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堪回首的惨烈与酷刑
这些年来我一直尽力回避，不想触碰这些不堪回首的惨烈与酷刑。每一次的回忆，都会使我的心再一次流血。在监狱和酷刑中，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但在写出这些经历的时候我流泪了。我不是为我遭受的痛苦而流泪，我是为大法的伟大而震撼，为法轮功学员们的坚忍不屈而落泪。
为唤醒更多人的良知，揭穿欺世的谎言，我终于把我的经历如实地写出来。
我叫韩旭，今年52岁，原甘肃省地毯进出口公司外销员，计算中心主任。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是个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人，为一点蝇头小利而使用手段，那时与外商谈判私下拿回扣，出差时尽量多报费用。一九九八年我有幸得到了万古难遇的法轮大法，一下子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从此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知道从今以后我要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走一条返本归真的路。
以前从单位经常往家拿打印纸等办公用品；学大法后我知道不能做这种损德的事，就把东西往回拿，不属于我正当劳动所得一分钱也不要。以前干工作我总想尽量少出力多拿钱；学大法后加班加点从不想加班费的事，工作上不管谁需要我帮忙，即使不是我份内之事我也热心地帮助。原来的我记恨心极强，谁伤害了我，我会想办法报复；学大法后再遇到对自己不公的事，也能够按大法所教导的那样去找自己的问题。过去与妻子娘家关系不好，几乎不上门，后来我在大法中明白了人与人矛盾的因缘，就主动上门修复关系，夫妻从此也和睦了。我们家人都是真正从大法中受益的人。
可是这样教人修佛向善的高德大法却受到江泽民的小人妒嫉，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与中共互相利用，开始了对这上亿修佛善良人的残酷迫害。为了给大法正名，为洗清师父的冤屈，我开始走出来为大法鸣不平。
被迫害瘦骨嶙峋 妻子不敢看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二十二日我两次去省政府上访，被无理关押在桃树坪小学两天。二零零零年一月十四日去北京上访，再次被北京公安扣押，并被押回兰州治安拘留十天。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三日，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被绑架，公安怀疑与我也有牵连，随后绑架了我，并把我关进了兰州大砂坪看守所。
看守所里完全是黑社会管理。一进门，我身上从头到脚所有的衣物包括被褥都被号头抢走。警察为了牟利，强迫我与其他在押人一样，为台湾企业“正林瓜子”手工筛选瓜子，完不成任务就被号子打手拳棒相加，每打一下还问：打你了没有？直到你屈服了说“没有打”才住手。打完了还得让你说“谢谢”。如果反抗，会被全号子人一拥而上群殴。
因人满为患，晚上睡觉时必须侧着身才能躺下。由于卫生条件极差，看守所里疥疮非常普遍，从皮肉往骨头里烂。一般人用不上药，治疥疮就只能用硬刷子把烂肉刷掉，再用火柴棍挑出脓胎，撒上些洗衣粉消毒。我在被非法关押的九个半月中身上也长满了疥疮，光手上就十一个，现在腿上还留下了大块的疤痕。他们给我刷烂肉的时候，血流如注，我疼得大叫，差点晕过去。
