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人三个破碎的家
——百个遭中共残害的家庭（36）
 冯晓梅与丈夫王宏斌及儿子 |
一、曾经的快乐幸福家庭
冯晓梅和丈夫王宏斌，一九八七年毕业于长春邮电学院电信工程系，又同时分配到河北省电话设备厂，同为厂里最重要的技术骨干。婚后他们有了儿子王博如，二人感情笃深。
冯晓梅出生在东北农村，是家里的长女，在单位任副总工程师，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同事相处愉快，深得领导信任。丈夫王宏斌为人忠厚，性格谦和，在单位工作十几年从没和任何人发生过摩擦，品行有口皆碑。他勤于钻研，工作努力，曾被多次评为厂、局里的优秀大学生，事迹被收录在《河北省电话设备厂厂志》中。
王宏斌因母亲过早病逝，心情悲痛再加上工作忙，身体不太好，常年服药，每过一段时间就出现不能正常吃饭。当时正值气功热，单位工会组织教职工练，他也去参加。一九九四年三月，王宏斌得到一张法轮功的简介，是河北省气功协会组织的。因法轮功是讲“真、善、忍”修心性的，祛病健身有奇效，就一直学下去了。王宏斌身体很快就彻底好了，一直到被劳教迫害前没报过任何药费，心情也变轻松了。河北省电话设备厂福利分房时还将机会让给了困难的老职工。
王宏斌的身心变化，使得冯晓梅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他们一家人身体都健康，儿子博如聪明、活泼可爱，真是无忧无虑。每天早晨，王宏斌到公园门口炼功锻炼身体，随后一天都神清气爽，头脑清醒，工作效率高。晚上做完家务，全家一起看看书，净净心，对照法轮功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生活每天都很充实，充满活力。
冯晓梅的妹妹冯晓敏，毕业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石家庄市国棉六厂。冯晓敏读高三时，就从东北过来和姐姐姐夫住在一起，由于工作不如意心情特别郁闷，身体开始出现不适。看到姐姐、姐夫修炼法轮功后，一家人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工作顺利，她也抱着试试的想法，大约在一九九六年也开始看法轮功书籍。随着不断学法炼功，冯晓敏逐渐明白了很多道理，知道遇事向内找，善待别人，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做个好人，更好的人。从此精神振作、身体状况也得到改善，心情轻松，工作也努力。
后来，冯晓敏结识了毕业于重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法轮功学员王晓峰，两个人相爱结婚。他们每天早上一起去炼功点炼功，然后精神饱满的去上班，晚上一起看书学法，气氛和谐、静谧。他们共同孝敬老人，两家老人对他们也非常满意。两个人周末或者回老家陪伴老人，或约姐姐一家出游。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之家，青年一代都有着大学的学历，受过系统的现代高等教育，在单位里有一技之长，是各自环境中的骨干和佼佼者，他们的日子那时一直是安详而美好的。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让他们一大家人家破人亡，从此陷入了无边的苦难，他们的遭遇让文明社会的人简直难以想象。
二、夫妻俩突然被从家中抓捕
七月十九日是儿子博如的生日。一九九九年的七月十九日仍象往年一样，王宏斌买了生日蛋糕，冯晓梅做了丰盛的晚饭，妹妹、妹夫买了桃子，还有一个大西瓜。然后是生日蜡烛、生日歌，还拍了照片，一家人都非常高兴。
然而博如一觉醒来，就是七月二十日早晨，一切的一切变得面目皆非。家里一片狼藉，爸爸王宏斌、妈妈冯晓梅被二十多个不明身份的人硬抓走了，家里只剩下呆呆发愣、刚满十岁的博如，还有没吃完的生日蛋糕，以及没来得及切开的西瓜。
妹妹冯晓敏只好辞去工作，带上外甥博如到处反映情况，寻找姐姐姐夫下落。他们辗转市政府信访办、省政府信访办，最后被告知国务院信访办才有权利解决问题。于是冯晓敏带上博如又往北京赶。路上到处是防暴警察围追堵截，他们不敢走大路，就从玉米地中穿过。脚磨出泡了，衣服也脏了，又饿又累。好歹到了北京，便衣又是到处抓人，博如也走散了。
