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屡遭迫害 吴东升女士控告元凶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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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吴东升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掀起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
吴东升女士，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出生，家住黑龙江省红兴隆五九七农场，是农场职工。一九九八年九月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时，她身患心脏病、风湿关节炎、妇科疾病、肾炎、低血压等多种疾病，常年吃药，心情焦躁，脾气不好。修炼大法后，她按“真、善、忍”做好人，所有的疾病全部神奇般的消失，心情愉悦、心态平和、善待别人，处处为别人着想。邻里们都夸吴东升女士变了个人似的。
下面是吴东升女士自述坚持修炼大法遭受江泽民团伙迫害的部分事实。
红兴隆看守所：注射不明药物等
二零零零年皇历十二月二十五，政法委“六一零”杨树林、朱明泉到我工作单位强行停止我的工作，将我劫持上车，到我家非法抄家。他们非法搜查了一个多小时，什么也没找到，又把我劫持到公安局非法审讯一顿后将我放回。三天后，也就是腊月二十八，晚八点多，派出所片警张龙波、曹明军和一不知名的警察三人强行将我拉到派出所，非法审讯，直至半夜送回。两天后，大年除夕，中午十一点多，派出所杜小林等将我骗上车，将我劫持到五九七农场宾馆想办洗脑班，我不写“保证”，晚十点多和另一被骗来的同修尹玲被绑架到红兴隆看守所，非法关押两个多月。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
到看守所一个月后，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看守所所长郑万生指使狱警、武警五人强行把我送医院打针，注射不明药物。因我坚决抵制，王狱警说实在不行打睡觉针也行。就这样我在两个狱警、三个武警的暴力下，被强行打了睡觉针，医生对他们说：“十分钟，她就得睡觉。”可是两个小时过去了，也没睡觉。我不停的和他们讲大法真相和被迫害的经过，他们不停的说这药怎么不起作用呢？
在给我打针的第二天，看守所副所长李玉带着七、八个狱警、武警把监号的门打开，让法轮功学员林熙杰、尹玲也去医院打针，她俩拒绝。恶警们就动手把她俩从床上拖到地下，从地下拖到大门口外的车上，她俩的衣服全是泥土。尹玲的裤子在地上硬拖坏了，脚上的袜子也拖坏了。林熙杰的毛裤和外裤都拖到了大腿根，整个屁股都露在外面，内裤也沾满了泥土。她们两个到医院不配合打针，所长李玉用脚将尹玲的脸踢得青灰色，两人当众揭露迫害，所长当众打人，两人高喊：“法轮大法好”、“警察打人了”，所长李玉躲在人群中不敢露面。
十天后，恶人再次将我们三人拉到医院打针，我们不配合。十三个狱警、武警穿鞋上床，踩在被子上，往外拽我们。我们三人紧紧抱在一起，另一法轮功学员卜艳春也上来紧紧抱住我们。警察硬将我们拖到门外的车上，衣服、裤子在地上拖得沾满泥土，外裤拖到脚后跟，内裤在地上沾满泥水（地上已经开化），屁股被沙子划破出血，脚上的袜子也拖坏了，我们三人光着脚也没穿鞋。
