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常琳一家控告元凶江泽民
最近，常琳女士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分别递交了控告书和刑事自诉状，丈夫兰雨瑞和儿子兰海分别向最高检察院递交了控告书，要求追究江泽民的刑事罪责，将其绳之以法。
常琳女士在控告书中叙述得法受益的经历：
一九九四年四月，我外地的两个姐姐（二姐，四姐）来到成都听法轮功的讲座。我的四姐身体瘫痪五年，修炼了法轮功后身体恢复正常，健康了，这次是四姐陪我的二姐来听法轮功讲座。二姐瘫痪了十年，手脚是麻花卷着的，什么事都做不了，吃东西很少，生活不能自理。二姐是坐轮椅去听讲座的。我陪着两个姐姐去听了法轮功讲座。二姐听到第四堂课时，就能行走了，还能跑步上楼，吃东西也正常了。完全变成了一个健康人，回家时赶火车，自己能够小跑上车，与来成都时判若两人。
我陪两个姐姐听法轮功讲座，自然就走入法轮功修炼。听了法轮功讲座，自己也受益匪浅。原来我有背心痛的毛病，棒小伙用拳头打我的背都没有感觉。月经痛也是我非常痛苦的事，每次例假我痛的没法做事，吃了不少药，看了不少医生没有效。听完法轮功讲座，我就按照法轮功要求的做，我身体的这些痛苦现象就再没有出现过。
而且我的人生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我对利益看的很重，在上班时，与人斤斤计较，一两分钱都要较劲。在商店上班时，如果被少发奖金，会去大闹一场。学了法轮功，我就象变了一个人，我知道了“不失不得”的道理，在利益上看淡了，不会去占便宜了。一次出租房屋中，我可以理所当然白得六千元钱，但是我没有要；买东西，别人多找给我钱，我会退回去，绝不占便宜。自己出钱帮助单位一个孤寡的老师傅，单位领导不高兴，领导把老师傅当拖累，我仍然帮助老师傅。如果我没有修炼法轮功，绝不会管与我无关的事。何况还自己花钱去帮助别人。修炼法轮功出了善心才做得到的。
我的丈夫后来也加入法轮功修炼。我们按照法轮功“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做事为他人着想，多做善事，修去为私为我的心，做一个高尚的好人。
我们家住六楼。整个单元的住户就我们家年轻一些。楼道没有灯，那些年纪大的人夜晚上下楼很不安全。一九九四年修炼后，我和丈夫就自己花了一百多元钱买来声控灯材料，从一楼到六楼全按上声控灯。
我家对门是一对老人，经常把钥匙忘家里。每次进不了家门就来我家找我们帮助。我们就从我家阳台翻到他们家阳台那边，两家阳台隔了一个窗户，是非常危险的。我曾经翻过一次，丈夫翻了数次。其他邻居知道后都说别翻了，打119，老人不愿打119，我们照样帮助他们解决麻烦。
兰雨瑞先生在他的控告书中谈到他的得法受益情况：
我的烟瘾很大，平时妻子怎么劝我戒烟都不行，抽烟三十年，从来没有戒掉过。一九九四年六月一天，我看了妻子学的一本书《法轮功》，感到这书讲的太好了，就开始学。那年十二月份，法轮功师父要在广州举办最后一次国内讲法班，我们全家三口人都去听法了。去之前我随身带了三包烟，在去的路上抽了半包烟就不想抽了，说来真是神奇，我从此戒掉了烟。看了《法轮功》的书，知道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把我的烟瘾去掉了。
一九九四年我炼法轮功前酒瘾也非常大，每天必喝。酒龄有二十多年，酒后就话多。一九九四年八、九月，我炼法轮功才两个多月，就把酒瘾戒掉了。
我的身体历来不好，免疫力低，身体僵，总是感到身体没有劲，脚耙手软，站着想坐着，坐着想躺着，给别人感觉这人真懒。修炼法轮功后，这种状态就没有了，身体有力了，什么活都愿干了。在单位上，大家都感觉我象换了一个人。
我修炼法轮功前，性格也不好，平常总是怨气连天，争强好胜，得理不让人，搞得人际关系紧张。我从广州听完师父讲法后，真是变了一个人，身体无病一身轻，性格也开朗了，也爱说笑了。
下面是常琳女士在控告书中自述她及她丈夫和儿子遭受的迫害事实：（限于篇幅有删减）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滥用职权发动迫害法轮功。迫害很快降临到我身上。
被绑架，在派出所之间流动迫害，被侮辱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多，我想去给在家的儿子买点吃的，刚出大院门被一个高大的男子挡住，问了我的名字得到我肯定答复后，他晃了一下警官证，就要我跟他们走一趟，我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绑架到白巷子派出所（现称金仙桥派出所）。我被审问。然后那些人又带我到家中，把我家抄了，抄走了师父讲法录像带，师父法像等，抄完家，就回到白巷子派出所。