在天安门广场，冯晓敏被一个凶恶的老警察打了一脖拐后，又被摔上大轿子车送回石家庄，在办事处被关押一天后才释放。回家后冯晓敏感到发蒙、发呆——姐姐、姐夫没找到，丈夫王晓峰、外甥王博如又都下落不明。费尽周折，她先找到了王晓峰被关押的地方，多方营救回家。又四处打听，最后在原来的邻居家找到了眼神游离的小博如，当时十岁的孩子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天真活泼，变得表情木木的。
与此同时，王宏斌被秘密关押在石岗大街派出所的滞留室50多天，受了很多罪。和犯人关在一起，夏天在室内便桶里解小便，又热又脏又乱。警察常在夜里二点收拾犯人，王宏斌直到凌晨三点以后才能入睡，白天又有专门成立的专案组不停的审讯调查取证，后被冠以扰乱社会治安罚款200元释放。
冯晓梅被抓后关在赵陵铺派出所的小号里四天三夜，没有洗漱用具，不让和外界联系。小号里密不透风，四面是墙，当时天气很热，浑身是汗，头发、衣服一团糟。第四天，单位领导费尽周折把她保出来，但又被转关在一家宾馆，由专案组警察不停的审讯、调查、取证。
九月底，50多天的非法关押噩梦般终于结束，冯晓梅与丈夫王宏斌同时回到家。回家后，他们小心度日，和亲戚朋友同事的来往都非常谨慎，有人敲门一般都不开，不愿牵连别人。可就是这样，派出所、办事处、居委会也常打电话“关照”，有一次还有刑警到家里要抓人，节假日不许离开石家庄市，回老家、带孩子出去郊游都成了奢望。
二零零零年六月底，又要到敏感日期了，单位领导压力很大，让王宏斌夫妇每天向厂保卫科报告行踪，各相关领导找谈话等等。面对没完没了的无理迫害，王宏斌夫妇决定去北京上访。在北京看到信访局和天安门广场到处都有便衣警察在抓人、打人，根本没有讲理的地方，他们失望后就返回了。单位怕担责任，逼他们停职、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只发300元生活费，冯晓梅与丈夫王宏斌只好辞职另找工作。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九日夜里十一点多，东大街派出所指导员带人抄家并无理的将冯晓梅抓走了，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冯晓梅问：“在家好好的，扰乱谁了？”警察回答：“只要炼法轮功就是这个罪名。”冯晓梅经抗议九天后被释放，改判监视居住，由居委会执行。连上街买菜都要电话报告居委会，更不许离开居住地，否则公安“有权”通缉、抓捕——当局有条邪恶的规定：平时只要三个以上法轮功学员在一起就算“非法聚集”，就可以抓捕。可他们夫妇已经是两个法轮功学员了，妹妹冯晓敏来家，或者再有一位修炼法轮功的朋友到家里问候、做客，都被算作“非法聚集”，随时都能被抓！
二零零零年九月，王宏斌出差，乘坐火车时因看法轮功书籍而被铁路警察抓捕，辗转好几个派出所，关押了四、五天。冯晓梅在家里心急如焚——大活人出差就失踪了！左等右盼，等来的是一帮警察抄家。
二零零零年十一期间，东大街派出所、刑警队、居委会又上门抓人、搜家，王宏斌夫妇俩坚决抵制才没被抓走。可是他们不敢再在家住，带孩子到处流浪，直到假期结束。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五日，王宏斌被十几个便衣在家中遭绑架。野蛮抄家，吓得孩子的姥姥浑身发抖，躺在床上动不了了，以至于后来一听到敲门声，老太太就心跳加速，两腿发软。当时冯晓梅机智走脱。
被逼得走投无路，冯晓梅到北京去上访诉说冤情，结果被北京警察打得半边身体发黑，先吐血，后便血20多天，全身浮肿，脸都变形了，眼睛只能睁一条缝，脚穿不上鞋，走不了路。冯晓梅在北京一个派出所期间，恶警48小时不让上厕所，在北京市崇文区看守所被恶警灌过迷魂药等，遭了很多罪。就这样的身体状况，回石家庄后又被送到栾城看守所关了一天，后来在朋友的积极呼吁下，怕出人命警察才将奄奄一息的冯晓梅放回家。
调养好后，冯晓梅一直为丈夫喊冤，到处奔走呼吁。恶人心虚，千方百计阻止上诉，设计陷害，找借口要抓人，打恐吓电话吓唬，甚至要绑架她的儿子王博如。那时她常带儿子流浪，不敢回家住，还要打工赚钱抚养孩子。有时警察给单位施加压力，冯晓梅只好请假不上班。
因为好象随时都有被抓的危险，儿子博如反复背诵农村老家亲戚的电话，以便万一哪天妈妈突然被抓了，自己好有个着落。晚上睡觉一有声音，博如就惊醒了不敢睡，总是用手使劲抓住妈妈的胳膊才能睡着。
三、王宏斌被严刑逼供、劳教迫害致死
抓王宏斌的主谋是市公安局610马文生一伙，他们按照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邪恶政策，猖狂地要抓一批所谓的“重点”法轮功学员重判。他们是在指使长安分局一直在监听电话和手机，跟踪一个多月后下的黑手。
