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坐在法庭旁听席上到站在法庭上
我的法律启蒙从很小就开始了。父母都是高级知识份子，而父亲本身就是教授宪法的。当别的孩子还不知道什么是“权利与义务”时，我已经能讲出宪法是上位法，而其它法律都属于下位法的概念了。
二零零四年，母亲将自己之前被非法拘留和劳教的情况以公开信的形式寄给北京的“两高”（即全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希望借由两高开展的清查渎职侵犯人权五类案件的活动讲清真相，并震慑迫害法轮功的恶人。但是这却成了母亲再一次被绑架的所谓“证据”。
母亲被绑架后，我先和其他家人同修一起找了绑架母亲的国保大队，也找了母亲的单位，告诉他们对母亲的绑架和拘留非法，使邪恶的气焰减弱了许多。而后父亲根据他的法律专业知识，给我们写了一份关于母亲被非法拘留的申诉意见，当我看完这份申诉意见后非常激动，这份申诉从法律的角度非常完整、准确的讲明了母亲写信给两高的合法以及绑架她的违法，以及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够对公民進行刑事拘留。在当时中共邪党假借法律疯狂迫害大法弟子的情况下，父亲的这份申诉意见能让人真正明白法轮功学员的行为没有违法，而打着法律旗号的公检法不懂法律，绑架母亲是百分之百违法的。
我和家人同修迫不及待的将这份申诉送到各级公安、检察院，希望能让更多的人都能看到，并认识到是谁在违法。我们也在公安局、公安厅的上访日去上访并交了申诉，也去人大常委会上访，交申诉。过程中有过惊心动魄的正邪大战，在此不做赘述。
一路走下来，非常的豪迈。就是这个词——豪迈，我想，人间的法律制定不是给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用的，法律就是为了维护公平和正义，这条路，就得大法弟子走出来。
去区检察院时，我们把申诉材料和母亲写的公开信交给一个检察长，她一看标题就说：“又是错拘（拘留错了），他们（国保）就是干这种事儿！”
到区人大常委会（已不记的是哪个科了），接待的人看了我们的材料，没吱声，给我们倒水，说：“老百姓办点事不容易，歇会儿，歇会儿！”并轻轻的说了句：“劝劝你妈妈！”后来听我们讲了真相，就啥也不说了，只让我们保重。
到市检察院时，刚一進办公室，坐着的人朝我们笑着说：“你们的材料人家刚刚送来，还在桌上呢！”
在市人大常委会，接待信访的人是个很和善的人，静静听我们说完了情况，我还讲了这些年大法弟子遭受的不公。那人明显动容了，听完后认真做了记录，并让我们看看他的记录是不是我们要反映的。几天后通知我去拿回执，也就是对我反映问题所作的处理结果，我一看，转到市委“六一零”办公室去了。这些人善意的表现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觉的人都有那么一份善心，生命最纯真的东西，是任何打压、谎言磨灭不了的。
因为我们走的堂堂正正，都是通过正常途径反映问题，而且找的部门也多，邪恶却怕了，就通过父亲单位的领导打电话给父亲，让他“管管”我，叫我别再找有关机构了。父亲接到电话时，我听他在电话这头义愤填膺的说：“我们都是搞法律的，这是人家的权利！那个是她妈妈啊！”他对于这样凌驾于法律之外的做法异常反感。那时我正在上大学，邪恶也通过学校给我施压。
有一次我和家人同修去公安局大楼找有关人员谈母亲被非法拘留的事。到中午了，公安局、“六一零”的人竟打电话叫我学院的书记开着车来接我回校上课，后来又叫我去办公室谈心。我也都把这作为讲真相的机会。从中可以看出，大法弟子的路走正了，邪恶是怕的，就用这些见不得人的方法来干扰你。那时候邪恶对我施加的压力真的很大。
虽然母亲没能在刑事拘留期间回家，但是曾经扬言要把母亲判刑、要开除她公职的叫嚣没有了，但最后她还是被劳教了。母亲的工作一直保留着。
愿与同修比邻而坐
