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张桂芹遭迫害经历
下面是张桂芹老人的自述：
绝处逢生 感恩师尊
我是一九九六年十月份喜得大法，得法时我四十九岁，是因为我身体不好才炼功的。以前我全身从头到脚都是病，没有好地方，可以说我的病说不过来了。最重的就是脑袋病和胃病。经常头晕目眩、恶心呕吐，不能吃饭，瘦的皮包骨。那时我什么活也干不了，就连针线活一针也做不了，电视我都不敢看一眼，睁眼都难受，整天吃药打针，最后没钱了就欠帐。我们村也大，有四个药所，这四个药所我都欠帐，哪个药所都欠好几千元，快上万元了。可是我钱也没少花，我也没有好病，越治病越多，病情越来越重。病痛折磨的我脾气也不好，总发脾气，经常跟我丈夫吵架，有时打一起，打完仗，不吃饭不睡觉，精神都不好了，自杀两次都被抢救过来了，我生不如死。就在我走投无路时，我幸运得了师父的高德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感谢师父慈悲苦度，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得法后按师父要求做，按真善忍做，我的身体什么病都没了，什么活我都能干了，真是一身轻。我不但病好了，脾气也没了。我儿媳妇一看这大法也太神奇了：就这么几天能把我婆婆改变这样，我公公骂我婆婆，她也不吱声，以前哪有这种事呀？师父重塑了我，从地狱把我捞出，真是幸福极了，真是不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我对师父感恩之心。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中共魔头江泽民发动迫害大法。我一个农家妇女因此被两次绑架关押，被非法劳教二年，害得我钱财失尽、丈夫身亡。
两次被绑架
第一次是在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八日，村干部把我们村修炼法轮功的学员有八、九十人都找到村委会，是县里迫害法轮功的人还有乡政府的人来到我们村子，抢垦乡的杜天佐乡长给我们开会。
县里的人就开始讲法轮功不好的话，污蔑法轮大法是×教，威胁大家以后谁也不允许炼了。我就站起来说：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能祛病健身，我们是一群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的人，哪一点邪呀？……我话还没说完呢，杜天佐问：还有谁说（法轮大法）好的举手？接着又有六人举手。然后他上外面就打电话，叫乡派出所的车来。不一会儿随车来了三个人，有邓宝仁、宋同友、姜东春，都是派出所的人。把我们七人强行拽上车，把我们拉到乡派出所，给我们做笔录，晚上十点就把我绑架到拘留所，关押一个月。我家人孩子怕我在里面受苦，找人说情又请人吃饭，花费了一千多元。县“六一零”（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宪法和公检法之上）主任郝永波又强要二千元钱，拘留所要二百八十元。回到家，村干部陈仁红、黄跃军又来我家索要二百元。这一次我家一共损失四千多元。
第二次是二零零四年九月七日，我到青山乡太升村参加交流会，听法轮功学员寇俊江讲述他遇难呈祥的神奇故事，被不明真相的村民诬告，勃利县“六一零”的郝永波、公安局的姜东春、白玉钢，还有好几个人我不认识，把我们在场八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强行硬拽到他们带来的大客车上，把我们都拉到拘留所。我在拘留所里先是被非法关押十五天，孩子们心急似火，想尽办法营救，结果不法人员勒索我家人五千多元钱也没放我。后来又把我关押到看守所。我牙齿不好没有大牙，在看守所成天吃大渣子（玉米打成碎块煮的饭）也不熟，白菜汤上面一层小虫漂在上面，我吃不好。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五十多天，我瘦的皮包骨。后来把我非法劳教两年，又把我们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劳教所迫害。
被非法劳教两年
那里的警察都很恶，刚入所就遭到了非人的待遇，不准学法炼功，管我的警察叫冯远慧，还有两个包夹人员形影不离的看着我，且威逼我放弃信仰“真、善、忍”，我不服从就酷刑折磨，逼我光脚长时间站在黄豆粒上，不“转化”还成夜不让睡觉；或蹲小号不让见任何人，给我的精神造成一种极度的恐惧感，人的尊严全被剥夺。梁雪梅警察看我们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是什么态度。有一次让我们答题，问法轮功是什么？我在纸上答：法轮功是宇宙根本大法；是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他就是佛法。梁雪梅看完之后来到我们干活车间，把那张纸往起一举说：这个题是谁答的？是谁写的？痛快给我站起来！我没站起来，我说是我写的，我说的是真话。她就把我拽到她的办公室里，骂我一顿。让我在那站了十二个小时。
由于我不“转化”就不让家属见我，我女儿去看我有三次没见到我，我女儿怎么说好话也不行，我女儿哭的非常伤心，说我大老远来的，一个来回路费钱就五、六百。他（她）们都不同情，一点人性没有。我深知法轮大法是正法，按“真、善、忍”做人没有错，并且我在大法里受益匪浅。我全身是病，被病魔折磨的不想活的我喜得大法，没有吃药不长时间病痛全无，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中共逼我放弃，摧残我的精神，真是生不如死，感到度日如年，苦海无边。
在劳教所除了身心遭受迫害，还逼我们干奴工起早贪黑的干活，完不成任务还要加班加点，卫生极差，吃得极差。
那时我已经快六十岁的人，被非法关押的身体很不好，体重八十来斤，我不能干。警察就说：你想不想回家了？如果你不干活就给你加期，你就别想回家了。在劳教所让我们装牙签，成天干活不让休息。我那两只腿、脚肿的很粗、很大，也不让我休息。后看我身体实在不好，就让我干半个人的活，别人装一千盒，我装五百盒，不干完就不让睡觉，我们经常在黑天干活。那里的警察都是魔鬼、没人性。有一次我在搬牙签下楼梯时，我摔倒在楼梯下边去了，脚脖子崴肿了，冯远慧狱警还骂我一通，那你也得干活！还有一次在干活时，我讲我是炼功才有好身体的，又说大法怎么怎么好。冯远慧把我弄到她办公室骂我一顿，说要给我加期。我说的都是实话呀，她气的又骂我一通就走了。
在劳教所两年里我受了不少苦，给家里也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儿女都惦记我，在经济上也受了很大的损失。我四个孩子，我大女儿去了十三次看我，那三个孩子去了也有十几次，光路费花都一万多，还得给我存钱。
自从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我，我家和孩子的钱损失了近三万元。农民是中国的最底层，生活并不富裕，在当时的情况下，就等于把我们的家底掏空一样。我家里没有钱了，我丈夫精神上都崩溃了，成天生气，不幸于二零一一年因脑病死亡，终年六十三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