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大庆市工商银行红岗支行副行长控告江泽民

今年六十七岁的丁丽华女士原是工商银行大庆市分行红岗支行副行长，因到北京上访被撤职，现已退休。丁丽华于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一九九九年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丁丽华多次被关押迫害。

丁丽华在诉状中自述修炼法轮大法前后的变化：

我是一九九八年十月接触法轮功的，当时身体状况非常糟糕，颈椎是直的，压迫神经，视物模糊，整天头痛，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长期拉肚子、肾盂肾炎、腰痛不能弯腰、满口牙齿松动、各种药物和营养品不断，由于病痛缠身，整天心神烦躁不宁，每天都在痛苦中度过，上班大部分时间都得躺在办公室。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日到朋友家串门，我只能躺着听她们说笑，这时一个朋友递给我一本书，一口回绝，不看！因当时我根本看不了书，她说你就听录音吧。听就听吧，听不到两分钟就睡着了，奇怪的是，听到最后几分钟就醒了，就这样一下午听了四盘，最后我主动提出把《济南讲法》磁带带回家听，并说这老师真厉害，四个教授加起来也不行，就这样我走入了法轮功修炼。从此整个人的世界观都变了。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我变了，变得善良、温和、宽容、真诚而且快乐，处处为别人着想，按着法轮功最高法理：“真、善、忍”做好人，上班精力充沛，对员工不再正言厉色，遇到矛盾先看看自己是否对错，更神奇的是不到四个月的时间，身上所有病痛不翼而飞，真正体验到身轻如燕，健步如飞，整天沉浸在幸福之中，那种美感难以用语言描述。

丁丽华在诉状中自述她所亲历的迫害：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街道和红岗派出所不断到家骚扰，弄得人无宁日，家无宁日，国无宁日，状告无门。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到天安门广场证实法，马上就被几个警察劫持到警车上，车上的警察破口大骂，不一会车就满了，把我们拉到北京前门公安分局，先是搜身、审讯、然后被关到后院，那里已经关了几百人，如狼似虎的警察嘴里不停的骂，手里提着警棍，谁喊“法轮大法好”就打谁，几个警察同时用电棍电，不时有人被电的蜷缩在地上，那些警察没头没脑的用脚乱踹，阴森恐怖，陆续有法轮功学员被关进来，到了晚上大约有上千人，这时来了好多大巴车，我们被戴上手铐绑架到车上，我被拉到北京密云公安局后院，那里已有好多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后院四周都是平房，被隔成一个个的小房间，警察叫那是“小号”，就听小号里传出叫骂声、惨叫声、打人的砰砰声，不时就有人被从小号抬出来或架出来，不知弄哪去了，恐怖及了，比纳粹屠杀犹太人更有过之而不及，心都要跳出来了。

我们被强行编号、照相，然后按号被警察带走审讯，我被一个姓张的副科长带到他的办公室，他说你很幸运，就我们科室不打人，他先是给我到上一杯茶水说，《转法轮》我看了三遍，不打你也不问你，你看电视吧。半夜十二点后把我送到看守所，先把鞋收走，然后扒去衣服搜身，把所有钱和值钱的物品全都搜走，就被送到监号，十几平方的房子，关押了三十多人，又冷、又潮、又冰，坐都没地方坐，监号只有一个水龙头，下面是个水泥池子，不让上厕所，上面接水喝，下边大小便，臭气熏天，有个女教师眼睛被打得睁不开，整个脸都变形了，嘴被打歪了，一百三十七号是个少数民族，全身都是黑紫色，她说两个警察审她，其中有个姓王的，进屋就扒光她的衣服，只穿一个裤衩，绑在床上，淫笑着到处乱摸，嘴里说着下流的话，猥亵完了，先是用两根电棍电她，不起作用，又拿来两根。四根电棍同时电她，电昏过去后，用凉水泼醒，再电、再泼、再电……最后把她铐在铁管子上，下面放着一堆冰块，全身裸着蹲在冰块上三个多小时才把她抬回来。一百四十号更惨，第二天早上被抬回来时，大家以为她没气了，全身冰凉，一百三十九号是一起来的，她把她抱在怀里，用身体温暖她，大家把棉衣都脱下来给她盖上，中午她才苏醒过来，她告诉我们对她用刑是个小铁锤，外面包上胶皮，不停的敲打她各个关节，那真是撕心裂肺的痛，外面看不到伤痕，最后把她棉衣扒掉，只穿毛衣毛裤，光着脚，脚尖离地，大字型被吊在外面的篮球架上，整整吊了一夜，被冻成冰人，如果不是修炼人能经得起这样的酷刑吗？我们被关在看守所那又臭、又冷、又潮、又阴暗的黑屋里，整整三天三夜。