我被非法关押后，警察还反复抄我家，连空的存折都拿走。每次抄家我儿子都被惊吓，受到的精神伤害是极大的。因为在派出所关押不能超过二十四小时，所以每天换一个派出所。据说金牛区有二十－三十个派出所，我就在这些派出所之间流动关押。
在城隍庙派出所，我被关在一个又黑、又潮湿、又肮脏的黑屋里，开门就是茅坑，堆满了大便，里面蚊子多的象蚊子仓库，我把带的衣服全盖在身上，第二天早上放出来时，左边从大腿到脚趾头全是蚊子叮的红包。
在五块石派出所，放诽谤法轮功的电视看。每到一个派出所都要被搜身。在这个派出所已经半夜了，我被关进一排几间屋的最后一间，那些屋都没有人。门上有一个小窗口，有什么事通过小窗口说。可是深更半夜有人把门开了，叫我起来搜身，这人满口酒气。我说已经搜过了，他醉醺醺的说：我要搜。本来夏天就穿的单衣服，身上有无东西一眼就看出，可他非搜不可。纯粹是对我耍流氓。从七二一日开始绑架一直跟我在派出所之间走的有三个警察（一个是市公安局的，另两个是金牛分局的），第二天我告诉市公安局的警察昨晚的事，可是他说这些事我们不管，与我们无关。
在交大派出所，陪着的市公安局警察对我做笔录。他问了许多问题，就是想整材料，我抗议他不实事求是。
一天晚上，我正在睡觉，突然门被打开，来了十几个人，说是省厅来人要与我谈话。我给他们讲了我怎样走进法轮功的，法轮功怎样使我改变成善良人的具体实事，讲了四十多分钟。最后领头的人说：好，那你好好休息。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下午，我被放回家了，结束了在派出所之间的流动迫害。可是我并没有得到安宁，分局经常打电话骚扰，经常被不同派出所叫去问话。
逼我迁户口
在我被绑架经历了在派出所之间的流动迫害后，本段派出所逼我迁户口。
当时我的户口在城里忠烈祠派出所。一天本段户籍打电话叫我去派出所一趟。派出所要求我把户口迁走，我不答应。所长说：你暂时迁走，过几年你再迁回来，还给我写条子。我说：不得别人同意下户口，你们这是非法的。所长说：我也没办法，我们这就你一个，我们是先进单位，看在同学面上你帮我个忙吧。我对所长说：你们非下我的户口，我就不上户口了。所长又急了：三个月不上，我们都要扣奖金。他们在干非法的事情，我不想配合他们，我拿着户口单，就是不想上。快到三个月，百果林派出所所长、指导员轮番来做我“工作”，分局的人也来说，让我上户口。被迫上了，但是到拿身份证的时候，又开始刁难我，不给我身份证。我不断的去要，费了很多精力才把身份证要到了。
被监视、跟踪，工作、生活不宁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回到家里后，小区门口收发室对我出入时间专门记录，每天户籍都要来抄这个记录时间。
我出门去玩几天，派出所就会打电话追问到哪去了？连出趟门也不自由。
一天一个邻居告诉我丈夫，你的家里有人用工具开门进去过。经了解，那天退休人员组织学习，都到一楼那家去学习，我的邻居老夫妇也在那学。女邻居说她每天十点要吃药、量血压，就坐在门口楼梯边，方便上楼去。九点左右，她看见来了四个人，提了一个工具箱，上楼去了。过了不多久，女邻居上楼去吃药，上到四楼半，她就看见这四人正在用工具开五楼右边的门。她上去时，那些人还给她让路让她上楼，邻居认得是开我家的门，她没敢吱声就上楼了。二十多分钟后女邻居下楼时楼梯上没人了。过了一会儿那四个人下楼，手里多了一个白色塑料袋。从此以后我家就成了他们的自由市场，我们一出门他们就来，不知他们在我家搞了什么名堂，我们的生活完全失去安全感。
一九九九年前，工作单位开始散伙，我靠打工维持生活。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迫害后，我到城市管理做协管员，同事很多都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的，可是干了一年多后，协管中队一天把我叫去，把我辞退，听他说话含含糊糊，我知道有人捣鬼。
我又到特百惠打工，我在公司工作任劳任怨，每个门市都留下了好的口碑，公司老总也非常欣赏我的工作精神，可是没有干几个月，有一天老总无可奈何的让我走，我又莫名其妙失去工作。
还在网通公司干过，都是好景不长。没办法，为了生计，我只得清早三点钟起来，到火车站卖黄果兰，站在街边卖。就是这样，我发现有一中年男子总在旁边拿张报纸看，我走，他就走。
监视和跟踪，搅乱我的生活和工作，给我及家人带来极大的精神迫害。
亲人受迫害
