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甥被打死 甘肃庄浪县关清义控告江泽民
2015年8月30日，当时66岁的关清义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投寄《刑事控告状》，起诉这场迫害元凶江泽民。关清义在《刑事控告书》中写到：
修大法，全家受益
我是一名汽车修理工，由于技术较同行相比稍微过硬一些，所以找我修车的人很多，天气暖和的时候就是苦点累点，但这不打紧，可冬天就不好过，尤其是三九寒天时，躺在冰天雪地里，手会和铁粘在一起，冻的人实在受不了，更难过的是外出救济车辆，车坏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真让人苦不堪言，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给我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留下了很多的病症，比如肩周炎，严重的胃病，十二指胃溃疡，更严重的是坐骨神经痛，犯病时就跟瘫痪差不多少，而妻子就更糟，浑身是病，晚上睡不着觉，经常头痛头晕，有时晕的天旋地转，腰腿疼，肚子也经常不好，更甚的是严重的风湿关节痛，让她苦不堪言，听她说从结婚前就经常针灸治疗，但不见好转，一直到后来病情加重，经常吃药，比如天麻丸，虎骨酒，鱼肝油等高价药品，风湿病不但没有治好，还导致胃出了毛病，经常胃痛，引起脊背疼痛不能睡觉，吃不上饭人显得又黑又瘦，整天没精打采，家里的钱几乎全部用来治病吃药但不见病情好转，就在这万般无奈之际，有幸接触到了法轮大法。
那是一九九六年妻子修炼功法后，身体渐渐好起来，后来全身的病都消失了，人变得精神了，在妻子的劝说下，我于一九九七年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再没吃过一粒药，身体健康了，同时也奇迹般地戒掉了三十年的烟瘾，修大法不仅使我们的身体健康了，同时法轮大法的法理净化了我们的心灵，修炼前我们都经常争斗，打架，对名利看得很重，修炼后我们都按师父教导的真、善、忍的标准为原则，做一个与人为善，先他后我的好人，而且家庭变得和睦了，后来我的女儿也走进了大法修炼，她由一个病秧子变成了一个健康的孩子，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们全家。
去北京上访遭毒气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利用国家宣传机器，发动大规模的对法轮功的邪恶镇压，一时间乌云压顶，阴风四起，我们自由修炼的环境没有了。
二零零零年冬天，岳堡乡派出所所长王翔到我家来，警告我们不许“去北京闹事”。是共产党的喉舌谎闻欺骗了不明真相的世人，把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说成是“进京闹事”，把一群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当成反革命来打压迫害，把教人向善做好人的宇宙大法——法轮大法说成是异端邪说，使大法师父蒙受不白之冤，这让在大法中受益的我们怎能不为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说句公道话？法轮大法是一部教人向善做好人的高德大法。
二零零零年元旦前夕，我和妻子女儿分别踏上了去北京证实法的列车。新年的天安门广场，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广场上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外，其余全是警察和便衣，不时有学员被便衣带走，有的甚至被好几个警察打倒在地，然后抬上警车，站在我身边的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刚掏出衣袋儿里的横幅，就被三四个便衣包围了，我便一把从他手中拿来横幅，在胸前展开随即喊出了我的心声：“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几个警察一拥而上，抢走了我手中的横幅，对我拳打脚踢，将我带上了警车，送进天安门派出所，然后又将我们用大巴车拉到一个很远的大山上的监狱里，听说这里是一个训犬基地，他们还调来了一个武警部队来监管法轮功学员。第二天，这里的武警向关押大法弟子的大监室里打催泪弹，试图将大法弟子强行疏散，他们见大法弟子没什么不良反应，于是又向监室放不明气体，只闻到像土腥一样的气味儿，等武警进监室来疏散我们时，他们都戴着防毒面具，我们才知道他们向监室里打的是有毒气体，多邪恶呀！人民军队和警察竟然能对一群手无寸铁的善良老百姓下如此毒手，可见他们真的被邪恶的谎言欺骗的太深了。
后来武警强行将我们疏散，我和一天津女法轮功学员以及她三岁的孩子被关押到昌平县一派出所，他们将我和这位女法轮功学员脱光衣服，只留背心和裤头，分别背铐在两棵白杨树上，并且把她三岁的孩子双腿用绳子绑在一水泥柱上，孩子无法走到他妈妈跟前，急得两只小手在雪地上一边抓一边哭，那时正值寒冬腊月，他们竟然用这种残忍的手段来对法轮功学员，而且连这么小的孩子都不放过。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就这样被西来幽灵——共产邪党破坏殆尽，人们心中仅存的一点善念良知被共产邪说彻底取代，在金钱与名利的诱惑下，人们变得麻木自私，善念无存。
在庄浪县看守所遭受毒打、关禁闭和挨饿
