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十余年迫害 内蒙古包斯琴高娃起诉江泽民
包斯琴高娃，今年四十岁，未婚，做平面设计工作。高娃从二十一岁开始被迫害，因是少数民族，有学历，一直被中共“转化”迫害的重点。下面是高娃在《刑事控告书》叙述的部份内容。
一、父母的掌上明珠 修炼大法 疾病消
我一家三口，我父母只我一个女儿，视我掌上明珠。从小我在优越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父母都有稳定的工资，生活上没吃过一点苦，衣食无忧。我父母对我的疼爱在我们当地亲朋好友中是出了名的。我从小也是个勤奋努力、积极向上的孩子，愿意帮助别人，所以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都是老师们的得意门生，同学们羡慕的好学生。
从小我愿意思考问题，经常想人为什么来到世上，人究竟为了什么而活着，在不断的学习和研究中，使我渐渐的从无神论中走出来。我发现我所掌握的这些知识根本不能带动我的精神境界向更高升华，这时我接触到了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那一年是一九九八年五月，我上黑龙江大学大二下学期，那年我二十一岁。
那时哈市及哈市各个大学都有法轮功炼功点。我仅用一天时间，把书看了一遍，书上说的法理彻底回答了我的一切疑问，在修炼过程中，我也切身的感受到了法轮功的诸多神奇，与李师父讲的分毫未差。法轮功使我明白了做人的意义是什么，人究竟为了什么而活着，给了我全新的世界观，按照宇宙的特性真、善、忍的标准去对待一切事情！
从小追求真理的我，修炼大法后如鱼得水，终于找到和我一样志同道合的同修们——只为向善、不断提高自己境界的人们，听到师父讲的博大的法理，自己修炼中的深切体会，这一切都使我激动不已，我在修炼中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也使我渐渐明白救人的佛法真的在人间洪传，我终于找到我终生想找的了。
我从出生开始体弱多病，小的时候保康的旗医院机乎是每个星期我都去报到一次，妈妈告诉我，如果有一段时间没带我去旗医院，再见面那里的医生就会问，挺长时间没来了啊。我三岁得的小儿麻痹症，六岁得的肺门结核，初中开始患严重的鼻炎，什么药也医不好，常年不通气，高中得的胃下垂两指，经常浑身无力，在家除了涮碗，没干过别的活。因为体质差，从小在同学们中也是出了名的。上大学后，身体状况愈加不好。
炼功后，我的身体素质明显提高，鼻炎彻底好了，视力由1.0恢复到1.5，冬天再也不成宿成宿的咳嗽了，吃东西也没有忌讳了，腿走路变化很大，妈妈说我的腿都看不出是有毛病的了。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身体上，我每天都沐浴在修炼的幸福中。一家三口幸福荡漾着，家乡的旁人都羡慕的不行。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发动镇压法轮功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再也没能找回过去的那种幸福。我经历了数次的抄家，大学被开除，两次劳教四年，三次进看守所十三天，一次洗脑班半个月，一次流离失所一年七个月，长期的高压迫害导致我心脏严重受损，一度丧失劳动能力，右腿无法正常行走。
二、为大法鸣冤进京上访 失去学业
为了还法轮功和师父清白，为了民众了解事实真相，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和几位同学同修踏上了去北京鸣冤之路。因为当时太年轻，经历得也少，还没弄清楚应该去哪里伸冤的同时，还和几位一同去北京的同学走散，只剩下我和一女同学，当时我俩就去了天安门广场（同学们曾说要去天安门广场）。
那天，我和同学正在天安门广场上左顾右盼地找人，这时过来一名警察，问我们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当时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没想到回答完，我们俩就被押上了一个公安的面包车。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北京的某派出所。