二零一二年，我地的几位同修在外地被绑架。同修们都在商量着如何营救他们。但是对于去当地找国保大队要人，却有些畏难。那时我在工作单位刚刚被提拔，很执着自己的得失，所以没有打算和母亲与被绑架同修的家属去当地国保大队要人。在母亲他们要去的头一晚，家里来了很多同修，大家的心情都很复杂。第二天一早，母亲去了，我心里七上八下，担心母亲的安全。没想到此时派出所片警打来电话非要母亲接听，问母亲在不在家。我思前想后，心一横，决定去找被绑架同修的女儿，和她一起去当地国保大队要人。可是联系上后，才知道母亲他们差不多都要回来了。
母亲回来前家里就来了好多同修，大家关心母亲，也关心事情的進展。母亲回来后告诉大家当地国保没有那么邪恶，他们把该说的都说了，材料都给他们看了。
这次同修一被抓，大家就帮助迅速整理好了申诉，也都纷纷联系请律师。这次几位同修和家属去找那里的国保大队，使那里的邪恶气焰一下子灭了很多，大家都有了积极营救的信心。之后同修们请律师、联系家属、去看守所送东西等等，配合的都非常好。
到开庭已是下半年了。去不去旁听加持被迫害同修的正念，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生与死的考验。父亲曾百般叮咛，在家怎么炼都行，千万别出去做这些事，因为我有工作，有单位。
有一天天都黑了，被绑架同修的家属和另一个同修来到我家楼下，告诉我们开庭的时间是第二天早上九点，地点在当地法院。母亲二话没说，就答应去。我心里很矛盾，觉的母亲把话说绝了，这下退路都没了。当他们问我们怎么去时，我就说我开车吧。
第二天我开车载着母亲到了当地法院。一進法院的大门，看到里面全是特警、便衣，我和母亲刚到没多久，又开来一辆特警车，全副武装的警察下车严阵以待。我的怕心上来了，不知会发生什么。就在这时，法院的车载着三位被非法开庭的同修来了。我从车窗看到了坐在车里的同修，就在那一瞬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同修是多么了不起啊，承受着如此大的魔难，还在坚持，没有倒下。我心里发出了一个声音：今天我就算是丢了工作也值得。
法庭不让我们進，我们只能在庭外守候。有便衣拿手机给我们录像、拍照。这时我单位领导给我打电话，让我赶快回去上班。我跟他说：“我现在回不来，下午再说吧！”那时我已经放下自我，觉的我今生能和我的同修比邻而坐，不能站在他们身边，即使站在法庭外面我也要守到最后。就这样，一直等到开庭结束。
被迫害的同修从里面出来，两排特警把路堵的严严实实，同修直接就被拉上车，我也顾不得了，朝着一个同修就喊，她没回头，但另一个同修转向我，看着我微笑。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笑容。
多年后我们再重逢，我喊她没答应的那个同修说：“你喊我我听见了，可是我当时没敢回头。后来我想，我怎么不回头答应你一声呢！”无论如何，她听到了我的声音，也一定感到了还有很多同修在加持她。
值得一提的是，那天当我回到单位上班时，领导只说了一句：“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好了！”还让我回家好好休息。
二零一三年，有一家三口同修和一对夫妻同修两件案子在市法院同一天开庭。一个案子完成接着進行另一个。邪恶想匆匆了事，却远远低估了同修们正念的力量。
在此前，同修们也都分别帮助请了律师，联系了家属，各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一大早，中院的大厅里几乎全是同修，大家都拿着身份证，要進法庭旁听。这时首先开庭的那家家属先進了，警察却不让同修進。之后针对夫妻同修开庭的这家的家属進去了，我就拿着我的身份证跟着到了入口处，过了安检门，检查身份证的人看了我的身份证，又递还给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進了法院，后面的同修都被拦在外面。我想一定是师父加持我，我才能这样“自然”的進来的。
后来听母亲说，在外面的同修受到的干扰很大，各个区的国保大队的警察都来了不少，对同修们轰的轰，赶的赶，连吓唬带威胁。但同修们一直在那坚持着。
对一家三口同修开完庭已是下午五点了，因为同修正念很足，法官根本招架不住。