 王宏斌 |
王宏斌被抓到石家庄市双环宾馆后，石家庄市公安局610恶徒王晓峰指挥，长安公安分局政保大队副大队长胡光辉带人逼王宏斌在已写好的口供上签字，逼他承认在二零零零年九月份，在塔谈学校老师吕新书的办公室，给过吕老师三张有关法轮功的光盘。因为绝无此事，王宏斌拒绝签字并要求和吕老师当面对质。他们不允，并罚他赤脚站在地上，给他上背铐（两手一个从肩上过去，一个直接背过去硬用手铐铐一起，据说是对付重犯人用的），还不停有人对他拳脚相加，不时讽刺挖苦他，不给他饭吃，反而说他绝食，故意给他强行灌食以达到迫害的目的。
当时被抓的几名法轮功学员都遭到了毒打。吕新书的老伴被打晕，耳朵失聪，被折磨得日益虚弱，浑身发抖，才被放回。王宏斌听到吕新书在隔壁房间惨叫声，看到同时被抓的杨建美也脸上青紫。吕新书被非法判刑八年，杨建美被非法判十二年，关押在保定监狱。吕新书被迫害致肝腹水、骨瘦如柴、脚肿（人病危时的状态）、吃不下饭，瘦弱的身子挺个大肚子，躺不下整夜坐着睡不了觉，于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含冤去世。
王宏斌被非法劳教三年，关押在石家庄市劳教所二大队。据公安内部消息，王宏斌被非法劳教三年一“结案”，市局610马文生一伙便得到奖金五万元。
王宏斌在劳教所期间遭受过种种的精神和肉体迫害。长期不让睡觉（不放弃修炼就不许睡觉）。有一次他熬不住睡着了，竟然被狱警指示犯人用打火机将指甲连根烧掉；还有一次被狱警单手吊铐在窗户的铁栅栏上，双脚离地。三天三夜不让下来，旁边有狱警指示的犯人拿棍子看守，只要脚一挨着墙，就被敲打脚踝；因为犯人对法轮功学员心狠手辣会得到狱警的加分减刑，因此包夹他的犯人更是十分卖力，寸步不离，连去厕所都跟着。搞不清楚什么时间会被送去“严管”，不知道一会儿会发生什么，王宏斌的精神长期处于紧张、压抑之中，造成严重的精神创伤。就这样，王宏斌身体渐渐虚弱了。
劳教所两年从来没让家人见过面，甚至在王宏斌生病期间，他们不但不让见面，还隐瞒病情，拒绝办理保外就医。后来“严管”还不让给王宏斌送衣服，有好几次劳教所狱警态度蛮横，还要扣押前去探视的冯晓梅。这期间，在一位好心人的帮助下，劳教所同意私下让博如见一次爸爸，仅是博如一人。劳教所把门的警察反复诱骗、吓唬十岁的博如，问他是否炼法轮功。为了见爸爸一面，博如始终不说话，后来好心人实在看不过去警察这样粗暴的对待一个孩子，训斥了看门警察，博如才得以进入见爸爸一面。回家路上，由于心理压力太大，博如脸色苍白，一路晕车、呕吐。
石家庄市劳教所在释放王宏斌的那年年初，曾带他去过医院体检，说是胃病，有理由怀疑那时就是肺癌。但劳教所刻意隐瞒，故意延误医治时机，一拖再拖不让“保外就医”。等到真有生命危险了，为了推卸责任，才找借口提前放了他。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份，身体已经极度虚弱的王宏斌被接回家，整夜难以入眠，一直出虚汗，剧烈咳嗽。当看到镜子里白发斑斑的自己，王宏斌马上低下了头，那时的他无法面对也不愿面对这残酷的事实。接下来的一段日子，他常一个人发呆，不愿见人；而且身体越发消瘦，咳嗽加剧。精神状态也不好，见着马路上的交通警察都要绕开，一听敲门就紧张，对什么都没信心，精神接近崩溃，身体每况愈下。
二零零三年十月九日，王宏斌含冤去世，年仅39岁。原单位的同事听闻噩耗后都表示这么好的人太可惜了，几位熟悉的同事默默的流泪，那位接受让房的老职工在一次会餐提起王宏斌时还痛哭过。
四、冯晓敏被迫流离失所离世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五日，姐夫王宏斌突然被从家中绑架走，姐姐不敢回家，两人又都下落不明。生活的重担再一次压给冯晓敏。她一边接送外甥博如上学，一边到处打听姐姐姐夫下落。又着急又上火，又害怕警察再来抄家。
一个多月后姐姐被折磨得已经奄奄一息，被公安送回家，见到的人都说必死无疑。晓敏细心照料，坚定信念，同时她自学法律知识，打电话、写材料或当面到公安各相关部门揭露、投诉那些非法之徒，正告他们如果姐姐有什么不测，他们必须负全部责任，并强烈要求释放姐夫。
二零零一年五月一日，冯晓敏约好和一个学员随身带“法轮大法好”不干胶去爬山，被石家庄市东华路派出所巡逻警察抓走，从此失踪近40天。其间东华路派出所史姓指导员和警察方志勇用刑逼供，致使冯晓敏几次休克急救。史指导员指使方志勇撕下病历本中病危的医嘱，强行将冯晓敏送石家庄市第一看守所关押。