第二天，我便被带回了哈市黑龙江大学，于当天中午，学校派出六名人员开一辆面包车把我直接送回家乡保康派出所。学校当时开除我们的理由是，我们被北京的警察抓到了，所以必须开除。当时，我正上大四，送我回来的六个人里，有学校派的我们系的两个女同学，其中一个和我一个寝室的同学，向警察表述我是如何善良的一个人，是一个如何好的人，这样才使那些警察看我的眼神变得正常些。那年我二十二岁。
三、在家乡屡遭骚扰、“转化”
回家后，直到二零零一年，我记不清曾有多少人去过我家，有公安局的、镇政府的、旗委的。有一次晚八点多了，把我叫出去，呼和浩特的六一零机构来人了，专门找我谈话。还有一次，一行人是通辽市副市长带头去的，当时家里来了有十来个人，让我当众表态，还炼不炼，我回答说：炼。过后一女公职人员对我说：当着这些人面还敢说炼，真佩服你啊。那时妇联的也去过。保康镇政府还成立了专门“转化”迫害我们的小组，小组其中一人还是我父亲的曾经同事，她曾亲口跟我说：为了“转化”你们，一天天的开会，太没意思了。曾有好几个政府人员还告诉我说，上边来人，别的炼的都不问，就问你咋样了，因为你年轻有文化嘛，当然就受关注了。
在此期间，黑龙江大学还曾派来领导到保康找我，说只要我不炼了，就可以复学。那时，我只为坚定信仰，说良心话，当然没有答应他们的条件。后来才知，即使复学这样妥协回去的，在当时的环境下，难逃各种污蔑法轮功的活动，不断的违心表态才能是过关的。后来我特别庆幸自己当初的正确坚持，没有被利益所动，没有违心的说话，没有出卖人格、没有出卖信仰。
四、第一次被劳教迫害，见证中共血腥，丧失劳动能力
二零零四年正月十六，我被绑架到看守所，当时是一女警欺骗我母亲说找我有点事，没想到第二天我便被送往图牧吉劳教所。我第一次亲眼见到非法存在中国数年的劳教制度的残忍。
当时，我被分在二中队迫害，二中队都是属于老弱病残的。一中队的法轮功学员被看管的非常厉害，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因为拒绝那些警察的无理命令而被铐在床上电击两个多小时，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二十四个小时有人跟着，法轮功学员说的任何话都是普教汇报队长的好材料。
那时的图牧吉劳教所还没有统一服装，被送进去的人穿着破烂的衣服，头发剪的短短，多漂亮的人进去，几天就会变成另一个人，上厕所排着队，打饭排着队，每天总能听到队长的谩骂声。被关在那里的非法轮功学员对我说：这里的一天顶外面的至少一个礼拜啊。度日如年，在这个环境里形成了不争的事实，在劳教所度过的每一天，都是极其艰难的。
在那里，从小没干过活的我被奴役几个月，其中一次，那里的警察们故意让我这个根本不会干活的从小娇生惯养出来的人去掏厕所，这些警察对每个被送进去的人的情况了如指掌，谁什么情况非常清楚，故而刁难我，我和另外两个农村出身的中年妇女（因信基督教被无辜绑架进去的）被安排去掏厕所，其中一个妇女从这次掏厕所后，一个礼拜吃不进饭，眼泪汪汪的，那种委屈和精神上的屈辱，语言是难以表达的，我因在大法中修出的意志力才丝毫未能影响到我的精神。
二零零四年七月四日晚，我站出来制止警察无辜殴打其他法轮功学员而被殴打。原因是早晨上厕所不给开门的问题。因为当时被劳教的人住的是平房，晚上就是尿桶，厕所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早晨人都有排便的习惯，而门开的很晚，大伙就天天憋着，普教们对这事不敢吱声，只有法轮功弟子敢出来为大伙说话，这样我们一个赤峰的刘姓法轮功学员因为早晨上厕所开门的事跟队长反映情况，按理说很好解决的问题，但那里处处刁难法轮功学员已成习惯，尤其是对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
姓刘的队警拽着我们这位姓刘的法轮功学员往外拖，我们这位同修已经被迫害的手指残废，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不管，于是我就上前跟刘队长好言相劝：刘队长别这样，有话慢慢说。当时空气都凝结了似的，那么多人没有任何声音，大家知道又要发生事了。姓刘的警察一下掉转矛头指向了我，向我吼道：你算什么东西，哪有你说话的份。恶警发了疯似的拽着我的头发往出拖我，把我的头按倒在地上砸。
后来，还来了一个男护卫队的，和值班干事，他们三个人把我拉到前边没有人的房子，往我头部用臂力猛打数次，扇耳光数次。
 酷刑演示：毒打 |
那天我被打后三天不能自己起床，因为脖子不能动，都是别人把我扶起来的，鞋都是别人帮着穿的，头发也是别人帮着洗的，被打第二天还在别人搀扶下被迫跟着出工，当时我所在中队的主管队长说我：你也太不禁打了。他们认为打我是最轻的，只是打了头部，没上绳，没吊起来，没上电棍等，在她们的酷刑里我受的是最轻的，没想到还打坏了。