快到对夫妻俩开庭时，又检查了一遍身份证，这次看的很仔细，男同修的母亲对我说：“你就是他妹妹！”那天他妹妹刚好没来。检查身份证时，法警怀疑我，因我和这个被开庭的男同修不是一个姓，这时他母亲机智的回答：“她跟我姓！”师父真的安排的太巧妙了，我恰好和男同修的母亲同姓。法警“哦”了一声，把身份证还给了我。
我们坐在法庭外的椅子上，这时来了几个类似法官或协管的人，坐在我们旁边，我们就给他们讲了真相，后来到开庭时，我老远对着男同修做了几个“妹妹，妹妹！”的口型，他明白的朝我点了点头。因为每進去一个家属，法官都要问：“这是你的什么人？”答错就会被赶出来。可是当我要進法庭时，却从法庭里出来了几个穿便衣的男人，拦着我并对我说：“不能進，不能進！”态度虽然不恶劣，但是我却被堵在了最后这一关上。男同修的父母進去了。过了半个小时左右，休庭了，说时间晚了，择日再审。
我想，是不是我起了欢喜心，心态不纯了，才会被堵住。修炼真的是很严肃，到最后一秒都不能掉以轻心。
我自己站在了法庭上
也许是我自己的一念促成了我之后的经历。在营救一位外地被绑架同修的过程中，我地同修、当地同修、同修的家属、律师，可以说是所有的环节都非常好，正念很强，相互配合，震慑邪恶的力度很大。到同修开庭头天，我们驱车几百公里到了当地。住在同修家里，大家一齐发正念、交流，信心十足。
第二天，只要是带身份证的同修，登记之后都能進法庭旁听，没有任何阻力，我们都感到正的力量占了上风。可是开庭后，同修本人的表现却不太好，几乎都不敢提”法轮功”三个字，使得俩律师也受到影响未能发挥出水平。我当时觉的学员不争气，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动了一念：“要是我，一定不会这样！”
之后，我和母亲同时被绑架。在看守所里，我想，我以前总是帮助别人写申诉，这一次，我要给我自己写了。原来我所做的一切，看似是为别人，其实都是为我自己。在拿到起诉书后，我就开始着手写法庭的答辩状。写了好多页，我修炼这么多年，这算不算是我的一份答卷呢？记得那时也没有什么参考资料，但我文思泉涌，经常做梦梦见考大学、或者是考试，我都觉的题目太简单，都能答对。醒来后，知道是师父对我的鼓励，没有什么难的，再难也能做好。
第一次开庭是秘密开庭，突然把我和母亲拉到法院。法院里空空如也，只有国保大队的人坐在旁听席上。我们拒绝了指派的援助律师为我们辩护，所以几分钟就休庭了。
回来第三天，通知我与律师会见。见到律师，我才知道我和母亲刚被绑架，家人和其他同修就帮我们请了律师。是国保大队和看守所勾结，非法剥夺了我们的律师的会见权。
这么多年，我深深的体会到：同修被绑架，外面的同修也真不容易。所以当我被抓后，我没有想要同修们如何来营救我。我很自信，我觉的我可以为我自己辩护，不一定需要请律师。但是同修们的真心让我非常感动。见到律师更增强了我的正念，我相信我不会让师父失望。
开庭那天，我从看守所的监室出来，正碰上主管的警察，她看了我写的答辩状，吓的赶快还给我，我想可能因为我最后写了“天灭中共”。她的这一举动使我的心有了些波动。
到了法庭，我在后台坐着，突然莫名的全身抖起来了，还抖的很厉害。我忽然感觉我什么都不敢说了。我能看到庭下坐满了人，摄像机在高处拍摄着，电视机在直播（后来听说还有分会场在看直播）。就在我觉的“我难道就这么完了吗”的时候，突然听到我的母亲铿锵有力的声音，这声音仿佛来自大穹深处：“正告中国现当权者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就是这一句话，震的我一下子就强大起来了，身体立即恢复了正常，马上很清醒的知道我是谁，我来干什么了。定下神来，才知道，原来法官是问了母亲的基本情况，然后问了家里的真相资料是什么，母亲才有了上面的回答。
接着我被叫上了法庭，我眼睛的余光看见了我的同修们，他们的眼神充满了期待，充满了信任。这时我已完全没有了怕不怕的概念，感觉聚光灯都在照着我，我内心能够清楚的知道，不止台上台下坐满了人，满天神佛都在看着我，还有我最慈悲的师父，这个舞台为我搭建，多少机缘促成，我今天能站在这里。
