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被害离世 大庆郁桂香控告江泽民
郁桂香女士说：“我和丈夫关兆起，于1996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丈夫牢记真善忍，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久治不愈的病毒性心肌炎，心脏偷停、肺炎、腰肌劳损、双腿常年酸痛、习惯性流鼻血全都好了；我本人也患有心脏病、膀胱炎、二十多年腰疼、后背疼等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后，不长时间全好了，我们深刻的体会到法轮功的神奇，使我们身心健康，道德回升。”
“从1999年7月开始，江泽民未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独断专行，擅自设立非法组织“610办公室”并胁迫所有国家机关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他策划、指挥、监督和执行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他对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的信件和讲话形成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内部文件，成为迫害法轮功的命令和纲领。江泽民亲自建立了迫害的指挥系统，他通过在中共内部各级建立‘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和‘610办公室’，直接操控中共各级官员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郁桂香女士在控告状中陈述了她自己和丈夫被迫害的事实。
1.郁桂香女士与丈夫在北京的看守所遭毒打
2001年元月，我和丈夫依法去北京上访，被非法拘留在北京房山区看守所半个月，回来时，关兆起右腿从臀部到膝盖被房山看守所的警察打成黑紫色。当时，大庆石油管理局建材公司防腐管道厂书记姜佰超逼迫家人交了七千元钱作为接回的费用，至今未还。关兆起回来时，用人搀扶才能走。
我被送到房山区看守所，又把我带到闫村派出所，闫村派出所一个陆姓警察给我戴上手铐，一手铐在窗栏杆上，把我的袖子掳上去，打开窗户冻我，一手铐在暖气管子上，手铐铐的很紧，不一会儿，我的手就没知觉了，这个陆姓的警察对我拳打脚踢，持续打了我七个小时，打的我遍体鳞伤，坐在地上起不来，四十八小时后，又把我送回房山看守所，在房山看守所里，我受尽了酷刑，警察把我手背到后边去，手铐脚镣连在一起，使人坐不了躺不下，手铐越动越紧。每天还要拖出去毒打，拽我的头发往墙上撞，手铐脚镣整整戴了九天才摘掉。
2.暴力抓人、抢劫
2002年9月6日早晨5时左右，大庆市安全局、省安全处、大庆西宾派出所民警还有武警等几十人包围了我家的住所，5时30分左右西宾派出所民警叫门，并且把门镜从外面给封死了，我们不给开。僵持了半个小时左右，他们找来开锁的人，没开开。
楼下有一个当官模样的人（后来知道这人是安全局林姓局长），丈夫关兆起问：“你们想干什么？”林说：“有人报告说你家煤气管道坏了，我们来看一看，你把门开开。”关兆起说：“你在撒谎，我家用的是液化气罐，根本不是煤气管道，你们是想迫害我们法轮功学员。我们没有犯罪，你们为什么要抓我们？迫害好人有罪！你们不要做坏事！”
这时不法人员利用武警，从五楼邻居家阳台用绳子一起吊下来两个人，打碎了我家阳台玻璃，闯了进来，外面的警察和安全局的人一拥而进，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抓人。警察用洗衣机罩把关兆起头蒙住，有人抓起切纸刀的铁把猛砸他脑后，关兆起晕了过去，被戴上手铐，由两名安全局的人拖下楼。
我当时被一重物打倒，蒙着头，被三个警察抬着，一人拎着扣双手的手铐，另两人抬腿，从四楼抬到一楼，再抬到离楼门约60米的警车，手铐勒进肉里，勒伤一年多才好。
夫妻两个被绑架后，家里被抄的一片狼藉。所谓的“国家安全人员”把我们夫妻二人绑架后，对我家进行全面抄家，一共抄两次，他们抄走了我家的电脑、打印机、VCD、录放机、切刀、手机一台、传呼机三台、所有大法书籍、师父法像、真相光盘。还有现金和存折并冻结了所有存折的银行账户，存折和现金经家人多次去要，一年后才如数还给。
