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刑无法改变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信仰
——湖南雷杨帆遭迫害纪实
 雷杨帆 |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雷杨帆书写了《刑事控告状》，寄往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在《刑事控告状》，雷杨帆讲述了自己十六年来身处逆境、遭受迫害的部分经历。
笑对暴力和最可怜的人
在雷杨帆的人生字典里，高尚和大忍却遭遇了江氏集团的暴力。在《刑事控告状》，他写道：
十六年来，我被非法抓捕过七次，但是，面对殴打、酷刑迫害我的人，我心里没有恨，只要身体能撑的住，我都报以微笑，因为他们才是最可怜的人，例如，
二零零六年六月，我去位于黄土岭的一个地税局大院发《明慧周报》，被保安抓捕，其中一个保安用大力拧我的右胳膊，至今留下伤痛。
第二天，我被转送到长沙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刑拘。在监号内，一个来自东北的死刑犯打过我，他先是一扫堂腿，把我扫倒，之后，用碗口粗的胳膊抓住我头发（当时我拒绝理光头），往墙上撞，一连四下，只觉得眼前金光一片，我回过神来之后，我还是对他微笑。从那以后，他成了我的朋友。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七日，我在望城县桥驿镇向人介绍世界第一秀“神韵晚会”，被警察非法抓捕。抓我的时候，就打我打的很厉害，一个壮壮的警察铆足力气用拳头打我的面部。我的鞋被打掉了，眼镜也被打掉了。
到了派出所，一个小伙子拿着三公分粗的木棍子打我的后脑、颈部，三两下，直接把棍子打断了。有一个中年人用两手抓住我的锁骨，使劲往上提，又拿来一副铐子，把手铐卡齿卡到最紧。我两手腕被卡得很痛，两手掌血脉不通，一会儿，手又胀、又黑、又痛，简直像要废了。
到凌晨的时候，我唱法轮大法的歌曲，望城县国保大队的队长胡鑫，将几张报纸卷起后，用力抽打我的眼睛。早上的时候，看守我的人昏昏睡着了，我静静地走出了派出所。
一九七四年九月，雷杨帆出生于长沙，当时父亲是湖南省委组织部的干事，母亲是湖南省财会学校会计。一九九一年，从湖南省劳动人事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系统，担任过柜员、信贷员、人事处干部。在《刑事控告状》，他讲述了他自己的人生和两度在新开铺劳教所非法劳教及关押共四年的经历。
做一个坦荡、高尚的人
大约从十九岁起，我开始寻找气功、中医理论、修炼法门，浏览一些东西方哲学、宗教的书籍。人生中，我怀有三个愿望：希望得到好的身体，希望找到“人为什么一定要做好人”的原理，希望通晓宇宙人生的大道理。
1、寻找强身健体之路
我从小体弱多病。八岁时，开始咳嗽，咳声响亮，痰多不断，常年不绝。十一岁时，被查出患有肺部淋巴结核，以后服用结核药几年，但久未断根。十一岁时，阑尾穿孔开刀住院，差点丢了性命。之后多年，伤口内愈合口和外愈合口经常疼痛，内心恐慌。
从少年时代开始，经常会无故的发生体力、精力极度疲乏的状态。这也使我非常沮丧。人说：“金津玉液”，但我从小口腔内就没有清口水，只有很干很浓的白唾液。医药可以治标，而身体本质上的强健需要内修功法才能达到。我尝试过很多的方法，包括跑步、练过其它的气功，都没有奏效。
但炼法轮大法却改变了这一切。起初，我只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炼炼功。当时炼功地点在省委组织部对面的人行道上。大约两个礼拜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发现有一位阿姨的相貌明显年轻了好多岁，还有其他人的许许多多的变化。这对我冲击很大。
等到我真正用心炼功之后，我的身上也有了奇迹。早上起来，原来喉咙的积痰，忽然一丁点都没有了！深度咳嗽，就像被拿走了一样，从此与我无缘了。口里有了充沛的清口水。
