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迫害几乎无法生存 黄凌燕控告元凶江泽民
黄凌燕女士要求最高检察院追究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刑事罪责，将其绳之以法。以下是黄凌燕叙述遭迫害事实：
我叫黄凌燕（小名黄兴娇），初中文化，一九七四年出生在福建省霞浦县柏洋乡横江村三泽里自然村。因父辈遭遇历次运动才搬家到山凹里。这里只有十多户人家，上学要走山路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学校。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度过了童年。
患绝症，幸遇法轮大法
大概九十年代初，二十多岁左右的我经常胃痛，脸色苍白，严重时满床打滚。有时流血难止，经血都要用盆接，有时在路上走着走着，一阵难受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都不知道啥时躺在地上的。后来我偷偷去县城医院问医生，说是一种血液病，类似白血病吧，要求我通知家里住院检查，看着因贫穷而啼哭的父母，我暗下决心，死也不连累父母。此后我只身随缘到了广东佛山打工，有时身体太痛苦了，就幻想着哪种死法即不难看又不连累别人。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早晨我想去垂虹公园呼吸新鲜空气，无意中看到很多人在打坐，有老年的、中年的、年轻的，也有小孩，给我的感觉太震撼了。一问是佛家法轮功，还免费教功。经介绍我在佛山图书馆买到《法轮功》和《转法轮》，从此走上法轮佛法的修炼，按真、善、忍理念做人、做事。一个月左右，我就体会到脱胎换骨的变化，无病一身轻，那种喜悦、那种幸福无法用语言来感激师父，感激大法。
三个月后我回趟老家，父母因信仰基督教而排佛，但看到我气色变好也不反对我教黄振宇、黄振宙两个弟弟炼功（小弟黄振宙从小听力、语言不正常，有残疾证，没实质读过书）。两个弟弟后来都到佛山修炼大法，受益很大。没读过书的黄振宙还在几千人的会场做过心得体会报告，这种超常无法想象。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我和同样修炼法轮功的乔军华在佛山登记结婚，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顺产一个可爱的女儿乔丹凤。一家人生活温馨、和睦，邻里相处都很好，房东把两小孩都交给我们辅导学业，跟我们学真善忍做好学生。
作为法轮功修炼者，我们变得更善良，更加宽容，更加真诚。与人为善，与世无争，身心都获得了很大的益处。
一年搬十多次家没人敢收留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晨炼被人无故骚扰，七月二十三日，乔军华在电视塔公园晨炼被抓，随即被非法抄家，录音机、录像带、大法书籍被抢走，被并逼迫放弃信仰。下午放回后，监视住所、跟踪，环境感到恐怖恶劣，已没有我们说真话的地方了。黄振宙帮我照顾刚满周岁的女儿，我和乔军华在功友的资助下当晚坐飞机依法进京上访。
此时的北京到处便衣恶警，到处设岗盘查，我们在上访没达到目的，几天后就没费用吃住了，流浪了二十七天，于八月二十日早上六点被绑架到西单公安局。经历了残酷的审问后，我和很多法轮功的功友一上来先被暴打一顿，警察打我们像打沙包一样，一轮下来个个都挂彩了。半夜把我们关进一所大监狱；第二天我们被迫做手工加工鱼饲料，八月二十三日，我们被佛山“610”派人押回佛山。身上的钱和银行卡里的工资被强行取走，共二千八百元。
