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学通信工程学院退休教师控告江泽民

高仲英，女，一九五四年出生，原在重庆大学通信工程学院从事实验教学工作，二零零九年退休。

高仲英一九九六年六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前，她曾患上胃病、神经衰弱、风湿性关节炎、妇科病、腰肌劳损、内分泌严重失调等疾病。修炼后，高仲英疾病痊愈，获得身体的健康。

从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九年，高仲英被评为校先进、系先进，系上经常大会、小会表扬，就是被劳教两年回校后，她还被评为过学院先进。一个退了休的老领导在一次全院聚餐的饭桌上说她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好人。

高仲英坚持信仰法轮功，曾被非法拘留四次（行政拘留二次、刑事拘留二次）、被非法劳教二年。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四日高仲英被劫持到重庆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二年。在劳教所遭受了种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被罚站、罚蹲，挨打挨骂，被禁止上厕所，被手铐铐、被五花大绑、在重庆炎热的夏天在大太阳下被暴晒（名为整训），被胶带缠嘴造成呼吸困难。

高仲英说：因为江泽民发动的迫害，丈夫吓得离我而去，孩子小小年纪承受着家庭破裂的痛苦。我从劳教所回来后，面对一个破碎的家，一个被无辜伤害的孩子，面对来自社会、家庭、单位的各种压力，心中无比感伤，怎么做好人就这么难。如果不是修炼，我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

高仲英要求最高检察院对迫害元凶江泽民进行刑事起诉，将其绳之以法。

附一：高仲英在诉状中叙述了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情况：

我在修炼前，曾患上胃病、神经衰弱、风湿性关节炎、妇科病、腰肌劳损、内分泌严重失调等疾病，几乎天天都要吃药，生活的苦不堪言。这些病西医、中医都没给我治好过，而且越来越严重。特别是胃病，导致我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后来连水果都不能吃，我一百一十几斤的体重被病魔折磨得只有九十斤左右。在我对自己的身体完全失望的情况下，一九九六年六月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没想到法轮大法这么神奇，当我看完李洪志师父九天的讲法录像后，还没有开始炼功，我一身的病好了，天天几乎都在胃痛的毛病消失了，饭量大增，以前热天都不敢喝冷开水，结果看完录像后，我连冰糕都能吃了，我被大法的神奇功效震惊了。得法后的喜悦心情无法形容，以前工作又繁忙，家务又重，身体又不好，长期的失眠就是每天睡上十个小时的觉，我都拖不起脚步，常常是筋疲力尽，愁眉苦脸。得法后感到身体无病一身轻，比年轻时都还好，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欢乐又重新回到我的身上。我天天利用休息时间坚持学法、炼功，身体越来越好，再也没有上过一次医院，没吃过一粒药。家人和亲戚朋友看到我身体好了，都为我高兴，有的也表示退休后也要炼法轮功。

修炼法轮功后，我身心健康，精力充沛，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归正自己。工作更加努力、主动，不计较名利得失。工作上也做出了成果：一九九九年以前我是原重庆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无线电系中心实验室主任，并负责电子综合实验室的工作。由我们室首次为学生开出了“电子综合课程设计”，这一实践环节使学生从设计到调试、最后制作出一个作品，使学生动手能力得到较好的培养。但工作量大，难度大，也非常辛苦，这也是有很多同类专业的高校想搞却一直没有搞起来的原因。该实验室后来成为我们学校的亮点，学校常带人来我们实验室参观。

我以前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工作力不从心。修炼后我处处为别人着想，在利益上、在提职称上我都谦让，连当时我们学院的一位副院长说：“要是学院多几个象你这样的人，我要省好多心。”

从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九年，我被评为校先进、系先进，系上经常大会、小会表扬，就是被劳教两年回校后，我还被评为过学院先进。一个退了休的老领导在一次全院聚餐的饭桌上说我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好人。他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得到这样的评价，是很不容易的。

附二：高仲英在诉状中叙述了她遭受迫害的情况：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一手挑起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运动，为履行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我依法进京上访。先后被行政拘留二次、刑事拘留二次、非法劳教一次两年。

