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保定市65岁董春玲遭受的残忍迫害
下面是董春玲女士诉述她的遭遇：
我是1997年5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当时身体贫血，全身无力，脸上没有血色，经常打维生素B12，那种药针扎进身体内像蝎子蛰一样疼，还有肚胀病，不吃东西都象怀着大月份的孩子一样，肚皮撑得发亮，走路、翻身都困难。还有失眠病、心脏病等，折磨了我十几年。那时我在社会实际生活当中，争争斗斗的为了利益，在商业上工作，不知重德行善，总爱占点便宜。在家与丈夫发生矛盾时得理不饶人，气不过就把窗户打开冲着婆婆的门大骂，骂到骂够才闭嘴，那时活得又苦又累。
在97年5月份，一个好心人劝我学大法，我就请了一本《转法轮》，而且还学会了炼功动作。当时炼功点有很多功友，各阶层的都有，在那纯净祥和的场中，我心情非常的舒畅。修炼法轮大法后，我事事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修心性为人着想，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工作认真负责，不占便宜。我觉得我活着有意义、有目标了，返本归真。
时间不长，我全身的病症消失了，人从此精神了，脸色红润，无论在家还是单位，对人说话也和气了，公婆再也不受气了。大法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家。
当时全国修炼大法的人数剧增，几年就有一亿人修炼大法、努力做好人。本来是一件对国家对社会的大好事。然而在1999年7月20日邪党头目江泽民出于嫉妒，疯狂的开始了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大法弟子）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利用各大媒体造谣污蔑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我因坚持信仰“真、善、忍”法轮大法，却遭到追随江泽民的邪党人员7、8年的残酷迫害，两次被非法劳教，第一次非法劳教劫持到过两个劳教所、劫持到三个洗脑班、绑架到看守所两次。
一、保定看守所的23天酷刑折磨
从99年7月20日迫害刚开始，街道办事处指使营房村治保主任王二龙闯入我家，把大法师父法像，几本大法书搜走。1999年8月我去北京向政府讲真相，到了信访办。信访办人员开始查问：哪的人？叫什么？工作单位？电话等问得一清二楚。那时我们抱着对政府的信任，没有一点疑惑，就实话实说，但不让你讲真相。当天我们就被当地驻京办的车把我们劫持驻京办，第二天就被保定东关办事处一男一女把我们直接劫持到保定看守所非法关押了。原来我们上当受骗了。在看守所一关就是4个多月。期间东关派出所警察从看守所监室把我叫出来非法提审，问：（你上北京干什么去了？和谁一起去的？谁组织的？）等。共非法提审了四次。
一天我在监室炼功，看守所的戴所长指使刑事犯揪着我的头发，打我的头，扇耳光，脚也踢，往外拽。托到院中，姓戴的叫来一个专门给人戴手砰子的人，恶毒的给我戴上一个不用钥匙开的，只能用锤子砸才能开的手砰子的刑具。砰子戴的很紧，卡着我的两手腕，一直戴了23天，吃饭、上厕所、洗漱、穿衣都得别人帮。长时间不洗澡身上有味，监室里的姐妹们就把我的上衣拆开擦洗，擦洗完后在缝上。晚上睡觉一个姿势蜷缩着翻不了身，两手腕一点也不能转动，那铁环勒的死死的。到23天时，他们用锤子噹噹的砸铁环，砸的我心惊肉跳，钻心的痛象火燎一样，噹噹的砸了好多下。两手腕被砸破，流了不少血。