因坚持修炼，乔军华被迫下岗，我又因带小孩没工作，全家身份证被扣，又无法找工作，没了生活来源。“610”派人跟踪、监视我们，经常借口查出租屋，我们因身份证被扣，不给办暂住证，他们随时抄家，随手抢东西，随便抓人。有次警察抓走乔军华和黄振宙，关进石湾看守所，留我在家看孩子，还勒索我要活动费，当时家里只有一百多元钱，我让乔军华带上一百元，结果一到看守所就被抢走了。黄振宙被关了两天被罚交二百元才放人。刚回来房东受不了株连、骚扰，又要我们搬走。我们因此在一个月内搬了六次家。无法安定。我们一家无奈求房东帮我们保管家具，物品，借些钱二次进京讨公道。后来借钱给我们的贾书萍因此被劳教一年。
因身份证被扣，盘查更严厉，我们只能带着小孩和黄振宙在郊区流亡了几天，一个星期后的一天半夜在复兴路的一个小公园里休息，被大批武警包围，我和黄振宙被绑架到月坛派出所，乔军华带小孩被冲散，（后也被抓送回佛山拘留十五天，小孩被送亲戚打工处）当时送往月坛派出所有二十多人，有老有少，二十四小时不给吃喝，也不给外买，只要说话就“开飞机”体罚。然后黄振宙被福建驻京办领走，我被关到收容所一天，强迫在地面温度五十六度的广场暴晒。第二天也被押到驻京办。在杂物房里和小弟一起关了五天，两张破沙发，脏乱的被子，每人每天要五十元住宿费，饭钱另计。后来霞浦“610”派了两个人，一个是民政局的吴振顺，一个是公安局的阮志兴，把我们押回霞浦，到公安局门口，行李包仅余二百元被吴振顺搜走，我被拘留了十六天，黄振宙因有残疾证关了三天让爸爸交了三千二百元保出，说是路费和吃住费。后来父母总共花了三千六百元他们才放了我，连收据都不给。
 中共体罚演示：开飞机 |
黄振宙回到佛山后，保险公司说公安局来人给压力，不能让他在那上班洗车了。后经同事介绍去环卫公司当清洁工，被安排在彩管厂搞卫生，乔军华也回去原单位彩管厂做保安，我在天马饮食公司当前台接待。
一年来，佛山国安排人经常造谣、恐吓房东，强迫我们搬了十多次家，有一次在下暴雨，他们不让我们租住在他们管辖区内，就动手把物品扔出去，还没找到下家房子，只好请了一辆货车，他们特地看着我们一件件搬完，开着车去再去找房子。那种凄惨、屈辱，给小孩造成的惊吓，至今无法抚平心灵的创伤。
警察要赶尽杀绝第三次进京鸣冤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黄振宙在街上发真相资料，因不配合警察搜身，当场被捆绑起来暴打，全身受伤，反被诬告袭警抓去刑事拘留。到了拘留所就被脱光衣服搜身，然后只穿一件裤头关进监仓，警察还指使其他犯人对他拳打脚踢。逼他做手工——叠花，不做就不给吃饭。一个星期后，“610”人员把他吊铐在车里押送到三水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半。在劳教所被强行剃光头、吊铐、关禁闭、包夹、不给睡觉、长期劳工，吃用要自己付钱。二十九日下午，我在公司开会，两便衣送来黄振宙体检收费单，要我付六十五点八元，上面注射费四元八角，我问他没有病，为什么要打针？打了什么针？他们不说，我没带那么多钱，就叫我去同事那借，付了款就走了，我和黄振宇几次到公安局探问都不给见面。当晚又来我住处抄家，拿走很多真相资料，四面装裱好的挂像，四套秋冬运动服（白色）一件夏天短袖衫炼功服，炼功照片和简介挂布等。家里翻了个底朝天，一片狼藉，无从下脚。当晚把我从单位放回看小孩，乔军华又被刑事拘留了，后来要他保证脱离法轮功才放人。
我们没有配合，乔军华被送去三水劳教所“洗脑”。我去政保科找领导要人。他拒绝接见，叫个曾参与抄家的警察带话：刑事拘留不同于治安拘留，没把问题交代清楚，不从思想上、行为上完全“转化”是不可能放人的。我说：你们政府怎么能这样迫害我们，一年来逼迫我们，驱赶我们十多次，几度造成我们生活危机，我们都无怨无恨，处处要求自己做得更好。如今小孩受惊吓天天哭闹要爸爸，扁桃体肿大，整个下巴都变形了，幼儿园老师怕传染给小朋友，要我自己带小孩，这样我也上不了班，你们这不是把我逼上绝路吗？警察说：不是逼上绝路，是要赶尽杀绝。