当时我旁边一白姓女劳教人员，亲耳听到队长这句话，再看看我被打的样子，当时她的眼泪就下来了。从此我的脖子落下了毛病，抬头困难，不能久坐，这次迫害给我后来的平面设计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平面设计就是一种电脑跟前久坐的工作。
二零零四年十月五日，在“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会上，我站出来制止迫害法轮功学员，被拖出会场，后被送进“转化班”，几天后拉到医院单独关押迫害。从那时我才知道，原来医院在这里不是救人的，而是害人的。第一次是三天没让我睡觉，后来是五天没睡觉，罚站，彻夜轮番攻击，采取车轮战，还有所里来人谈话，恐吓，拖拽我，脚肿的鞋穿不进去了，有一次深夜给我罚站，因为长时间不让睡觉，我实在太困了，我站着站着睡着了，随即我失去知觉倒了下去……
旁边的看守人员当时吓够呛。当时的空气是令人窒息的，那种精神上的扼杀，就象时时有人拿刀要捅你一样。后来他们告诉我再不“转化”会被送到外地监狱去。
为了达到“转化”的目的，把我父母从家乡叫来，让我父母做我的工作，我父母看到我肿胀的双脚很是震惊，因为我父母从电视里看到的都是劳教所怎么对法轮功学员“春风化雨”了，怎么感人了，以前他们很相信电视里说的，但眼前的一切彻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看到自己的爱女受这种罪，做父母的哪里受的了？！普通百姓哪里经历过那样恐怖的场面，最后我父母受不了，而匆匆离去。那种“转化”给人的感觉就是生离死别，母亲走后电话里还在劝我，并哭喊着跟我说：爸爸妈妈爱你啊，仿佛不“转化”就是死别了。我每一次经历的“转化”迫害都是不见血的精神杀戮。
那次“转化”迫害，我没能战胜暴力，而被迫妥协，给自己的修炼造成了污点，在内心极度不安中生活，也正是那时，我明白了人世间真正可怕的不是暴力、也并不是酷刑，而是良心的谴责！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日我结束第一次劳教迫害。
我回家后长期遭跟踪监控，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五日，我去一位法轮功学员家，被跟踪，当我俩刚把几份资料放在床上时，跟踪我的人突然进屋，然后打电话叫人来。我们给他讲真相，他根本不听，情急之下，法轮功学员拉住这人，让我走脱了。那次迫害，我们当地三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劳教所，分别判了一个两年，两个三年。
走脱的我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由于迫害不敢与家长联系长达一年，父母一直不知我在哪里，在心灵极度苦闷中度过。在我流离失所期间，有一年大年三十，公安人员以为我会回家，夜里突然窜到我老父母家，查看我在不在家，父母受到很大惊吓。
五、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零年再次被图牧吉劳教所迫害
我由于想念父母，怕父母承受不了我再没音信的痛苦，就用手机给家里打了电话，因为我家电话长期被监控，我的手机被定位。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日上午，被迫流离失所的我在吉林市租住的小平房内，被保康公安及通辽市公安局的警察绑架，当时闯进我租住平房的一公安人员对着另一个人说：定的是不是这个位置？我从吉林市被劫持到保康看守所。在那里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便被绑架到图牧吉劳教所，当时保康公安局的警察骗我的父母说，二零零八年到期，就可以回来了，事实上，我于二零一零年六月才被释放。
我又一次被送进了图牧吉劳教所，我走进劳教所的第一句话就是喊：“法轮大法好”。喊完马上警察们就上来了，劳教所大队长一把手也来了，告诉我：你再喊，我们有的是办法处理你。
我被关进图牧吉劳教所的第二天又被送到劳教所医院，由于我第一次被非法劳教期间就在医院被“转化”迫害过，所以很清楚这里的情况。在医院的门口下车时，我拒绝下车，当时一男警察拖拽我至二楼，在此期间，我大声呼喊“停止迫害法轮功”，开车的司机（临时工）就用皮鞋猛踢我三脚，最后一脚踢在我的下颌处，当时流了很多血，一个中队长一直在场，还有两个女普教。