12月30日上午，看守所，东关派出所警察康东、国保大队姓李的大高个儿，40多岁，与多个警察从监室里把我喊出来，一个人说：“你快收拾东西，让你回家。我拿着东西走出看守所大门，两个人就把我推进警车。上车后，国保大队姓李的人说：你真傻，写个保证就让回家，你就不写，现在把你送到石家庄劳教所。他们给我罗织罪名（扰乱社会治安），非法劳教我三年。
二、石家庄劳教所的上绳酷刑
1999年12月30日下午，他们把我劫持到石家庄女子劳教所，把我带到医务室进行所谓的体检。狱医问我怀孕了没有，就开始抽血，量血压、查心脏等。把我分到一监室后，每天超负荷的奴役，做鞋帮、钩拖鞋、缝气球，定数量，从早上5点直到晚上12点以后，有时到夜间2点。
石家庄女子劳教所真是大魔窟。天天逼我们训练，姓耿的男警察用脚踩我的脚面，用棍子打，不让我们说话。晚上如谁要有一些动作，就被恶毒的女刑事犯用棍子打。狱警还指使恶毒的女刑事犯逼我们穿囚服，我们不配合。女警察姓李命令刑事犯脱下鞋子抽我们耳光，在拉拽时把囚服衣袖撕下来后，她们还逼我们穿。一名长得俊秀的任丘法轮功学员被劳教所姓陈的和姓耿的两个恶所长带着几个手下把她推拽到楼下没人的地方狠毒打她。人被打的 怎样，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我们一次也没见过她。
后来我们绝食抗议。狱医伙同刑事犯们用手指头粗的皮管子插胃管强行野蛮灌食。承德一位女孩是高中生叫谢宝华，才18岁，长得十分可爱，她的鼻子和胃被他们恶狠狠的乱插，被插破了，瞬间脸、嘴、脖子、前胸都是血，血流了一滩。石家庄还有一法轮功学员是大学生，很善良，叫李娜，恶人们把她拖到一个小黑屋用电棍电她，把电棍伸到她嘴里电牙、舌头，痛得她撕心裂肺的惨叫。
犯人班长柴玲儿逼我们干活，我们不配合，柴玲儿在厂房逼我们站着，不让随便上厕所，半天上一次。有时从早上站到夜间2点，一直站了一个多月。十几个功友腿肿的像碗口一样粗。狱警就叫来狱医，狱医见我们的腿肿的吓人，就说别让她们再站着了。当我们坐在一起时，恶犯人就破口大骂，不让我们在一块儿。恶犯人柴玲儿就拽着我的头发，头发被拽下一撮，又使劲按着头往下扎，往地上磕，头被磕了一个大疙瘩，痛的我眼冒金花。一姓李女队长大喊大叫让我们几个都站到大车间的四个角上去，一个人站一个角。恶犯人们一拥而上，拉拽着把我们分别拽到车间的四个角上去。 晚上我要炼功，刑事犯就用硬棍子打、还骂脏话。隔一段时间刑事犯被警察唆使，把我们全身、铺的、盖的、用的全被搜一遍。不让洗澡。
一天柴玲儿又逼我们站立，我就开始炼功。炼功时，男警姓耿的、姓周的、一个姓刘、一个姓芦，还有两个女的，其中一女警始终不下手、还善良。恶警狠狠的把我拽到一个小屋里（屋里有转门迫害人的上绳的刑具）。我说我炼功怎么啦？你们怎么像着了火一样的着急呢？他们不吱声就拿手指粗的绳子开始给我上绳，把绳子套在我的脖子上。五个人用尽了吃奶的劲将绳子两头缠我的两胳膊缠了又缠，一直缠满为止。绳子都勒到肉里去了，再将两支缠满绳子的胳膊向后一拧。他们一人拽一个蝇头向上提，超过脖子还往上提。当时我的两只胳膊象被刀砍一样痛，痛得我像将要死一样的感觉。
 酷刑演示：上绳 |
一直提到见我呼吸急促、脸色发紫，全身痉挛，全身哆嗦不止，他们才松手。姓芦的女恶警龇牙咧嘴的说：先让你歇5分钟，再接着。大概5分钟，姓周小平头，姓陈的男所长，姓耿的又下手了，叫回头绳。四个彪形大汉和姓芦的女恶警又像狼似的扑向我，再把胳膊缠了一圈又一圈，绳子勒到肉里去，绳子一下勒折了，他们又换了一条新的，又接着捆绑。她没动一下手。再套在我的脖子上，把胳膊拧向后，一姓芦的女恶警把我踢跪下，她（他）们把我整的好似在刑场上将要被枪毙一样的形象，边提绳边问，你还炼不炼功？我痛得连喘气都喘不了了时，姓芦的女恶警把我又提起来，邪恶的说：“这就是不花钱的木偶戏”。他们又逼我下跪。我不跪，他们就按着我的头向桌子角上撞，痛的我将要死的程度。他们见我痛得脸、嘴都变紫了，全身痉挛，将要窒息的程度了，才放下绳子。