我无奈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又带小孩第三次去北京上访。十二月的北京已经严寒，冷入骨髓，没有暖气，没有热水，我和小孩第二天裸露出的脸和手都爆裂了，好不容易到了天安门广场，就被围过来几个人推扯上警车，说我不像旅游的，就是法轮功，小孩被重摔倒在车上，然后打我，牙齿被打松一个（回到广东就掉了），很快就抓满一车人开进广场公安局，简单审讯后，大家都不报姓名地址，就一个一个被押上一辆大巴车，那时对每个人造成的心理压力，恐惧无以复加，随时都面临集中营，酷刑，折磨与死亡。我们一起喊“法轮大法好”，他们把车窗都关上，窗帘拉上不让外面民众听到。
当开到郊外时突然停车，有人过来叫我快点下车，说一看就知道你是南方来的，看小孩遭的罪，尿湿的裤子都结冰了，回南方去，不要再来了。我说法轮功修真善忍，我们都没犯罪，要求全部放人。后来听说这一车人在路上都被放了。广场的便衣看到我又带小孩回到广场也不抓我了，都说没人敢处理我的诉求，除非把江泽民抓了、判了，回去等机会不要再来了。
我又失望的回到寄放行李处，碰到山东济南一同修，被电击，酷刑折磨了一个星期，放出来时体无完肤；衣服扣子拉链都被剪掉，皮带也被拿走，没穿鞋光着脚在寒风里走到我面前。他说当时炼功才四个月，全家受益很大，是和妻子一同上访被分开迫害，后来我包里的钱刚好可以买两张车票和路上吃的面包水之类的，回到广州兜里只有八块钱了。无家可归，不知何去何从，后来碰到汕头的大法弟子，就跟他们一同在广州流亡，乔军华从拘留所出来也无家可归。
被非法劳教时奶奶悲愤离世
一家人带着小孩在外流离失所，没有工作收入，大家互相接济，物质需要已减到最低限，但也维持不了多久。
我于二零零一年五月二日又被绑架到广州白云区公安局，警察把我们母女俩关进一个铁笼子，当天打雷暴雨，我和小孩又冷又湿，一个好心人拿张报纸让我给小孩挡风。我抗议这种非人的待遇，不配合任何的审问，二十四小时后还没找出我任何犯罪的证据，就把我们母女送到附近所有关押犯人的地方，都因我带着小孩又没有犯罪证据，不收监，最后折腾到半夜把我们关进广州白云戒毒所，强制“转化”、包夹、体罚、不给睡觉，我绝食抗议两个星期，被几个高大的保安按住强行灌食、打针、最后食管从喉咙顺着嘴出来，没灌成，却造成我大口吐血。后来他们不干涉我炼功，其实他们都知道炼功是对身体最好恢复，每当有记者采访或有领导视察，就把我们母女俩和一个快临产的湖南籍孕妇关进储藏室，等来采访的人走了以后才能出来。
六月二日，我被霞浦“610”派人接回父母家，禁闭在家里，临走前我要求回出租屋拿些换洗衣物，还有借来的二千元钱。他们都不许，说抄家时早被搜走了，在家里我穿妈妈的衣服。他们派人二十四小时看住我家四个门，每天都找来一些学者专家来家里“转化”我，有个干部竟然说学什么不好非要学法轮功“真善忍”跟政府顶，你看村里谁谁黑白通吃挣了多少钱，你看村里谁谁杀了人，花几十万就摆平了，哪像你们学“真善忍”还要坐牢，这里进、那里出的。
父母被叫到村大队强迫在保证书上面画押按手印，如果我还上北京就抓我父母坐牢。天气越来越热，农村蚊子多，那些看守监视的人吃不消；在六月二十八日，也就是我女儿过三岁生日这天，县里来了六、七辆车，说是接我去县里买几件衣服，有省市的领导来看我了，穿我妈的衣服不好看，我不相信他们，他们说让我妈和小孩都去，不会骗我的。到了县城让我妈带小孩在公安局坐会儿，说宁德地区领导指名要见我，就一会儿，小孩不愿与我分开都哭晕了。我被带到龙首山宾馆的一个房间，里头有几个领导模样的人坐着，我也不知道是那个部门的谁，他们把工作证有相片和名字那面往里翻，就开始逼我放弃修炼，保证不炼功、不上访，给我最后机会，否则连累他们不会给我好过的。我跟他们讲我炼功只图有个好身体，按真善忍做更好的人，怎么就连累你们——我甚至谁都不认识的人，这又是啥道理？