妻子刚到天安门广场，就被便衣拳打脚踢带上了警车，关在前门派出所，他们从楼上往下泼冷水，还用烂柿子打法轮功学员，后来她和我都被关在甘肃驻京办事处的地下黑监狱里，这里非法关押着来自甘肃各地的好多法轮功学员。二零零零年腊月十六日，庄浪县公安局国保大队“610”的，王祥、张宏武等将我县十几名法轮功学员一起押送回本县，关进看守所，那天正是晚上，管教让我们站在院子里冻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又强迫分别脱光衣服检查，还不时的用橡胶棒暴打法轮功学员，检查完后，把我们几人一组分别关进号室里。由于长途颠簸劳累，再加之挨饿受冻，我们已经困乏无力，便几个人靠在一起睡着了，突然被哐、哐、哐的踢门声惊醒了，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被手提电棍和橡胶棒的警察暴打一顿，然后又锁上铁门，到其他号室里去继续暴打其他学员，惨叫声在看守所上空回荡，这里真是人间地狱啊！
接下来的日子便是不断地被提审、军训毒打、关禁闭和挨饿。为了“转化”法轮功学员，看守所找来武警对我们连续军训几天，稍有不慎，就被武警或管教一顿暴打，法轮功学员李振乾被武警打得口鼻流血，失去知觉，其他在押人员把他抬到水龙头底下用冰水浇醒；法轮功学员白新喜被赵玉珠打得昏死过去；所长张德祥把我妻子杨菊莲和我外甥孙军贤一顿暴打后，给他们戴上只有重刑犯才戴的脚镣手铐，时间长达十天左右。有时大家都被打得浑身青紫，疼痛难忍，睡不倒起不来，好几天以后伤痛才慢慢好转。
新年期间，看守所强迫法轮功学员和所有在押人员看诽谤法轮功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伪案，来毒害不明真相的世人，每隔一些时日给我们戴上手铐，到看守所外面开所谓的帮教大会，企图转化大法弟子，还强迫法轮功学员写不炼功的保证书。在看守所关押三个多月后，听说我儿子被他的部队领导陪同回家来探亲，他给我和妻子女儿三人分别买了几件换洗的衣服，然后就和他的领导在宾馆住了一宿，又返回部队去了，随后不长时间就被退伍回家了，他在部队服役八年已经考上了士官，是共产党的株连政策迫使部队强行解除他的士官职务，将他退伍回家，而他是城镇户口，按理地方应给他安置工作，但却没给他安置。
我们一直被关押到二零零一年五月十日，每人强迫缴纳了六千多元后，才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回家，我女儿和妻子是五月十四日才放回家的，原因是家里的钱不够，我向岳堡乡信用社贷款九千元才将她们母女赎了出来。虽然回家了，可对我们的迫害却无处不在，我们被强迫参加污蔑诽谤抹黑法轮大法的帮教大会，乡政府，派出所，还强迫我们每天到村委会去报到，我们家附近一直长期有人每天蹲坑监视，我们没有半点人身自由。由于严重的迫害，使我们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生活很困难，就连外出打工都不允许，银行不但不给我们贷款，还不停催促叫我们还款，我们在经济上彻底被截断了。
外甥孙军贤被打死
二零零三年三月，我的外甥孙军贤外出打工，途经北京火车站，被北京铁路公安扣押，庄浪县公安局副局长罗明、国保大队长李伟、赵墩乡副书记孙来顺、政法委副书记付建华四人，前去北京押送孙军贤，他们乘北京至西宁的151次火车，行至河南灵宝市，将孙军贤打死，为了掩盖杀人真相，他们将孙军贤的尸体从火车上扔下，制造了法轮功学员孙军贤跳车自杀的假相，庄浪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为了封锁法轮功学员孙军贤被迫害致死的真相，将法轮功学员孙军贤家乡附近的法轮功学员共七人包括我绑架到看守所。
身在这人间地狱般的环境里，我想起年仅二十九岁的外甥，一个孝顺又懂事的孩子，在他人生之路刚走到顶峰时，只为了修炼法轮大法，祛病健身做好人，就在江泽民下达的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下，被活活打死，失去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让他的父母如何面对承受；想起刚刚结婚才三十八天的女儿和女婿，被关进看守所，女婿又被非法诬判两年半劳教，正在甘肃省第一劳教所遭受残酷的迫害，妻女在家遭受亲人、亲戚、邻居的凌辱、唾骂，想到我三番五次地被绑架毒打关押，想到千千万万个修炼的家庭，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想到被谎言毒害的世人和那些替共产党和江泽民流氓集团卖命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公、检、法、司的工作人员，他们才是这场迫害的真正受害者，想到这些我心如刀绞，我决定用绝食的方式来反迫害。第二天，我们七名法轮功学员以绝食的方式集体反迫害，绝食到第四天我们浑身无力，所长威胁叫我们吃饭，不然就灌食，我们三个就吃饭了，而到第六天，看守所所长张德祥叫来县中医院的医生，给其他四名法轮功学员灌食。他们为掩盖杀人真相，心中很恐慌，怕再出事，就极力的劝我们进食，并答应过几天放我们，这次在看守所我被非法关押了十九天，我前前后后一共被非法关进看守所三次，累计二百多天。期间遭受电击、棒打、体罚、辱骂和罚款，给我和家人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给我的家庭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好长时间不能重建家园，更无力偿还贷款，二零零一年五月份的九千元贷款，直到二零一五年七月份才还上，连本带息总计达二万三千元。而庄浪县公安局，非法扣押我们三人九千元的取保候审金，不但一年后没有退还给我们，反而被非法没收了，一直到现在杳无音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