二零零一年一月一号天没亮就被叫起来，两人铐一副手铐，被带上大巴，到了晚上才知道已到了锦州，一路上不给饭吃，半路上只让上了一次厕所。到了锦州后就把我们分到各个市、县看守所，我们十个（八女二男），又被绑架到义县，一到看守所，又一通搜身，根本没什么可搜的了，气急败坏的警察把所有人衣服的纽扣全都拽掉，把毛衣的拉链都给剪掉，一个叫李春雨的警察叫我坐在铁椅子上，非法审讯到深夜，在回监号的途中，一个姓王的所长突然从后边窜上来，对着我的左胯骨就踹，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为了抗议非法拘禁，我们集体绝食，第三天我们都被拉到医院所谓的检查、化验，我记得下车时，满天五颜六色的法轮，一串串、一层层延伸到宇宙深处，其中一个小警察跟我说，我看到了，但我不敢放你，不然的话，我的饭碗就没了。

七天后我被大庆红岗派出所警察魏涛、单位领导吕强逼我家儿子女婿一起把我从义县带回大庆，费用全是我们家出的，八千多元。并直接送大庆看守所非法拘禁。一个月后，又被非法关押红岗看守所，二零零一年三月十六日才被放回，单位撤去了我的副行长职务，扣发一个月工资和一年的奖金，与其它奖项。我只好申请提前退养。

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日晚八点多，不满三岁的外孙刚睡着，女儿、女婿我们三人正在看电视，红岗公安局、“610”姓黄的带着两个人突然闯入我家，不容分说到处乱翻，穿着鞋在床上乱踩，孩子被惊醒吓得大哭，女儿女婿不知所措，没搜到什么就走了，十多分钟后，他和红岗派出所的陈漩，还有两个在我家蹲坑的再次闯入我家，把所有的大法书、我们师父的照片连香炉都劫走，我被绑架到红岗派出所，恶警非法审讯：上面不让炼，你为什么还炼？我回答：“信仰自由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之后他们都头痛，审不了了。这时已经折腾到半夜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我要上厕所，因厕所锁着，警察去找钥匙时，我趁机从后门走脱。从此我走上了流离失所的路，长达九个月，定无居所、颠沛流离、东躲西藏、食不果腹，整天提心吊胆，有家不能回，亲人不得见，儿子不到三十岁，两个月时间几乎头发全白，女婿因此被非法拘禁三次，第一次八月二十一日，被非法就拘禁一天一夜，手机被没收，不准与任何人联系，不给饭吃，不但身体和精神受到折磨，还给工作到来很大损失，因为他是建筑前线技术员，八月正忙。第二次被非法拘禁一天。第三次被非法拘禁半天。逼迫他交待我的去向。从此以后所长李敬安时不时的到女婿单位骚扰，给他精神上造成很大的压抑，在单位造成不好的影响。女儿整天以泪洗面，儿媳同时受到单位骚扰，使得他（她）们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内心深处受到伤害。