在看守所，冯晓敏被连续打几十个耳光，几次差点休克。冯晓敏坚决抵制迫害，绝食绝水20多天，身体极度虚弱，几次出现生命危险。看守所见状不收了，劳教所也不收了，可东华路派出所仍不放人，还想勒索5000元。冯晓梅、冯晓敏姐妹的坚决抵制下，派出所勒索钱财的企图没有得逞。
冯晓敏终于回到了姐姐家，但她常发烧，身体虚弱。当时邪恶非常猖狂，将一些绝食绝水闯出的学员又绑架到洗脑班，甚至是直接送劳教所继续迫害。鉴于当时情况，冯晓敏身体还没有恢复就和姐姐告别，和丈夫一起过起了流离失所的艰苦生活。为避免牵连亲人，他们很少和家人联络。警察找不到就把他们列入“黑名单”而成了追捕对象。
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冯晓敏生下了宝宝王天行。当时环境还是很严酷，警察以查户口为名，到处绑架流离失所的学员。冯晓敏听说分局主管局长也常骚扰姐姐，威逼利诱姐姐以便找到自己夫妻俩，所以不敢请家人帮忙照料孩子，还得经常搬家躲避警察的“查户口”，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冯晓敏儿子天行 |  冯晓敏 |
尤其爆发所谓“非典”那段时间，到处办出入证，到处要身份证。冯晓敏夫妇带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到处流浪，非常艰难，后来只好夫妻分开住，由冯晓敏一个人带孩子，没有人帮助，生活的艰辛更是很难想象，最终将一岁多的儿子天行暂时寄养到姐姐家，自己静养恢复身体。
公安警察更逼冯晓梅去找妹妹，冯晓敏为躲避被非法关押迫害而长期流离失所，生活艰难、精神压力极大，身心遭受很大的伤害，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神志不清，被一位好心人送到姐姐冯晓梅家。家人赶紧送她到医院急救。
当时冯晓敏被确诊化脓性脑炎，抽出来的脑积液都是淡黄色的。医生怀疑脑部曾受过袭击，家属也怀疑冯晓敏曾受过警察毒打。家人见到她时，她已经不认识身边人，偶尔清楚一下，却把谁都当成警察，嘴里还在喊着不许警察过来迫害她。
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冯晓敏含冤去世时，年仅三十四岁，撇下了当时只有一岁零十个月的儿子，由姐姐冯晓梅收养。
五、父亲不堪打击病故
冯晓梅的父亲是退休教师，经历过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家里“成份高”，总是被斗争对象，对共产党的残暴、狡诈非常害怕。老人在九九年时为锻炼身体是学过两个月法轮功的，而且他的气管炎也确实好了。但九九年七月迫害发生后，警察找麻烦，他害怕不敢炼了。
大女婿被迫害致死，现在小女儿又去世，给他造成很大的打击，老人总觉得女婿王晓峰早晚得被抓，担心大女儿自己带两个孩子无法生活，常常一个人偷偷流泪。就是这样警察还多次上门骚扰，什么查暂住证、找王晓峰等。
二零零四年十月一日后，冯晓梅发现父亲不爱吃饭了，去医院检查已经癌症晚期。就这样，冯晓梅的父亲于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在抑郁、愤懑、骚扰和惊恐中离世了，给一家人的生活又抹上了一道重重的阴影。
冯晓梅一家、妹妹冯晓梅一家及父母老人原本三个幸福的家庭，现在冯晓梅家中，只剩下失去老伴的母亲李淑琴、13岁时失去爸爸的儿子王博如以及一岁多刚断奶时就失去妈妈的小外甥王天行，四人相依为命。
为了养家糊口，冯晓梅来到一家外企任总工程师，工作兢兢业业颇有建树，由于为人廉洁自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深得老板和员工的一致好评。
冯晓梅说：“不到一年半时间接连失去了三位亲人，苦难中，因为我有信仰心中充满阳光，才能度过那段失去亲人的黑暗，并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我努力的打工赚钱，维持给两个孩子衣食无忧的生活；同时当好严父和慈母，教育两个孩子正常的健康成长；也使操劳一生的老母亲安享晚年。我和辖区公安保持交流和联系，希望不要因什么敏感日再来骚扰我，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实在经受不起任何风雨，我成了这个家的唯一支柱，生活刚刚恢复了一些平静，可我终于还是没能逃脱毫无人性的构陷和迫害。”