在医院，我们仍是抵制迫害，在地上打坐，背经文，高喊：“法轮大法好”，向医生讲真相，警察四、五个按一个人，警察田力把尹玲按到在椅子上，用手扭她的脖子，拽着头发往椅子上磕，磕得满脸都是血，我和林熙杰高喊警察打人了，田力过来踢了我两脚。几个武警上来，把林熙杰拖到另一个屋里，几个人把她按在床上，姓郭的开车司机坐在林熙杰的身上，林熙杰说：“我是女人，你不要坐在我身上。”姓郭的司机用恶语侮辱林熙杰。
二零零一年三月的一天，我在看守所炼功，所长李玉不让炼，我没理他，继续炼功。他把号里门打开，指使武警朱明海用皮带抽打我的后背，让我把手放下来，不许炼。我继续炼，李玉告诉朱明海往我的手上打了十多下，一看我还炼，气的说让她炼吧，过几天给她判劳教。还有一次说所里来人检查工作，让我们三人配合一下，由于我们不配合他们的要求，李狱警领两个武警进号，穿鞋上床，踩在我们的被子上，用脚踢我们三人。
佳木斯劳教所非法劳教：殴打、野蛮灌食等
二零零一年九月七日，我向世人讲大法真相时，被五九七“六一零”杨树林等人绑架，非法关押在红兴隆看守所。为了抵制迫害我再一次绝食抗议，七天后被非法劳教关押在佳木斯劳教所。佳木斯劳教迫害的手段极其邪恶，那里的警察只要是打人或给大法弟子灌食时，就把录音机的音量放到最大，或者偷偷地把人拉到一楼黑暗的小屋里，门窗用一块白布帘盖住，从外面什么也看不见。
我在佳木斯劳教所被非法关押四个多月，被一个月的强行洗脑迫害。在这里炼功经常遭到恶警的拳打脚踢，他们打完人不承认，还说：“你们谁看见我打人了？”一次我们屋里的一位老法轮功学员潘玉香正在炼功，八中队的狱警王桂丽进来恶狠狠的打了她一个嘴巴！这位老法轮功学员说：“为什么不让我们炼功？我们没有错。”王还用恶语骂她。我大声喊警察打人了，王赶紧说：“谁打人了？谁看见我打人了？”我说：“我看见你打人了。”她马上假装用手往我脸上摸一下说：“这也叫打人哪！”
为了抵制迫害，我多次绝食抗议。他们对我进行野蛮灌食，多次用手铐将我两手铐在床上，几个人硬按着我往嘴里插管子。我不张嘴，他们就用铁勺子硬撬开我的嘴，拽着头发往床板磕。用来灌食的管子从来也不消毒，这个人灌完给另一个人灌。有一个姓杨的狱医岁数不大，可是她最野蛮。
一次，杨大夫和警察高小华、王桂丽强行用车把我拉到精神病院，告诉医生说我有精神病。我对医生说：“我没有精神病，我是炼法轮大法的，因为我说真话，说法轮大法好，他们就迫害我。”医生听后问这三个人：“你们根据什么说她有精神病？”他们狡辩说：“她说话不符合逻辑。”医生拿过一个小本子对我说：“你看这些题，你认为对的就划勾，错了就划叉。”一共三百九十九道题，我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做完了。医生对她们三人说：“不能收留，她没有精神病。实在不行，给你们开个正常的证明吧！”她们三人只好又把我拉回劳教所。第二天，恶警把我从八中队弄到严管队和那些普通犯人关在一起，让犯人看着我不许炼功。我向她们讲真相，讲做人要以“真、善、忍”为准则。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是当地公安局非法给我判的劳教解教期。当地公安局局长朱绍坤带人去佳木斯劳教所接回我，直接把我非法关押在当地拘留所，进行洗脑迫害。
就这样，在当地公安局、政法委的迫害下，我已经三年没有在家和亲人一起过大年了。我对政法委书记陈建福说：“你们关押我是非法的！”他说：“只要你炼法轮功就可以无限期关押，对你们不用讲什么法，过分一点也没问题。”
建三江七星农场洗脑班：暴力洗脑、殴打、拘留所蹲小号、野蛮灌食等
二零零二年九月九日，明慧网上刊登了一篇“黑龙江五百九十七农场公安局和政法委三年来对我的迫害”，其上报导了参与迫害人员的名单和住址、电话。九月十九日，我被五九七农场公安局杨树林、张龙波、姓许的和郑玉芹找到后，他们问我是怎么把他们的名字和电话弄到网上的，我不回答他们的问话。我再一次被强行关押到当地拘留所，直到九月二十五日，家人把我接回。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早晨七点多，政法委书记陈建福、杨树林、原总场七连高书记把我绑架到建三江七星农场洗脑班进行迫害。五九七农场为了洗脑迫害我，第一年他们向洗脑班交了一万三千元钱；一年后，他们看我没被转化，又继续向洗脑班交了一万多元钱，我又被继续关押迫害一年多。实质是农场花钱迫害法轮功学员。