他们看我不配合，命令马上把我背铐起来送走，拖上车直接送往福州市山区建新镇台屿村（省女子劳教所）当时霞浦到福州段在修公路，那路非常颠簸，我被连司机共七人在中间；后排的人用手拉起让我处于反吊状态，加上公路坑洼，使我的头不断撞在挂挡后面那个突起的地方。大概六、七个小时后，我的额头破了，脚肿得不能走动，手铐嵌入肉里拉伤了筋，后来一个月动不了。眼睛连哭带撞到肿到了睁不开、看不见的地步，就这样被几个人从只有车辆进出的门抬进了劳教所，就这样不用任何手续，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绑架到劳教所一年六个月。一进劳教所我就被强制剪发、包夹，二十四小时不给睡觉，体罚，关禁闭，轮番洗脑轰炸，逼看造假诬蔑法轮功的东西，强迫“转化”，强迫生产劳动，没完成就加班到半夜。
妈妈等不到我，就知道被骗，就在公安局哭闹，被送回家后就精神不正常了，经常不穿衣服就跑街上骂共产党、骂村干部。
奶奶年岁大，受不了孙辈们因为修真善忍做好人，被害的一个个都见不到，在我被非法劳教期间悲愤离世。奶奶在世最疼我，去世时我都没机会送终，这成为我永远的遗憾。
我爸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没出过县城，也没人知道我被关哪，爸爸上有老下有小还要照顾疯癫的妈妈和我的小孩，丈夫、弟弟都被非法关押，所以在我被关押期间，无人送衣物，没有亲人探视过，期满还拖了三天说我情况特殊不让自己走，等“610”来接。我回家后，看到奶奶没了，女儿都该上幼儿园了，妈妈病重又检查出肝腹水，看着苍老无奈的父亲，我跑到屋后山上大哭一场，感叹这世道想做好人却如此艰难。
我在家休息了几天，又带着小孩回到佛山打工，最早在她那儿住过几年的房东潘姨看到我，同情我们无辜遭迫害，主动把房租减半给我们住。慢慢又安定下来了，女儿也上幼儿园了。
大弟遭酷刑家庭离散
大弟黄振宇目睹七二零后法轮功遭遇太多的不公，亲人遭遇太多非法关押，于十二月二十三日依法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五个人扑倒，一个踩头，二个按住手脚，二个踢打全身，他当场被打掉两颗牙齿，强行拖上警车开到公安局。因不报姓名地址，被推进一间屋里，拉上窗帘，用三节棍和胶棒打，打完再戴上手铐审问，然后随便定了罪名把他关进看守所。因不报姓名地址，又拿电棍电后背和下体敏感部位。然后又被押往另一个看守所，里边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戴铁帽脚镣手铐脖链，手脚铐在一起，不能坐，不能站，不能蹲……
在那里，他们把所有不报姓名地址的法轮功学员集中编号。然后押上大巴车，大概有二十辆左右开往辽宁。黄振宇他们那辆大巴开到辽宁皋新，被关进重刑犯监狱再遭受酷刑迫害。警察指使那些杀人犯，强奸犯折磨他，谁卖力就给谁减刑。二十四小时不给睡觉，不给盖被子。第二天三个人来提审，然后又叫进两个人按住手脚，压在地上用很粗的木棍打，最后木棍打断，他的屁股也被打烂，拉起来眼睛都看不见东西了，一个“610”头子有些害怕出事，就把他弄到椅子上趴了一会，另一个说这小子怎么这么不经打。过了一会又被架回监仓，白天逼做手工针线活，收工后牢头留几枚针，然后拿针扎黄振宇的膝盖，有几下用力大了，针扎进去半天都拔不出来。到了晚上把他衣服扒光衣服，打开窗户然后拿冷水从头往下淋，外面气温大概是零下十几度，大雪过膝，水流到地上马上结冰。每次提审，那些警察都把他当沙包练拳脚一样，还故意用手扭抓受伤的屁股。监仓里牢头为了多减期，经常发动里面十几个人对他拳打脚踢，脸经常被打的肿胀变形，牙齿被打落四个，眼睛也肿的看不见东西。有人来巡查就把他遮挡在后面，他一直绝食抗议，又被插管灌浓盐水。一个月左右把他折磨的严重脱相，人瘦的皮包骨头。南方人冬天在北方零下十几度的地方受酷刑那个惨，无以言表……恶徒们还威胁恐吓，反正早晚要把他弄死，再不说就会被送到某地，死了也白死，都没人知道。