六、冯晓梅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冯晓梅正在上班，突然藁城市公安局的警务人员出现在单位并强行将她带走。问为什么抓人，对方做不出任何正面回答，只是敷衍说会有人告诉你。五月二日，冯晓梅被秘密转到河北省法制培训中心（洗脑班）非法拘禁，二十天后，没经法律程序，被非法劳教一年半，送河北省女子劳教所关押。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六日，冯晓梅一到劳教所就被隔离严管，前后三次，共计一百多天，都是被封闭关押在所谓的“严管室”。严管室是封闭起来的“狱中之狱”，是与世隔绝，让你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地方。严管室设在储物间，日光灯整夜开着，房间门紧挨着警察的办公桌，对外完全封闭。被严管的人限制去厕所的次数和时间；不让洗漱、不让洗澡、不让洗衣服、不让购物，包括不让购手纸；不让去食堂吃饭；随时罚站、训斥、威胁和侮辱。没有警察的批准不能离开房间半步，更不能随便说话。稍有不从，警察一个命令，包夹和值班的打手就会一拥而入、大打出手。只要楼道有人就不能出门，去厕所时各监室都要关门，就是不让其他人听见、看见被严管人遭受的残酷虐待和侮辱。
冯晓梅说：“我在劳教所前后被隔离严管一百多天，每天二十四小时有包夹寸步不离的监控，限制去厕所次数，有时甚至整天不让去厕所。有几次我都被迫尿在了自己用的洗脸盆里，包夹怕警察罚延期，逼着我用刷牙杯子通过铁窗把尿一杯一杯泼到窗外。不让洗漱、不让洗澡，不让购买生活用品包括手纸，解大手只能撩起便池中的水简单冲洗。每天听到的都是警察和值班普教的呵斥声、大骂声，有时还有打人的声音、哭声等。这是我连做梦都想不到会发生在劳教所的遭遇，比纳粹的犹太集中营有过之无不及！”
在被严管的一百多天，日常生活中最难以忍受的是好几天也不让解一次大手，去厕所时刚蹲下，值班的普教就高喊“快点”，不起来就会被包夹强行拽起来。因憋的时间太长了，身体软弱无力，大便时大汗淋漓，人快虚脱了都解不出来，只好用手抠出来。因不让买手纸，只好用手撩起便池里的水简单冲洗。
警察动辄找借口训斥，起立慢了被训斥；报数声音小被训斥。冯晓梅脚肿得穿不上鞋，在房间里穿拖鞋被训斥。一拨接一拨的警察和帮教找她“强制谈话”，软硬兼施，侮辱与威胁并用，试图让她写“保证书”。当冯晓梅指出其所说的违背常识或逻辑错误之处，她们就恼羞成怒。一次，王伟卫恶狠狠地说“你不转化是吧，我们有的是办法慢慢折磨你”。
二零零九年六月五日，乔晓霞领着帮教（帮凶）史玉惠和吴玉霞来了。乔自称关系在河北省女子监狱，人借调到省里（省610）。先由史和吴冒充同修名义“交流”，理屈词穷后，乔就上阵了，讽刺挖苦，威逼利诱，竭力侮辱，专门挑冯晓梅的伤心处说刺激话，这些都不灵时，她们就开始往死里折磨。乔晓霞下令对冯晓梅整日整夜的连续罚站、不让睡觉。白天强制她站着听她们断章取义的歪曲法轮功创始人的著作，活动范围不能超出一块地板砖；晚上由劳教所的值班警察监控罚站，稍有不从，警察就指挥普教过来强行拉拽，还威胁要把冯晓梅铐在床头站着……在冯晓梅困乏难耐、站的腿和脚肿的非常厉害时，乔就拿出她惯用的酷刑手段，叫来四个普教打手将冯晓梅按在床上强制双盘腿（佛家打坐的姿势）。普教刘宗珍将冯晓梅的双手背后向上提拉并用膝盖顶住后腰，朱丽英和齐小路一边一个用膝盖顶住冯晓梅的双腿，赵建立当帮凶。
冯晓梅说：“一阵阵疼的钻心、闹心、心慌，我疼痛难忍几次接近休克，发出阵阵惨叫声。乔还嫌力度不够，叫来医生一边给我听着心脏、数着脉搏，说着讽刺话；一边指挥普教不断的加大对我的折磨力度，让我痛不欲生。她们明目张胆的酷刑折磨，我坚持到第四十天，身心俱感到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接连的体罚和压力下，在八月初，我开始出现大便便血现象，以后精神一受到攻击就便血，稍微用力不对也便血。”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九日，冯晓梅已经身体非常虚弱，脸色惨白心慌气短不能行走。从十一月开始到大班干活，每天的任务是制作五百个档案袋，七、八道工序很难做，完不成抱回宿舍加班干，有一次干到凌晨两点。完不成任务有时罚全班站大厅；产量排后面的洗凉水澡，购物、洗漱、去厕所、打开水都排最后。繁重的奴役劳动，使她便血更严重了，多时一天便血五次，每次半碗多，监控她去厕所的普教吓得都不敢看。
十九个月后，冯晓梅带着满身疲惫从劳教所回家，因便血一年多身体极度虚弱，连基本家务都做不了，“看着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生活没着落，倍感凄凉！”