半月后狱警们逼我们天天跑操、站军姿，我不配合他们的要求，就开始炼功，又遭到姓周小平头，姓陈的男所长，姓耿的、芦的几个恶警上绳和上回绳的残酷的迫害。当时我痛的昏死过去，他们急忙叫来狱医，狱医来了就赶紧上下翻我的眼皮，掐我的人中。不知多长时间我才缓过来了。恶警指使一普教把我背回去牢房，姓李的见我没生命危险，就把我拽起来强行戴上手铐，推搡到外边强制站立。我的两只胳膊几乎被折磨残废，几年后胳膊上被勒的痕迹还看得清楚。
在我们不做奴役活反迫害时，常常遭恶狱警或恶犯人用胶皮棒打屁股，坚定的大法弟子个个身上都被打的青一块、肿紫一块的。偶尔让洗一次澡，看到好多功友的身上多处留有发青发紫的硬块。那个姓耿的打人一般都用胶皮带抽打。
三、保定八里劳教所的种种折磨
2000年7月中，我们又被转到保定八里劳教所。警察们把我们逼进大囚车（里面见不到外面）个个戴上手铐。过了一段时间，一部份法轮功学员被转到高阳劳教所。
时间不长就开始逼转化，先洗脑迫害：（1）天天逼迫看凤凰电视台。整天转插诽谤大法、栽赃、诬陷法轮大法的电视。看后强迫写心得体会、认识，填写表格答题；（2）利用犹大们迫害我们。他（她）们被所谓的转化后，恶警们就指使和利用他（她）们、充当暴力打手，犹大们坏事做的越多，待遇处境越宽松。
刚到黑窝，恶警指使犹大不分白天黑夜的对我车轮战围攻进行歪理邪说洗脑迫害。犹大们洗脑乱法时察言观色、揣摩心理、掌握火候、攻其薄弱、软硬兼施、又极伪善，黔驴技穷被揭露以后，还会大打出手。这些人能做恶警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手段：熬鹰不让睡觉，不让出屋，不许与其他人说话。
保定劳教所有所谓的“春雷行动”，就是强制转化。男队大队长李大勇，女队长李秀芹、女队还有闫庆芬、张国红等人，这几人为逼迫大法学员，他们不择手段，软硬兼施，把不放弃大法的学员弄四楼（最顶层），他们怎么对大法学员行恶，下边的人看不到，听不到。
一天，恶犯人把我弄到四楼，劳教所男队大队长恶人李大勇打开一监室门威胁我说：“你是尝尝这个滋味，还是好自为之。”我没理他。只见屋里十几张床，全是铐的坚定的大法弟子，正在强制转化。每人四肢用铐子铐在床的四个角上铁棍上，叫铐大板、也叫死人床。他见我不吱声，就把我带到另一个监室。女警刘军辉逼我站军姿，我就绝食反迫害，被逼站了六天六夜。因我的两只胳膊在石家庄劳教所上绳时，几乎要残废的事实，她们都知道，所以她们暂时没给我拷大板。
时间不长，我好不容易得到一份大法经文，被犯人班长偷偷的翻我的东西时发现，她就把大法经文偷拿了交到警察办公室。她又故意问我：“你的经文呐？她又让我问劳教所的队长，我就去了办公室问大法经文的情况。女警察朱曼（满城人）上前打我前胸。她说（你还敢来这儿问我们）。恶人闫庆芬凶残的说：“我们本来不打算现在对你开刀”。女警刘军辉拿电棍凶恶的电我的手。我痛的大声喊：“警察打人呐”。闫庆芬指使普教恶犯人把我按在地上，我又大声喊，她们用胶带粘我的嘴，两手被反铐上。闫庆芬指派恶犯人班长等人充当打手，通风报信来包夹我。恶警的种种阴谋迫害手段、不能做的、做不到的，都通过她们来完成。
一次恶犯人发现一张诽谤大法的光盘坏了。恶犯人为了讨好恶警们，硬把毁坏光盘的事按在我身上。逼我承认，我拒绝她们的无理取闹。恶警董青、恶犯人藏婉童、白洁等人就把我弄到死人床上铐上大板，把我两臂用铐子分别铐在床的两个角的铁棍上，两胳膊加剧疼痛，两只胳膊几乎半残废。她们把我两腿叉开，两脚用铐子铐在床两个角上，整个人成大字型。恶警张国红、闫庆芬指犹大和恶犯人一天二十四小时的监守我，不许睡觉，发困时两眼一闭时，她们就用竹板打我的脸。恶警董青用拳头砸我的脑门，边砸边逼问：“是不是你干的？”整整迫害我七天七夜。