夏天的活，是用嘴嗑瓜子，然后用指甲剥出瓜子仁来。每人每天的任务量是满满一海碗瓜子仁。在押人有牙嗑坏的，也有指甲剥掉的。号头强迫我们向家里要钱要烟，送进来的食物自己只能得到象征性的一点点。钱和烟被号头进贡给了主管警察（他们私下称他“爹”），换取一些毒品晚上自己吸食。家里没人送钱送物的就要干最脏最重的活，还要挨打受骂，不准别人与他说话。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他们都说唯一的愿望是最后能活着出去。看守所的伙食差到什么程度？在押人员有这样一个顺口溜：“早上的稀饭，中午的砣（硬馒头），晚上面条一勺勺”。
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我被释放回家，妻子来接我时，躲在别人身后不敢看我瘦骨嶙峋的可怕样子。原本体重160斤的我，出来时只有110斤，肋骨一根根的暴突出来。
再次被绑架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日晚，我从一位同修家里刚骑车出来，黑暗中迎面被两个人拉下来，按倒在地，戴上背铐，并蒙住我的头，把我劫持到一个地方的五楼一个房间。其中有人让我跪下，我不从，他们就把我按倒在地，然后搬来一把椅子把我卡在椅子腿下面，上面还坐一个人。他们把我身上带的钱物全部搜走。两个穿着迷彩服的武警从后面拽着我的胳膊，踩着我的脚，他们给我录像拍照，然后连夜对我突审，我说：我没做坏事。不配合他们。
 酷刑示意图：塞在椅子下 |
第二天一早，他们把我押上车送往西果园看守所，这时我看到还有几位法轮功学员也在车上。我被关进西果园看守所十一队。一进门在院子里就被要求脱得精光进行检查。
看守所让我与其他在押人员一样干活拣瓜子，我说：我修“真善忍”做好人没犯法，我不干。我也拒绝象其他人那样被侮辱性的蹲下报数。
到了四十五天，我书面抗议非法超期无理关押，市公安局二十六处的队长何波、魏东等人来看守所内提审我。当我质问他们为什么扣押的财物不给收据时，何波说：你别再想要回这笔钱，我们一定会把它定为法轮功的活动经费（他们共搜走我现金及存折合计约十多万元）。为抗议这种迫害，我用头猛烈向墙撞去（现在认识到这是不符合“真善忍”的过激行为），接着开始绝食。两天后，我被送入康泰医院（大砂坪劳改医院），去时被与另外一人用沉重的脚镣连在一起，走路时俩个人须同时一点点地挪动。
刚一进门就被医院警察厉声呵斥蹲下，我不顺从这种人格侮辱。当我昏沉沉躺在病床上，就被护士打了一支不知什么针。警察医生过来问我情况，知道我已绝食三天时，他嘲笑说：才三天，慢慢绝吧。医院没有给我做任何检查。我告诉医生我没有问题，不用任何药物，但他们还是给我开了很多药（过后警察让我家人付了这所有的费用）。
当时关在医院的还有法轮功学员杨学贵（从越南战场枪林弹雨中下来的退伍军人，先后两次被非法判刑八年和五年），在看守所里浑身长满了疥疮，一下地脓血就从脚上冒出来。医院不给热水洗，他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时常大老远提一桶热水送进来，我帮他擦洗身体。另一法轮功学员（因十月十四日被绑架并拒绝说出姓名，警察给他编的代号为一零一四），进医院时被警察搜身，抢走他身上带的一本小经文，并把他铐在床上。还有一位年轻法轮功学员张晓东（后来在西果园看守所被迫害致死）。从平安台劳教所来的一个五十多岁法轮功学员，被警察唆使劳教人员毒打，将他脚骨打断，仍然还逼他出工。他是拖着被打断的脚骨，拄着一根长长的树桩来医院的。在医院住了二十天左右时，我被送回监狱，说是医药费用完了，等我家人从外地赶来交上钱才又把我送回医院。
“把你活埋在皋兰山上也没人知道！”
