。在那呆了一宿，劳教所要医生证明，一看还是肝炎晚期大三阳，拒收。警察无奈又把我送回家。

二零零七年九月底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地里干活，我被西合营镇政府官员骗到政府后，又被绑架到张家口市桥东区法制学校强行洗脑半年，酷刑是：用手铐单铐手、单脚点地、铐到门头上吊着，不给吃饭、不给喝水、不许睡觉，上眼皮只要碰到下眼皮就用木棍撑开，拳打脚踢打耳光、电击。十二个人轮班折磨。真是人间地狱。

政府施压　丈夫被迫离婚

二零零零年被警察抄家后，我的身份证到二零一零年更换二代才补上，在这期间，出门坐车受阻，租房、找工作等都受到阻碍，流离失所造成的损失痛苦，永远也说不完。

乡政府人员几次对我丈夫施压，他终于承受不住了，限制我的言论自由，对我经济控制，我向乡政府提出口头控诉，由于你们对我的迫害，我的家维持不了了，你们五次对我丈夫施压逼迫和我离婚。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一日，我丈夫在中共迫害的巨大压力下和我离婚，孩子哭喊要妈妈，这样一个好好的家庭被拆散了。

二零一五年四月，我向我户籍所在地利台庄村开无住房证明，村书记魏义就是不给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