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六十三岁的高艳杰女士于二零一五年八月一日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邮寄了《刑事控告书》,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要求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追究江泽民的刑事罪责,将其绳之以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并希望世人看清这场迫害。
以下是高艳杰女士陈述的事实:
周围百里民众公认的好医生
我于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我身患多种疾病,在大医院经专家确认的有遗传性高血压病、冠心病、心绞痛、慢性胆囊炎、慢性咽炎、颈椎病等。尤其是高血压和心脏病,反复打针吃药、多次住院也不见效果,而且病却越来越重,那时我才四十岁刚过就什么家务活也不能干了,自己开的诊所也三天两日关门停业。因给我治病,给家庭造成了很重的经济负担,加上病痛的折磨,内心非常痛苦,对生活都失去了信心。
我修炼法轮功才两个月,全身的病就都好了。从那时至今已经十九年了我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针,真是无病一身轻。从此我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对生活充满了信心,我发自内心的感恩法轮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
因为炼法轮功,使我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我重新开了一个诊所。我按照师父的法理真善忍做人、做事、做好医生,我视患者为亲人,让患者少花钱、快好病,患者和家属都非常认同我、相信我。我的门诊量每天都百人左右,周围百里,我是民众心中公认的好人、好医生。
遭绑架、拘留、被迫关闭诊所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在江泽民的命令和指使下,当地警察对我进行迫害,我曾两次被抄家、三次被非法刑事拘留、两次被关洗脑班,给我精神和肉体造成很大伤害。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五日,镇委书记、西南街派出所警察、西南街道委主任轮番到我诊所看着我,不让我出门,说是怕去北京上访,同时逼迫我,让我放弃修炼,还让我说出认识哪个同修,我不答应,他们就天天来。严重干扰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我也失去了一个月的生活自由。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五日,我再去一朋友家串门时被当地派出所绑架,罪名是“超过三人非法集会”。先是到东北街派出所审讯,让供出其他同修,我们不说的,直接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直接送拘留所拘留半个月,在拘留所让我们每人交二百四十元的伙食费,但给我们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窝头,带泥的白菜汤。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五日,我去北京上访,在天门前打横幅,被天安门派出所绑架,被送北京昌平派出所迫害。第一天排队照相、编号,然后关进一个屋子内审讯,让说出自己的名字和同修的名字。我不说,就让我面对墙壁站着一天一宿不让睡觉、不让吃东西、不让喝水。骂我同时。剪碎我的棉鞋,逼迫我们说出名字和住址,我不说就编了号,我是四十九号,然后送进监室非法关押。第二天提审我,逼我说出同修名字,我不说,就扒下我的棉衣棉裤,当时北京是零下十多度,外面还下着小雪,就让我只穿内衣内裤在雪地里冻了两个小时;第三天又提审我,我不说就给我灌食。我被拉进一个大厅中,上来五个狱警,两人按上肢,两人按腿,还有一个按头,一个医生叫着“开始灌”。我看见玉米面加凉水,灌完后我腹部开始剧烈疼痛,我要求去厕所,那个审讯我的王姓警察说:“不让她去,给她倒立。”我说“你们这样是在造业,我和你母亲年龄差不多,你积点德吧,你这样是在犯罪。”他嘴上说“这话我听得多了”,但他还是停止了迫害。
酷刑演示:灌食 |
我在北京昌平派出所被非法关押了二十天。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凌晨三点我们被叫醒,被戴上手铐,拉上汽车就上路了,从早上三点多到下午三点多,已经十二个小时不让我们上厕所,几次要求他不答应。后来有一个同修脸都憋成紫色,呼吸困难,警察怕出人命才停下来。到了石家庄公安局又被分到平山县看守所,在那里我们受到了非人的虐待,住的房子四处露天,屋内一个大水泥炕,几块砖头当枕头,每顿饭都是半桶稀糊糊的玉米面,我们十多个人吃一半,剩下一半被倒给外面的猪槽子里。在那里我被非法关押十天后放回。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因发真相资料被绑架到派出所,晚上十二点我在四个警察眼皮底下成功走脱。此后他们二次抄我的家,勒索几千元人民币,意图要绑架我,因此我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我的诊所不得不停业一年,直接损失十几万元。
在我流离失所期间,我的家人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街道派出所警察经常上门骚扰、和勒索钱财。同时又把我上报到省里通缉我,连国安电话都打到我家,公安局还到外地我的亲属家找我,意图绑架。我的丈夫、儿子、儿媳精神都受到很大打击,每天都高度紧张,怕我受迫害,每天都怕警察来找我。我丈夫和儿媳吓得心脏出现异常。江泽民的迫害运动,给我个人和亲属造成了极大伤害,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