一天， 兰州市国安局科长许某等五个人把我劫持到五泉南路的金泉宾馆五一八套房（部队招待所）。张成甫（音，据说是公安派来的），安全局的李某，还有另外社区雇来的四个人，轮班看守我。当我质问他们把我扣在这里有什么合法手续，第二天他们才拿来一张监视居住通知书（其实当时检察院已出具释放证明，但公安不通知我家属，而是直接把我移交给国安局）。我拒绝签字并要求通知我家人并请律师，被他们拒绝。国安局想让我说出我身上带的移动硬盘来源（其中有大法内容）。
 中共酷刑刑具：手铐脚镣 |
四十多天后，一个一只眼、一米九高的黑大个子喝醉了酒开始侮辱我，打我耳光。第二天早晨我决心逃脱，被他们抓了回来又遭毒打。张成甫说：兰州辅导站站长袁江当时也是四十天左右逃跑的（袁江于二零零一年十一月被迫害致死，他们也迫害过袁江）。他们给我戴上手铐和脚镣并连在一起，从此我只能整天弯着腰。他们不再允许我睡觉，强迫我面冲墙，两手铐在后背，两腿向前，二十四小时一个姿势坐在地上。至少有一个星期他们不让我合眼，一闭眼就有人过来把我弄醒。后来我渐渐神志开始模糊，眼前出现各种幻觉，经常不自知重重地摔倒。张成甫就从后面直接提着手铐将我身体拎起来，手铐深深嵌入肉里，疼得我大叫。
这个张成甫几乎每天折磨我。每顿饭只给两个很小的馒头和一纸杯水。一个社区雇来的人看不过去，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这个心存善良的人有时偷偷塞给我一个小苹果或是两根火腿肠，多给我倒杯水。天气渐冷，我没有衣物，这个好心人从家里拿了旧衣服给我穿上，含着泪说，他实在不忍心天天看我受折磨，但他下岗了没有工作，实在没办法，就为了每天十元的补助才来做这个事。
 酷刑演示：暴打 |
安全局的崔姓科长喝醉了酒辱骂我，扇我耳光，然后他就难受得上吐下泻，他说一定是我在发功治他。安全局杨某用大皮鞋使劲踹我的胸口，几乎让我晕过去。由于长时间一个姿势背铐，我的手腕严重溃烂流脓，臀部也坐烂了（至今手腕留下明显疤痕）。张成甫还拿电击枪在我的脚趾上电，同时也电击另一位关在隔壁的法轮功学员，回来还笑着说那个法轮功被他电得一蹦一蹦的。他们见我不开口，就说：我们把你活埋在皋兰山上也没人知道。
 中共酷刑示意图：背铐 |
酷刑逼供
二零零二年十月我被转往陕西省户县公安局（二零零一年我曾在西安与几个同修一起讲过真相，其中有同修被绑架，牵扯到了我）。他们给我戴上手铐和十几斤重的脚镣，押往户县，这时我发现兰州法轮功学员张萍也在同行的另一辆车上。
 酷刑演示：铐在暖气管上 |
到了户县公安局，他们把我两手分开半蹲着在暖气片上铐了一夜。第二天把我们俩押往户县腊家滩戒毒所，在那里开始对我们刑讯逼供。他们先是对隔壁的张萍用刑，我听到张萍的惨叫声，他们一边用刑一边咆哮：说不说？！张萍被他们上了六次刑，但凭着对大法的坚定和意志，最终使他们一无所获。后来他们过来对我用刑。刑警队长樊合德说：其实你们在西安做的事我们什么都知道了，只不过找你核实一下。你认识某某某、某某某吧？她们都已经在这里了。我们是西北行动小组成员，专门对付西北地区法轮功的。对你们已经是够客气了，若是一般刑事犯，我们不问，先上绳，等他熬不过去了自己一件一件事往外说。我告诉他，你们是在迫害好人。
他们把我五花大绑，再拉过一把木椅子，把椅子背从我的胳膊中间套进去，然后对面再拉过一把椅子，把我戴着沉重脚镣的两腿搭在对面椅子背上，两个椅子用力往一起挤压，把我在两个椅子背之间挤压成V字形。头顶到了小腿，我感到腰和胳膊都要断了，同时他们还用力揉搓捶打我肩膀处的穴位，让我痛苦难当，几乎窒息。在这样的酷刑折磨下，我失去了意识，最终承受不住，违心的说了不该说的话，至今还深深地愧疚。
后来我得知，西安法轮功学员王大卫上个月在被他们逼供审讯过程中，就这样被迫害致死。为掩盖他们的恶行，最后还强迫我在笔录中写感谢户县公安局的热心所谓“帮助”和“教育”。户县公安局对我们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几乎都用了酷刑，连七十多岁的老太太都吊起来折磨，然后用刑讯逼供得来的所谓“口供”罗织罪名。