他们在我家看到一手机外包袋，便到处找，东西扔的满地都是，床也掀开了。当亲属来我家时，地上已无处下脚。就象刚刚被强盗打劫一样。房门被踹开，锁被损坏，家人要求安全局修锁，安全局人还索要了五十元钱。
2002年12月份，当时我儿子正在天津上大学，学校组织去澳大利亚培训学习，需要三万元钱，他从学校回家取钱，父母已都被非法关押，家里钱都被拿走了，孩子只好放弃了去澳大利亚培训学习的机会。
我和关兆起分别被关押在安全局招待所，关兆起双手反背铐在椅子上，他们把手铐狠劲铐，手铐都勒进肉里了。关兆起被铐在椅子上两天两宿，有个姓张的副局长打关兆起的脸，安全局不法人员折磨了他半个月，又把他送进大庆市看守所
3.非法判刑6年 大庆市监狱迫害
2002年9月21 日，关兆起被劫持到市看守所非法关押。直到2003年5月，让胡路区法院以“破坏法律实施罪”非法判刑6年，2003年6月2日投入大庆市监狱，关押在七监区。2003年11月11日因被狱警在身上搜出经文，被王英杰副狱长关押小号15天。在小号，吃饭不允许用筷子，只能用手抓，睡的是铁皮铺，不给被褥。
2004年3月下旬开始，大庆监狱对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残酷的强制洗脑“转化”，大部份法轮功学员都遭到了残酷的虐待。七监区长李凤江、十三监区长张春生、十四监区长曹保书，为了向上级邀功，充当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急先锋，对他们所管辖的十三监区、十四监区的法轮功学员关兆起、赵玉安、金生进行了残酷的虐待。
2004年3月下旬的一天，李凤江召开了分监区长、监舍主任会，具体部署了强制“转化”方案，并要求三天内必须“转化”，并指示：对强制“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采取什么手段都不过份；否则扣监舍主任包夹人员月考核，不给减刑，对有功人员月考核一等，怂恿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并挑起犯人与法轮功学员之间的仇恨。每个值班警察晚上值班都能通过监控看到犯人对法轮功学员体罚，却不闻不问。
2004年 3月22日下午1点左右，十三分监区监舍主任杨国军对关兆起说：“大队要求法轮功人员必须在3天之内‘转化’，写‘五书’，不写就24小时不让睡觉，只能站着，直到“转化”为止，咱们个人关系不错，在一起好几个月了，我们也不能动手打你，但你不写，那就24小时不能睡觉，只能坐着；否则扣我们考核，不给减刑，我也没办法。”
从3月22日下午开始，一直到24日下午，连续2天没有进展，监区长李凤江得知有些犯人碍于情面不动手，便使出坏主意，把两个分监区的法轮功学员对调，进行迫害，把关兆起从十三分监区调到十四分监区和法轮功学员赵玉安对调。
24日下午1时30分，关兆起被调到了十四分监区的楼上，监舍主任范兆尧让包夹人员把关兆起带到库房，问：“你还炼不炼了？” 关兆起回答：“炼！”话音刚落，罪犯范兆尧抡起拳头左右开弓，朝关兆起脸上打来，连续打了二十多拳，边打边说：“我让你炼，我让你炼。”关兆起的脸被打变了型，满口的牙齿都被打松动了。
罪犯范兆尧打累了，告诉包夹人员钟海滨、李来权、李大威等把关兆起弄到走廊迫害，他们几个犯人一起，拳头、棍子一起打，犯人李大威用刮铺木板子专砍膝盖，犯人李大威、李来权，用烟头烫关兆起的十指指甲，他们边打边问：写不写？看关兆起不写，他们又把关兆起按在地上，用棍棒、皮管子抽打。打的昏死过去，就拖到洗手间用凉水浇醒后，拖到走廊，再打。
关兆起被连续三次打得晕死过去，三次用水浇醒。后背没有一点皮肤颜色，全部黑紫色。直到下午3时30分，这些犯人们打累了，也到开饭时间了，就把关兆起绑在上铺的梯子口上，又晕死过去。
当关兆起醒来时，已经躺在所谓的“学习室”的椅子上，听到犯人范兆尧说：李凤江大队说了，对法轮功采取什么手段都不过份。关兆起要求找值班警察，犯人挡着不让见，警察更是躲着不见，关兆起被折磨的站不住，他们就用两个人架着，不让睡觉，不让坐着。不法人员们为了向上级邀功，犯人范兆尧代替关兆起写“五书”交给了大队。
28日上午，所谓的“学委”拿来诬蔑大法的试题答卷让关兆起答，当面被关兆起撕碎，29日，“学委”又拿来试卷，告诉必须答，试卷要交到狱里，由于关兆起没有按照他们给出的答案答卷，就继续被体罚，脚和小腿都肿了，脚肿的穿不上鞋，最初由红肿后来变成黑紫。一直到29日晚，连续8天8夜不让睡觉，不让坐着。