打完坐之后打篮球，身体觉得特别轻。能一口气打完上、下半场。球技欠佳的我，因为体力优势，在下半场成为场上的亮点。
睡觉几乎没有梦。心里特别清净、充实。阑尾炎的创口，被笃实了，不再是我的心腹隐患。而以前每次喝过酒之后，左边后脑的疼痛，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从五岁起就时常出现的心脏痛，没有了。
法轮大法是神奇的功法，是好功法，有奇效。但这位师父，却没有问我要过任何报酬。
2、做一个高尚的人的夙愿
读小学时，我人际关系不太好，因此特别希望自己有好人缘。到了少年时代，立志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有好的品格，有浩然正气。
一九九三年，我开始在中国银行系统担任信贷员，当时只十九岁。记得那时正是海南房地产热，全民下海，商潮涌动。人们开始狂热的崇尚一夜暴富，很多人热衷于“提篮子”倒卖钢材等大宗商品。长沙各大夜总会生意也十分的火爆。
在信贷岗位，我看到社会的很多面。原来固有的清高理念受到世俗观念的冲击。做好人？洁身自好？入乡随俗？随波逐流？何去何从呢？两条路、两个方向、各有得失。这使我产生了方向性的迷惑。人，为什么，一定，要做个好人呢？做个坏人难道不行吗？这其中的原理是什么？带着这个疑惑，我看了很多书籍。
大约一九九四年，我曾经学习和实践过儒家的经典，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吾每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等等，知道要这样做，但原理弄不清楚，遇到实际问题时，就不能说服自己真正做到。
但在阅读法轮大法的书籍后，困惑我多年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个中原理，我都找到了答案。我觉得有生以来，第一次能活得这么明白。我知道了做人的标准是真、善、忍，知道为什么善恶有报？做好人有什么好？做坏人有什么不好？等等。在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真的能从很多事情中真实的达到我向往的标准，而且内心坦然。
我把我从信贷单位“借”来的本田摩托车还了回去，放弃了对一位已经有男友的美貌女子的追求。之后在工作单位，我勤奋肯干，人事处的领导在全处会议上表扬我，号召全处的同事学习我的“敬业精神”。
之后两年，我迎来一次提拔的机会，当时我们科室总共有两人都有机会，但名额只有一个，我本着师父的教导“顺其自然”，不去争斗、不去上下活动。后来，同事提拔到了副科长，对我十分的友好、感激。
第一次被非法劳教两年
二零零零年四月，我和一些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一起交流，被集体非法抓捕。记得当时经办的警察姓周，也是芙蓉区政保科的。他在非法审讯过程中，打了我耳光，并用肘抵我的胸口。
这次也是在朝阳派出所的关押室至少关了一晚。这个关押室黑乎乎的，完全看不到阳光。白天、晚上都是漆黑一片，不知道时间到哪儿了。有一个轰轰作响的大换气扇不停的运作着，对人的视觉冲击和听觉冲击都很强烈。
没有床，但是有木地板。吃喝拉撒睡都在上面。地上有些潮而脏。别人拉过的大便就在一旁陈列着。
从外面进来时，首先通过一个用水泥砌得很窄的长而深的隧道。有一次，朝阳派出所肖所长看到我从这隧道中出来。两只眼睛依然明亮，对他善意的微笑。他很震惊。此后，他对我和蔼了许多。多年后，在市公安局偶遇他时，他很高兴的和我说话。
这次，我被送到芙蓉区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个月。之后就被送到新开铺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
劳教所的广播长年不息，主要的内容都是诽谤法轮大法。身处其中，好像自己犯了十恶不赦的死罪，必须“转化”才能脱了干系。经常都有警察来做“转化”，算下来，至少是不下五十次吧。开始很多警察不了解我们，说是要：“跳到火坑里来救人。”但谈完了以后，凡是有些真性情的人，态度都变了。对我们同情、理解、甚至佩服。