被非法判刑十年
我被关在户县看守所时，号子里来了一个和当地六一零有关系的人。他告诉我，为你们这个案子，六一零和公检法联合办案，已经把这个案子定为户县十大案件之一。你们每个人判几年都已经内定下来了。
开庭前，他们假惺惺为我们提供免费司法援助。我问律师是否能做无罪辩护，他说上面已经给他们开了会，不准给我们做无罪辩护。我于是决定自己辩护。开庭那天，在被押往户县法院的路上我看到街上已戒严，到处都是警察。在法庭上，法官不准我念自己写好的辩护词。我当庭揭露他们对我刑讯逼供，他们慌忙抢过我的话筒，并把我押出法庭。最后我们十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重刑。为报复我当庭揭露真相，户县法院将我冤判了最重的十年刑。
在户县看守所被关押期间，我把“真善忍”的道理讲给那些和我关押在一起的人听，把买的东西分给他们吃，冬天很冷的时候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给其他人穿，感动了号子里的人，号头说法轮功这么好，我们也应该学“真善忍”，以后我们号子里再不给新来的人“过手续”（所谓杀威棒，打人）了。
看守所里的生活非常艰苦，每顿饭是白水煮菜叶，碗底是一层泥，上面漂一层小虫。冬天坐在水泥地上，寒风直接从栅栏门吹进来，冻得人瑟瑟发抖。
在户县被非法关押的八个月中，户县公安局不断地在刑事拘留和监视居住之间变换，以延长羁押时间。有时手续虽然是监视居住，但仍将我们羁押在看守所或戒毒所。后经我们集体绝食抗议，才将我们转到长安县工人疗养院（西安市洗脑班）。我曾听到公安局的一个人对樊合德说，这样反复变换羁押手续违法。樊说：违法就违法，反正有人负责（由于反复变换手续，我从开始被羁押的五个月时间最后未算在刑期内）。户县公安局警察还抢走法轮功学员身上的钱，说是支付戒毒所的伙食费。樊合德竟然让我给兰州公安写信，要从我被扣的十多万元中索要三千元作为我在这里的费用，被我拒绝（这十多万元在我入监二年后，经我家人向兰州检察院控告才得以索回。这期间兰州公安多次去银行，要求以非法资金的名义扣押这笔钱，都被银行拒绝）。
渭南监狱严管队小号
在户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八个月之后，我被劫持到了渭南监狱。渭南监狱又名陕西省第二监狱，本是锅炉厂，陕西省被判无期、死缓的重刑犯被关押在此，也是陕西省对男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转化基地。
当时监狱多数监区从事锅炉生产，其它监区进行其它生产劳动：如十一分监区做缝纫，生产出口欧美等国家的儿童服装，还做过出口新西兰的马具，编织草垫，搓烟花炮筒等。服刑人员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完成任务还要晚上在监室里加班。十一分监区是入监队（严管队）。当时的监狱长是王智雄，政委齐颖明，副监狱长霍峰主管改造，教育科副科长刘庚年（现继任者为单忠林）主管迫害法轮功学员。
从二零零三年起，我就被单独关押在严管队的小号监室内，由两个包夹二十四小时贴身看管，不准与别人接触，出门上厕所都要包夹跟随。一进入监队，我就被要求出工劳动，我正告警察：我没有犯罪，我不干犯人干的活。我也拒绝点名报数。
为争取炼功权利，我曾多次绝食，最长一次二十五天绝食绝水。他们让五、六个犯人强行把我拉到监狱医院，准备让犯人医生给我鼻饲。认识我的犯医悄悄告诉我让我放弃绝食，因为他们以往给法轮功学员灌食，动作故意非常粗暴野蛮，有意加大人的痛苦，目的是迫使你放弃绝食。我当着教育科长和狱政科长的面正告他们：如果你们让犯医给我上灌刑出了问题，我的家人不会放过你们，国际社会也不会放过你们！最后警察院长只得亲自给我灌，避免了更严重的迫害。