二零零零年一月在重庆市沙坪坝区白鹤岭拘留所行政拘留半个月。

二零零零年五月在北京崇文区拘留所被拘留七天，被强行灌食高浓度盐水迫害。

二零零一年一月在北京房山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二十天，遭遇电棍电击迫害，在我的脸上、颈子上、手背上被反复电击。在电击我时，我指出他们是执法犯法，他们说：“谁会给你作证，谁敢给你作证我们给你用了刑，我们现在端的江泽民给我们的饭碗，他叫我们干啥就干啥。”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二十三日在重庆市沙坪坝区白鹤岭看守所被非法拘留一月。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我被劫持到重庆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二年。在劳教所遭受了种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被罚站、罚蹲，挨打挨骂，被禁止上厕所，被手铐铐、被五花大绑、在重庆炎热的夏天在大太阳下被暴晒（名为整训），被胶带缠嘴造成呼吸困难。坚修大法不接受转化，被体罚、不让洗漱，不让睡觉等等。

二零零一年七月，劳教所搞了一个专门针对法轮功学员的一些规定，要我们法轮功学员签字，我们不签，被罚站。除了吃饭时间外，其余时间都被罚站，罚站时有时还在两膝之间被夹上一张纸，若夹不住掉下就被打骂。不准睡觉，不准合眼。谁合上眼睛就要被打骂，或者被筷子等物挑眼睛，七天后听说明慧网曝光此事后，才让我们睡觉。不准洗漱，在摄氏四十度左右的温度下，我们一部分学员身上长疮，有的还长了脓疮的情况下都不准洗漱；一个月后才解除罚站、解除不准洗漱。

由于持续罚站时间长，我们全身发肿，皮肤都要肿破裂似的，特别是我们这些长疮的学员，全身的疮被肿裂开流着黄水，真是惨不忍睹。那次我们学校来人看我，因为我脚肿的已穿不了鞋，脚上的疮还流着黄水。劳教所想掩盖罪行，逼着我穿鞋，后来找了一双大鞋子，也只是将几个脚趾装了进去，拖着一双鞋走出去接见，来看我的人都感到很吃惊。

在二零零二年三月劳教所为了强行转化我们，将我和邹华兰、张鲁元等五个法轮功学员押送到四川资中劳教所强迫洗脑转化三个月。

二零零二年八月劳教所为了强迫我转化，组织几个人专门对我进行洗脑。将我关禁闭室一个月，近四十度的高温下被天天罚站，禁闭室四周都是橡胶皮，在高温下散发出的毒气非常难闻，而我吃、喝、大小便、睡觉都在充满毒气的小小禁闭室里。而且还经常关门，就只剩下一个小窗口进一点新鲜空气。

在劳教所经常放污蔑诽谤大法、诽谤我师父的录像，强迫我们看，给我们洗脑，每次放这样的录像时，那些警察就提着手铐，吸毒劳教人员就准备一些洗脚毛巾、抹桌帕、宽胶带等站在我们法轮功学员周围，谁要提出抗议，就马上被拳打脚踢，用她们准备的那些东西堵住我们的嘴，特别是经常用胶带缠我们的嘴，常常让我们喘不过气来。有一些学员还被手铐铐，被关禁闭室。

在劳教所我们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药物迫害，有好几个法轮功学员都是被药物迫害后死亡。我也多次被药物迫害。

二零零一年七月底劳教所强迫给我们身上长疮、长脓包的法轮功学员擦药，由吸毒劳教人员带着塑料手套给几十个法轮功学员擦药，不换手套，擦了这个擦那个，特别是擦了长脓疮的法轮功学员后，手套上都是脓血，就直接往没长脓疮的法轮功学员的身上擦药，我们指出后，根本就不听，擦了约五天的药后，我们身上的疮不但没好，反而还长了脓包。重庆渝州大学的教职工周成渝就是因为那次强行擦药后长脓包，后被感染，被劳教所医务室给医治一个月后死亡。而且也是在擦药后，才安排我们洗澡。才解除不让我们洗漱的折磨。