关兆起在大庆监狱被非法关押了六年，八十多岁的父亲想儿子整天郁郁寡欢，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于2005年9月去世。母亲想儿子，逢人就问我二儿子呢？后来达到每天要问几十遍，问到谁，谁就得骗她说你二儿子去新疆了，要不就哭起没完。因母亲看不到儿子，精神受到刺激，半年后，变成疯疯癫癫的了，整天得用人看着，不然跑出去，就找不到家了。仅仅是因为坚守“真、善、忍”的信仰做个好人，关兆起却遭致如此迫害，致使儿子无法为父母亲尽孝道，我和关兆起也无法在自己的儿子面前尽父母亲的责任。每逢年节，家人想起狱中的亲人，无不思念落泪。
4.郁桂香女士遭8次绑架 身心遭摧残
2002年9月6日，我被抓后，关在大庆安全局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一只手被手铐铐在椅子上，足足坐了五天五夜，他们不让我睡觉，我的脚肿得像馒头一样。由安全局长林志胜带领四、五个人对我一天三次非法审讯，每天晚上非法审问到十一点多，都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让我无从回答。主要就是让我放弃信仰，做我的“转化”。
安全局副局长王希彦用我儿子来威胁我，要把我儿子叫回来，不许他上大学了，我当时就揭穿他说：“你们也太卑鄙了，连个孩子你们都不放过。”
为了达到让我在审讯书上签字的目的，他们软硬兼施，期间数次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打耳光、谩骂侮辱。这还不算，为了达到对我的精神迫害，在我面前烧毁我视为比我生命更珍贵的师父法像。十天后，我被非法关押到市看守所405监舍。
在看守所里，因为要求无罪释放，姓韩（女）的狱警来踢我胸部，给我倒背手戴上手铐，她让四五个犯人按住我，拿厕所的抹布往我嘴里塞，我咬住牙不让她们塞进去，可是抹布上的脏水都喝到我的肚子里。因为那一脚踢的很重，我当时就咳嗽不止，一说话，咳嗽更厉害，（这种咳嗽症状，出来后两年多才好）。
由于戴着手铐我无法上厕所，我要求把手铐打开，狱警不给打，我就绝食抗议。韩姓狱警嫌那些犯人不管我，采取“连坐制”，只要我不服从监管，就让全监舍的人都码坐，挑起仇恨，让她们一个骑一个的坐着，中午也不让休息，致使犯人对我侮辱谩骂，加剧对我的迫害，在韩狱警的指使下七八个犯人拳打脚踢；她们把我从铺上抬起扔到地上，又从地上扔到铺上，反复几次，把我的脸都磕肿了，头发也被薅掉很多，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特别是前胸右肋骨处踢出一个鸡蛋大的黑包，疼得我躺不下、坐不起来，两个多月才好。
有一天我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程巧云晚上炼功，被值班狱警看到之后，第二天胡狱警让全监舍的人码坐到晚上十点多，饭也不按时给吃。第二天早上八点报号，白所长领着一帮警察来了，我和法轮功学员程巧云要求无罪释放，白所长指使胡狱警快管管，这时一帮警察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把我们两个一顿毒打。胡狱警又把我拖出去按到铁椅子上坐了一天，那铁椅子是特制的，两只脚和胸部都被卡死了一动不能动，并派两个刑事犯按住我的胳膊不让动。
在看守所我多次挨打，身体受到摧残、行动也不方便。2002年11月24日让区西宾派出所片警庞福成等俩人，把我从看守所接出又送到萨区治安拘留所，到了拘留所把我关到一间禁闭室里，又调来三个犯人看着我，每天要面朝门坐着。我没按照他们的要求坐，狱警于洪军看到后让我把脸转过去，我没配合，他就回去拿了皮带和教导员一起进门照我头部就开始抽，那教导员看我盘着腿，让我把腿拿下来，我不拿，他就开始踢我，他们两个把我打的遍体鳞伤才罢休。
2003年1月21日，他们把我送到哈尔滨戒毒所（后改名为黑龙江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我三年，到戒毒所医院检查身体不合格退回，于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五日释放。总共非法关押我四个月零二十天。