渭南监狱禁闭室
从二零零六年起，渭南监狱从马三家劳教所取经之后，开始对各监区法轮功学员强制转化。一天监狱在教育科开“转化会”，让被暴力强制写了“三书”（决裂书、悔过书、保证书）的学员在会上发言，污蔑大法。我和另一法轮功学员在包夹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站起来奋力高喊“法轮大法好！反对迫害！”喊声响彻整个教育科大楼。等身边左右两个包夹醒悟过来，急忙上来捂我们的嘴并把我们摔倒在地，当时我失去了知觉。警察给我们恶狠狠地戴上手铐，抓住脖领拎起来，押到禁闭室迫害三个月。
 演示：关小号 |
禁闭室监区内长长的走廊，灯光昏暗，两侧是铁栅栏隔成的一个个小活动区域，叫放风池，每个放风池里有两个铁门紧锁的禁闭号，和动物园里的狮虎笼一模一样，但空间要小得多，而且见不到阳光。平时人被关在两个铁门里面，每天两次放风时间可以出来在放风池活动一下，接水洗漱。禁闭号里只有六、七平米大小，屋顶上有个监控，监控下方是个蹲式冲水便池，旁边地上是张破席子，其它什么都没有，晚上人就睡在破席子上。
西安夏天最热的七月份，禁闭室里就是个蒸笼，每天来检查的犯人都害怕进来。禁闭室上方很高的地方有个小窗口，正对着入监队的院子，但见不到阳光。连着几天能听到入监队的法轮功学员在院子里被包夹训练走步。法轮功学员张会普高喊“法轮大法好！反对迫害！”就听见嘴被捂住，人被拖到号子里。几天后，一个犯人偷偷告诉我，另外两个同修在马佳、苏明英等包夹犯的暴力摧残下已经妥协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如刀绞，那么坚定的两个同修仅仅几天时间就被迫写了“三书”，可以想象他们是用了什么样的邪恶手段。
强制洗脑
三个月后，我从禁闭室回到小号，号子门前有一道新刷的黄线，门口立个牌子：外号人员严禁越过黄线，违者扣分。号子墙上贴满了咒骂大法的文革式标语。三个彪悍的杀人犯负责包夹我。门上仅有的一个小窗口也被用纸糊住，从外面看不到里面的情况，真是暗无天日了。我想：现在他们要对我动手了。包夹组长赵刚对我宣布了纪律：此为转化号，不转化不许出门，不许与他人接触交谈，每天坐小板凳从早七点三十到晚九点三十，中午不准休息，除了转化材料不许看其它一切书籍报纸与电视。
全天被强制洗脑，看VCD片，一个半小时休息一次，只能原地活动十分钟，上厕所要打报告。主管洗脑转化的警察鲁建宏找我谈话，我当面揭穿了他们暴力强制法轮功学员的事实，并且警告他，如果对我也想采取同样的暴力手段，出了问题一切由你们负责。我每天坐在小板凳上，心里却在不停地背法。周围的一切令人恐怖和窒息，但心中的大法在给我力量和安慰，我知道我并不孤单，师父时时就在我的身边。每次上交的文章我都写至少七、八页，但不是他们要求的学习心得，而是讲大法的真相和澄清政府的谎言。在这被强制转化的七个月里我一共写了约八十四篇这样的文章。
包夹犯为折磨我，在最热的八月份不让我洗澡，用言语威胁我，甚至用暴力强制我。当我抗议这种虐待要求见警察时，他们让我写申请，但回头就把申请撕掉，并告诉我：警察说了，不转化警察不见你。就这样，我在这种恐怖的暴力控制下熬过了不见天日的七个月。后来吸毒犯白少杰（监区的犯人头，平时代警察管理犯人日常事务）来了，见面就笑着对我说：你身上应该都长毛了吧！后来我得知，整个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都是警察指使，由这个白犯指挥包夹操作执行的。白犯由于迫害法轮功学员积极卖力，连续几年被评为省改造积极分子，被减刑提前释放出狱了。