冯晓梅被非法劳教期间，从农村来的70岁老母亲领着两个外孙断了经济来源，生活陷于绝境。老母亲忧心如焚一夜之间掉光了所有的头发，不满20岁的儿子王博如只好辍学到工地打工，小外甥王天行差点被送进孤儿院，一些原来单位的员工听说后自发的为她捐款送到家里。
七、“省领导对你恨的咬牙切齿”
冯晓梅此次遭受劳教迫害，是因为帮助法轮功学员王博一家请来律师辩护，彻底揭穿了中共的两个骗局：
1、原来中共镇压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2、天安门自焚案栽赃法轮功，是彻头彻尾的骗局。
冯晓梅说：“我记起所谓‘法制教育中心’的主任袁书谦（石家庄市劳教所六一零副头目）找我谈话时说过：给王博辩护的律师是你找的，石家庄的律师都是你找的，省领导对你恨的咬牙切齿，一定要找借口把你抓了、转化了。当然了，找律师不能算你犯法，但影响不好，你到底认识几个北京律师，某天你和某律师在出租车里说什么了，等等。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王博八岁时曾获河北省钢琴演奏优秀奖，十三岁就通过了全国业余钢琴最高十级。十八岁风华正茂、亭亭玉立的王博，九九年以优异成绩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取得这好成绩，王博非常感恩法轮功，因为是法轮功教人“真、善、忍”的修炼原则，使原打算协定好离婚的父母，重归于好，因为修炼法轮功，父母多年的疾病也不翼而飞，她也由一个从小身体就较差又极令父母头疼的“主儿”变成了健康、体谅父母的乖孩子，一家人和睦美好。九九年七月后，面对铺天盖地的抹黑法轮功的各种诽谤和诬陷，才入大学不久的王博觉的自己的良心再也不能沉默了，在北京向世人为法轮功说了句公道话，就被中共非法劳教三年，那一年她才十九岁。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电视台在中国黄历大年三十、万家团圆的这一天播出了所谓“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惨剧，报道说有一个自焚者叫陈果，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陈果和王博正好认识，是同学。中共看好了王博的优秀，也看好了王博和陈果的同学关系，所以用来大做文章。于是，在搞完“天安门自焚”闹剧抹黑法轮功、煽动全国民众的情绪后，又把黑手伸向了王博。劳教所采用精神折磨，强制王博反复听看诋毁、诬蔑法轮功及创始人的文章和录像；采用肉体摧毁，六天六夜强制王博不许睡觉，打骂、体罚，强迫王博放弃信仰真善忍，逼迫写所谓的悔过书、保证书之类的东西。善良纯真的小王博在那种高压氛围中，加上中共六一零人员的威逼恐吓、伪善欺骗，王博成了中共的所谓“转化典型”，也因此失去了自由，连上大学都有警察的贴身“陪读”，无论她走到哪里都有人跟踪于其左右前后，寒暑假也不能回家和亲人团聚，而是直接被关到河北省会洗脑中心，逢年过节是在警察的贴身“保护”下，才能和亲戚匆匆见上一面。
二零零二年四月七日、八日，王博一家被威逼欺骗上了“焦点访谈”镜头。当节目播出她一家人的情况后，王博发现中央电视台用剪接技术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完全不是他们要表达的意思；尤其四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以王博为第一人称所述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许多文字完全是撰稿人凭空捏造，王博一家被中共利用来抹黑法轮功。中共及新闻媒体此行为给王博一家在心里和名誉上造成了很大的侵害。
二零零五年七月，在摆脱中共警察二十四小时贴身监控后，王博将自己这几年所受的迫害及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利用她造假欺骗民众的事实口述自拍下来，还原事实真相。王博披露说：“我在上中央音乐学院期间认识陈果，虽然她以前炼过法轮功，但从99年我认识她的时候开始，她已经不看《转法轮》，也不认为李洪志师父是我们的师父。她认为河南有一个叫刘某某的才是真正的‘高人’，而且，还邀请我和我的母亲去河南听所谓的高人‘讲法’……”
王博勇于纠正、澄清事实这种对国家、对社会、对广大新闻听众负责的诚实行为，却被中共法院因此捏造罪名重判五年，父母亲也因此各判四年。中共费尽苦心树立的法轮功“转化典型”，成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又一证据，中共当然恼怒。