我被拖到二楼后，这次转化我的主要推手们来了，我一看还是第一次我在劳教所时迫害我的那些人。我坚定的告诉她们：既然我来了，这次我就是洗刷我的污点来了！之后便是长达一个月的强制“转化”期。期间我遭受了灌食、罚站（长时间罚站使得脚肿得象馒头）、扇耳光，彻夜不让睡觉、人身攻击等迫害，警察还威胁要把我送到别的监狱。从劳教所里也下来了很多女警察来“转化”我，加起来先后有二十余人参与。由于无人过问我的伤情，我的下颌的伤口没有及时缝合，下颌处已留下了明显的疤痕。在我绝食第四天的时候，我精神状态还很好的情况下被灌食，被几个人按倒在地，从鼻子里插管，当时劳教所教导员说，如果继续绝食管就一直插着。我真切的看到灌食就是变相的折磨，哪里是为了挽救生命！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七日期间，我被带到女子劳教所四楼，同时被单独带上去的还有四名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我们分别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每个法轮功学员有两个临时叫来的普教和两个警察看管，警察都是要承包“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此次我仍受罚站不让睡觉，扇耳光辱骂等等，只是不让睡觉和罚站的时间更长，最长的一次连续罚站三十六个小时，两宿一个白天！那个三十六个小时，我是在一分钟一分钟中挨过的。扇耳光是用苍蝇拍子打的，导致面部脱皮。当时，警察把两个普教调出去，她俩见没人了就开始同时打我的脸，当时由于我被迫害得心脏病发作，才没能继续毒打下去。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吃午饭时，一中队尹主管队长突然要求我出来站队，她不由分说上前揪住我的头发往外拽，并且命令两个普教把我抬下楼去。我要求与大队长贾梅谈话。由于事情没解决，我两天没吃饭，尹在此间一直挑衅说“有能耐永远别吃，我就拿你做个实验，看人不吃饭能顶几天，我跟贾梅说了你的情况，贾队长说了，不吃饭给你加期，把你送小号去。”这样我绝食七天，没有一个队长过问情况，队长们都躲得远远的 。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饭后，仍然要我站队，并在饭厅一楼处大打出手，猛扇我耳光数十次。并将我抬至二楼，扬言如昏过去用针扎就过来了，在二楼用皮鞋猛踢踹我左腿大腿处三下。在酷刑折磨时，怕我喊嘴里还被塞进了脏拖布上拽下的布条。几名恶人还同时按住我，强行剪掉我的头发。此次被毒打折磨，造成我双眼充血，面部红肿，好几天才下去，左腿大腿部位大面积青紫，一个月不能翻身睡觉。这次迫害期间，每到吃饭点就开始拖拽我，要么拖，要么抬下去。究竟拖抬了几次，我现在也记不得了。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被再次单独关进四楼实施强行“转化”。这次“转化”迫害是从九月末开始的，针对被关押在图牧吉劳教所的所有法轮功学员。每次 “转化”迫害的前期是以体罚为主，后期“转化”以干扰邪悟为主，我此次遇到的是后者。图牧吉劳教所从外地请来了多名犹大（自称是法轮功学员），还有所谓的专家试图扰乱我们的正信，由于未能“转化”我，他们又把我放回所谓的中队。
我由于长年高压，精神紧张的生活导致心脏功能非常微弱，劳教所还长年给我配一个又是包夹又是看管我身体情况的人在身边，好及时向队长反应我各方面的情况，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能快走路，只能小心翼翼地走路，不能听嘈杂的声音，不能大声说话，几乎丧失劳动能力，洗随身衣物都是很吃力的事。我严重的心脏状况也是我在那里一直没受到电棍迫害的重要原因。当时很多次狱医给我号脉都是紧锁眉头，但不告诉我真实情况，有一次我们一个护士职业的法轮功学员被要求给队长看血压，因我正在旁边站着，她就给我也量了血压，当时她惊讶的叫了起来：哎呀，高娃，你心跳怎么这么微弱呀？！我由于长年不见阳光且每次迫害都是以长时间罚站为主，我的腿突发症状，从右腿跟部开始行走困难，我虽得过小儿麻痹，但只是右腿略短，行走顺畅，属小儿麻痹症里最轻的，这种症状是从二零一零年三月份开始的，延续了很长时间，回家后很长时间都是行走不便。我于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五日结束第二次劳教迫害。