二零零九年冬天，我因向外写信揭露监狱内迫害法轮功学员黑幕，信件落入监狱手中。我再次被禁闭两个月。禁闭室冬天寒风刺骨，门下面的栅栏往里灌着北风。为报复我，他们两个月不给我放风，二十四小时都关在禁闭号里，白天被要求坐在冰凉的瓷砖地上，地上只有一张破毡子，身下不能有任何铺垫。晚上我穿着棉衣睡觉，把在户县看守所买的黑心棉被和监狱发的棉被都盖上也挡不住寒风。每天夜里两点左右就被冻醒，只好围着被子坐到天亮。每顿饭只有一个空心黄窝头，一口菜，根本吃不饱，每天饿得肚子咕咕叫，连饭盒里的一点油星都舔干净。天气最冷的时候，一次狱政科的曹科长要来禁闭室提审我，但一直没露面。禁闭室的警察把我手脚铐在提审室的铁椅子上三个多小时没人过问，铁椅子冰凉透骨，提审室门窗大开，穿堂风几乎把我冻僵。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刑具：铁椅子 |
人格尊严的侮辱
监狱不但从肉体上折磨我，同时也更恶毒地从精神上对我进行人格尊严的侮辱，妄图让我屈服。由于不给放风无法接水，洗脸、洗碗、甚至漱口润喉，都要从便池中取水。便池后部靠墙的进水管有个按钮，一按就有水流从便池喷溅出来，前部即是排泄粪便的坑洞。我一进来，负责管理的犯人就教我：找块布把便池擦洗干净，从便池中出水的地方接水，这样可以洗脸洗碗。说完咣当一声锁上了门。我看着黄迹斑斑的便池，胃里一阵翻腾：出水口和排便口这么近，便溺冲水都可以溅到，难道要我从这里接水洗碗漱口？……我不敢再想。
为了生存下来，我开始动手用力擦洗便池。有时不到开饭时间饥渴难忍的时候，按下水钮，从便池中双手捧起一掬水，两眼一闭，一口咽下，胃里感觉在往上推，思想也在翻涌：想当年我在单位是业务骨干，深受领导器重，被公司外派常驻欧美国家，周游世界，操着三国欧洲语言与外商谈判……， 而此刻我被关在这逼仄阴暗的地方，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从便溺之处取水入口。这是何等的反差，又是怎样的侮辱啊！如果以后我能有机会把这一切告诉我的大学同学和老师们，告诉我在国外的朋友和我的客户们，他们能相信这令人发指的一切吗？他们能想象得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监狱里最黑暗最真实的现实吗？
当外面的人来到渭南监狱十一分监区（洗脑转化工作“先进”单位）的二楼展厅参观时，面对那些春风化雨的展板和那些被警察的“爱心”与“温情”感动得痛哭流涕的学员的照片，我不知道什么样的邪恶才能把这样的反差完美地糅合为一体？而这一切我所经受的折磨、酷刑与精神侮辱只是因为我对“真善忍”信仰的追求和坚持，只因为我对抹黑和污蔑善良的抵制和揭露！
一天半夜里，我又被冻醒过来，无法入睡，我便拿起黑心棉被对着昏暗的灯光看，劣质的棉被多处都透着光亮，一团团，一道道，俨然一幅黄土高原的画卷，渐渐我眼前出现了轻轻飘过的白云，看到了下面九曲蜿蜒的黄河，进而眼前的画面又变成了整个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这时师父的一首诗打入我的脑中：“天作幕 地是台 运乾坤 天地开 万古事 为法来 法轮转 新三才”（《洪吟二》〈戏一台〉），这时我看到自己顶天立地，立在茫茫宇宙之中，俯视着这人世间。这时的我已经没有饥饿与寒冷的感觉了，身边的一切都消失了，仿佛自己是一个如意空灵，只感觉在不断地向上升腾、向更远处飞翔……
在渭南监狱被关押的十年中，是心中的大法与师父的加持，让我在软硬兼施的威逼利诱下，熬过了长达六年的单独小号关押，七个月的强制转化和五个月严寒酷暑的地狱般禁闭折磨，于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终于堂堂正正的走出了黑窝，回到兰州的家。
讲真相再次被非法拘留送洗脑班