隔了一段时间恶警逼我们看造谣、巫陷法轮功的电视，我不去，还是这伙人十分嚣张、跋扈、为所欲为的想下毒手，又要把我铐在死人床上。我抵制了她们的恶行。赵青、藏婉童、白洁等人是彻头彻尾的在恶警撑腰下的牢头狱霸。一次逼我们去参加栽赃、陷害法轮大法的大会，发言的人说的念的全是恶毒的攻击大法的言词。我和五位功友为了阻止软硬兼施的迫害与对世人的毒害，我们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恶人们向炸了窝一样，疯了似的扑向我们拳打脚踢、扇耳光，把我们拽出大礼堂把我们都铐在电线杆上。我们的脸被打的面目皆非。铐了一天，还恶毒的给我们都加期三个月。四、涿州南马洗脑班的迫害
2002年10月22日这一天所谓的劳教到期，保定糖酒集团书记姓李伙同东关派出所警察到劳教所，骗我说要接我回家。我被骗上车后，他们把我直接拉到臭名昭著的涿州洗脑班。车开到大铁栅栏门里，院里左右两边站着穿迷彩服，头戴钢盔，端着枪的武警，两眼冒凶光。那情景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这个非法机构的头目叫高学飞，副主任是一名退休的老警察叫杜永禄。进了大院，恶老头杜永禄提着铐子把我拽到一搂粗的大杨树跟前，逼我抱树，用铐子把我双手铐在一起。那儿非法关押多名坚定的大法弟子，无论何时何处都不允许和别人说话。他们雇用社会闲杂人员一天24小时看守，限制人身自由。还雇来几名退役军人逼转化与行凶。吃饭上厕所都得站队。吃饭时，所谓的转化的让吃饱，不转化每顿一个小馒头，一点咸菜。晚上逼着躺在水泥地上。洗脸时恶人老杜把脸盆与水全扔老远，脸盆被摔烂。
一天高学飞和卒子刘爽（女）当众污蔑大法，诽谤我师父。我大声说：不许诽谤我师父。他们俩疯似的扇我耳光、拳打脚踢，把我打得鼻青脸肿。涿州市34年教龄的老教师星秀芹就是被杜永禄等人用各种形式迫害死在洗脑班的。杜永禄邪恶的说：我们这要是转化不了，就把你扔到大山里喂狼。
 酷刑演示：暴力灌食 |
我绝食抗议十七天（灌食两次，他们强行插胃管，野蛮灌食）。他们见我不吃不喝，血压没了，说话没声音。2002年12月洗脑班的人就给我家人打电话。母亲、妹妹、丈夫来到涿州南马洗脑班，家人见我瘦的不成人样。母亲、妹妹吓得大哭。高学飞、杜永禄怕我也死在那，趁机勒索了5000元钱，才把奄奄一息的我让家人把我接回家。
三年多才与家人团聚。回家两天后，东关派出所的警察闯入我家，要给我非法照相，被我拒绝。
四、保定小白楼洗脑班的迫害
2003年8月六日上午东关办事处孟涛等人，孟涛装模作样的说：“我是新来的，是专门管（迫害）法轮功的，过来看看。”又说了一句说，在家好好的呆着，别出去。他转了一圈就走了。
第2天上午，我去娘家帮老人刷房，孟涛与东关办事处3人开车闯入我娘家。孟涛用命令的口气叫着我的名字说：跟我们到“学习班”。我坚决抵制不配合他们，僵持了一天。孟涛见我态度坚定，不配合他们，傍晚孟涛用电话叫来东关派出所警察来威胁说：“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当时我穿着一条长裤衩、一双干活的鞋。连衣服、鞋都不叫换，几个小伙子连拉带推把我弄到车里，把我劫持到保定小白楼洗脑班。
洗脑班的主任40多岁，面相长大十分凶狠。大概有十几个人，有4、5个专门搞转化的人，有安新的、定州的，涿州洗脑班的恶人王学军也来了，也有女的，女的是跟着上厕所的。洗脑班还设了一个门诊。他们强迫我转化时，逼我站在两张床中间，两只手分别用铐子铐在两张床的帮上。一张床是固定，他们向刽子手一样用力拉拽另一张，我的两肩被抻的像刀割一样，痛的我大声惨叫。他们一边抻一边喊：转化不转化，你师父说的是真的吗？我大声告诉他们说：“是真的”。 连续抻了十几分钟，见我不配合，才放手。他们又换了一种手段。为了不让我睡觉，又把我安排在一楼潮湿的房间，蚊虫聚集的地方逼站立，把窗户全打开放进蚊子，喂蚊子。全身被蚊虫叮咬的奇痒，白天站着也发困，困的睁不开眼。一合眼恶人就用书打脸和眼。日日夜夜折磨了我十一天。