每天这样承受没人性的折磨，夺走了多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的生命。痛苦中黄振宇非常想念亲人，担心母亲的身体承受不了失去儿女的痛苦，无意中就透露了自己是哪里人。过了几天，霞浦“610”派人接回黄振宇，那时的他面目皆非。据柏洋派出所所长说：把人折磨成这样还不能问，当时跑的快，如果不是当天就走恐怕就没命了，谁受得了那样的罪啊。回到霞浦又被关进看守所一个月，准备非法判他两年劳教。后来单位岗位不能缺人才将他保出。
回单位后，“610”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派人去厂里录音谈话，搜查住所，还到其他同事宿舍无证搜查，搞的厂里很多人对他有意见。厂里领导本来要提他当主管，也推迟了几年，怕他再被迫害，到时很难找人替他岗位。
他的前妻因他炼法轮功被迫害，株连她没有安全感，搞了外遇要离婚，法院判不离。第二次她以黄振宇还炼法轮功无法保证她的幸福为由，法院就给判离了。可怜他的女儿还不到五岁就要承受破碎家庭带来的不幸。
丈夫被迫害致精神失常
在二零零一年过年前夕，乔军华第三次依法去北京上访。此时的天安门广场正上演自焚伪案，他还没接近广场就被抓，被暴打，戴手铐、脚镣、铁帽，手脚锁在一起，不能站，不能蹲，不能躺；用电棍电，打烂了新买的羽绒服，牛仔裤断成了一节一节的布条，头上的血染红了贴身的白衬衫，都脱不下来，看着人已经不行了才被拖着扔到火车站。不知过了多久他意识恢复些，就向民众求救，后来在广东的好心人帮助下回到广州。当我们功友把他背回来，内衣内裤都被血粘的很难脱下，脚镣的印痕深深嵌在肉里，腿肿得不能移动，炼功了十几天才慢慢恢复。
二零零一年三月二日，乔军华去他妹妹处借钱被蹲坑抓捕，株连他妹妹一家也被抓去关里了三天，写了保证才放出来。然后乔军华被押到三水非法劳教二年，经历关小号，包夹，剥夺睡眠，被吊铐，打骂，电击，绝食反抗被插管灌食，强制“转化”。
二零零五年亚运会期间，乔军华因跟厂里工会领导说些共产党尽搞假恶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没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劝领导注重道德修养之类的话，否则再大的工厂早晚也会出问题。就这样他又被厂里管制了，有天上班时突然跑回家说来不及了，有人要害他，找不到地方躲藏，然后浑身冷汗，眼神发直，脸色蜡黄，突然大喊大叫，拿头撞墙；我看着不对劲帮他请了病假，找他同事，说厂里又逼他写检讨，写诽谤法轮功的材料，派人成天跟着，上厕所都跟着，可能压力太大，精神崩溃了。
乔军华离开厂里差不多一个月，就恢复正常，就回去上班了。可是不到两个月，突然有天他厂里通知我去接他。当我下班赶到时，他同事报了警，公安也介入了，我看他穿着工作服站在员工过道，直挺挺的站着，眼睛怒瞪着，推不动，拉不动，他同事说一整天都这样。看到我来，突然直挺挺倒地，眼角流泪，不会动，不会说话。我质疑是不是给他打毒针，吃毒药了。公安局的人回答说：检查过身体没有针孔。我叫他同事帮忙抬回家。厂里没作任何解释，休息两、三天，恢复点精神就被厂里叫去写自愿辞职，半个小时所有手续办完。我去找他领导说理，一个为厂里贡献十多年的员工在厂里被迫害出事，一点责任都不承担，就这样辞退，连基本人道都没有。还说办完手续了一切跟厂里没有关系，连社保都给他停了。后来这个多少亿资金的，几千个员工的合资大厂养着一大批贪官，几经易手最后完全倒闭。