二零一七年八月，我在给人讲法轮功真相救人时，被兰州拱星墩派出所绑架。国保警察不向我出示证件，也不告诉我他的姓名单位，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带着五、六个人非法抄家。没搜到任何证据，就把来我家串门的邻居也扣住，并非法闯入她们家中搜查，将我的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等物品无理扣押。我正告国保警察苏俊东：你们无证搜查是非法的。苏说：我们领导就是搜查证！之后苏俊东把我押到渭源路派出所审讯，我不配合他。最后他让我在打印出来的问讯笔录上签字，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写上你的工作单位和姓名就让我签字？同时我说，你必须在笔录上如实写下我的话：第一，你们无证搜查是违法行为，执法犯法。第二，国家新闻出版署第五十号令已经取消了对法轮功出版物的禁令，所以我身上的法轮功宣传品不属于非法物品。他说这些不能写在上面。我正告他，你不如实记录我的话是违法，所以我也拒绝在笔录上签字。他说不签就不签。然后让两个特警抓住我的手强行按十指手印并采血，并把我在铁椅子上铐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拿来一张拘留证，对我宣布行政拘留十五天并罚款二千元。
在桃树坪拘留所我给里面的人讲真相，劝退了十几个人。一天放风时，院子人很多，一个警察主动和我辩论。我给他和围观的人堂堂正正讲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真相。警察最后说：我辩不过你，我败下阵来了。以后就有人见到我喊：法轮大法好！
到十四天的时候，派出所怕我家人来接，把我提前劫持出来，强行送到龚家湾洗脑班。为抗议这种迫害，我开始绝食绝水。期间我年迈的姐姐和姐夫四处奔走，打听我的下落。绝食第四天时，他们才打电话给我家人，让来洗脑班领人。回家后他们还安排了眼线监视我。
其实我所经历的只是千千万万善良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冰山一角。在这被非法关押的近十一年期间，我经历了被开除公职，单位失去了一个公认的好员工；妻子在巨大压力下被迫与我离婚，一个幸福的家庭被拆散；我六十多岁的姐姐和姐夫十多年来几十次往返奔波于本地和外地的拘留所、看守所、监狱，受着不转化就不让见的白眼和威胁；在这十多年中为探望我，他们几乎花光了积蓄；我年近九十的老父亲十年来无时无刻不在盼望他唯一的儿子，身边只有一只叫“盼盼”的残疾小狗陪伴着他。而这一切我与我家人所遭受的痛苦，只是因为我坚持对法轮大法的高尚信仰，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让人们明白大法真相从而得到佛法的救度。
这样的人间悲剧在中国大陆天天还在上演。在此奉劝那些还在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政策的公检法人员，赶快回头吧！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法轮功学员是慈悲的，不会记恨你们对我们个人的迫害。但是迫害佛法的大罪是你们永世都无法偿还的。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将来，停止迫害，弥补罪恶，才有可能得救，才会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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