洗脑班百般的迫害，让我生不如死。我就绝食抗议12天。在这12天期间，医生就用手指头粗的管子，从鼻子里下管，一直插到胃里，野蛮灌食。灌完后管子，不给拔出来，下次再接着灌。嗓子、胃被管子烧得心急火燎。我实在忍受不住了，一下拔出带着血丝的管子。一人两眼冒着贼光说：你不吃，饿死你，马上把你烧了；还说如果再不转化，到了23号就把你送石家庄转化班（省洗脑班）。
到了23那天，邪党人员真的把我劫持到石家庄洗脑班省洗脑班的迫害。中共利用大量人力、物力迫害法轮功学员。那里的人有北京的犹大、高阳劳教所的、邯郸劳教所的、各监狱等抽出心狠手辣、奸炸的犯人、犹大、恶警。这伙人有洗脑的，有当特务的，有暴力行凶的。当法轮功学员在各种残酷的迫害中，承受不住就违心的说所谓的不炼功的话。洗脑班的人就偷偷的在旁边录像、录音。他们再编造谎言，利用电视、电台播放，迷惑世人。我由于长时间被非法关押、洗脑和肉体上的迫害，弄得我精疲力尽，精神几乎崩溃，头脑模糊，不知不觉中就配合了邪恶，不理智的写了所谓的“三书”，2003年12月2-3日才回家。当时家里要钱没有，孩子正上中学，单位停发我的工资。
五、第二次被非法劳教
2004年12月6日，我买菜时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被保定市东金庄派出所强行绑架到东金庄派出所非法审讯。我不配合，他们就勾来小白楼洗脑班的所谓的帮教、保定党校的人员来认我。确认后，东金庄派出所警察立即就用电话叫来东关办事处猛涛。猛涛恶狠狠的说：“把她送走。”意思是送劳教所。当天，他们就把我劫持到保定看守所。
在不公正的待遇下，我绝食抗议6天。所长指使刑事犯2人插管。我的鼻和胃被插破，血流不止，鲜血流了一大滩。他们用水桶冲地上的血。我当场痉挛了，全身哆嗦不止。一个狱医拿来一把药丢到我嘴里，一会120 车到了，医生伙同他们又野蛮插管灌食。灌完后几个人把我拉到前院，几个人又把我抬上警车。一个刑事犯告我说：他们把你劳教了。
当天3个人把我送到八里庄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恶警闫庆芬、张国红早在大院等。下车，张国红强行给我戴上手铐，闫庆芬得意洋洋的说：“你终于来了。我早就说过，怎么好多人二次劳教，董春玲怎么没来呢。”几个刑事犯把我弄到监室，我不配合他们一切要求，绝食抗议。他们把我关小号，因我的胃已损伤，他们不敢插管灌食。天天强制我到门诊打吊针。狱医杜宝川阴险毒辣，每次就骂我脏话。一次他在药里加了毒药，顿时我全身痛的打哆嗦，心急火燎，痛不欲生。
我身体被迫害的瘦的皮包骨，已站不起来，闫庆芬、李秀芹指使劳教所人员把我拉到保定市二医院几个人拉拽着我进行所谓的检查，身体严重缺钾。他们叫来劳教所一个政法委书记表现出一副伪善的样子，问这问那的表演了一通就走了。闫庆芬、李秀芹和政法委书记他（她）们各个都是人面兽心，草菅人命。没过几天，他（她）们就通知家人到劳教所劝我转化。丈夫、女儿到劳教所，父女俩在闫庆芬、李秀芹的教唆下哭着对我说：你快转化回家吧。丈夫说：你回家我给你接风洗尘。我心里清楚，家人不知道劳教所怎么迫害我们的。这是骗局、圈套。丈夫、女儿见我不说话，失声痛哭。闫庆芬伪善的对我丈夫说：“今天你与董春玲住一起，让女儿跟我去我家。以往丈夫、女儿在接见日看我，她们严酷的说：董春玲不转化不许见，父女俩每次都是很失望的回家。那天父女俩当天就回家了。回家后，丈夫在闫庆芬、李秀芹的煽动下找律师，写好了诉状，要与我离婚。在女儿的极力阻拦下，我们没有家破人散。绝食期间，恶人杜宝川用大针头狠狠的扎我的人中，连轧几次，痛得我眼泪流出来了。