二零零零年除夕，深夜十一点，成都西安路办事处、社区、派出所来我家逼着开门。门开进来六、七个人，说是关心一下，说是办事处、社区、派出所换领导了，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有一次深夜敲门来要我们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早就掉了，要我写个情况；我丈夫的身份证被拿走，造成他后来办自行车牌照需要身份证的困难，费了很多周折把身份证要来办了牌照，可是马上户籍就要求把身份证拿走。
丈夫于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去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西安路派出所绑架，当天晚上十点多钟，家里被一群彪形大汉抄家。丈夫被拘留十七天后，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日被非法转到新津洗脑班关押三十一天。二零零七年一月十日才回到家。
洗脑班的伙食费每月要交四千四百元，我没有工作，拿不出钱，丈夫单位说他们出四千元，我出四百元。
丈夫还在上班时，西安路（百果林和西安路两个单位合并为西安路办事处）办事处多次到他单位，给领导施加压力，非让他离开单位不可。甚至一个星期去二、三次，领导无可奈何，让他回家休息。那时他才四十七岁。在家里也不清净，西安路办事处的人多次上门骚扰。
一九九九年九月学校开学了，我儿子正上小学五年级。他班主任老师在上课时叫我儿子站起来，对全班说：他爸、妈就是法轮功。这种情况发生两次，搞得我儿子在同学中抬不起头来，同学也经常欺负他，人为的破坏了儿子与同学的关系。儿子又经历了被抄家、父母亲被抓、被关拘留所、洗脑班等的恐怖惊吓，幼小的心灵受到严重伤害，原本可爱的儿子性格完全变了。
二零一二年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
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我正在家里，上午十点多钟，突然闯进我家几十个人，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没有说什么话，就绑架了我，并同时抄家，抄走了师父的法像，没有任何手续。来的人不少，房间各个屋子里都站着人，出门楼道五楼下到二楼都是人，楼下小院里也站满了人。
被绑架上车后拉到新津洗脑班刚下车，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叫上车去医院体检。体检查出高血压二百，我的眼睛充满血，医生问我是否有高血压，我说没有。她又查还是二百，要求我吃药，我不吃，她们讨论是否收，最后还是收进去关。
我被关进去半个月，无人问津。我不知为什么被抓来关押，要求见了金牛分局的人，分局来了一个警察，我问他：凭什么把我抓来关在这里。后来管这事的人出差回来找我谈话，他说：你这次进来不是个人行为，也不是政府机构，是中央政府。就这样我被无端关押在新津洗脑班受折磨。
在洗脑班我经常感到头昏，眼睛总想闭着，吃饭时眼睛都睁不开，就闭着眼往嘴里拨饭。后来才知是饭菜里面有药。我只得把饭菜洗了吃。我的陪教常换。一个陪教见我洗饭菜，就说，你只有多喝水。另一个陪教说：你洗了，什么味都没有了，你只有早点出去。就这样，我的记忆越来越不好，思维也不那么灵活了，总是昏沉沉的。
每天关在小房间里，我要求活动活动，就安排在对门的大房间里走动。我是被关在楼上最里面一间，一般出来活动，房间里的灯和电视都是开着的。一次出来活动一会儿，房间灯和电视突然关了，我问陪教：你关的吗？她说：没有啊，我不也在这儿走吗？回到房间，我正准备洗澡，喝了一杯先就准备的水，一喝就感到头昏眼花，不能动，身体就更难受，马上挨到床边躺在床上就睡下了。第二天陪教奇怪的问我：昨晚都准备洗澡了，为什么没洗澡？我说了自己喝水后的反应，再想昨天晚上突然关灯和电视，以及谁来过，知道是有人干坏事。陪教闹着不在洗脑班干了，劝我保重。
后来我不再吃洗脑班的饭，自己花钱买方便面吃。
在洗脑班盘腿坐要被干涉，不准那样坐。一次我看电视自然盘腿坐那儿看，就被查房的看见，要求把腿拿下来。陪教主管只要不顺她就骂人。一次我与她分辩了几句，就停了我的热水（那时正值冬月）。
就这样在洗脑班关押到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省委来人，才把我从洗脑班放出来。我在新津洗脑班被关押迫害了七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