这个洗脑班在七星农场北号拘留所院里，是黑龙江农垦总局“六一零”，针对农垦系统各个农场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的场所，当时有十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那里被邪恶迫害。
在洗脑班里，他们逼迫法轮功学员看诬蔑法轮功的录像、文章，不配合者，就施以拳打脚踢。八五三农场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被前去检查工作的七星农场“六一零”主任李振彪一顿拳打脚踢，打的腰不能动弹，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不能行走；还有一位双鸭山农场六十多岁姓单的老师，因不配合看录像，李振彪和周记对他大打出手，一天被打两次，最后被打的脸部全部肿起；还有一位八五二农场的刘让芳被周记打倒在地，拽着头发在地上拖；我被七星农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刘忠山打了多个嘴巴子，被打的面部肿起，四颗牙齿脱落；还有一次我被周记在一米多高的上铺薅着头发拖到地下踢打；勤得利农场张学花因撕掉挂在墙上的诬蔑大法的画，被一袁姓警察打了多个耳光。
洗脑班还把不配合的学员分到下面各农场的拘留所里加重迫害。我被劫持到勤得利农场拘留所蹲小号。小号的四周没有窗子、漆黑，仅的十厘米的小通风口还被纸糊住一点不通气，屋里一股发霉的腥臭味。离地面仅有五公分高的水泥地铺上连个被子都没有，老鼠在铺上地下来回窜。我在这里被折磨二十多天后，又被转入前进农场拘留所继续迫害。
到前进农场拘留所后，我看到法轮功学员张桂清也在这里，我们俩个开始绝食反迫害。绝食到第六天时，我俩被返回洗脑班。在洗脑班遭受迫害期间，狱警不给我们水喝，不让上厕所，不给吃饱，每人单独一个房间。法轮功学员渴的没办法，喝暖气管有锈的水。特别是黄树祥的儿子黄宝海（也在洗脑班工作）值班时，不让我们上厕所，我们被逼无奈，只好往塑料袋里便，再顺窗口扔出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边来检查工作时，法轮功学员把这种迫害揭露出来后，才有所改善。
我回到七星农场洗脑班后，洗脑班主任黄树祥找来六、七个犯人，将我五马分尸般的抬到一间小屋里按到床上，强制给我野蛮灌食。被灌进去的奶粉与盐水混合物全部从嘴里喷出来，还带着一些血。他们看灌不进去食物，又强行给我打针，打的是什么不清楚；那个六十多岁姓单的老师被强行灌食，并被双手铐在床上；张学花因不配合灌食一头撞到门玻璃上，撞的满脸是血，被强行拉到七星农场医院，继续用机器灌食。
我在建三江七星农场洗脑班，非法关押长达两年多。 在这两年多迫害期间，已经以优异成绩考入了高中的女儿，因为这一切也被迫辍学了。给孩子造成极大伤害的痛苦、和那种无法想象的精神压力。我的女儿那几年没人管，离家出走。孩子那年才十五岁。为了生存，小小的年纪自己打工挣钱维持生活。当知道孩子被迫辍学了，去南方打工。我的心难受极了----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有多少无辜的孩子被迫失学。在学校里被不明真相的学生、老师歧视。