大约是二零零一年五月，由于我脸上、身上长疮，劳教所要将我送医院检查，我请求炼功被拒绝，我被劫持到医院，经检查后开了一些吃的药和擦的药。回劳教所后我天天被灌药、被擦药。我强烈要求不能擦我的脸，而且我告诉她们不用擦药，我很快会好，后来她们同意不给我擦脸，只擦身上，结果我的脸真的几天后全好了。我坚持不吃药，那些吸毒劳教人员就强行给我灌，在灌药的期间常被打骂。她们不按药物的要求擦药，大约只能擦五天的药，她们强行给我擦了近十天，我强烈要求停药那些警察根本就不理，过量的药物造成我全身的皮肤干裂，疼痛难忍，全身象扎针似的刺痛，在这种情况下她们才停止擦药。

二零零一年十月，我咳嗽了两天，因为是周末，一般不送劳教所医务室治疗。到了星期一，我起床后就没再咳嗽一声。没想到上午九点钟左右，突然进来几个个子高大的吸毒劳教人员，要将我拖出去看病，不由我申辩非要将我拖出去，同舍房的法轮功学员都来阻止，她们强行将我拖了出去。因为我不从，她们将我的双脚捆上，从四楼将我拖到一楼，我的鞋子被拖掉，衣服被拖得只剩下内衣。她们在分队长谭清月的指使下，将我拖出大队后，我的膝盖被跪在地上拖，她们拖不动就抬，抬不动就拖，一直将我拖到劳教所医务室，医生问情况，我就主动给她说了，她也没给我做任何检查，然后就给我开药，我告诉她我没病，为什么开药，她根本就不理。那些吸毒劳教人员拿了药就又将我（我那时只穿了一双袜子）弄回四大队。回到四大队她们就强行将我拖到禁闭室，要给我喂药，我说现在已经十点多钟我都没咳一声嗽，你们凭什么还要给我喂药。她们根本就不回答我的问话，把我按到地上，用二把长把铁勺撬开我的嘴，将药灌入我的口中，我费力将药吐了出来，她们又用杯子用更多的药化成水，又给我灌，我又费力吐了出去，她们又第三次将更多的药化成半杯药水又给我灌，我再次把药喷了出去。整个过程我差点被窒息，我的头、四肢都被她们按住，胸口左右边各被一个吸毒劳教人员的膝盖压着，我连喘气都很困难，她们掐住我的嘴，用铁勺强行撬开我的牙齿，她们边骂边拳打脚踢，我被按在地上，头发、衣服全部泡在药水中。谭清月还威胁我说，如果听到我咳一声嗽，下午还要继续给我灌药。

劳教所参与迫害主要责任人：

重庆女子劳教所：杨明、舒畅、谭清月、薛怡

二零零三年我解教回校后至今，“610”一直把我当成重点监控对象。我的电话长期被监听，我一直受到沙坪坝“610”、派出所的严密监控。他们陆续派了很多人来监控跟踪我，特别是那些所谓的敏感日监控我的人剧增，给我和孩子增加莫大的精神压力。我上街、买菜、外出常常被跟踪监控。

二零零零年，为了让我放弃修炼，学校的党委副书记、组织部、宣传部、学生部的部长们轮流给我做工作，要我放弃修炼。组织部部长让我选择法轮功还是共产党，我明确的回答他，我选择法轮功。

我因为上访，跟众多的大法弟子一样，遭受到残酷的迫害，丈夫吓得离我而去，孩子小小年纪承受着家庭破裂的痛苦。从劳教所回来后，面对一个破碎的家，一个被无辜伤害的孩子，面对来自社会、家庭、单位的各种压力，心中无比感伤，怎么做好人就这么难。如果不是修炼，我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

在迫害期间，经济上也给我带来很大损失，在我被非法劳教的那二年，学校只发给我每月五百元的生活费，按离婚协议我每月还要负担女儿二百元的生活费，实际我每月只有三百元的生活费。回家后家庭已破裂，我没有任何存款，孩子需要抚养，我成了单位最困难的职工。刚回来的那些年，每年的岗位津贴也是单位最低的。两年后，我的工作量才恢复与其他教职工一样计算后，我每年都是超额完成，有时超额完成的工作量达三百多个教日，相当于我一年完成了二年的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