这次劳教迫害未能再让我妥协，我做到了一个法轮功弟子应有的风范，我不仅没“转化”，在一次次暴力面前，我也没配合她们的奴役，未给她们签任何关于承认劳教迫害的字。我做到了一个法轮功弟子的坚忍和面对暴力仍然保持的善良。也使我更加明白，无论时日长短，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的！
我二零一零年回家的时候，腿不能正常走路，身体极度虚弱。从劳教所出来时，那里的所有人包括警察，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说的：你出去还能干啥呢！意思就是我的身体根本干不了啥了。那时我的妈妈看着我拖着腿上厕所的背影，我妈心里想这人就废了啊。这是后来我炼功康复后妈妈才敢告诉我。
六、二零一零年六月回家工作后骚扰仍不断
二零一一年八月份，我正在家教学生，也是我回家招的第一批学生，家里突然来了一批人，有一个还是我认识的在图牧吉做过转化的自称是内蒙古大学的老师，竟窜到中旗来了。说是又要把我弄到转化班，当时我父母亲内心很生气，说我正在教学生而拒绝他们的无理要求。
二零一二年四月我找工作到保康的万众传媒，刚去第三天，公安局某某人就打去电话问她，高娃是不是去你那了？由于经理当时并不知我情况，吓够呛，以为逃犯去了她那儿。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虽感觉经理对我异样的眼光，但那时我也没多想。
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公安局白哈斯巴根来到我家，探听我情况，说了一些话走了。但由于十几年来的惊吓，只要看到公安局的人，我父母就条件反射的异常害怕，甚至好多天心情稳定不下来。
二零一四年八月四日，当地公安人员突然到我家把我电脑抄走。说是要看看发没发什么贴子。由于我电脑里存放了真相光盘的内容，还把我父母叫去按了手印，给两老人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
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下午，公安局给我父亲打电话问我情况，我父亲一个劲示好，说放心吧，好好的在家呢，放下电话，我父亲一宿没睡好，心脏难受，第二天早晨起床情绪非常低落，那时他做心脏支架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七、长期没有身份证，被限制自由
一九九九年我回家以来，长期没有身份证，身份证被扣押，直到二零一三年一月才要回身份证。期间还出行受限制，二零零零年的时候，我二姨在黑龙江开的饭店，需要人看管，由于我当时被开除没有工作，所以我母亲决定我们一家三口去我二姨那，就在要出发的那天晚上旗里派人来了，说什么不让我们走出保康，这样我们就没去成。我去架玛吐工作也被人用流氓撵回了家。有一次坐火车去通辽，碰上当时的政法委负责人，看到我出行还非常不悦，并说我没有许可怎么离开保康了呢？！
八、十几年迫害 坚守做好人
十八年前，我是一个特别单纯的小女孩，不太爱说话，不谙世事。十六年后的今天，我已是历经磨难的一个步入中年之人，十八年来，无论在哪个环境中，我都尽我最大所能遵照真善忍的法理为人处事。在我所有工作过的地方我都得到了好的评价，做到了大法师父要求的，无论在哪里你都得是一个好人才行。
左中旗委工作两年期间，那里的人们对我个人的评价是：你太善良了。我流离失所在吉林从事餐饮快餐服务员时，那里的员工说我：小包，象你这样的好人真的不多了。我在吉林当保姆照顾一个老太太，后来我因别的原因离开后，老太太再找的几个保姆都不满意，老太太看着那些保姆喊我的名字，没办法他的儿子还辗转来找我，想让我回去。我回保康后在打字社工作一年，老板每每发自内心的对我说感谢的话。
我在架玛吐果园务农时，果园的男主人说谁干活都比不上我实在。我离开万众传媒时，我经理说我是她的贵人，我说师父告诉在哪里都得是一个好人，经理说：高娃，这一点你做到了，同事都说你是一个干大事的人。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也一直照顾身边的老人们，帮助遇到困难的人们。
大法使我在魔难中仍然能帮助他人，锤炼了我坚忍不拔的意志。如果没有大法的威力，我是不会走过这十几年的迫害的，更做不到在极难的环境中还去帮助别人，温暖别人。而我所做到的这些只是千千万万法轮功弟子中最普通的，比我做的更好的法轮功弟子还有太多太多。
因一个小人的妒嫉而引起的这场迫害，迫害的是这样的一群好人时，我们整个社会失去的又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