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法轮功学员已经向最高检察院邮寄控告状,要求对迫害元凶江泽民进行起诉,将其绳之以法。以下是部分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情况简述:
绑架、抄家、劳教、判刑、抢粮食……
张永,男,五十三岁,农民,被绑架、抄家八次,非法劳教一年,非法判刑八年,流离失所一年,经常遭警察上门骚扰。
李元寿,男,七十岁,农民被绑架、抄家、拘留达八次之多,被非法劳教两次,勒索现金三千多元,被迫流离失所六年,遭安全局和国保警察骚扰不下五、六十次。
张瑞吾,男,六十一岁,农民,被绑架、非法关押五次,被非法劳教两年,非法判刑五年,抄家二次,被抢走粮食五千斤。
张金莲,女,六十六岁,农民,被非法拘留一次,抄家三次;丈夫陈延贤被非法拘留三次,非法判刑四年半,被迫害离世。儿媳张梅被绑架到洗脑班、非法拘留三月多;家中被抢走小麦二千多斤。
齐加祥,男,六十八岁,退休工人,被非法关押五次、判刑八年、抄家六次、勒索现金二百元、扣发退休工资八年、骚扰无数次,流离失所三年。
郭玉莲,女,七十四岁,农民,非法关押五次,劳教一年,非法判刑五年,抄家三次,被迫流离失所二年。
赵长菊,五十五岁,原工商银行古浪县支行职工,曾五次被绑架,其中被非法拘留二次,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两次共九年六个月,经济上也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两个孩子无法上学读书,儿子连初中都没有读完,全家人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赵长菊在甘肃省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七年二月八日,公安局的张积财等、政法委的王立军、还有社区的几人,共有十多人闯进我家,非法抄家并绑架我。后将我非法判刑五年半。二零零七年九月十四日,看守所通过送礼走后门的方式,把我劫持到甘肃省女子监狱。
在甘肃省女子监狱里,因我不放弃“真善忍”信仰,恶徒对我的迫害肆无忌惮,每天每时对我打骂不停,每天至少被打十几次、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经常遭到打骂,恶徒的拳头经常是雨点般地打在我脸上、头上,脸被打肿了,牙齿打松动了,耳朵打聋了,头上大包小包,浑身是伤。
不让睡觉
“包夹”犯人在恶警指使下,不让我睡觉,有时睡二、三个小时,有时整夜不让睡觉,一次连续十昼夜不让我睡觉。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晚十二点,“包夹”犯人咸德英在我的褥子上泼上水,让我无法睡觉,只得坐到天亮,我把褥子抽出来,打算晒一下,咸德英就把我的褥子、被子、毡全都扔到厕所里。一天晚上咸德英还让值夜班犯人马桂芳打我的头,不让我睡,早上马桂芳自己说她用拳头打了我三十多下。这样连续打了三晚上。
不让上厕所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一天,咸德英不让我上厕所,佟华、咸德英把我按倒在地上,咸德英抓住我的头发把我往起提,我的头发被她拔下来很多,并用拳头在我的头上狠毒地打了几十下,我的头被打得失去知觉,眼冒金星。十二月的一天下午四点多,我正在上厕所时,咸德英抓住我的头发要把我从厕所坑子上往下拉,我用手抓住厕所墙,她又把一盆水从我的裤腰处灌入了裤子里,我的裤子都湿透了,她又把我按倒在厕所地上,用脚在我的腿上使劲的踢了七、八下,又逼着我去写思想汇报。
残酷的殴打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天,咸德英在我的右肋处狠狠地踢了一脚,将我肋骨踢伤,一根肋骨头突起。
二零零九年八月一天,黄亚琴在我的鼻子上狠狠地打了一拳,当时鼻血流了很多,我想用毛巾把脸擦一下,黄亚琴就把我按倒在地上,她骑到我的身上,用拳头在我的脸上头上不停的打。黄亚琴毒打我,而恶警孙立伟还罚我蹲了一天,还让我写检查,我无辜被打还要让我写检查。在八月到十一月这四个月里,黄亚琴不让我吃饱,她让打饭的人给我只打半勺饭菜,我每顿都吃不饱,饿的发晕,经常感到天旋地转,瘦的皮包骨头了。
二零一零年六月一天,延风把我硬拽到厕所里毒打,参与打我的人还有毕万莉(天水人,五十多岁,经济犯)、杨晶(兰州人,三十多岁)、袁雪英(民勤人,三十多岁)。她们殴打我,还把我的头按入盛满水的桶子里,整个头都被按入水中了。有许多次,延风硬逼着我写思想汇报,我不照做,延风等十几个人就一起殴打辱骂我,有脚踢的、拳打的、在我的脸上吐吐沫的、辱骂的等。一次延风用厚厚的书在我的头上使劲的打,我当时就失去了知觉。
由于长期受到残酷的迫害,我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经常出现精神恍惚的症状,反应迟钝,视力严重下降。神经也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与严重的伤害,我的腿脚手都不灵便了,身体失去平衡了,走路脚底下都不稳了。(到现在这些症状还没有彻底好),在恶人没有人性的残酷迫害下,我的耳朵聋了,还失去了记忆,过去的许多事都记不起来了,不会说话了,就像一个傻子、呆子样了,还有大小便失禁的症状。
在女子监狱里,我所遭受到的迫害罄竹难书。现在能罗列出来的这只是冰山一角,也只是所经历过的不到十分之一的一个大概过程。而当时身体上、精神上所承受的那种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也不愿意回忆那极其痛苦的经历,现在想起来所经历的那一切,心都在发抖,全身还会打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