各种惨无人道的迫害下，他们根本没有一点人性，利用各种方式想置我于死地。涞源县马占梅、张义芹就是在劳教所绝食期间，被灌食迫害致死的。后来劳教所以推卸责任放出掩盖他们迫害真相的谎言。我在事实面前看清了替邪党卖命的恶警察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不计后果，没有良知善念，不能叫恶警察借机把我也迫害死，我就开始吃饭。在我身体还没有恢复时，闫庆芬、张国红就迫不及待的教唆犹大、刑事犯逼我转化、逼做奴役，逼站、抽血（为活摘器官做铺垫），逼做奴役：插花、数纸梨袋、分任务。把手指刮破。她们怕我不配合，先准备了死人床、铐子、绳子等刑具。从早上6点到中午吃饭，下午1点至晚6点收工，完不成加班加点或打通宵。
在保定八里庄劳教所被折磨近二年，我于2006年12月3日回家。
六、持续的迫害
2008年11月29日，保定市公安局的警察十几个人像土匪一样闯到我家进行抢劫，把十几本大法书、MP3、真相光盘抢劫光了。我当时被那恐怖场景吓得心脏病复发，全身哆嗦。丈夫怕我出现危险，赶紧给120救护车打电话，救护车把我送急救中心，警察还跟着。
我脱离生命危险后，在他们不注意时，我智慧的走脱，不敢回家，因为中共人员长时间监视我家，经常敲门骚扰。他们又把抢劫的东西拿回我家录像，以寻找所谓的“证据”，罗织罪名，妄图进一步迫害。就连亲戚家的门也不敢迈，我到外漂泊。期间，老公公离世我也不敢回家给老人送终。
流离失所半年后才回家。回家后不断的遭到东关邪党人员骚扰，还妄图逼迫我写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2012年中共十八大，派出所人员经常骚扰我，看我在没在，还命令我别出门，别上北京，出门请假等。街道办事处，社区人员，还在我家街坊一个旅馆专门租了街坊旅馆一间房，房门正对我家门口，限制我人身自由，社区几个人轮流看着我。他们扬言说我是保定重点。省里还要检查我们看没看着。每天白天到我家来，一直看了我半个月。社区人员撤退后，平时我家门口有治安人员在晃来晃去的。
2016年因为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东关办事处人员给我丈夫打恐吓电话，我丈夫怕我再遭迫害，也没告诉我就去了东关办事处，他在压力下替我写了所谓的保证书。
2017年中共十九大，社区居委会人员又到我家骚扰了几次，但我都没在家。
在乌云压顶的七、八年间的苦难的日子里，我的家人与亲戚也和我承受了无法用语言的巨关巨难。父亲在病重时眼含血泪，日夜盼他的女儿回家守护在他身旁，但娘家人也不敢给劳教所打电话要求我回家看看。老人盼来盼去，最后也没见上我一面，悲痛的离开人世。我回家那天正是我父亲去世第三天。家人接我时也没告诉我，等我回家时才告诉我。家人与亲戚都是被邪党利用人斗人的邪招吓怕了。我丈夫是一个心地善良，老实巴交的人，没有固定工资，在家做小本生意。我的工资被单位索取。家里有点积蓄大部份拿去托人营救我。我女儿还小，丈夫那时又当爹又当娘，吃不好，睡不好，精疲力尽，无心做生意，经济上损失惨重。
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制越发黑暗，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希望有关部门、有关人员选择善良，尽快从中共江泽民集团的操纵中解脱出来，抵制邪恶的指使，给子孙后代开创一个公平、正义的生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