二零零二年五月九日，我到朋友家串门，刚一敲门，从屋里窜出两个警察，不容分说就把我抓到屋里，屋里被翻的乱七八糟，人不知去向，他们把我绑架到大庆站前派出所，指着两个人说，一会儿就这样对你，一个是肇源的郑文芹，把她两只胳膊从背后吊起来，双脚离地，脖子上挂着个大铁块，他们叫上大挂，一个月后就被肇源看守所迫害死了，才三十多岁。另一位是冯金波，被打得鼻青脸肿，披头散发，躺在椅子上不能动，这时姓魏的教导员过来就搧我的耳光，拽着头发就往墙上撞，头发被拽掉一大把，又踢了几脚，这时过来一个瘦小的警察说：把她交给我，看我怎么收拾她。他们又把我绑架到大庆东风新村萨尔图公安分局，他们酒足饭饱后，那个瘦小的警察说，我告诉你上边有令，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五月份东北晚上天气很冷，尤其晚上外面还下着瓢泼大雨，他把窗户全打开，说先冻我，不知我当时脸色怎样，全身发抖，打冷颤，心都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他突然走过来抓起我的胳膊号脉，嘴嘟囔着，你别装，我学过中医，然后松开手说，算了，让她自消自灭吧。然后一个姓侯的科长和一个叫张阔的警察两人把我铐在铁椅子上，双手被到后边的椅背上，铐在一起。手铐越动越紧，一直嵌到肉里，双脚锁在地上铁环里不能动，就这样被铐了两夜，白天铐在长椅子上，双腕被铐出深坑，肿胀出血，双脚走路困难。

五月十一日，我又被非法送到大庆看守所拘禁，五月二十日，红岗派出所陈漩带着两名警察把我从大庆看守所带回红岗派出所非法审讯，连夜又把我送回大庆看守所非法关押，大庆看守所是个人间地狱，尤其对待法轮功学员，睡觉每人只有二十五公分宽的地方，俩人只能立着、头脚颠倒着，一个人抱着另一个人的臭脚睡。白天码坐，不准说话不准动，上厕所得报告，准许了才能去，个个坐的腿肿脚痛，每天逼着写三书。

六月二十日，我又被红岗派出所的陈漩和另外两个警察绑架到红岗看守所非法关押。由于长时间的精神迫害和肉体折磨，旧病复发，又新添高血压，全身抽搐，口吐白沫，嘴角歪斜，昏迷不醒，被送红岗医院救治，后保外就医，但必须离开大庆，否则劳教四年，还必须得写三书，我不写，家人被逼无奈只好替我写了三书，我又一次被迫离开家到外地住，期间开始停发工资，从此单位骚扰不断。大庆市行的纪检书记李青山，带着五、六个支行行长追到青岛逼着写三书，不写就继续停发工资，在青岛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

我又回到大庆，为避免骚扰，住女儿家。单位知道后，又上女儿家继续骚扰，开始是支行，而后是市行，新上任的纪检书记马振江，再往后就是省行的毕行长带着省行保卫处长，和其他处长，轮番上门骚扰，弄得女儿一家心神不宁，精神都要崩溃了。

更有甚者的是，二零零三年初，说是北京总行有指示，必须把我转化，否则就送哈尔滨戒毒所洗脑，所以省分行把我妹妹从佳木斯工行找来配合大庆市行做我的转化工作，他们骗我说你要回青岛了，市行请你吃顿饭算是送行，当时不知是骗局就去了，一进屋镁光灯一个劲的闪，会议室坐了二十多人，我觉得不对劲，就不准他们拍照，这时我妹妹拿来一本厚厚的材料让我看，我瞟了一眼，明白了是欺骗，借故身体不支，下楼坐车离去，等纪检书记马振江撵出来时，车已启动，想拦也来不及了，只听他说了一句：不能走！快下来。我没理他，车径直开走了。

下午四点多我妹妹才回来，对我说，我为了你不再受精神折磨，为了工资、为了你的身体健康，我才被逼这么做的，其中细节我至今不得而知，最后补发六千元工资，又扣了一个月的工资，被逼无奈，只好又回青岛居住。

二零零八年奥运前，红岗派出所又上门骚扰，找到儿子要我的电话，儿子没给，又找到单位并逼我儿子带他们去青岛，把我的材料交给青岛让当地看管，儿子只好说，你们别去了，让我妈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