2004年9月18日，我和一个伙伴帮朋友看家，晚上七点多钟，突然停电了，我开门去看是否电表箱跳闸了，一开门一下子一个大手把我抓住，连喊带叫的闯进来六、七个人，当时把我吓的够呛，我以为遇上强盗了，原来是让胡路公安分局（现已改组）国保大队大队长康云凤（女）带领六人，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对我朋友家进行抄家，抄走我朋友家的电脑主机（后要回），抄走我的所有大法书籍、电脑笔记本、活动硬盘、手机、录音机，康云凤带领她手下拿走我的钥匙到我家抄走外挂刻录机一台。由于我不配合他们，他们把我拖上了车，绑架到了原让胡路公安分局，他们把我拖上了四楼，我的身体被折腾的哆嗦、抽搐，他们给我俩办手续要送看守所让我们按手印，我们不按，一个恶警说，没手续也送去，半夜十二点多他们又把我从四楼拖上了车。车开出去不远，当时我的身体抽搐成了一团，他们怕我死在车上，就把我送进了龙南医院。看我在医院被抢救，他们怕承担责任，给我办了取保候审。回家后得知让胡路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康云凤勒索我家里人一万元钱，说取保候审必须交一万元钱才能放人，一年后如没什么事如数还给，（五年后要回）。其中富裕刑警队队长姓胡的向我家里人勒索了三千元现金。事隔十多天，十月三日晚七点多，富裕刑警队队长姓胡的又给我亲属打电话（因我当时没在家），让我马上到市公安局去一趟，并威胁亲属找不到我怎么怎么样，我被迫流离失所。
2004年12月11日下午两点多，我在外流离失所又被绑架，让胡路公安分局伙同乘新派出所十多名警察由让胡路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康云凤带领闯入我们四人居住的住所，他们把我们各自带的钱洗劫一空。第二天把我们送进了大庆看守所。到看守所，我的身体被折腾的哆嗦、抽搐，看守所拒收。康云凤和她的手下把我带到人民医院。康云凤把大夫叫到一边小声说些什么，另一个警察也小声说些什么。之后由四个警察按着我，让大夫给我打针，扎上针，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看出他们串通医生，以造假的手段又把我送进看守所，在看守所，我绝食抗议，警察指使犯人每天把我抬出去灌食，因我不配合，食管插不进去，狱医齐红让四个犯人按着我，并把我的嘴堵上，我喘不过气来直到休克她们才放手。他们把我的嘴里、外都按坏了，血淋淋的，她们这种灌食方法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每天都有四个犯人按着我给我灌食，我有三次休克后又缓过来。
狱医齐红在看守所多年，专门给法轮功学员野蛮灌食。还有一个狱医姓于，看守所就这两个狱医都被谎言蒙蔽，助纣为虐，那个姓于的狱医给我灌食时拿皮管子在我鼻子里乱插，鼻子都插破了无数次，我说你当医生的怎么不讲点人道呢？他说对你们法轮功的讲什么人道，你死了与我们也无关。我告诉他善恶有报道理他也不听。每天灌食后，我都呕吐不止，直到把灌的奶粉都吐出为止，吐到最后都是豆油的颜色。我被迫害得不能走路，每天上厕所都是一个善良的刑事犯背我去。就这样他们还判我三年劳教。
2005年1月12日早6点钟，大庆法制办的人来把我们十名法轮功学员送劳教，他们把我抬到门口。当时我被迫害的骨瘦如柴，灌完食就呕吐不止。狱警冯静宇跟法制办的人说一定要把她送进去，说我不能走，都是装的，看守所的狱警一点人性都没有。我们被送到哈尔滨戒毒所医院检查身体，因我身体检查不合格又退回大庆看守所，于二零零五年元月十八日被释放。这次共非法关押我三十七天，绝食三十七天。
2005年9月23日早六点多钟，大庆龙南公安分局警察来我家敲门，因其没有搜查令没给开门，当时我儿子关瑞南正好在家，孩子本来大学毕应该在大城市找份工作，因爸爸在监狱，为了照顾妈妈，回到了大庆。可是刚回来一个月，警察就来骚扰，他们利用开锁大王打开我家房门，进来两个警察不由分说就给我按在地戴手铐，我儿子一看他们按住我，就上去拉着，一个警察用拳头打我儿子胸部头部，并用两手掐住我儿子的脖子，孩子脸憋得通红。我当时说，你们凭什么打孩子？警察说我儿子妨碍公务，扬言：再“妨碍公务”，把你儿子也带走。他们正往出抬我，我大伯哥、小叔子都赶到我家，他们制止警察往出抬我，警察说，你们再妨碍公务，把你们一块都带走。他们把我抬走后，又对我家进行抄家，在家人的制止下，他们只抄走了电脑的主机，后经家人多次去要还回。他们把我带到了大庆龙南公安分局，我身体开始哆嗦后来又抽搐，我儿子和亲属们都赶到大庆龙南分局要人，后来把我送到龙南医院抢救，直到下午四点钟医生要求转科治疗，龙南分局警察才离开医院。
2012年8月大庆油田公司“610”企图将我送到伊春洗脑班迫害未果。从1999年7月至今，我遭到8次绑架，3年多流离失所，带给我精神和肉体上巨大伤害，而这一切都由于江泽民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