没了工作，从此真的崩溃不可收拾，房东说吵了其他房客，无奈又要我们搬走。此时我正离家一个小时公交车程的南庄杏头替黄振宇管理车行（保养，三级维修）汽车。我带乔军华到附近租了房，但他没有安全感，老往外跑，有时一跑就是半个月，二十多天，在外面捡垃圾吃，睡野外。后来严重时不让我上班，不让小孩上学，赶工人走，赶客户去别家保养。一个叫陆永锦的客户报警叫了佛山第三医院（精神病医院）救护车强行拉到精神科，陆永锦替我交了五千元押金，一个星期就花完了，医院要我交钱；没了社保我无奈应付不了昂贵的医药费要求出院。当时听说公安已介入找领导谈话，我害怕再遭迫害赶紧办了手续出院，刚到家安顿好，当地派出所就到车行抄家。修车师傅看不过说了句“你们公安怎么老抓好人，不怕遭报应啊”，就被抓进派出所关了一天一夜。我带着乔军华又流离失所了，车行无人管理转让给一个客户，后因道路扩建停产导致无法回本。
我把小孩送回霞浦，带着乔军华流亡到徐州、宿州、南阳，后来他高中时的同学把我们接回老家湖北襄樊。在同学的帮助下我开了一间小精品屋卖女生头饰类，在同学照顾下，乔军华慢慢又恢复了精神，还安排他在同学经营的花场干些除草浇水的工作，后因不适应北方的冬天又回到佛山。乔军华成了盈保公司的职员，负责看车收费，有一千零五十元的工资，两班制。我不是佛山户口只能自负盈亏承包路段。但佛山给他受到精神创伤太多，他怕我炼功，怕我接触其他功友，因害怕被迫害而经常无故打我和小孩，清醒过来又内疚道歉，后来精神又不正常了，不敢上班。后来双方亲友看我实在太辛苦，为了小孩能有正常成长环境，为了不给他造成压力就劝我们离了婚。我独力抚养小孩，有空就带小孩去看看乔军华，帮他收拾家里陪他聊天，从此他也把我当姐妹一样。就是不能提修炼、法轮功的话题，怕有跟踪，监控又株连他，总是警告我共产党的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但又向往真善忍的美好，又害怕再被迫害，总是无法摆正关系；经常自言自语。好好的一个上进青年硬是把他迫害成精神分裂症。
母亲悲愤而亡
父母家长期乡里村委安排盯梢，电话骚扰，所谓的敏感日都要我父母作保证或提供我和弟弟的地址、电话，也派人到黄振宇厂里宿舍搜查过几次。小孩的户口上在我爸名下，从小被歧视，所有的福利待遇都没她的份，水库移民金补贴等，所有人都有，就她没有，读书都是高价，回到户口所在地也要交比别人多的学杂费。妈妈在长期红色恐怖高压，病情加重，不到六十岁就于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晚含冤吐血而亡。死前最后一个电话说她很恨共产党把我们家迫害得七零八落，她多想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又交代我可以不用参加她的丧礼，小心“610”趁机来绑架我。
要求追究元凶江泽民罪责
在迫害法轮功的十六年中，江泽民威逼各级领导执行其邪恶指令，致使从市、区、公安、派出所，社区各级“610”，国保大队相关执法部门都参与了对我及家人不同程度的迫害，但罪魁祸首是江泽民，其实很多人也是承受着高层压力，为了自保，昧着良心犯罪。目前我代表个人和亲人只控告江泽民，把希望和机会留给可能改过的人。
这场本不该有的浩劫，给我家庭带来的痛苦，经济的巨大损失，身体的痛苦承受，亲人的相互担心，思想承受着巨大的恐惧，被剥夺工作，剥夺生存权，孩子受到歧视使身心受到的摧残至今无法抚平。这一切都源于江泽民：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等邪恶指令。
本人黄凌燕代表全家申请最高检察院对江泽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要求赔偿多年来经济损失，名誉损失，家庭破散的损失，亲人遭受痛苦的精神损失，要求至少赔偿三千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