佳木斯劳教所又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点，宝清县看守所把我劫持到了佳木斯劳教所继续迫害。当时由于我在宝清县看守所绝食一个半月，身体非常虚弱，佳木斯劳教所姓刘的医生说不收。宝清县往这送我的人，主动请刘吃饭，并说着许多小话让他想办法把我留下。刘明白了他们的用意后，马上主动领着送我的人与佳木斯中心医院的医生拉好关系，简单的给我做了体检后，出具了一份身体正常的报告单后，将我硬是塞进了佳木斯劳教所。
进了劳教当天下午，他们就拿事先已写好了的“五书”，强迫我签字。五个警察一拥而上，我的头被一把按在桌子上，两脚不着地，一只手被扭到背后。队长周佳慧抓我另一只手，强行把着我的手签了字。当时参与迫害的有：队长周佳慧、副队长蒋佳楠、狱警赵美杰、狱警孙慧和李永波。
在劳教所里，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有包夹看管，互相之间不许说话，洗漱上厕所都有包夹跟着，动作稍微慢点，就遭警察和包夹的大骂。法轮功学员每天被强迫劳动，被扣压信件。一日三餐是清汤，一桌十人，一大盆汤里面没几个菜叶，一点油星也没有；馒头都是用不好的面，吃起来粘嘴粘牙，用汤往下顺才能咽下去。
我和法轮功学员王金花、李相莲、刘翠云、朱国颖因为不配合写所谓的“作业”，被罚坐小板凳一周后，又因不配合穿囚服，被队长刘亚东、李秀锦、周佳慧、张艳、孙惠、李永波动手将我们拖入对面专门上酷刑的小屋。我们的两只手被铐在墙壁的吊环上，一个小时换一个姿势，不准洗涮、不准上厕所让我们便在桶内，让犯人倒便桶。犯人每次倒完便桶就冲我们骂咧咧的，增加了犯人对我们的怨恨。
这种酷刑每次用上就是七天。朱国颖被铐上一周后，精神处于崩溃。后来她们又把朱国颖铐在床上迫害。
第二个星期酷刑时，对我们采取最流氓的手段迫害。劳教所纪检大队长刘宏光他亲自给刘亚东出主意：先把师父的照片放在地上，然后四、五个人按着大法弟子往上坐。当他们这样按我时，我就高声喊：“法轮大法好！”刘亚东就用胶带把我的嘴粘住，用脚踹我，李秀锦打了我几个耳光，还用脚踢我小腹部位。孙惠找我谈话，因我不配合她，她就把师父的法像放在地上用脚踩。她们又将刘翠云推倒，强制按她坐在师父的法像上，刘亚东用小凳子砸刘翠云的头，周佳慧打了刘翠云几个耳光；王金花的脸被刘亚东打破出血。王亚君因不配合写周纪实，七队队长高杰和副队长蒋佳楠给王亚君上刑，王亚君不配合高喊：“法轮大法好！”被刘亚东听到了用电棍电她的脸部。
在佳木斯劳教所里被迫害一年半后，我身体很虚弱，疼痛难忍，经常便血。经佳木斯中心医院和佳木斯二院检查诊断，是子宫肌瘤。当时化验我贫血，医院要求我住院做手术。劳教所决定让我在劳教所里做手术，我坚决要求回家治疗。我女儿去劳教所要人，问李所长：“我母亲病成这样，为什么不放人？”她说有文件规定不能放。我女儿说：“你把文件拿来我看看。”李所长说：“内部文件不能看。”我丈夫和公爹去劳教所看我，见我人瘦成皮包骨，身体被迫害成这样，家人又急又上火。我丈夫从劳教所回到家，一股火，不到半个月，就去世了。
佳木斯劳教所三年的迫害给我和我的家人带来极大的精神伤害和痛苦，致使我家破人亡。二零零九年七月三日，终于结束了这三年地狱般的劳教迫害。
近年来 仍遭迫害
近年来为了维护公民合法权利，我聘请律师控告黑龙江省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罪行和黑龙江省红兴隆管局五九七农场参与绑架的不法人员，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再一次遭绑架，详情请见《请律师控告青龙山洗脑班 吴东升再遭绑架》。
目前我虽然获得自由，但是从去年年底，我开始办理身份证，遭五九七农场公安局警察刁难，到今年二月份才办下来，导致我无法按期办理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