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导，整个自焚事件从起火到灭火不到两分钟。按常理，突发事件是很难抓拍到特写镜头的，然而在央视的自焚录像中，不仅有远镜头、近镜头、跟踪拍摄镜头，更为夸张的是，还有一个王进东的大特写。官方媒体报导说：被烧重伤12岁的小姑娘刘思影在医院立即进行了气管切开手术；但是在电视节目中却听到刘思影声音清脆地在与记者对白。还有警察怎么这么快就拿着灭火器来了？王进东衣服烧破了、脸烧坏了，可他双腿当中夹着的那个塑料汽油瓶却完好无损，这可能吗？在央视公开的录像中，被大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严重烧坏，双腿和胸前的棉衣被烧烂，但他两腿间盛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翠绿如新；他的脸部被严重烧坏，但他的眉毛和头发却完好无损。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四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陷，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声明指出：录影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中共导演“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是可耻的，但因此而迫害知情者王博一家则更是毫无道理的黑社会行径。仅仅因为怀疑冯晓梅可能帮助王博一家请了律师，竟将其投入牢笼横加虐待，更是黑帮本色邪性至极。帮人请律师维权，这应该是得到鼓励的正义之举，如果招致黑社会报复，大家都不觉得奇怪，但是让“领导恨得咬牙切齿”报复就很奇怪。其实律师是不是冯晓梅找的、或是谁找的这不重要，王博一家三人不是合法公民吗？不一样享有法律赋予的辩护权吗？
八、妹夫王晓峰被迫流离失所八年、非法判刑三年
冯晓敏的丈夫王晓峰，毕业后分配到华北制药集团华栾有限公司做业务员。因吃苦耐劳，廉洁自律，王晓峰很快升职做业务科长，常陪领导出差谈业务，和同事也相处愉快。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由于公安警察常找麻烦，领导年轻，没见过这种铺天盖地的阵势，非常紧张。为了减轻单位压力，王晓峰辞职另寻工作。他们单位领导念及他对单位的贡献，给他多发一个月工资，并要自己出钱赞助他搞公司，被他婉言谢绝。后来他先后在几个公司应聘，领导和同事对他评价也都很高。
中共不法人员采取跟踪监视亲属、清查外来人口（流离失所学员无身份证）、到老家威逼利诱等流氓手段，逼得王晓峰不得不一次次搬家，一次次换工作。刚生过小孩的妻子和婴儿也只能四处漂泊。生活也一次次陷入困境。婴儿大一点儿了，需要营养，买骨头煮汤，一次只买两根肋骨，尽量节省开支。直到妻子病危住院他才听说。赶到医院护理，可是冯晓敏已经神志不清了。
王晓峰含泪和年轻的妻子永别，又不得不和一岁多的儿子分离。王晓峰和冯晓敏夫妇都在石家庄市公安局610的“黑名单”上，一直是“追捕”对象，王晓峰没有办法抚养年幼的儿子，甚至不能见面，他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王晓峰在八年多的流离失所中，巨大精神压力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二零一一年十月突发抽搐、神智不清，亲戚打120急救住医院治疗，医生多次下病危通知并采取各种急救措施，终于脱离生命危险。因付不起昂贵的住院费，身体稍有恢复便出院。王晓峰到当地派出所办理二代身份证，被派出所警察扣留“询问”，因身体原因放回，几经周折才拿到了二代身份证。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王晓峰终于结束八年流离失所的生活，和小天行团聚。有身份证可以买票乘车回老家看望父母，奉献一个儿子的孝心；终于可以去学校开家长会履行做父亲的责任了；节假日也可以带上小天行出去玩了。
 王晓峰与儿子天行 |
在爸爸刚出院静养的日子里，小天行一放学就跑回家，给爸爸倒水喝，“扶”着爸爸去厕所，给爸爸找吃的。后来也很惦念爸爸，大姨家一做好吃的，就想让爸爸也来吃。如果大家忘了叫，小天行就闷闷不乐，自己也吃得很少。