跟我讨论、辩论最多的是警察史甍。有一次，劳教所请了一位师范大学的哲学系副教授来跟法轮大法修炼者上课。他谈到德国哲学，其中谈到了康德。康德的三大假设恰好我知道，他认为讨论一切哲学问题，需要在三大假设成立的基础上进行：假设上帝存在、假设意志自由、假设灵魂不死。
我和史甍展开了讨论。当时气氛很活跃，旁屋的两位小警察，一胖一瘦，忍不住跑过来旁听，讲的有趣的时候，两个小警察互相抱着笑倒在床上。
当时那段时间的讨论涉及了很多项目，从法律、道德、政治、文化、历史、宗教信仰、强身健体、心性提高、家庭责任、公民责任、对法轮大法诽谤新闻的证伪、以及法轮大法法理很多内容的本身，各个角度都做了探讨。我认为，从任何一个角度讲，法轮大法修炼，真的是圆容不破，是正的、是善的。
可惜这种讨论只局限在私下，如果公开到更大的范围，江泽民的邪恶诽谤不攻自灭了。但即使这样，通过很多修炼人的讲述，整个劳教所，每一个警察也都心里有数：谁是谁非、谁正谁邪。其实江泽民这样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令人遗憾的是，随着迫害的加剧，劳教所开展“强制转化”、“暴力转化”，有些人昧着良心想往上爬，做了打手。包括之前提到的那位年轻的瘦子警察，也做了迫害中的主力。到后来他因为贪污被抓捕。
当时在“转化”方案中，有一种比较厉害的办法，是利用家里亲人来劳教所做工作，利用亲情来动摇修炼人的信念。这个办法也是很残酷的，很让人痛苦。劳教对当事人家人的伤害很大。记得当时有一位来自永州的修炼人，他的父亲，因为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在家上吊自尽了。
后来新开铺劳教所有了专门施暴的隐蔽区域。在大约二零零二年以后，在入教队，设有一个专门的房间，大夏天生炉子“烤火”，各种体罚，强制“转化”大法修炼者。这个我是从多名“夹控”人员那里听来的。
再后来，在新楼“日之楼”建起来以后，平时人迹罕至的“多功能区”，成为了恐吓、殴打、强制转化、暴力转化大法弟子的新的秘密场所。
当时我被关在劳教所四大队的时候，有警察杨晓波对我展开“攻坚”。因吸毒被劳教的“夹控班”班长赵治华经常过来辱骂我师父。在整个劳教期间，“夹控”人员是不离身的。
那时新开铺劳教所的劳动任务算比较重。我被关在十一大队的时候，每天从早上六点起床，到晚上十二点，中间除去吃饭时间基本就是劳动时间。长时间劳作对身体摧残非常大。
伙食常见的是冬瓜，到冬天则是黄芽白，主要是汤，上面飘浮着一些菜。
再被非法劳教两年 险被酷刑逼供致死
1. 在砂子塘派出所，遭五脚猛踢“射门”
二零一零年五月八日，我在长沙市砂子塘一网吧上网，被砂子塘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当天下午，在砂子塘派出所，遭到严重的酷刑逼供。
当日上午，砂子塘派出所胡所长，还有三位警察或协警，一起在网吧暴力绑架了我。之后，我被关到砂子塘派出所的关押室。大约中午或下午的时候，我被用手铐反铐，手铐的卡齿几乎卡到肉里。一根细而结实的绳子先是把双脚绑在一起，然后将双手双脚反绑在一起，再将我搁置在地上。
周围坐满了年富力强的协警，约摸都是三、四十岁，围着屋子坐了一大圈。一会儿，胡姓所长进来了，对我大声说：“我姓胡！”
再进来一位大约三十五岁，身高约一米七，有些壮壮的男子，操带常德口音的普通话，他用穿着的旅游鞋鞋底和鞋尖蹭我的嘴，问我“曾海其 （湖南株洲法轮功学员，机械厂技术骨干，四十七岁，被非法关押在津市监狱，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被迫害致死）是不是你的马仔？”马上就是暴风骤雨的五脚，简直用了足球场上射门的力道。
第一脚，踢在嘴唇上，马上嘴就肿起来，像包子一样，牙齿因为互相剧烈撞击而出血，血沫中夹带着细小的牙齿的碎沫。
第二脚，踢在鼻子尖上，剧烈的疼痛使我身体反射式的想要往前蜷缩起来，血流出来塞满了喉咙。第三脚，踢在左边面门上，脸马上肿起好大。
第四脚，踢在左眼上，正踢在眼眶边沿，一半着力在眼眶上、一半着力在眼球上。左眼肿起来像一个水蜜桃，眼皮即使是用力也完全睁不开了。