那天我的母亲、我，我们的律师都配合得很好，从方方面面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庭审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多。结束前，要做最后陈述的时候，我心里又开始波动了，生与死的考验又来了：我到底要不要说“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一个声音说：“要说！这一刻，值千金，值万金，此生你都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了，这个舞台是多少机缘促成才有的，就连你自己为了能站在这，都吃了多少苦啊！”另一个声音说：“不能说！说大法好就行了，别提中共，别提三退，邪党会加重迫害的！”内心的矛盾使我的身体又开始抖了起来，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这时母亲开始做最后陈述。我了解母亲，她不会打草稿，都是现场发挥，可是她那天真的说的太好了，具体的内容我不太记得，可是随着她说，我的心被慈悲给溶化了，我再也不纠结要不要说“天灭中共”这个问题了，我已经有决定了。当时我都能感到这个法庭都溶在了慈悲祥和的场中，所有人都动容了。
轮到我了，我很平静的拿出我写好的答辩状，念了重点后，我说：“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所有的中国同胞们，赶快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三退’保平安！”我也说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为了这发自心底的呼唤，我无怨无悔！”
当我说完后，我真的感到我无怨无悔了。
第二天，律师到看守所来会见我，非常的激动，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他们参与过的最好的开庭，母亲和我说了我们大法弟子要说的，律师说了律师要说的，大家都非常受鼓舞，家人、同修也都非常激动。可是她也表露出担忧，怕法院给我判重刑，因为我说了“天灭中共”。然而我却很坦然，我说：“不怕，《九评共产党》是师父叫做的，三界内的理是反理！”也许律师都无法完全相信我能那么坦然、那么自信。
让同修、让律师都捏着一把汗的判决下来了——我没有被判重刑。当律师拿到判决再次来到看守所时，她非常的高兴，因为这个判决打破了所有人固有的思维模式。而我，更加笃定，因为在此前，我做梦时，就已经看到了我的判决，和实际的判决结果就只相差六十多天。律师还带来了诉江的消息，使我和母亲在黑窝也能够参与到全球诉江大潮中，跟上正法進程。
感悟生生世世亲缘
这一生，我何其有幸，能听闻大法，我又何其有幸，能够有一位这样的母亲同修，在我懵懂时告诉我法轮功，引导我走進修炼，在大法遭迫害时，她能放下人中的所谓的亲情，把捍卫大法放在第一位。从我少年时随母亲一起走出去为大法上访，到后来我们并肩站在法庭上，为我们共同的信仰而坚持，我觉的，同修，这是我俩最大、最神圣的缘份。我的其他家人同修们，在这么多年的岁月中，一路陪伴，正念加持，犹如黑暗中闪亮的星，让我不孤独无助。还有我的暂时不修炼的家人们，也用他们的善良在守护着我的这份坚持。
记得在看守所时，有人对我说：“真的很羡慕你，你母亲陪你同甘共苦，你的家人还这样风雨无阻的来看你，从来没间断过！”
我走出黑窝大门的那天，我的家人们早早就来了，其中一个深有感触的说：“某某（我的名字）是个幸福的人！”
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中说：“旧势力用火与血建立起来的邪恶没想叫大法走出来。你们凭着坚定的信念，凭着来世的神圣誓约，凭着生生世世亲缘，凭着对大法理性的认识，同时凭着大法给予你们的正念与法力的根本保障，你们走过来了！”
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所有的同修们，剩下的路，愿用我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