小天行本来就性格内向，刚刚习惯了惦念爸爸和有爸爸关心的日子才两年，一夜之间又都失去了。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清晨，石家庄市国保、国安警察及“610”人员，在经过了数月的跟踪、监控、监听窃听、入室踩点等手段，对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实施上门绑架、抄家。此后，警察拼凑所谓证据，绑架了更多法轮功学员，使被抓捕和骚扰人数达四十多人。王晓峰被石家庄桥东区公安分局及汇通路派出所警察绑架，理由是怀疑他们参与制作传播法轮功真相的台历。
当天，冯晓梅的儿子去上班，一下楼就被十几个身份不明的便衣围住，不让离开，要抢家门钥匙。孩子只好返身上楼回家，那一大帮人气势汹汹的跟到楼上，不出示证件、不说明原因，无奈之下，孩子挡住门打电话报警。裕华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张大队长出面，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就是非得让打开家门进屋里“看看”。那一帮人是东苑派出所的警察，还有610和居委会的人，凌晨五点就在楼下守着了。他们堵在家门口给冯晓梅打电话威胁、恐吓，几次要破门而入；儿子担心妈妈被抓只好守在门外不能去上班；一直由冯晓梅抚养的小外甥天行放学不敢回家，大冬天的在外面游荡。警察堵着门出不去，冯晓梅只好给几个老师打电话央求帮助寻找孩子，学校老师怕孩子出意外出主意让报警；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心惊胆颤的对峙了一整天，熬到晚上开始发高烧。冯晓梅给各个相关部门打电话四处呼救，老母亲身体告急，要出人命了。就这样警察围了冯晓梅家十五个小时，到晚上八点多撤走了。
没想到的是，过了两天，冯晓梅早上去上班，老母亲不放心女儿，领着小外孙一起下楼。一辆黑色无牌照轿车堵在小区门口，下来好几个便衣，把冯晓梅连拉带拽的抬起来往车里塞，上班上学路过的人都在围观。一家人连喊带叫拼命抵抗，孩子抱着冯晓梅的腿、老太太拽着一个便衣的脚，冯晓梅抓着车门挣扎，但哪里抗衡过“高大威猛”的便衣警察呀。在小区居民和路人的众目睽睽之下，中共警察三下五除二把冯晓梅硬塞车里了，无牌轿车一溜烟跑了，留下冯晓梅微弱的呼救声和老人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后来得知，是东苑派出所新上任的何所长带领手下“执行任务”，专门来绑架冯晓梅的。冯晓梅被带到派出所非法关押了一天，晚上才得以回家。
王晓峰被非法关押四十多天后取保回家，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六日又被劫持到看守所关押。王晓峰被非法判刑三年。王晓峰二零一五年八月被邪党劫持到“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第一监狱第五监区二组非法关押迫害。据老犯说，那时他就在教育科服刑，王晓峰在监狱广场上喊“法轮大法好”，被教育科科长张福良送严管队迫害。严管队的魔鬼监区长王爱军马上给他个下马威，铐铁椅子上，上约束带，差点给勒过去了。他在里面绝食，王爱军就给他灌食，告诉灌食犯人，把玉米面糊里多加凉水；把灌食漏斗举高点，增加压力；把灌食管子来回抽出再插进去，美其名曰这管子咋没插好呢？故意折磨人。那个灌食的开孔器当时就把王晓峰的嚼牙撬坏了，牙没掉下来，以后吃饭只能一边嚼饭吃了。那个手铐铐得太紧太深了，神经受损了，麻木无感觉，没有一年半载恢复不过来。
冯晓梅说：“我常想，信仰真善忍修炼法轮功，这妨碍不着任何人哪？让人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恶有报没什么不好啊！为此一家人已付出了三条生命的惨重代价，我也只剩半条命。我不愿意麻烦任何人，也许这次我还可以坚强的挺过来，继续支撑这个破碎的家，但我只是弱女子，这种漫无边际、没有任何法律界限的打压何时休啊！……这不是在浪费国家资源吗？这场针对法轮功的打压违反人权、践踏法律到如此程度。在不久的将来、法律健全社会的时候，国人将怎么面对这段历史！有这种家庭遭遇的又何止我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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