紧接着第五脚，落在胸口上，胸口正中。这一脚下去，我身体有点“腾飞”的感觉。霎时觉得前胸和后背像是要会合了。内脏器官受到剧烈的震荡，被排挤开，然后再是一波一波的剧烈的余震。
等我能缓过劲来一点的时候，我才觉得呼吸困难，剧烈的疼痛感使我不由自主的呻吟。为了减轻一些疼痛，我借助下巴的力量，在地板上一点一点的挪动着。
没有人说话。人们都震惊了。
时间过去了很久。开始有领导进来和我和蔼的说话，给我松开绳索，把双手手铐的卡齿也放松了一些。
又过了一会，一个五十来岁的协警，又要用手铐卡齿锁紧我手腕，继续行刑，被协警队长制止了。
后来在当天晚上，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用手扒着厚厚的左眼皮，扒开一条缝，一看，我的左眼还是能看见东西。而眼球深处的疼痛一直伴随了我很久。胸口处的撞击对我的伤害最大，几个月之内，身体都没怎么缓过劲来，之后两年多，还不时有余痛。傍晚的时候，来了文艺路派出所的户籍警察，将要把我转走。
我走出关押室，发现走廊里站满了四十来岁、五十来岁的派出所官员、警察。他们看着我，都很震惊。我在他们的“目送”下，走到院子里。他们和户籍警察道别。我对他们挥一挥手，声音很清脆的，笑着说道：“下次，再别打法轮功了！”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2. 在洗脑班被非法关押约二十天
洗脑班对外的名字叫做“长沙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我被转送到这里非法关押。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也没有任何法律认可这个地方可以拘押人。这里的主任姓雷。长沙市六一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好像也在这里办公。
当晚初到这里，因为身体伤的厉害，整个人都变了相。我在床上打坐一小时，觉得舒坦多了。负责看守的协警看到我的变化，非常高兴，说：“你这个功有效，继续炼！继续炼！”
因为我绝食抗议，身体又受伤比较严重，经常会听到救护车的叫声，捞刀河镇卫生院的一个副院长过来安排输液、抢救。
后来这个副院长给我插鼻饲管灌食，雷姓主任在一旁督阵，因为我身体太虚弱，每次动作过后，上气不接下气要喘好一阵。当时真的是很困难、很危险。但洗脑班不给放人。
在我离开这个地方不久，后来因为办全省范围的洗脑班，绑架来了一位永州的阿姨，叫蒋美兰。她也是绝食反迫害。不幸在这个地方被迫害致死了。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七日，即二十天后，我被劫持到新开铺劳教所劳教两年。送我去的是望城县国保大队的大队长，还有六一零办公室去了两个人。新开铺劳教所一直拒收，国保、六一零人员好说歹说，经历了好几个回合，总算把我塞进了劳教所。
3. 在新开铺劳教所再次被非法劳教两年
因为绝食，我在这里遭到过多次灌食。灌食要用到“开口器”，做妇科检查的那种。把上下牙齿撑开。有一次医务室彭姓医生把开口器撑到最大，顶住上下牙齿。然后他就一边休息去了，时间持续一个小时，口腔有些受不住。
还有一次，因吸毒进劳教所的程铁高在给我灌食时，把开口器的旋钮一阵猛拧，把我下巴都快撑掉了，导致左咀嚼关节部位受损，我痛得大叫，至今稍稍张大嘴时，就能听见 “咔、咔”的关节活动声音。灌食用的“床”，是用木条木板胡乱钉成的，上面积灰很多，故意不擦。灌食用的橡胶管子也是旧旧脏脏的。
因为我要求炼功，在床上打坐。有一次，被七大队的夹控凌洋及夹控班长郭小华、值班组长易晖等人强行从床上拖下来跌到地上，易晖大喊一声“踩死他”，凌洋上来踩到我的胸部，后被人制止。
“日之楼”有一个“多功能区”，位于非法关押法轮大法学员的七大队对面。备有各种娱乐设备、书籍，但一年难得开放几次。很多法轮大法修炼者在那里遭到过殴打、恐吓。比如：魏桂梅、莫其兵、石岳生、易志远等等等等。
这次非法劳教，我被延期了一个多月才得以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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